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无锡乡镇企业发展与苏南模式形成的回忆
今天，无锡已正式进入全国万亿GDP城市俱乐部，海澜、华西、红豆、阳光、澄兴、三房巷、双象等一大批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现已成为无锡经济大厦的顶梁柱。如果把它们比作一棵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它们这些当年被称作的所谓“草根工业”，是如何一步步长成参天大树的呢？
我是1979年从江苏省军区转业地方的军队干部，从1981年调入无锡市委宣传部的20多年来，亲自见证和亲历了无锡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历程，并积极参与了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有关重大事件、重点工作的推进及苏南模式的研究与探索，从中人们也许会找到一些答案。
1983年初，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原属苏州地区的无锡县、江阴县划入无锡市，原属镇江地区的宜兴县也划入无锡市。这样，为适应这种市管县的新体制，加强对三县一郊（无锡县、江阴县、宜兴县和无锡郊区）农村工作特别是乡镇企业工作的指导和推进，无锡市委宣传部专门设立了农村工作处，我先后任指导员、副处长、处长、研究室主任，后来任市委宣传部部委委员，并兼任无锡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主席，先后在郁谦、陈璧显、俞世福、宗菊如、周解清、徐一平、王立人等领导和指导下，与市相关部门紧密配合，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的工作，支持和推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一、大力助推解放思想，为乡镇企业正名分
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中央连续发了几个1号文件，特别是1984年4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国家农牧渔业部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报告》，明确表态支持农村兴办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但实际上阻力很大，困难很多。在我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机关，由于有些同志不熟悉农村，不接触农业，不了解农民，听说要放手发展乡镇企业，很不理解，忧心忡忡，他们说，允许农民办工业，等于同城市工人抢饭碗，那么，城市国有企业怎么办，工人阶级地位怎么体现？有的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是资本主义的温床，专门挖社会主义墙脚，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市委宣传部作为不管人财物的意识形态部门，不少同志对乡镇企业的态度尚且如此，而那些管计划、管物资、有实权的部门同志对乡镇企业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名正言顺”。意思是名不正，言不顺，事难成，只有名正才能言顺，才能办成事。面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我们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文件精神，首先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正本清源入手，为长期蒙尘的乡镇企业洗脏水，去污垢，正名分。那几年，我们通过开大会、举办培训、讲座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研讨会、座谈会，大力宣传乡镇企业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多次接受任务，执笔编写中共中央1号文件、4号文件宣讲提纲和辅导材料，由市委宣传部通过下达文件和《无锡宣传》杂志等途径，宣传乡镇企业是改革开放中农民的伟大创举，是农民致富的“命根子”“聚宝盆”“贴肉衫”，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先行者，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我由于从小出身农村，对农村很有感情，市管县后，我又专门从事无锡乡镇企业的宣传工作，熟悉乡镇企业第一手材料，所以宣传部召开部务会议、工作会议和学习会议，常安排我先发言，讲一讲三县一郊的情况，讲一讲乡镇企业的发展状态。那几年，我不仅在机关逢会必讲乡镇企业，而且先后到高校、党校和驻锡部队及无锡军分区宣讲乡镇企业，强调中国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乡镇企业，也不能没有乡镇企业家。《乡镇企业是自己而不是“异己”》（《江南论坛》杂志1994年第4期）、《论社会主义乡镇企业家》（《农民日报》1991年2月27日）、《重建现代企业主体新论》（宋绍光、孙克强等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7月）。
今天，人们也许对发展乡镇企业不以为然，此事再平常不过了。然而，当年从“文革”中过来的人们，在谈“资”色变、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气氛下，不少人总是担心会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弄不好那是要倒霉的。然而，我们在市委领导下，理直气壮地宣传乡镇企业，受到全市农村干部群众的欢迎。不久，我在调研和演讲稿的基础上，写成《从无锡乡镇企业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长篇调查报告，被《人民日报》以《科学社会主义在无锡农村的伟大实践》为题目，用近一个整版公开发表。《南方日报》等全国数十家地方媒体转载，中国地区开发促进办公室将它编入学习教材，印发全国，影响颇大。一次，市委接待办的同志跟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平时接待任务就多，你这篇文章发表后全国很多人涌到无锡来参观、学习，无锡大门都快被踏破了，我们接待部门快招架不住了，都是你那篇文章“惹的祸”，应该由你们宣传部来接待才是！