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宋词向来与唐诗相提并论。宋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绚丽多姿的百花园里另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它悄悄地在民间萌芽生成，于花前月下文人歌伎的诗酒宴会之间汲取着芬芳的养分，日益滋润成熟，终于成为一种可以与唐诗分庭抗礼的新的抒情格律诗体。它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侧重于个人的享乐私生活，突出表现抒情主体享受人生过程中的细腻感官感受、幽隐心灵体验、曲折情感历程，形成“言情”与“侧艳”的文学特征。其间，又不乏天才作家“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随意挥洒淋漓。唐圭璋先生编篡的《全宋词》共计辑录两宋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词作约二万首。孔凡礼先生又编得《全宋词补辑》，增收词人一百余家，词作四百三十余首。

词这种独特的抒情诗体式，最初是配合隋唐之际新兴的音乐——燕乐歌唱的歌词。其特点是每首词都有固定的词调，而且“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不能随意增减变换。词的格律变化繁富但又十分严格。根据词的不同侧面特征，它又有许多别名，如曲子词、乐府、乐章、歌曲、琴趣、长短句、诗余等等。词的最初创作大都活跃在中下层文人之间或民间，一九〇〇年一个偶然机会，在敦煌鸣沙山第二八八石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为我们研究词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不仅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同时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那种质朴与清新的特点，风格也较为多样。到了中唐，填词的文人逐渐多起来了，其中著名的有张志和、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刘禹锡在洛阳时以《忆江南》词调相唱和，并自注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依曲拍为句”的提出，总结了唐代配乐填词的经验，把词的写作自觉地提高到倚声填词的新阶段。晚唐五代，出现了词史上第一个创作高潮，涌现出“花间词人”、“南唐词人”两个优秀创作群体。宋以前词人的系列努力，已经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词的发展，从大的范围来看，可分成北宋词与南宋词。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北宋词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创作时期。第一是晏殊、欧阳修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这一期的小令创作，与唐末五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第二是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柳永长期生活于歌伎舞女之间，他一面继承敦煌曲子词的传统，一面从民间的“新声”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使他在形式、内容、手法以及语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他大量创制和运用慢词形式，从而使其成熟并得到推广，成为两宋词坛的主要创作形式；他汲取民间文学营养，创立了俚俗词派。第三是苏轼词风暂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苏轼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入词的创作领域，追求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词中往往以自我为抒情主人公，突出自我的主观情绪，表现个体的心灵矛盾，清雄旷达。苏轼成为北宋词坛最具变革精神的词人。第四是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在传统的“艳情”的题材范围内寻求新变，具体表现为言情体物时之炼字炼句和谋篇布局更趋精致工整，词风更趋富丽堂皇，奠定了“雅词”创作的基本格式。他们的作品，被南宋雅词作家奉为创作之圭臬。宋室南渡以来，小朝廷始终笼罩在外族入侵的阴影之下。歌词创作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得不走出象牙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苏轼的豪放词于此时发挥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汇聚成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创作流派。随着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追求词的“风雅”化的文人创作倾向再次占据词坛主流地位。姜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密丽幽邃、王沂孙的晦隐缠绵等等，名花异卉，灿烂辉煌，将“雅词”的创作带向颠峰。南宋词人的努力，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段，同时也使歌词成为脱离音乐的文人“案头文学”。

千百年来，历代都有无数读者为宋词折腰倾倒，“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沈增植《菌阁琐谈》），各取所爱，各得其所。一些优秀的宋词选本，如胡云翼先生编选的《宋词选》，一版再版。在“鉴赏辞典热”中涌现的优秀著作，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种《唐宋词鉴赏辞典》，也畅销不衰。宋词的名篇佳句，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编选这本《宋词精品》，就是为了引导、推动这股喜爱古典文学、喜爱宋词的热潮，适应广大读者渴望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宋词、欣赏宋词的需求而做的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