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公元前334年的春天，马其顿入侵波斯，亚历山大大帝对他的将军帕尔梅尼奥说，马其顿大军的策略应该是“从陆地上击败敌人的海军舰队”。自那以后，许多军事统帅都试图复刻这一计划，但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取得成功的却屈指可数。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设法在波斯海军行动区域的陆地一侧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并通过直接向其海军基地发动进攻，而使波斯船长们感到焦虑不安，以致他们相继放弃了对波斯皇帝的忠诚，与入侵者握手言和。在进入小亚细亚的一年内，亚历山大确实做到了“从陆地上”击败波斯舰队，并因此而得以进攻波斯帝国的心脏。

没有哪位统帅比拿破仑·波拿巴更钦佩亚历山大大帝了。在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他曾告诉自己的文书拉斯·凯斯：“在未来，一位士兵将延续亚历山大大帝的丰功伟业。”在所谓的“亚眠和平”瓦解（1803年5月16日）之后，在他的每一项旨在统治整个欧洲的计划都在某一时刻因周边的英国掌握制海权而失败之后，拿破仑对亚历山大大帝的那种钦佩与嫉妒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就更加浓烈了。打破这一困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如果他能够像亚历山大大帝在小亚细亚登陆那样，让他的大军在英国海岸登陆，他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陆地上”击败皇家海军。然而，他所面临的，并不是亚历山大大帝曾面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那狭窄而无潮的污浊海流，而是把加来和多佛隔开的、宽达30千米的惊涛骇浪。拿破仑的计划与140年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在“海狮”计划草案中建议希特勒采纳的所谓“大规模跨海作战”（Grosses Flussubergang）有点类似。拿破仑—尽管像希特勒一样，扫清了北欧的河口地带，并为入侵不列颠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平底运输船队—却从未有过“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早在1798年，也就是拿破仑远征埃及的那一年，他就已经预见到，法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成功地将英军舰队调离他们所掌控的海域。于是，拿破仑曾认为，“入侵英国”可以通过同时对埃及或印度展开远征而取得成功，因为这可以迫使英国皇家海军将舰队部署在远离本土的狭窄水域内（比如地中海）。在没有英军舰队的情况下，法国人就可以在英国海岸登陆，在他们的本土击败其微不足道的陆军了。这个战略成功的诀窍是：需要将英军舰队吸引至地中海或者其他远离不列颠的海域。但是，这要怎么做到呢？

19世纪初，英国和法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战略错位。拥有3000万人口的法国不仅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是欧洲最繁荣的国家。此外，通过在大革命以及在拿破仑统治下不断取得的军事胜利，法兰西第一帝国在欧洲陆地上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其主权领土由于不断征服而大大拓展，曾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比利时、尼斯和萨沃伊在1793年被法国所吞并。邻近的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北方大部分地区，也在1795年至1798年间作为法国的附庸国重新建立起来，并且在未来注定要被法国直接吞并—就像那些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奥地利省份一样。与此同时，德意志西部的350个诸侯国，在1801年至1803年间迅速缩减为39个，并在法国的监护下合并为“莱茵联邦”（“莱茵联邦”组建最初有16个诸侯国，规模最大时拥有三个王国、13个公国、17个侯国，以及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三个汉萨同盟城市）。1801年的《亚眠和约》迫使法国从意大利南部和希腊的爱奥尼亚群岛撤军，但法国仍然征服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最后，西班牙也因为被法国的强大力量所吓倒，又由于其对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心存疑虑，从而成为了法国的潜在盟友，并在1804年正式成为法国的同盟国—这无疑又是另一次令人不快的占领行动的前奏。

欧洲大陆濒临大西洋的一侧，一个世纪以来，几乎完全由法国所统治，只有遥远的葡萄牙，由于被它境内的山脉所保护着，才处于法国军队的直接打击范围之外，而其他欧洲国家则不能指望保持这种局面。尽管普鲁士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下享有崇高的军事声誉，而且在波罗的海腹地似乎很安全—但事实将会证明，在1806年，它仍然顶不住法军的攻击。奥地利，这个法国的宿敌，其扑灭欧洲革命火种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就连俄国也开始认识到法国军队有多么可怕了（俄国曾在1799年派远征军前往欧洲西部）。

