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亚洲四国之行

失去光明

我叫曹晟康。像你从前面了解到的那样，我是一位盲人。

盲人就是有些人口中的“瞎子”，但你最好不要当着我的面说这个词，哪怕你是无心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个词是对所有视障人士最大的侮辱；第二，如果被我听见，你会永远失去我这个朋友。

有的人天生就看不见，这对我们盲人来说是一种幸运。你别以为我在说瞎话，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没得到过某个东西，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那么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又怎么会为从未感觉到的东西开心、失望、兴奋、难过呢？

一位盲人最大的不幸，是他看见过光、看见过颜色、看见过周围人的笑脸——他看见过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那一年，我8岁。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记得自己8岁时的事情，尤其对于大多数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的孩子来说，8岁时的生活太普通了。在那个年代，8岁小孩的生活无非是在上小学二三年级，早上和一帮小伙伴叽叽喳喳地去上学；无非是盼着早点放学，好“扔”下书包和小伙伴出去撒欢；无非是期盼黄昏进门时从灶上飘出来的饭香味，要是有肉香味就更好了，可惜太少了。

许多男孩在八九岁的时候，心智都是极不成熟的，不知道浑身上下哪来的一股倔劲儿——可能是天给的。如果他们遇到芝麻大的小事，一言不合，就能说翻脸就翻脸，说动手就动手。

我8岁时就是这样的。当时的我太瘦弱了，站在男孩堆里像根绿豆芽。直到从14岁时开始练武术，我才逐渐长成了一个身强体壮的男孩。这是后话，我以后再说这段经历。

我当时太瘦了，吵架倒没什么，动起手来准是吃亏的那一个。现在想想不能说不后悔，我实在是太犟了，还敢对着一个比我大两三岁、一把就能把我推到路中央的强壮男孩耍犟。

或许上天给我这根“豆芽菜”的犟劲儿也比其他孩子多，在此后的一生里，我吃苦也是因为这份犟劲儿。我之所以能做成什么事，就是因为这份死心眼的犟劲儿。

那年冬天，我所在的村子的颜色主要是黄、灰、黑。黄色的是村子里的土路和路边收割过后的秸秆。灰色的是天，是云朵，是人们的脸色——当时人们在冬天就是这么惨兮兮的样子。黑色的是煤块、烟囱和烟。淮北的冬天很冷，人们靠烧煤取暖。

这是我最后看见的世界。因为一件现在想不起来的琐事，我被一个男孩一把推到了路中央，正巧被一辆路过的拉煤的拖拉机撞倒了。那时候村子里的拖拉机不多，但偏偏有一辆拖拉机经过，还恰巧撞倒了我。上天给我留了一条命，但是我的右胳膊粉碎性骨折，一双眼睛越来越不顶用。

后来，妈妈说她看见那个男孩推了我，亲眼看见的。因此，那个男孩躲在家里一个星期没敢上学。按照今天的做法，我们应该起诉他并要求赔偿，或许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才不会这么苦。可是我的父母没有这么做，他们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想的是，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连找上门去理论一番都没有。

我不知道父母后来有没有为自己的善良或者说懦弱而感到后悔。后来我做了好几次手术，从当地医院一直到省城合肥的大医院，治疗时间长达半年。这些治疗花光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所有积蓄，还导致家里欠了一屁股外债。

在治疗眼睛的这半年里，有件事是我不太愿意提起的，我甚至不敢回想。因为每想起一次，我的心就像被改锥扎过一遍似的，有那种滴血般的疼。

其实在合肥治疗的过程中，我的视力还没差到现在这种程度。我还能看见两三米以内的人影，虽然分不清男女，也辨不出颜色，但不是完全看不见，还算有点希望。

我应该不吭声，默默地接受这种视力就是最好的治疗结果，然后跟着父母出院回家，带着这点希望一般的影子，小心翼翼地窝在村里过一辈子。

当时的我没有这么做，我年纪太小了，无法理解眼前多彩的世界为什么突然只剩下了影子。我又哭又闹，成天吵着要上学，要回去和小伙伴一起玩。

我的父母没办法，除了哭泣和叹气，几乎没有别的回应，他们是那样老实巴交的农民啊！后来，我听收音机里说“一夜愁白了头”，他们当时是不是愁白了头？我不知道，也没办法知道了。

隔壁床的病友或许一直把这些看在眼里。出于好意，他对我的父母说，他有个舅舅是上海的一家大医院里有名的眼科医生，让我的父母带我去看看，或许事情还有转机，毕竟我才8岁。

我的父母听后十分高兴，立马拜托这位病友写了介绍信，还准备了大包小包的家乡土特产，然后就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准备带我去上海求医。

我其实不太想去。我是说，我并不想去下一家医院，去喝那些苦药汤、打针、闻刺鼻的药水味。更重要的是，待在医院里的我什么也干不了，躺在床上像一只病猫，只能看看眼前经过的影子。

我想回家，想回去继续上学，继续和小伙伴一起学习，过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日子。父母得知我的想法后告诉我，去上海的大医院治一治，一旦治好了，我的视力就和以前一样了。我心里一激动，就这么跟着去了。

到了上海，那位所谓的“名医”看了他外甥的书信和我的病历，立即夸下海口，说我这都是小问题，好治，在他这里治一治，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回去上学了。

我在一旁亲耳听到这句话时，乐坏了，更别说我的父母了。我心里想着家乡的小伙伴，想着学校。后来，不管是多苦的药汤、多疼的针尖，我都忍下来了。我太想回去了，太想看见村子里的小伙伴了。

没想到才吃了几天药，打了几天针，我的视力不仅没有逐渐恢复，反而越来越差了。原来在两三米之内我还能看见个影子，现在只要超过一米远，就算大象在我眼前晃悠，我都看不见。

父母见我这样又急了，赶紧找这位“名医”问是怎么回事。名医倒是挺淡定，说这在医学上叫“反复”，也就是治疗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时好时坏的状况。他让我们不要灰心，要坚信情况一定会好转的。安慰完了之后，他又开了几个疗程的药，又让我打了几天针。

我们都信了。我们没办法不信“名医”啊。

我记不清就这么过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总之，我的视力还是不见好转。父母再一次把我带到那位“名医”面前，这回他倒挺干脆的，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就意识到我已经来晚了，应该从一开始就找他治，那样的话治愈的概率会更大。他当时没有拒绝我，是可怜我，不想让我太失望。现在这个样子，神仙也回天乏术了。而且，眼前这点影子以后没准也会消失。

听完他的话后，我的父母愣在那里了。

在今天来看，这算不算医疗事故呢？我不知道。可是在当时，他只说了一句：“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我看病，你们不要挡在这里碍事。”我的父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然也没有上去就和大夫动手。我说了，他们是那样老实巴交的农民啊！那个医生只用了一句话，就把我们一家三口支到了走廊里。

我们在医院里站了一个多小时，我看不见父母的表情，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就那么站着。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听到了人来人往的脚步声、叫喊声、痛苦的呻吟声……还闻到了那股医院特有的刺鼻的药水味。我害怕极了，问父母我们现在要干吗、要去哪儿。我其实想回家，可是我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一个多小时之后，父母依然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一向老实，甚至可以说是懦弱，只能把这半年来的疑问、委屈、心酸、痛苦，连同双眼再也看不见的儿子一起，默默地带回了家。

那时我年纪太小了，预料不到我以后要历经多少艰辛。听见“回家”两个字时，我就已经忘掉自己失明的痛苦了。我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今后要作为一个残障人士来面对这一生。

从回到我期盼已久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变了。

完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