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曹家琪

偶然翻看《启功韵语》，第三一页至三二页有《鹧鸪天》（前题）一首，文曰：

挚友平生驴马熊，驴皮早已化飞鸿。鄙人也有驴肝肺，他日掏来一样红。身反侧，眼惺松，窗前日色已朦胧。开门脚步声声近，护士持来药一盅。

其下括号内有小字注，文曰：

驴者曹家琪，马者马焕然，熊者熊尧。曹于去年病逝于此，遗体作病理解剖，然后火化。

看一过，感慨万千。想说说，有关的事和思绪都过于乱，如何下笔呢？只好不避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先说启功先生，这几天又病了，住在北医三院。前两天我去看他，斜坐在病床之上，虽然仍旧谈笑风生，眼却似睁似闭。问病况，说得绘影绘声，病因则他也不知道。我推想，这仍是多年来我所评，“能者多苦”，其境况的“一种”表现。说一种，因为还有其他，如手提日用杂物之包，离家出走，东躲西藏便是。总之是累的。谁让他多能呢！他无可奈何；他之外如我，自然更无可奈何。只好改说别的，仍回到《鹧鸪天》。此词调连续三首，下有题目“就医”，为1973年住在北医后库病房时所作。挚友三人，排第一为驴，即本篇想写的。宜于由疏而亲，也说说那二位。熊为美国留学生，记得是研究寄生虫的，在启功先生的黑芝麻胡同寓所见过几次，印象不深。马相反，见次数很多，印象很深。他是启功先生小学同学，二人生辰差旧历小尽一个月。小时候弟兄，离不开，恰好住得也不远，于是每天晚饭后，必登黑芝麻胡同之门。宅在街南，启功先生住南房，东两明，为活动室，西一暗，为卧室，靠东南墙放一双人木床。晚间闲谈之会多在卧室。马坐位有定，床上东南角倚被摞；态度有定，用耳而不用口；离去时间有定，主人卧床之前。记得古人谁说过，勿言难，又每晚必入室对面坐的这点情谊，都使我高山仰止。可惜其后启功先生由北城的此住所迁往西城的小乘巷，我也离远了，就几乎不再见到这位马先生。是八十年代前期，有一次我往小乘巷，马先生也来，多年不见，他很热情，竟变为健谈，并提及我当年曾说过什么话，我却早已忘了。他还说，他仍住在南锣鼓巷，希望我有暇到那里串门。我仍是老毛病，很想去，却忙加懒散，没有去。大概是两年以后吧，一次又往小乘巷，问马先生情况，没想到，就在不久前，归道山了。那二位说完，言归正传，说驴。

曹君绰号为驴，想是因为头长，因而面也长。面长，何以不名为马？我提出此疑问，是因为我在北大上学时期，有个同学面长，姑隐其名，据说是暗藏的官方爪牙，人背后称为马面先生；而且曹君身材高大，似乎与马更接近。但既已名为驴，追问理由也就成为多余。又想到还有个不合理的，是五十年代前期在黑芝麻胡同常听到的，是：“老驴，水缸又空了，提水！”其时曹君年刚逾而立，不只居室中，连心目中也还没有如意佳人。曹君是上辅仁大学时期启功先生的学生，离校后就真成为“入室”弟子，这入室有二义，其一是如马先生，每晚必到，其二是自来水龙头在室外，提水必入室内也。这是说，曹君与启功先生的交谊非同寻常。说这些，与本篇有什么关系呢？看下文便知，有偏于我和偏于他两项：偏于我，是由于他，我才得识启功先生；偏于他，这也是他古道热肠，友朋中稀有之一证。

正传传主为曹君，应该从头，由与曹君相识说起。是1947年，我走投无路，由人介绍，到北京贝满女子中学任语文（其时名国文）教师。一年之后，曹君也来任语文教师。常见面，很快就觉得他率直豪爽，诚实热情，而且重义气，有古游侠之风。我老习惯，对于合得来的，一贯推心置腹，于是没有几天，虽然他比我年轻十岁上下，也就成了互相关心，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原籍京北怀柔县，总是家道不坏吧，在北京鼓楼东北某胡同买了一所房子，其时他就住在那里，同住的有祖母和父母。其后这所房子卖掉，他迁到鼓楼东南方的秦老胡同，是租用一大户的东房，木板地，很讲究，书桌等是红木的，启功先生所赠，推想是住房由多变少，清出来的。这个住所我常去；我住在鼓楼之西，他也不断来。总之，夸大一些说，近于形影不离了。依照世风，友情也不能不扩张，于是就由他而结识启功先生。记得第一次进谒是在鼓楼西北部的前马厂，不久启功先生迁往黑芝麻胡同，我就成为座上的常客。这里又须岔出一笔，说说与启功先生的交往。先总说，是四十年来，因为他多能，我无能，我借他的光，无限之多，还报的只是两个字，麻烦。再分说，也不能过于具体，因为那就会没完没了。且算作小总说吧，我为己，求他画过画，不只一次，求他写过字，更不只一次；求他为所存书画等题过字，不只一件；求他为拙作写序，不只一本；求他为拙作写书名，也许超过十次吧。转而说为人，那就不得了，大到匾额，中到条幅，小到书名，究竟有多少，是连我也说不清了。他这是代我还账。可惜是永远也还不清，因为在有些相识的眼里，我能登上浮光掠影楼，就有大力。有没有力，我不敢断言。敢断言的是多年与启功先生有交往，就得了大利，要字要画是大中之小者，大者是听言语，亲謦咳，学了人生之道，读作品（包括书画），学了治学之道。所有这一切，饮水思源，当然就会想到曹君。