不管怎么说，相比于英国，欧洲大陆强国的军队规模都十分庞大。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军队各有25万人，但两国都必须在与奥斯曼帝国接壤的边境地区驻扎大量士兵，这分散了他们的兵力。法国也不例外—1802年以后，法国整合了自己和仆从国的大军；1805年，法军总兵力达到了惊人的35万人，所有这些都是拿破仑尽情发挥自己战略特长的依托；1808年，法军共拥有达70万士兵，其中52000人可以直接部署在战场上。此外，虽然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军队也都拥有训练有素的步兵和骑兵，但拿破仑麾下的“大军团”无疑占有巨大优势。事实上，拿破仑的“大军团”是人类第一支现代化作战部队，在精心调教下，其每一支部队的队形都完全相同，其装备和训练标准也实现了统一，以便这些部队在战场上进行及时、有效的合作。拿破仑的大军团是古罗马军队的缩影，他们沿着预定的行军路线前进，并随时准备向任何方向进行机动，以支援仆从国军队。他们的炮兵是全欧洲最好的，他们的后勤补给是最完善的，他们官兵的士气是最饱满的。而且，他们的行动也是最积极果敢的—这些都是拿破仑不断赢得胜利的资本。从1789年起，直到很多年以后，欧洲各国相继从拿破仑那里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士兵—他们在战斗中冲锋陷阵似乎是完全自愿，而不是被迫的。结果是，从1792年的瓦尔米亚直到1800年的马伦哥，法国在陆地上几乎从未间断地战胜了所有对手。

在同一时期，英国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值得夸耀的胜利。这是因为它的力量虽然强大，却只能以一种间接的，不稳定的方式去打击敌人。英国只有1300万人口，几乎不足以支持一支8万人的正规军，但其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却产生了大量现金盈余，使其得以大规模补贴外国盟友。例如，1799年，英国内阁投票决定每月支付18100英镑，以支持9万名俄罗斯和2万名瑞士士兵驻扎在中欧，并额外支付44000英镑，以支持17500名俄罗斯士兵驻扎在荷兰。1800年，英国国民收入近2亿英镑，按现在 的汇率计算，这一年度的国民收入总额约为180亿英镑，大致相当于英国在1987年的国防预算。但是花钱买来的军队在作战意愿和效果上永远比不上主权国家控制下的军队。俄国人虽然是好士兵，但事实证明，他们后来和奥地利以及西班牙军人一样，是可以与敌人讨价还价的。

用钱收买的士兵—从索取的金币上看，他们可以被称为“圣乔治的骑兵”—并不是海岸另一边的英国人对法国所掌控的欧洲大陆的真正威胁。英国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其实源自一些更为古老和根深蒂固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自16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即从英国崛起为海上强国以来英法关系的性质。英国和日本一样，是国际秩序中最古怪的国家之一 —它人口稀少，传统自然资源匮乏，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形，使之成为欧洲大陆上那些富裕得多的，天生就更强大的王国的竞争对手。此外，英国有许多天然港口，它的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有一系列优良的避风港，从威尔士的米福德港，经布里斯托尔、普利茅斯、达特茅斯、波特兰、南安普敦、朴次茅斯、唐斯、梅德韦和泰晤士河到东盎格鲁里亚的哈威奇，拥有一系列港湾、河口和路堤。英国在低地的海岸线上每隔约96千米，就有能为商船或军队提供庇护的锚地。此外，这条海岸线还跨越了每一条通往欧洲大陆腹地入口的航线，而欧洲大陆的入口要少得多。法国国土面积是英国的两倍多，但在长达数千千米的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沿岸，却只有5个良港—罗彻福特港、南特港、洛里昂港、布雷斯特港和勒阿弗尔港。接下来的近500千米长的海岸线上—分属于佛兰德斯、荷兰和德国—只有安特卫普、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能为军队提供庇护。波罗的海港口在当时受到丹麦海军的限制，挪威港口则被群山包围，而且所有这些通往大海的出口与英国领土之间的距离都在650千米以内，其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港口—布雷斯特、鲁昂、安特卫普—则距英国领土不到80千米。

因此，从战略上讲，英国是当时世界上两三个最重要的权力中心之一。如果命运剥夺了英国统一的机会，后者就会像地中海上的西西里和印度洋上的锡兰那样，频繁地爆发内部冲突并出卖自己的主权。然而，英国—尤其是英格兰早在建国之前就学会了先进的战争方式以及航海技术，它成功地征服了周边地区（除了桀骜不驯的诺曼人还在不断搞破坏之外），并逐渐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霸权。一旦新时代来临（也就是武装商船在全世界海域游弋的时代），英国不仅将证明自己是邻国所无法征服的，还将成长为一个拥有强权的国度，并将在远离海岸的地方推行自己的政策。

