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南文化特点

六朝以后的江南，特别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方面，有不同于北方的鲜明特点：

其一，民性聪慧灵活、刚毅而坚韧。江南胜地，钟灵毓秀，气候温润，水域众多，河渠纵横。六朝以后，中国北方人口持续南移，人民治理水患的能力大为增强，江南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利用，逐渐成为全中国经济重心⁽⁵⁾。江南文人作品，包括诗词、文章、书画，每每表现出秀丽、婉约、轻灵、善变等特点，与齐鲁的儒雅、敦厚，燕赵的刚直、豪爽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在长期与江河湖海搏风击浪的斗争中，江南人养成勇敢、强毅、坚韧的品性。魏晋以后，尽管江南上层社会普遍崇尚文教，但下层民风还是勇悍刚强的。江南诸多文人表现出来的豪迈、旷达、洒脱之风，如东晋王羲之，唐代骆宾王、贺知章、张旭，明代徐光启、杨廷筠、陈继儒、陈子龙等，其实是强毅、坚韧特性的变形。

其二，崇文尚贤，重视教育。江南自然禀赋卓越，其地人民谋生较易，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便特别重视精神生活，重视文化。东晋以后江南士族多以文才相尚。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才华横溢，能诗能文。唐宋以降，崇文重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江南寺庙林立，宗教文化昌盛，是江南人重视精神生活的突出表现。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科举考试中，江南人成绩最为优秀，状元、榜眼等多出于这一地域。科举考试之外，凡与文相关的方面，文赋诗词、书法、绘画、音乐、雕刻、园林，江南均很发达。

其三，重视实践理性，发展商品经济。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密度高，不同区域自然禀赋有所不同，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的经济结构，已有粮食、棉花与蚕桑产区的专业分工。粮食产区面积最广，涉及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常州、镇江七府，棉花产区以松江为主，蚕桑产区以湖州为主。蚕桑区的中心是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四府交接地区，尤以湖州的乌程、德清，嘉兴的桐乡、石门和苏州的吴江等地最为发达。茶、苎麻、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等，也都有专业化生产，甚至植桑与养蚕也有分工。乌镇曾有远近闻名的桑叶市场，有些农户从养蚕产业链中独立出来，专门种植桑树、生产桑叶、运输桑叶、销售桑叶而不养蚕。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丝织、棉纺、陶瓷、制糖、酿造、造纸、矿冶、五金等，各有专家。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士大夫多兼农桑之业，亦农亦商、士商一家的情况相当普遍，商贾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⁶⁾对于宋代以后商人地位的变化，清代沈垚说：

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世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⁷⁾

与商人地位提高相一致，一些读书人也比较注重治理生计。常州著名绅士赵翼辞官回乡以后，便开设当铺，置办鱼塘，出租土地，很会治理生计。常州的庄家、恽家等缙绅大族，没有一家不讲究实际，不注重生活质量。大学者顾炎武也是理财好手。他四处游走，每到一处，都很注意那里的土地问题，发现什么地方有开发价值，就在那里投资垦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去经营，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寻觅新的发展空间。在江北的淮安，山东的章丘，山西的雁门之北、五台山的东面，他都垦过田。海宁人陈确（1604—1677）明确认为，学者都应该懂得治生，读书、治生是“真学人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⁸⁾。

对于这方面，钱泳（1759—1844）有两段话，很能反映他们义利兼顾的心态：“银钱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则难于运用，少则难于进取。盖运用要萦心，进取亦要萦心，从此一生劳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随之衰惫。须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节以经理之，则绰绰然有余裕矣。”⁽⁹⁾“商贾宜于富，富则利息益生。僧道宜于贫，贫则淫恶少至。儒者宜不贫不富，不富则无以汩没性灵，不贫则可以专心学问。”⁽¹⁰⁾这种财富观，相当实在，既不是唯利是图，也不是耻于言利，而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

其四，重视实学，分工细密。重视实践理性的同时，必然重视实学。这里所说的实学，主要指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之学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学。在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之学方面，明清两代江南学者都相当突出。明代东林党人的那副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江南读书人关心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长期居住在苏州的唐甄（1630—1704）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清代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学方面，江南学者成就很高。晚明时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数学、地理等方面，中国兴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最突出的代表是徐光启（1562—1633）、杨廷筠（1557—1627）、李之藻（1565—1630），这三人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徐是上海人，杨、李是杭州人。他们没有因为那些学问来自西方，就漠视、轻视甚至仇视，而是认真分析，虚心学习，意志坚定。其中，徐光启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众多西书，编写了《崇祯历书》等书，涉及天文、历算、数学、地理、物理、哲学等方面。他提出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¹¹⁾，是对待西方文化最为大气、理性的态度，代表了当时中国对待西方文化的最好水平。李之藻在引进西学方面的影响，仅次于徐光启。他与传教士合译了《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名理探》《寰有诠》等著作，在西方数学、地理学、逻辑学输入方面，贡献甚大。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跟着这一传统下来的江南学人，最著名的是王锡阐（1628—1682），吴江人。西洋历法传入以后，朝廷、学术界聚讼纷纭，几番讨论。王锡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仔细验证，历时三十年。正因为有此一丝不苟的精神，他发现、纠正了西方历算学的一些错误和不精确之处。笔者对明末以后科技学者的分布情况做了一个统计：阮元等人所编的《畴人传》（包括续编、三编与四编），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苏75人，浙江44人，安徽32人，江西12人，其他省份均不超过10人。⁽¹²⁾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而密集。

