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凌霜红

凌霜红是我的“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曹公孟德《短歌行》中句）的朋友，名凌伶，吴兴（今曰湖州）人，长我几个月，所以有幸曾同狠毒的那拉氏老太太和无能的光绪皇帝住在一个四海之内，虽然只是极短时期。借曹公乐府诗这一联，我要“转”章取义，干脆变换为大白话，是：因为种种机缘而离别怀念时多，以致谈和宴都很少，可是何时想到他，就兴起深深的感激之情。以下就围绕着怀念和感激说下去。

我们最初认识，乞援于据常情推论，是五十年代初，他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图书科科长，其实就是图书馆馆长，我编语文书，主要还是旧习不改，好杂览，要常到图书馆去，其时图书馆占用原公主府西路最后一层宫殿式的房，工作人员只有三四个，所以入图书馆之门，就经常见到。印象是长身而不玉立，走路迈大步，上身略前俯，目凝视，总是认真负责的样子，单看面部表情，有点迂阔，不知怎么，常常使我想到冯废名。他以何因缘来到出版社，来之前有何经历，尤其学业方面的经历，我都不知道。所知的一点点是他善于买书，因为他不只勤，常跑书店，而且在行，尤其古典方面的，看添置的书就可以知道，向歆录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四部九流，都如数家珍。这样，也因为其时书价不高，出版社为买书不打小算盘，只是短短几年，图书馆的储存就很像个样子了，大部头如《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以及重要的多种丛书，都有，可不在话下，专说类书，连天字第一号的《古今图书集成》也买了。书之外，关于他，我的所知还有，他能刻印，因为图书馆进线装书，盖收藏印，那印就是他刻的。其时我是数口之家，“难得”无饥，所以没有托他而他就帮我搜书的经历。可是杂览，或查对什么，就可以不多费很多力，跑北京图书馆，而所得，又真是难以数计，所以就应该感谢他了。

一晃到了1957年，来了整风。我是五十年代初，三反五反运动中挨过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耳闻运动之声，鼻嗅运动之味，就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是上方的命令是提意见，说缺点。说缺点？这还了得！古有奉旨骂贼之事，今则变为奉旨骂旨，怎么办？日夜焦思，远，乞援于李斯、王荆公的什么书，近，乞援于方苞、俞樾之流的制艺文，勉强凑成一篇轻挑剔而重歌颂的小论，交了差，静候裁定。说静，是就身而言，至于心，那就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其时是隔那么三天五天就散发一份材料，内容是某某的反动言论，表示某某已经加上右派之冠。且说有那么一天，散发一份材料，翻开看主名，竟是凌伶。我和他不在一组学习，如何批判，不知道，当然也不敢打听。有时还会遇见，为保己身之命，要装作划清界限。我借了方望溪、俞曲园之流制艺文技巧的助力，过关而没有被关尹留下，而凌伶就再北上到北大荒去了。以湖州的土著，北移数千里的北大荒，其困苦可想而知。我怀念他，或者说，还不只他一个，可是在那个年月，不管加什么冠，都可能，子不以为父，妻不以为夫，况只是泛泛的同事乎？所以也只能装作忘却而已。

又一晃若干年过去，也许是六十年代中期吧，听说他放还了，原因不是后来所谓改正，是足部冻伤，腐烂，住农场医院，用墨子害取其小的原则，放弃了脚趾，命保住，算残废，依政策还是依恻隐之心呢？不知道。总之他就由北上变为南返，先到北京，然后妇唱夫随，到江苏太仓，因为他夫人是太仓人，被安置在新华书店或文化馆，也许先是新华书店，后是文化馆。推想是头上还有冠的，又因为我在大时代中颠簸，先则往干校接受改造，继而衣褐还乡去领一天八两的口粮，自顾不暇，除了有时从隋树森先生那里传来一声“凌伶来信，问你好”，可证双方都知道对方仍食息于人间以外，我们还是没有恢复交往。

其后是迎来龙年大变，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弯之转几乎是一百八十度，单说与这里有关的，不只他，头上有冠的大众都变为光头，我则领粮票之地又换为北京，并且到出版社过昔日的编写生活。写信，只要不说违碍的话，没有人过问了，于是我们恢复了交往。古人说，“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们是相隔两个千里，明月可以共，谈心却只能用书札。写得不算勤，但断断续续，也就使我能够进一步认识他的学识和才华。当地人士近水楼台，当然就认识得更清楚。他能写能画，还能刻印。写的内容最丰富，由浅入深说，一是书法，无论用毛笔还是用硬笔，写秀劲的小行书，都可入妙品；二是写文章，由寄来的太仓文史资料看，他写得不少，而且像是还参与编的工作；三是写诗词，这是旧玩意儿，他很当行，可见是有多年功底的。与诗文相比，他的画也许出品更多，常常给我寄来即是一证。刻印，我只求过一次，推想在当地，求他用铁笔刻画的一定不少。此外，他还通金石文物，也喜欢金石文物。总之，旧时代夸奖书生，常常用“博雅”两个字，我想加在他头上，他是当之无愧的。

