前言

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我之前的书《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从2016年黑天鹅事件乱飞讲起，书里谈的是我们要以怎样的一套分析架构来看待信息时代人人相连的社会经济与组织管理的发展。其中，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一方面见证了社交网络取代主流媒体后，同类相聚，成见增强，信息“茧房”现象严重，以至于世界民粹主义兴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代表民粹主义挑战着原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这股民粹风潮终于在法国大选中暂时得到遏制，马克龙的当选让欧盟的团结得以持续，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力抗美国的单边主义，并与中国携手维护着开放世界的多边秩序。近来，欧盟、日本自贸区的建立更进一步保障了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发展。

然而，意大利“五星运动”夺得政权，法国“黄背心”运动如火如荼，它们再次掀起欧盟内部的民粹风潮，马克龙再次成为风暴中心。而就民粹风潮中的“街头运动”来说，互联网能轻易地动员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但是每个人平常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自怨自艾又自娱自乐，互相难以理性协商。所以马克龙号召全法国举办大辩论，以社区为单位，让大家展开沟通，他甚至自己“下乡”进入各类社区参加辩论。全世界都在寻找新的治理机制，这不失为一个方法，当然，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面对信息时代的复杂社会，原来的维持社会秩序与全球治理的答案好像都失灵了。西方世界似乎进入了马克龙与特朗普“对决”的关键时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

但一定会有人问，马克龙与特朗普真的那么重要吗？他们都是民粹风潮催生出来的。特朗普就是美国民粹主义者推选出来的，因而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没有从政经验而能当选的总统；马克龙也是在民粹风潮中因法国两大党派都靠边站了，所以才以39岁自组新党之姿入主爱丽舍宫。他们都只是历史的“傀儡”吗？他们分别是美国文化与法国文化面对民粹风潮的必然产物吗？历史不是伟人创造的，刚好相反，历史有着自己前行的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真是如此吗？

我们要如何看待这股风潮的发展？这固然是一个学术性的深刻议题，但它同时关乎现实世界的未来走向。我们是否拥有一个回答未来走向的分析架构，而不是简单地说“民粹主义只是历史的小逆流”或“民粹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呢？

同样的问题也在我国发生了。大家总是在争论医疗、教育、住房问题该任由市场发展，还是由政府统管。为什么说这是类似的问题呢？因为我们总是以“英雄人物vs历史进程”或“市场vs政府”的二元对立思维来思考很多问题。以医疗为例，事实上，在美国的医疗机构中，社会性的医院（那些教会或大学医院的经费基本上来自民间，由社会贤达进入董事会，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院）占了最大比例，其次是商业医院，最后才是政府主营的医院（基本上是为了退伍军人之类的人而办的福利性的医院）。这让我们看到，医疗事业的治理结构不是简单的政府或市场的问题，而是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治理机制共同发力的结果。而东亚地区则呈现了不太一样的面貌，以中国台湾为例，公立医院占了最大比例，其次才是社会的，最后才是商业的。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评估中，中国台湾在医疗品质与保险普及上都优于美国。所以我们是又有了医疗事业的“东亚模式vs美国模式”吗？如果我们不以这样的思维方式看问题，那么我们有别的观点和架构来分析这些议题吗？

还有非常类似的问题，比如企业主会问：我的企业是要做大做强，还是要做久做实、基业长青？这似乎是不一样的管理哲学，它们也对应着十分不同的管理手法，这让企业主们有时难以抉择。那它们有无调和的可能？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企业既做大做强又做久做实，这可能吗？如果可能，要如何做到？本书从组织理论出发，谈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组织管理，正是要回答这类管理问题。