江南学者重视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注重到社会现实中做调查研究，从调查中获取、验证、修正知识。在这方面，徐霞客（1587—1641）、顾炎武与顾祖禹，最为突出。徐霞客历时三十多年，不畏艰辛，不顾危险，到全国各地旅行考察，留下极其丰富的实地考察资料。他以科学精神治地理学，一切以实测为基础，前无古人！顾炎武之治学，有一半时间在各地旅行，考察、观察。他旅行时，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另外用两只骡子驮着书籍和日用品，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就到坊肆中将行李打开来，进行对照、修改。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等名著，都是这样一边考察一边修改出来的。他在《日知录》中讨论制度、风俗等内容，很多得自调查所得。无锡人顾祖禹（1631—1692）著《读史方舆纪要》，历时二十一年，十易其稿，他的方法与顾炎武一样，将考察实践中所得资料，与文献对照，“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¹³⁾。这是道道地地的科学精神。这部书被当时学者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作”。梁启超认为此书在研究方法上是“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¹⁴⁾。

重视实学，必然重视日用技艺。明清时期，江南读书人特多，但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大多数富余读书人，将精力投放到日用技艺方面，专精一技，专擅一长。专精一技，不但能获利，也能出名。诚如袁宏道所说“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¹⁵⁾。那篇日后收入中学课本的《核舟记》，脍炙人口，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篦、绣衣、绣鞋、丝毯、编织、玉器、牙雕、红木雕刻、竹雕、石雕、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在江南都发展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其五，注重物质生活，讲究物质享受。与经济发达相伴而来的，是江南人讲究物质生活。唐宋以后，江南人相当讲究物质生活。明清江南人讲究排场，追求新奇，已是普遍现象。明洪武年间，朝廷曾对庶人服饰做过很多规定，包括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等，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等。但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饰，早已冲破朝廷规定，一改布素而追求绮罗锦绣，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追求奇异翻新，妇女饰物以金银为美，镯环以贵为美，以多为胜。

厌常喜新，去朴从艳，天下第一不好事，此在富贵人中之家且犹不可，况下此而贱役长年、分止布衣食素者乎！余乡二三百里内，自丁酉至丁未，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湘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象也。⁽¹⁶⁾

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女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余对湖州太守陈公幼学曰：近日老朽改古诗一首。太守曰愿闻。余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¹⁷⁾

服饰的纹饰也出现了团龙、立龙等龙形纹饰，逾越名分。妇女的饰物，首饰以金银为美，镯环必珍珠宝石，以贵为美，以多为胜。富裕人家如此，贫苦人家也被卷入这个潮流，“不论贫贱富贵，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¹⁸⁾。范濂曾说：“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¹⁹⁾胥吏、屠贾、倡优等下层人士竞相效尤。时人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样，“间有老成不改布素者，则目指讪笑之”⁽²⁰⁾。

饮食方面，明初还比较俭朴，到明中后期，奢侈成风：“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²¹⁾城市流行在戏馆宴客，“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²²⁾。“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遝，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也，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能食。”⁽²³⁾

在这种讲究吃穿、追求享乐的奢侈风气中，上海地区也不例外。自宋以来，上海地区除了个别时期，或因倭患，或因闭关，商业受到影响，风气由奢向俭稍有敛缩，绝大多数时间里，风俗崇华黜素。据记载，在明代中后期，上海风俗由俭入奢。崇祯《松江府志》称：“吾松正德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云间据目抄》称：

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好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²⁴⁾

特别是清代康熙以后，海禁开放，贸易兴隆，粤闽晋商帮寓居上海，衣必华鲜，食必精细，日日酒宴，夜夜笙歌，夸富斗豪，愈演愈烈。

在这种讲究物质生活的奢侈风气中，上海地区的人似乎走得更远，想得更深。最典型的是明代上海学者陆楫，他专作奢侈有益论，从个人与社会两方面进行论述。他认为，从一人一家而言，崇俭自是美德，“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崇俭则未见得有益。因为没有繁盛的消费，就不能刺激兴旺的生产，没有兴旺的生产，必然影响大众的生计。他的结论是，传统的崇俭恶奢观念并不完全正确，禁奢崇俭并不能使民富裕，而奢侈倒能促进经济繁荣，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²⁵⁾这种见解，不但在江南，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也是空谷幽兰，极为罕见、珍贵，有学者认为它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曼德维的观点相似。⁽²⁶⁾

其六，勇于挑战传统，张扬个性自由。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南方“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²⁷⁾。明清江南挑战传统纲常名教，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吴县人冯梦龙创作改编“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乌程人凌濛初整理编写“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浙江兰溪人李渔写《十二楼》等一批言情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期艳情小说多出在江南，在社会上流传极为广泛，“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²⁸⁾。这些小说谈吃穿，谈情色，谈游玩，谈雅好，所表现的思想、情趣、格调，与官方倡导的东西大异其趣，也是对官方倡导的压抑人性的意识形态的反弹。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表明，江南盛行艳情小说，与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民情风俗有内在联系，作者主要是江南文人，故事发生的地点也主要在江南，如扬州、苏州、杭州，“这些地方自明代中期以来工商业特别繁荣，是盐业、纺织业、铸造业、图书业的中心，而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在秦淮河及南运河两岸的歌楼画舫应运而生。这些地方是富商大贾集聚之处，市民力量较大，封建统治相应地薄弱，风俗趋于淫靡，逐渐形成春画与艳情小说的发源地而向全国扩展。清代严禁淫书淫画便是以这一带为重点清查对象的”⁽²⁹⁾。

以上六点，综合反映了江南文化中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发展、重视满足普通百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特点。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管子、墨子、商鞅、荀子，直到南宋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重视民生日用、重视实用实效的实学精神的弘扬，是中国文化自身滋长出来的现代性。到了近代上海，这些特点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成为近代海派文化中重利性、大众性、世俗性与开放性特点的直接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