无锡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告诉我：我们县乡镇企业局、县供销公司和不少企业都将《人民日报》上你的文章复印了许多，有的复印了几十份、上百份，分发下去，放在身边，带动全国各地用于谈项目、谈合作，他们说作用比广告、名片效果还好。一个叫严公然的老干部，专门带着报纸找到市委宣传部看我，对我说：“胜平同志，你这篇文章大树了无锡乡镇企业的威风，不仅为乡镇企业正了名，提高了无锡的知名度，而且宣传了公有制经济的成功，世界资本主义者看了都要为之颤抖……”我说您老人家言重了。他却认真地说，在世界上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名声一直不大好，资本主义者一直在攻击我们，你的文章有根有据地论证了公有制经济的成功，他们难道不害怕吗？”我与严公然原来并不认识，至此我俩成了忘年之交。不久，199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集中了各地的反映，刊发了对该文评价的读者来信《一篇有说服力的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
二、勇于触及时弊，为乡镇企业发展鼓与呼
无锡乡镇企业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上人们对它的轻视、偏见以致排斥，而且还受到了当时顽固的体制机制的束缚和羁绊。
1985年的一天，我在江阴县青阳镇“五朵金花”之一的江阴人造革厂调研，无意中厂长曹林元跟我谈到，他们为了引进大型彩色塑料生产线，到北京跑了五十多次，前后盖了700个图章，县委书记成强与镇党委书记徐发鑫在会议上说，现在到政府机关办事太不像话了。曹林元对我说“现在中央表态支持我们办乡镇企业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难办，难办事，办事难啊。”他不经意谈到的事例和一番话，使我感到震惊。回到无锡，我在《无锡日报》读者来信栏目中读到一封来信反映的正是此事。于是我沉思良久，连夜不眠，我重新研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马上以人造革厂的事例，写了一篇学习邓小平讲话的学习体会，实际上是评论文章。翌日，我稍加修改后誊写，作为自发来稿寄给了《人民日报》。我在文章页眉上注明“此稿如若不用，敬请退回”。事情过了两个多月不见动静，我估计稿子不会用了，但稿子并未退回。但到了第三个月，一天，我在办公室里蓦然看到1987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745个图章与45次进京》为题目刊发了我的文章。能够在党中央大报上为乡镇企业排难解忧发声，我心中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感到很高兴。
不料，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轰动，在我市一片哗然。在全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人民日报》接到不少来信来电，质疑此事，认为是天方夜谭，有些报刊还发了质疑的文章。在我市一片哗然，是因为全市乡镇同志众口叫好，而在市级领导层面不少人感到震惊。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手里拿着报纸，手点着那篇文章，心中大为不悦，说怎么搞的，谁把无锡的事情捅到了《人民日报》上？并在会上责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宗菊如：老宗，你是怎么回事啊？《人民日报》记者来无锡采访写稿，你是怎么把关的？市领导原以为作者是《人民日报》记者，当听说作者就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于是，对宗部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宗部长回来，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也将我狠批了一顿。他质问我：“你写文章为什么不让我审阅就发稿？”我说，“这不是调查报告，也不是新闻报道，这是一篇学习邓小平讲话的评论。”他说：“你文章中的例子是哪来的？”我当时说了一句是根据《无锡日报》读者来信上反映的。不料，他又把《无锡日报》总编辑尤纪泉叫来办公室，也批评了一顿。尤总是个资深报人，他对市领导和宗部长的批评很不服气，他说：“你不应该批评我和胜平，我们作为党报有责任反映改革中的问题，胜平写文章呼吁解决基层办事难，也没错，你应该顶住压力才是。”听了这番话，宗部长的情绪方才平静下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那一段时间，中央和国家不少部门打电话到无锡市相关部门询问此事，问办一个项目要盖745个图章究竟是真还是假，有的武断地说，这是造假，是不可能的事，应该追究作者责任。宗部长和我压力都很大。不久，国家计委领导派专人到无锡来了解此事。一天上午10点，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打电话到部里，副部长蒋履松接的电话，蒋部长对我说：“北京派人已到无锡，调查745个图章等情况，这次不要我们讲情况、讲理由了。他们请你今天下午2点半之前必须把745个图章等真凭实据拿来，否则……”，我听了蒋部长的话，二话不说，马上打的直驱江阴青阳镇。来到人造革厂大门口时，时表已过11点，厂长曹林元一见我说，老远就冲着我说，“胜平你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乡镇企业要给你记功呢！”我说：“别开玩笑了，麻烦已经来了。”当我说明来意后，他说：“不怕，证据多着呢，先吃饭！”我说：“老曹啊，你赶紧派人把745个图章和45次出差的发票全部复印一份给我，否则这个饭我吃不下去！”
下午2点半，当我把厂方已复印好的745个图章、45人次出差票据复印件，包了一大捧，沉甸甸地，送到市政府办公室，那位副秘书长和几个我不认识的来人，看着这些复印资料不吭声了。我退出办公室，之后再也听不到责难我的声音了。
后来我到北京出差，《人民日报》的同志告诉我：这篇文章是评论部主任周修强从稿海中发现的，并亲自作了编发，但周主任已经病故。这篇文章确实写得非常好，中央多位领导同志都提到你这篇文章，给了很高的评价。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时任中央领导主管意识形态的胡启立和杨尚昆、闫明复等领导来《人民日报》视察工作时，在会议上讲话，他们以我这篇文章为例表扬《人民日报》敢于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此事还写入了有关会议纪要。