最初，英国的这种海外征服行动相比于它的欧洲事务而言是次要的。当时，英国只在北美（纽芬兰，1497年）和加勒比地区（尼维斯，1628年）建立了小小的立足点，其范围和开发程度都远远不能与葡萄牙在巴西，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荷兰在东印度和亚洲，甚至法国在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的扩张相比。因此，几乎直到17世纪末，英国都不算是所谓的“海洋帝国”。尽管随后英国位于北美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基本都用于新移民的生存需要上面了，对母国的繁荣帮助有限，而且这些英国殖民地的海岸线远离当时的“黄金航线”—就是往返于美洲的西班牙运宝船队，以及往返于东印度群岛的荷兰香料船队（这两者加剧了欧洲大陆的货币危机）所经过的航线。

然而，从18世纪初起，英国突然开始获得大片更好的海外领土，并将其正迅速发展的，拥有巨大潜力的海军转化为了一支实实在在的打击力量。凭借这股力量，英国曾在1670年相继占领了加勒比群岛、巴哈马群岛和牙买加群岛，使英国人在这些正在成为殖民地世界主要财富生产地的地方获得了实质性的立足点。此外，英国人还从他们在印度取得的飞地，比如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进行扩张，并为最终控制已经日趋衰落的莫卧儿帝国而与其他列强展开争夺。最重要的是，英军在传统的战略重心—地中海也有进展。1704年在直布罗陀，1708年在米诺卡岛，英军都进行了不懈的奋战，这使其成了地中海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地中海，欧洲的“内海”，在欧洲的力量开始渗透到更广阔的大西洋水域很久之后，其仍然是经济、战略和文化生活的焦点之一。这是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等欧洲大陆传统强国相互交流、碰撞的海洋。它为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徒，和欧洲南部边缘的基督教徒争夺统治地位提供了战场。它是亚洲、非洲和西方的主要商品和奢侈品的运输要道，也是内陆国俄罗斯希望进入的，更广阔世界的通道口。最重要的是，它为欧洲北部的人，尤其是英国人，提供了另一种战略策略，使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海上力量挑战甚至击败欧洲大陆上的老牌强国。

直布罗陀、米诺卡岛（1782年被英国占领）和马耳他（1800年被英国占领）是实施这一战略的杠杆。舰队，即使是高度自给自足的前工业时代的帆船舰队，如果想要霸占一片海洋，也需要有补给、休息和整修的基地。法国和西班牙在沿着地中海北部海岸的港口链上都有这样的基地，尤其是卡塔赫纳和土伦港。自从奥斯曼土耳其对地中海的统治于16世纪终结以后，法国和西班牙（法国从1700年开始）就成为了地中海上名副其实的霸主，两个国家都在这个海域布有重兵。然而，后来英国皇家海军打破了这种现状—先是在直布罗陀，后来是在米诺卡岛、撒丁岛、厄尔巴岛和科西嘉岛，最后是在马耳他。在整个18世纪，如果法国和西班牙将自己的全部战舰集结在大西洋港口，他们就会大大限制英国皇家海军在这片海域的活动能力，甚至威胁皇家海军的本土基地以及英国政府及其人民的安全。然而，英国舰队在地中海的存在，使得法国和西班牙不得不分兵于此，向地中海的卡塔赫纳和土伦各派遣一支海军力量。

历史会证明，英国海军迫使敌人舰队保持分裂状态的战略是多么地明智。当时，只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荷兰人的帮助下）才能给英国人造成威胁。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发现他们被迫将舰队部署在四个地方，分别是本土、地中海、大西洋和亚洲—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778年，在切萨皮克湾海战中，法国人成功地在美国周边海域集结起优势兵力，打败了英国人。法国人取得的最大战果是保持了美国海岸的开放，此后可以为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美国军队提供增援，从而决定性地扭转了英军在陆地上的优势。最终，英国通过在本土水域的顽强防守，特别是1781年针对荷兰的那场战役，以及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在作战目标上的分歧，才得以逃脱三国的包围。法国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在英吉利海峡集结更强大的海军力量—一旦成功，就能使英国大败一场。不过，西班牙对收复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实在是太过在意了，因此法国和西班牙经常未能进行有效合作，这使英国避免了陷入一个彻底的军事困境（这是任何战略计算都无法摆脱的）的后果。