后来终于有了一次对床夜话的机会。是1981年9月下旬，我主编的《文言常识》在上海排印，为最后审校清样，我到上海去。太仓，由原来的远在天边变为近在眼前，我理应（情更应）忙里偷闲，到太仓去看看他。赶上国庆印刷厂休息，我真有了闲，就先写信通知他，10月2日早班汽车前往。准时到，车站在太仓西门外，下车，看见他在不远处立着，还是那样认真，注视着下车的人群。我们会了面，相互细看看，意思是与记忆中的昔日对比一下，说：“都老了。”然后是回了新东街他的家。碰巧他夫人不在家，他做饭。对坐，吃饭，对坐，闲话，像是有好多想说的，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好都说说近况。远况，尤其北大荒的苦难，我们都不愿意抚摸旧伤痕，一字未提。尔后到街上看，游了公园，还到西街看了张溥的故居，入大门有小院，周围是双层的木结构楼房，确是古香古色。想看看王烟客的深宅大院，说在南园，早没了。又问吴梅村的故居，说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住所，房南就是小河，夜里，枕上听水声，算是又尝一次江乡的风味。因为忙，第二天早晨就原路回了上海。这次会面，也留下一些物的痕迹。其一是到上海之后，张㧑之先生送了两瓶浙江名酒，大概是五加皮吧，我往太仓，带去一瓶，回北京之后不久他就寄来一幅对饮图的画，桌上的酒瓶用的是写实主义的笔法，画的就是这瓶酒。其二是我带去一块由南京路朵云轩买的图章石，请他刻“中行无咎”（出于《易经·夬卦》）四个字，我回北京之后不久寄来，至今还常用。

太仓一别，又是十年以上没见面。交往未断，除书札之外，他常寄来诗和画，我只能报之以木桃，即如果有不三不四的书出版，就寄去向他请教，真心求他指点谬误。他像是分而治之：排印错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他就灶王老爷上天，好话多说。举近事为例，我的《诗词读写丛话》，后面夹带二百多首我的打油诗词，取痴人说梦之意，标名为《说梦草》，寄去请他指正，他不改误为正，反而倒打一耙，来信说：

读了大作《说梦草》，诌了三首诗，抄在下面。我大抵宋诗看得多一点，自己觉得缺乏唐风，请多加指教。

神州板荡战争频，历劫犹存“六代”（案我刻一闲章，文为“六代之民”）身。比似杜陵真大幸，新欢难泯旧啼痕。

曾共宣南访砚田，虫沙历劫隔云天。不因斥逐遂相忘，行役江乡续旧缘。

等身著作更何疑，最爱黄绢幼妇辞。论学我当居末席，愧无厚殖解君诗。

奖掖的话，我不敢当；我注意的是，三首诗，竟两次提到“历劫”，此外还有“斥逐”“啼痕”，可见旧事他并没忘，只是心照不宣罢了。这使我心里很不好过。

再说寄来的画，前后多幅，最近的一幅是李翱（向药山惟俨）问道图，画面是药山禅师袒胸，跏趺坐二松树下，身旁摆一长颈瓶和两函书，李翱着官服立在对面。左上方题（原无标点，加，有抬头，免），先引李翱见药山后写的诗，词句是：“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然后写：“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参大风堂本写唐人诗意，以奉中老，永充禅悦，即乞慧正。凌霜红。”题语中有“禅悦”，有“慧”，可能是因为我写过《禅外说禅》，就以为我既然谈禅，就必离悟不很远。如果竟至这样想，他就错了。其实我是望道而未之见，因为我不是如药山那样，“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意为不再需要戒定慧），而是因思念多而不少烦恼，离戒定慧还有十万八千里。那么，像这样的画，我要怎样对待呢？曰，无妨正打歪着，即悬之座右，算作老友的一种希冀或勉励。于是它就不入箧而上了墙，并于其旁定一条不成文法，如果有时还是因情障而心如不系之舟，就看看这幅画，设想有老友在身旁监督，努力趋向禅悦吧。这样，也许真就会有进益吗？那我就要向远在江南的霜红老兄致谢，因为到桑榆之年，他给了我更大的帮助，使我至少能够明白，为道应该日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