彼时，王兆军同志以745个图章和45次进京为案例又写了一篇文章《机构传奇》，刊发在1988年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再次呼吁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同时，他组织创作和拍摄的六集电视片《时代的大潮》在1988年1月7日开始连续播出，其中运用745个图章和45次进京的素材，创作拍摄了若干形象化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镜头画面，反响很大。一篇文章以及后来的电视片，极大地动摇了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的政府机构改革。今天来看，如果没有当年的那一场鼓与呼的风暴，如今人们随处可见的市民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服务等便民措施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还有个小趣闻，1991年12月，无锡市承办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无锡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优秀文学作品授奖大会，会议在金城湾宾馆举行，大会上有一位受奖作者是广州军区老作家章明，他获奖的题目是《从“745个图章和45次进京”所想起的》该文以我那篇评论文章所反映的素材，用文学夸张的手段进行了再创作，会议期间，他发现会务组名单中有黄胜平，随即与我联系而相识，当他听说我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评论而所受到的委屈不无感慨地说：“真难为你了，本次获奖的奖金应该给你，他又说，‘如果此事还有人给你找麻烦的话，我不妨再来写一篇杂文曝光，看他们对你再怎么样！'”
三、总结推广典型，为乡镇企业发展树标杆
办乡镇企业，让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为机器工业的工人，这是一件亘古未有的新事物。为了按照中央精神引导和推进无锡乡镇企业上水平、上规模、上台阶，我们市委宣传部和市体改委，在1988年1月开始，在全市城乡开展了推荐乡镇企业改革人物的活动。通过几个月的自下而上的推荐，有60多名在改革中成绩突出，和有一定代表性的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包括部分基层党政干部，受到推荐。在这基础上，我与市体改委喻国荣同志将这60多位同志的先进事迹，编辑出版了《他们走在改革的前列》（《农民日报》1988年6月29日）一书，并选择了华庄镇党委书记朱伦昌等四位同志的事迹，推荐给无锡电视台，拍摄成4个专题电视演讲节目，分别在无锡电视台和江苏电视台播出。不久我又配合市委肖国兴秘书长和相关部门，邀请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黄健中，组织拍摄了反映无锡乡镇企业家的艺术性纪实电影《异军突起》，在全国放映。而后，我根据手中大量的材料向市委宣传部领导建议，会同农村口子向国家农业部、国家体改委等部门推荐朱伦昌、许福民、史俊棠、祝海初、王永寿等，作为无锡城乡改革的代表，评为全国首批经济改革先进人物。当时我代表市委宣传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首批全国改革先进人物颁奖大会。
那几年，我和宣传部的同事们风里来雨里去，一直奔波在三县一郊乡镇企业第一线，通过会议、文件、媒体等多种渠道总结推广了江阴华西村、青阳镇毛纺厂、无锡太湖针织制衣总厂（即红豆集团前身）、宜兴县分水二建公司总经理裴仁年、宜兴第二化学试剂厂陆锡明、丁蜀镇蒋泉荣、无锡郊区水产养殖场许福明、电子元件厂蒋元豪等50多个典型单位和人物。
对于华西村，刚开始人们以为它只是个农业的典型，其实该村是苏南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典型之一，村里的繁荣和发展主要靠办工业得以支撑，但在当时以农业为纲的年代，华西办工业的经验不能宣传，在新华社一份内参中被称为“江南深宅大院里的秘密武器”，仅作内部高层通报。为了系统地宣传总结华西村的发展乡镇工业的经验，1984年我在该村前后蹲点两个多月，撰写了《从田间走向大路——关于华西村实现农业向工业转变的经验》（载《无锡日报》《太湖飞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和《村庄里的都市——关于华西村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巡礼》（载《文明新花放异彩》，江苏省委宣传部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
无锡县港下镇的红豆制衣集团董事长周耀庭，虽然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企业家，但他适应市场经济快，在企业的管理、科技、品牌、人才和人力资源建设方面，有见识，有创新，更有绩效。我先后到该企业来来去去调研两个多月，与陈建刚、周鸣江、龚新度、王希科、黄照和、刘连红都成了好友，最后写出长篇调研报告《红豆为什么这样红？》。红豆集团当时已经颇有名气，几乎天天有媒体记者来，稿子请周耀庭送审时，我对他说，我们准备将此文向中央权威刊物《求是》杂志推荐，在未公开发表之前，请稿子不要外泄，周耀庭很尊重我的意见，在其他媒体不断地向他要素材要稿子时，他始终没有将稿子脱手。三个月后，即2008年第18期中共中央《求是》杂志正式发表了这篇长文，全国100多家大小报刊都做了转载和摘登，影响很大。周耀庭专门请我和宗部长吃了一顿饭，以示谢意，临走时还给我们两人各送了一件红豆衬衫，我们坚决不收，但周耀庭说，这篇大文章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要胜过数千万广告费效果，无论如何都要收下这两件衬衫！
1990年春节一过，我又与宣传部副部长郭宝成带队赴深圳、珠海采风，从39家无锡人办的特区企业中，选择了江海电子公司总经理丁钦元、蛇口晶石电子公司冯建昌、虹兴电子公司总经理任炳南、深圳利达丝绸公司总经理庄全生、香江塑料制品公司潘允、中外合资深圳依富利化工公司蒋大明等一批典型，在《无锡日报》（1992年6月13日）、无锡电视台系统地宣传了他们闯特区、抢市场、走世界的先进事迹。