《论语·公冶长》篇说子路的志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说志，说愿，有没有做到呢？不知道，总之在子路眼里，这并不容易。可是以此来衡量曹君，他却不只能做到，而且常常过了分。说“过”，是因为不止于“共”，而是干脆奉送。只以我们两人间的为例，他知道我喜爱所谓文玩，就把他本当韫椟而藏的一些法书、名画、佳砚等送给我，好像既然是相知，不这样慷慨就不够义气。义气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小，是有关我的切身问题，宜于如何处理，我常常当局者迷，不知如何是好，问他，他总是如俗话所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迟疑，不客套，当机立断。其二大，是四外看看，无人，可以把心里的话扫数吐出来，以略抒既不敢怒又不敢言的闷气。有此经历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月，没有过命的交情，是决不敢这样大胆的。

这过命的交情，可以吐露心里话，还有个余韵，这里也说说。是大革命的热闹时期，曹君早已由贝满女中右迁到河北师范学院去教书。这个学校有迁居的瘾或遭遇，先在天津，曹君的如意佳人陈女士就是在那里邂逅的。其后迁北京，再迁宣化大野地，三迁石家庄。是迁到北京时期，外调之风刮得许多人心惊胆战，有一天，有个外调的找我。依不成文法，要随传随到，纵使总是皱着眉头。见面，是个三十上下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很意外，平心静气地说明来意，既未威吓，又未辱骂。来意是：据说曹家琪的思想有问题，我是曹的朋友，希望我据实说说。很遗憾，对于这位至少面子上也把我当人看的外调者，我也只能以政学系的应世之道，“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待之，因为如果说人话，即据实陈述，曹君就更加难得活下去了。

说更加，是因为其时曹君的处境已经大难。大革命来了，幸而其祖母受天之祐，前几年死了。可是父母还在，地主成分，所谓怀璧其罪，依照红卫英雄的口说之法，要打回老家去。两位老人都血压高，回去的当天下午，他父亲被押往街头，暑天阳光下揪斗几个小时，第二天就见了上帝。求死而得，也算幸运；可是还剩个老母，曹君只好两头跑，身心的劳瘁可想而知。这其间，我们无暇，也无胆见面，只通过一次信，记得他的只简短的几句，其中一句是“家中粗安”。我知道“粗”中有文章，但后面有“安”，推想不过是打打骂骂吧，没想到其中还有最严重的。但后来也就明白，是不愿意我分担过多的愁苦，这也是重义气的一种表现。

为家里人，为朋友，他费尽了苦心，也许正是因为费力加苦心，他病了。是大革命的火热稍减之时，其时他已经移居和平里，有一天到我家里来，说患了感冒，总是不好。我没有在意，以为像他这样健壮的汉子，决不至被病压倒。万没想到，过不很久就听说，因为感冒总不好，转为肾炎。对于肾炎，我只知道是慢性病，还不知道有可能加重，成为不治之症，所以有一次见到他，只劝他慢慢将养，不要着急。其后他们学校迁往宣化，他带着妻子，也到位于宣化城西南二十里的荒野去住。大概是1971年的秋天，我由干校放还，在张家口的女儿家闲住，随着女婿到宣化，想看看曹君的病，也看看宣化葡萄。先写信约定，至时骑车去，近午到。他们全家都很高兴，买肉，杀了自养的鸡，曹君到厨房烙饼，都喝了不少酒。我女婿是内科医生，饭前后，曹君拿出病历给他看，并述说诊治的经过。我旁观，只觉得曹君的脸部有些胀；女婿呢，安慰他，说应该如何调养。我仍然以为，慢性病就是这样，总得慢慢将养；但何以竟至这样缠绵，也真是不能明白。回来的路上我问女婿：“你看曹先生的病怎么样？”他的答话使我如闻晴天霹雳，是至多能活两年。

不久，他的病真就重了，送到北京，住在后库的病房里。我怀着见一次少一次的心情去看过他几次。他的脸更加肿了，说是吃激素吃的。我还记得女婿的分析，是这种病，时间一长，走下坡路，就没有办法，所以对面闲谈，多话旧，感到很凄惨。他却满怀希望，并相信有朝一日可以出院，回到陈女士和两个儿子身边去。其后是希望的成分逐渐减少，担心或说怕的成分逐渐增多，怕一旦真绝了望，陈女士无力承担这样重的打击。天地不仁，人力微弱，我也只能说几句心口不如一的话，算作无力的安慰。是1972年的晚秋吧，我离开北京一个时期，由外地回来，立刻到医院去看他。走进病房，看躺在那个床位上的不是他，我一愣。邻床的那位长期病号认识我，看来同曹君也有深的友情，也一愣。默对片时，他终于不得不说，是曹君已于一个月前下世。我问死之前的情况，是更加担心陈女士不能承担，连续两次，医院想用电报通知家属，他说宁可他写信，以免震动太大；弥留之际，医生让他迁到别的单间病房，他恳求不要动，以免陈女士赶来，看到原床位无人，受不了。他仍是为别人想得太多，又有什么用呢，最后还是走了。

近些年来，先我而去的相知不只一个，像他这样性格的却只有一个。再说一遍，人力微弱，我能做点什么呢？勉强说，只是1976年，借启功先生为陈保之老先生书自作论书绝句三首，陈老先生和三首的机会，我也和了三首，最后一首是：“马厂斋头拜六如，声闻胜读十年书。獐（谓章五，启功先生内弟）熊笑貌今犹见，泪洒西州忆老驴。”算作我没有忘记他，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