在我已出版的《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和《中国治理：中国人复杂思维的9大原则》两本书中，我将组织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并在其中探索了系统领导者如何以复杂系统视角来看待组织管理。而在本书中，我仍然会用“组织管理”一词。其实，在整个复杂系统中，我们要探讨的都是治理问题，治理在组织系统中包括三种“理想类型”的机制——层级、市场与自组织。如果是在社会系统中，则相应的有三类——政府、市场与社会。复杂系统一定是在这三类治理机制共融并存、相生相克中演化的。所以本书虽然以组织理论为核心，但有时亦会言及社会系统。狭义的“管理”原本的意义是“层级治理”，是由上而下的“控制”之道。但本书所说的“组织管理”，是指广义的“管理”，包括“治理”，治理理论是在管理学之下发展出来的。我在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十一章中采取了由上而下的视角，探讨一个组织的管理者在面对复杂系统时，要有什么样的管理思维。

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组织管理之道正是要管理者认识到，万物相互连接后的组织一定要超越控制思维，管理者不能再以单一的层级治理之道来管理组织，而必须看到多元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使系统稳定、高效，又能演化，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本书所用“组织管理”指的是复杂组织的管理者要如何由上而下看待多元治理机制的相生相克、共同演化，并提出因应之道。而本书的第四章到第十章正是从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理解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管理学是如何形成的。

本书由我14年来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开的本科课程“组织社会学”的讲义形成，这门课几乎每年都开，从只介绍各组织理论大师的思想及其启发的管理学，到“演化”出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管理学，并逐渐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把复杂系统的理论融入课程的架构，终于形成较完整的讲义。因为这是给本科生上的课，所以我避免了太多的理论陈述，故这本书可以被视为一本“复杂系统管理学”的科普书，当然也可以被当作本科层次的组织理论课本。

这门课程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刺激学生去思考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有什么特质。避免我们只知道照搬西方的管理学。所以，在课程开始的第一天，我一定会要求学生阅读两篇读物，一篇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另一篇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桃花源内，“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好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好一个人伦和乐的社会。“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好一个人际友善的世界。这个人伦和乐的遗世之地源于“避秦时乱”，避开那个“苛政猛于虎”的“秦制”年代。虽然陶渊明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样的理想社会是如何治理、如何运作的，但它却成了中国人一千多年来所向往的去处。

乌托邦里又是怎样的景象呢？

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密度，从而合理地利用城市现有的资源，乌托邦对每家每户的人口都有严格的规定：每家成年人不得少于10名，也不得多于16名。这样的数目正好可以保证每个家庭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每个城市必须有6000个这样的家庭。

在农村中，每户每年有20人返回城市（农村一户不得少于40人），他们都是在农村住满两年的。他们走后，会有从城市来的另外20人填补他们的空额，接替他们之前在乡村的劳动，这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体验不同的生活。

他们（乌托邦人）的精神世界极其活跃，毫无拘束。他们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赞扬和认同的宗教信仰。但即便如此，乌托邦人在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即只有一个至高的神……在本国语言中一致称其为“密特拉”……每当月杪或除夕这些节日的晚上，他们就会实行禁食，然后在教堂集合，共同度过一个没有邪恶、没有怨言、没有愤怒的夜晚，以前所有的不平与不满都在宁静的夜色里被沉淀、淡忘了……每逢月末或年末，在去教堂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妻子会伏在丈夫脚前，儿女会伏在父母的脚前，针对过去的岁月里自己的过错或失职认罪忏悔，乞求得到宽恕，这样真诚的道歉和忏悔又怎会得不到家人的原谅呢？

“乌托邦”一词已然成为西方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和桃花源不同的景象。它在明确的宗教导引精神的生活之下，又有非常清楚的制度设计，对人的工作、生活都有很多的规定，构成了一个小的共产社会。只是这样的社会理想到20世纪反而成为西方的新思潮支持者反对的对象，《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等反乌托邦的书因此红极一时，它们都指出，严格的道德与制度的束缚剥夺了人的自由。

但是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是，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治理理想似乎很不一样，这必然对我们看待怎样才是一个好的组织治理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也使得中国人孕育了不同的治理智慧。我们要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治理智慧？本书在最后将回到这个议题上，探讨中国传统中蕴含的复杂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