尽管如此，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了英国早已吸取但却被暂时遗忘的教训：没有陆地盟友，就不要在欧洲作战。不幸的是，在1796年，英国就失去了盟友，其战略态势急转直下，陷入到一个几乎没有比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最低点好多少的状态之中。在1796年，西班牙与法国签订了《圣伊尔德丰索密约》（Treaty of San Ildefonso）之后，被迫从地中海撤退，并将其海外舰队驻扎在直布罗陀。法国人从这次撤退中获益良多，发动了对爱尔兰的入侵—只是这次入侵被冬季的恶劣天气所打断了—不甘心的法国于1797年春天把西班牙舰队调到布雷斯特，准备再次穿越英吉利海峡。后来，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几乎就要寡不敌众的英国海军指挥官约翰·杰维斯海军上将采用了极其大胆的进攻策略，阻止了法国和西班牙人的推进，从而挽救了皇家海军，使他们得以稍事整顿以期改日再战。

圣文森特角的胜利再次让英国海军打开了通向地中海的大门。在未来，英国将绝不允许这个欧洲的内海对其关闭。然而，1798年年初，在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的指挥下，法国人准备从土伦向埃及发动一场海上入侵行动。为应对这场危机，英国海军部将一支舰队派往地中海，并把这支舰队委托给了纳尔逊。纳尔逊率领舰队向南航行，他决心攻破法国海军在此地营造的壁垒。

这一积极的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英国不仅在与拿破仑（从1800年起成为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对决的剩余时间内，还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都牢牢地掌控着地中海。1798年8月1日，纳尔逊在尼罗河口的阿布基尔湾发现并摧毁了拿破仑的舰队。这不仅是因为后者把法兰西共和国最好的军队之一放逐到了地中海的另一边，并最终将其拱手送给了英国、奥斯曼帝国联军，还因为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时，英国趁机获得了地中海中部的马耳他岛。在诸多条件的共同影响下，胜利的天平毫无疑问地开始向英国倾斜。

自1530年以来，耶路撒冷医院骑士团（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就一直驻扎在马耳他。马耳他之于地中海中部，就像直布罗陀之于其西部入海口一样，是一座几乎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马耳他与直布罗陀在一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它不仅是一个海域的关键位置，更是多达三个海域的锁匙之地—这三个海域都是相互连通的，具有不同的战略和经济意义。因此，马耳他作为沟通欧洲和非洲的桥梁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这三个海域分别是西地中海、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包含附属的爱琴海）。只要用一支强大的海军控制马耳他，就可以阻断欧洲与非洲之间的交流，从而挫败位于这两个大洲的，领土面积最大的三个国家集团的战略计划。这三个国家集团中的第一个是拉丁集团，包括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第二个是中欧集团，其位于地中海的出海口亚得里亚海；第三个是黎凡特集团，其以埃及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为中心。尽管控制这些地区的政治实体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在19世纪初，即马耳他落入英国手中时，这些地区的政治版图几乎正好与上述地理划分相吻合。当时，法国、西班牙组成了同盟，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也分属于这两大势力，并与之共同组成了拉丁集团；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是中欧的主要强国，为了统治亚得里亚海，它奋力在巴尔干半岛北部打开了一条通道。奥斯曼帝国是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埃及的宗主国（名义上也是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海盗城邦的宗主国），是东地中海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这三个国家集团战略行动的自由都取决于马耳他—特别是取决于谁拥有它，以及拥有者的权力能达到什么程度。1565年，当伊斯兰世界掀起的巨浪向西汹涌而去时，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就是率先在马耳他登陆的，他们在瓦莱塔要塞将医院骑士团包围，几乎将之彻底消灭。早在这次战役发生的40多年前，在医院骑士团的据点罗德岛（Rhodes）和叙利亚的的黎波里（Tripoli）失守后，哈布斯堡王朝就把他们安置在了这座岛上。此后，医院骑士团主要由哈布斯堡王朝保护，直到1798年，在法国大革命的早期战役中，奥地利的势力被削弱为止。此后，拿破仑的舰队从奥地利人的手中夺取了马耳他这个至关重要的小岛。在这场壮观但却不乏缺陷的战役中，法国有许多疏漏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在后来忽视了马耳他的防御问题，这导致乔治三世派遣的英国远征军于1800年9月登岛并夺取了它。