那几年，我受市领导委托，还邀请南京、苏州、无锡等市的作家陈辽、林震公、刘建凌、王稼句、陶文瑜、吴翼民等众多作家，先后撰写了100多位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家，出版了《太湖飞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艰难的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江南明星闪耀的地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无锡农民超国界行动》（新华出版社1993年）《时代的弄潮儿》（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江南潮》（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大潮集》（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国的脊梁》（作家出版社1994年）等数百万字的作品，《红旗》杂志1988年第3期为此刊发了《唱给当代农民的颂歌》的评论。同时，我还为无锡县委、江阴县委、宜兴县主要负责人分别组织撰写了《发展壮大乡镇规模经济 增强市场竞争力》（作者何正明《人民日报》1993年8月20日），《培育主体发挥科技队伍作用》（作者张伯端《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日），《加快实施沿江开发战略》（作者翟怀新《人民日报》1993年5月30日）等署名文章，总结农村发展经验，探索区域发展新路。
四、办党校、抓冬训，为乡镇企业发展培养人才
办乡镇企业，靠城市“星期天工程师”和优惠条件引进人才，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长久来看，还得靠乡镇企业人才队伍自身的培养和提升。在市委宣传部的推动下，无锡县硕放乡最早在全省和全国办起乡镇党校。1985年1月，我在中桥坐7路公共汽车，专程去硕放乡总结该乡党校培养人才的经验，《新华日报》（1984年7月31日）头版以《农村乡镇企业人才哪里来？——无锡县硕放乡党校举办乡镇预备干部培训班的调查》为题发表，在此基础上，我执笔撰写了全市加强乡镇党校的调查报告——《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 大力办好乡镇党校》，以市委宣传部【锡宣发】1984年24号文件和市委组织部【锡组发】344号文件，向全市基层下发，同时向省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进行了报送，使无锡的经验在全国得到传播。
培养乡镇企业人才，还有一条重要途径是狠抓农村冬训。每年在元旦来临之前，市委宣传部都要集中力量举办一年一次的农村冬训，对象主要是乡（镇）和村两级党组织和行政主要领导、经济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分管领导、宣传委员以及条线干部。80年代初期，全市有140多个乡镇，每年冬训都要集中培训一次，主要是组织学习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文件，特别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文件，列出若干重点课题进行宣讲和讨论，切实提高农村干部和乡镇企业负责人政治业务水平和管理乡镇企业的能力。
五、指导乡镇企业改进和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引进和管理工作
无锡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也是空前的大开放。无锡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工、农民工，即后来的新市民，成千上万地涌入无锡，80年代中后期，无锡“三县一郊”的外来劳动力至少在300万以上，这些外来劳动力来无锡后，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和服务业，都是在第一线的重活、脏活、苦活岗位上工作，为无锡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无序的引进和粗放的管理，也给无锡农村带来了不少问题。一些乡镇农民工素质较差，生产、交通、治安等事故频发，一些地方还出现群居、混居等情况。对此，我深入到“三县一郊”乡镇企业进行细致调研，撰写了《重视做好乡镇企业外来职工的思想工作》（人民日报1987年9月15日）和《改进苏南农村外来劳动力的引进工作》（《人民日报》年10月13日）的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提出：针对外来职工的临时工观念，教育他们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做好来者积极工作，去者心情愉快；针对外来职工的自卑感，教育他们树立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态度，增强在“第二故乡”工作的自豪感；针对外来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单调，积极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后一篇文章提出：变盲目地引进劳动力为有计划地引进劳动力，变以体力引进为主，为以智力与体力相结合的引进为主；变单纯向乡镇工业企业引进为同时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引进；变劳动力单向流动为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
六、明确农村党建的重点，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通过在长期乡镇第一线的调研，我发现无锡和苏南农村正在进行从单一农业经济向工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已经和正在逐步转向乡镇企业。于是，1986年我在无锡县进行深入调研，总结了无锡县委把乡镇企业作为农村党建重点来抓的经验和做法。（《无锡县加强乡镇企业党组织建设》载《人民日报》1987年7月1日）与此同时，我还提出了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也应该放在乡镇企业（《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课题》载《新华日报》1986年3月4日）。在此基础上，我总结了无锡县全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充分利用乡镇企业的辐射力——关于无锡县加强乡镇企业的调查》（《人民日报》1986年1月7日）。我深入宜兴农村调研，总结推广了“屹亭乡以厂带村、以党风带民风、以创建文明工厂带文明村社、以职工带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新时期农村思想工作从哪里破题？》（《无锡日报》1985年12月5日）。《堰桥乡切实做好乡镇企业“一包三改”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无锡宣传》1984年第10期）这些文章和典型对全市乡镇企业起到了较强的指导作用和推广作用。
