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方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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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

威廉·夏伊勒的一生横跨20世纪的大半时间。1904年,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将近90岁时在波士顿去世。他曾目睹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件。

“我父亲的生活总是使他自己都感到惊讶。”英格·夏伊勒·迪安在为《这里是柏林》而写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说道。这本书收集了夏伊勒从纳粹德国发回的无线电播音稿,正是《柏林日记》所涉及的那一时期。她继续写道:

他来自艾奥瓦州一座宁静的小镇,在现代史上最动荡的二十年中,喀布尔、乌尔、巴比伦、德里、巴黎、维也纳、柏林……这些城市接连不断地使他目眩神迷。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巧合将他带到那里。他给我们讲故事,关于穿越阿富汗山间峡谷的旅行、在印度伴随甘地一道前进、在纽伦堡大会上看到的令人惊畏的戏剧性场面、柏林战时灯火管制后浓重的夜色以及炸弹坠落时的尖啸声……这些故事就像风筝一样飘飞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尽管他看到和知道的这些事已逝去有一代人的时间。

实际上,如果说(正如夏伊勒常说的),有幸在合适的时间位于合适的地点是一名伟大记者事业的基石,那么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对他是再垂青不过了。[1]在这十年开始时,夏伊勒担任驻印记者,记录了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发展;在这十年结束时,他又在柏林对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动的一系列可怕事件做了第一手记录。

《柏林日记》始于1934年,当时夏伊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欧记者待在巴黎。1935年,他前往柏林从事新工作,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环球新闻服务社。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赫斯特解散了该机构。随后,夏伊勒又被爱德华·莫罗聘用,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具有先驱意义的无线电广播组。莫罗——夏伊勒的合作关系,以及现已成为传奇的来自伦敦和欧陆的战时广播,标志着国际新闻报道新时代的来临。

“这本日记的主题,”夏伊勒告诉我们,“除个别情况外,并非是其主人,而是欧洲,日记作者怀着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观察着它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的大道狂奔。”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柏林日记》是第一本未经新闻审查的记录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书,理所当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41年7月出版后,夏伊勒的书立刻成为最畅销书;到8月份,已经印刷了35万本。直到珍珠港遭袭后,《柏林日记》仍然高踞畅销书榜首。

今天的美国读者可能习惯于将1941年12月定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柏林日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教育机会。夏伊勒这本书一开始便扣人心弦,对当时德国生活的目击报道也令人兴奋,同时还抓住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第三帝国的崛起,以及即将到来的冲突是如何无情地步步逼近,直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被完全卷入。在无懈可击的证据引导下,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事出突然、形态变幻的事件演变过程,直到其最终成为历史。例如,夏伊勒对德国入侵波兰后希特勒帝国国会演说的描述:

整个演说都保持一种奇怪的旋律,似乎希特勒也被自己打造的困境搞得头晕目眩,甚至还感到一点绝望。不知何故,他的演说不能令人信服,帝国国会中欢欣鼓舞的气氛也明显不如上次会议,其实那次会议的重要性远不如这次会议。乔丹一定也有同感。当我们准备将演说翻译为英文时,他嘀咕道:“听上去像是天鹅最后的歌声。”实际上的确如此。

作者客观地预言道:“明天,英国和法国可能会参战,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夏伊勒在柏林又待了十五个月,直到1940年12月才返回美国。在葡萄牙登上“埃克斯坎宾号”轮船后,他写道:

一轮圆月悬挂在特茹河上,里斯本以及大河对岸群山中的无数灯火闪闪烁烁,轮船则静静地滑向大海。已有多长时间?除里斯本以外,整个欧洲都灯火全无。欧洲大陆西南角这一小块地方还燃点着灯火。在这里,文明还未被纳粹军靴踏碎。但是下周、下个月、两个月后又如何呢?希特勒的大军难道不会攻占这里从而熄灭最后的灯火吗?

在六十年后再读这段话,需要片刻思索,才能理解其令人吃惊的含义。我们突然间理解了,夏伊勒提出的问题尽管言辞华丽,但绝非浮夸之词:当他那天晚上沿特茹河顺流而下时,无论是作者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合上了自己的《柏林日记》,漂流在不可知的生命之河,历史渐渐远去,等待人们去书写。

小詹姆斯·麦斯提赫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