占领马耳他，加上对直布罗陀的占有，决定了从那时起，一个地中海地区的“域外”国家—英国，将会凭借手中的海军力量主导这片海域。实际上，马耳他和直布罗陀这两个要冲可以使英国人能够在一个不连续的海岸线上获得更多的立足点—米诺卡岛（于1798—1802年落入英国手中）、撒丁岛（其统治方当时正在与法国交战）、西西里岛（状况与撒丁岛相同）和亚历山大港（于1801年被英国占领）—这进一步拓展了英国的战略空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之外，占领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赋予英国这样的优势，因为其他地方不仅因面积较大而更难防御，还需要派遣大量驻军—此时的英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实现这一点。总之，没有一个地方像马耳他一样居于如此关键的位置，没有一个地方像马耳他一样易守难攻，没有一个地方像马耳他那样在大自然的赋予之下，能够容纳或庇护任何一支舰队。尽管撒丁岛甚至还有米诺卡岛，对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扩张都提供了不错的助力，但正是直布罗陀的岩石和马耳他的要塞，使英国成为了地中海的霸主。

在纳尔逊率领皇家海军舰队与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决战之前，在与法国和西班牙重新开战的三年时间里，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上文所述，英国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基本组成部分—各分舰队分割开，再逐个击破。法国、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岸一共有8个主要的海军基地。在地中海之外，分别是法国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布雷斯特、洛里昂和罗彻福特，位于西班牙的费罗尔、维戈和加的斯；在地中海之内，分别是西班牙的卡塔赫纳和法国的土伦。每个基地的船只数量都随着季节和战争进程而时有变化。在总共约35艘法国主力战舰和25艘西班牙主力战舰中，通常大约有三分之一被部署在地中海之内，其余则被部署在地中海之外。

英国人同样按照一定的比例对自己的战舰进行了部署。实际上，英国皇家海军是在里格斯的造船厂开启了“对法国的战争”。尽管法国掀起了一场民众捐款以资助海军参与军备竞赛的狂潮，但英国仍保持着船舰数量的优势。为了避免被法国赶超，英国人自己也做出了反应—实施了一项紧急造舰计划，并借此保持住了领先地位。然而，由于英国人需要用海上力量而不是陆上驻军来保卫他们的海外财产，所以不得不将他们的舰队分散在几个不同的方向上。因此，当1803年5月《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被撕毁时，根据英国海军部的记载，当时的三大舰队中，只有大约60艘战舰被部署在本土海域和地中海，其余战舰都分布在西印度群岛、北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而且，尽管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海军基地都距离英国较近，但为了封锁和监视他们，英国海军部同样需要将舰队分散部署。比如在1805年，英军各封锁分舰队的部署情况如下：布雷斯特12艘；费罗尔6艘；土伦11艘；特雷尔5艘（用于监视已被严重削弱的荷兰海军）；英国本土只剩下6艘战舰部署在唐斯（肯特锚地）；还有5艘在斯皮特海德（朴次茅斯港）。英国仅凭军舰数量上的优势，还不足以将实力相当的对手限制在港口内，甚至无法确保能在港口取胜。更糟糕的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中都有比英国舰队更强大的战舰，特别是法国海军，几乎每一艘战舰都比英国的同类船只更快、更坚固，甚至大炮的口径也更大。但幸运的是，他们的船员缺乏航海经验，他们的舰队缺乏演习经验，而且许多战舰本身也不适合航海。

面对所有这些不利条件，拿破仑还是下定了与英国开战的决心，他觉得自己的将领们应该智胜对手，用计谋令英国人的战舰分散，以便集中足够的兵力来掩护他的入侵船队横渡英吉利海峡。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不外乎三个方面：在地中海之外继续维持海军力量，迫使英军与之抗衡，从而分散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在地中海采用多种手段威胁英国的利益—包括威胁那不勒斯王国的独立性及其附属国（西西里王国）的独立性，威胁马耳他以及重要性稍次一点的撒丁岛的安全；占领希腊爱奥尼亚群岛，破坏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保护等—以迫使皇家海军改变现行战略，将自己的封锁舰队从土伦和西班牙的卡塔赫纳撤走。拿破仑在地中海以外的战略纯粹是一个“海上”的战略，但在地中海内部，拿破仑却准备了陆上和海上相结合的战略—为了扰乱纳尔逊，拿破仑从土伦和卡塔赫纳派出了自己的舰队，但这些舰队的指挥官通常都是无能之辈。此外，法军还在圣西尔将军的指挥下，于意大利南部的阿普利亚省登陆，这似乎预示着法军即将对西西里、希腊、爱奥尼亚群岛、埃及，甚至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入侵。1804年年初，拿破仑写信给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布吕内将军说：“你的使命是最重要的。无论我（最终）选择继续进军伦敦，还是寻求和平……我的整个战略的重点都是反对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