我不仅对无锡农村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加以总结宣传，同时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注意进行研究。1986年，我向省委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提出了关于《农村党的组织设置亟需调整的建议》，由于这个问题具有全局性和针对性，结果，这封建议信被刊登在1986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同年11月21日，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如何调整？》的长文，作为对我提出的建议的答复。
七、执着理论研究，参与总结和完善区域发展模式：苏南模式
多年来，我与市级机关的同志和理论界的同仁们十分注重对乡镇企业运行发展规律的研究。我认识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适应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实际，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力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主体（法人）创造了条件，逐步形成了一种以盈利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开放式全方位发展的运行机制。这个机制概括起来有多方面的特征，但最根本、最主要的特征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集体经济为主，在产业结构上以乡镇工业为主，在运行机制上以市场调节为主，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走逐步实现社区内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三为主一共同”后来成为理论界概括的苏南模式的基本内涵。不久，通过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霞林领衔的专家团队的研究，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也作为苏南模式的重要内涵，因而最终形成并成为共识，同时也成为最为常见、最为概括的阐述的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上述的“三为主两协调一共同”。
在苏南模式长达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无锡乡镇企业以负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探索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苏南模式。在这些年里，我先后单独或与人合作撰写和出版了从不同角度研究苏南模式的作品，有《苏南乡镇企业改革的脚印》（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1年7月）、《苏南改革与发展新思维》（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希望的田野上——来自苏南农村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3月）、《民营经济发展新论》（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7月）、《中国市场经济导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12月）、《市场经济与思维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9月）、《苏南模式下的思维方式》（新华社《半月谈》杂志1992年第12期）、《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思维方式》（《无锡宣传》1993年第1期）、《农民向工人的转化》（《江海学刊》1989年第4期）、《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对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企业家的审视》（《学海》2001年第4期）、《苏南经济模式的最新调查》（《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等数百万字的作品，有的作品在市、省和全国获奖。同时，我为市委领导整理和编辑出版了《苏南经济改革和发展》（郁溓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9月）、《苏南模式的创新》（王家骏著，红旗出版社，2000年）、《无锡现代化进程的探索》（洪锦炘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和《求索的年轮》（周解清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等4部著作。
1992年，我在市委刘济民书记、洪锦炘市长的支持下，向省政府提出创办以研究总结和宣传苏南模式为宗旨的《江南论坛》杂志，获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社破格批准国内外发行，市委同意我兼任该社社长和总编辑。在我主持市社科联和《江南论坛》的12年时间里，我组织策划和主持了将乡镇企业引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比较研究、关于无锡要打好“太湖牌”的研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环太湖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多个重大课题，出版发行了163期、130万份刊物，编发了7000多万字的文章，对完善和创新苏南模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为无锡市政府史志办公室组稿，载《见证辉煌——无锡改革开放40年亲历者述忆》，无锡市政府史志办编，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