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斯大林寻找救星
第一场合围——斯大林为何会措手不及？——斯大林知道进攻日期——“红色乐队”和佐尔格博士——U-2的先兆——斯大林与希特勒玩牌——波塔图尔切夫将军被俘并受到审问
陆军元帅毛奇伯爵在八十多年前写道：“任何一场大规模会战造成的物质和精神后果，影响极为深远，通常会形成一个被彻底改变的形势。”
军事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格言至今依然有效，当然也适用于1941年。斯大林是否读过毛奇的著作不得而知，但他的行为与这一理论相符合。他意识到中央战线的灾难正摆在他面前，因为他缺乏某些决定性的东西：一个勇敢的组织者，一个坚强、经验丰富的战地指挥官，一个能通过坚决的即兴发挥阻止古德里安和霍特横冲直撞的坦克所造成混乱的人。
这样的人在哪里？
斯大林认为他在远东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毫不犹豫地委托这个人来挽救岌岌可危的中央防线。
就在维尔特斯齐少尉冲入布列斯特要塞，曼施泰因驶过陶格夫匹尔斯的桥梁，霍特的坦克扑向莫洛杰奇诺（Molodechno）这一历史悠久的缺口：拿破仑当年从莫斯科狼狈撤军后，曾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大军已不复存在，但他的身体前所未有地健康，这一刻，乌拉尔以东900英里处，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的火车站上，站长和西伯利亚军区的军需官正沿着西伯利亚特快列车所停靠的站台奔跑着。他们正在寻找某个特殊的车厢。最后，他们找到了。
站长走到敞开的车窗前。“将军同志……”他对车厢内一位宽肩膀的人说道，“将军同志，国防部长请您离开火车，乘飞机继续您的旅程。”
“很好，很好。”这位将军说道。军需官赶紧走进车厢，把将军的行李拿下来。
1941年6月27日是个炎热的下午，站台上挤满了身穿军服的人群。站台外的车站广场上，一个大喇叭轰鸣着，传递出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下达的征兵启示。
这位将军在站长和军需官的陪同下，挤出了拥挤的人群，这些刚刚应征入伍的人正等待着火车将他们送至各自的驻地。这位将军的名字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
，佩戴着劳动红旗勋章。他从哈巴罗夫斯克赶来，就在一周前，还在那里担任红旗远东第1集团军司令。在苏联最高统帅部，他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一个极具个人勇气的指挥官，一个出色的战术家，同时也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共产党员。他是红军中的老兵，托洛茨基老卫队中的一员，加入红军时他还是一名军士，随即经历了对抗白军的整个战役，在战斗中他被提升为军官。
6月22日，战争爆发的这一天，中午过后不久，远东方面军参谋长斯莫罗季诺夫将军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叶廖缅科：“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德国人从清晨起就在炮击我们的城镇。战争爆发了！”
叶廖缅科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军事的人，我经常会想到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爆发的方式。我一直相信，我们总是能及时辨别出敌人的意图，绝不会措手不及。但现在，听了斯莫罗季诺夫的介绍，我立即意识到，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完全没有料到，包括我们所有人——士兵、军官以及苏联人民。我们的情报机关造成了多么惨重的一次失败啊！
但斯莫罗季诺夫没有给叶廖缅科沉思的时间，他给他下达了明确的命令。其中一项是：红旗远东第1集团军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是不是意味着这里也有受到攻击的威胁，由日本人发起的？”叶廖缅科吃惊地问道。
斯莫罗季诺夫让他放下心来，他解释说，戒备是一种预防措施。这里并没有迹象表明日本人将发动进攻。实际上，从第二条指令中可以看出，苏军最高统帅部对这一点的信心非常明确，上级要求叶廖缅科立即动身赶往莫斯科，接受新的命令。
叶廖缅科中将并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不知道斯大林从那些元帅和将军堆里选中了他这个来自远东军区的中将，去挽救中央防线。斯大林认为叶廖缅科就是他眼下急需的人物——一个即兴发挥大师，一个俄罗斯的隆美尔，一个熟悉大兵团作战指挥的人。他率领的远东第1集团军，由于出色的训练状况而荣获“劳动红旗勋章”。对摇摆不定的西部战线来说，他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一把新的“铁扫帚”。如果有什么人能挽救那里令人绝望的形势，那一定是以其铁腕手段及对斯大林毫不动摇的信仰而著称的叶廖缅科。
无疑，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前线的形势已经彻底令人绝望。苏军的三个步兵师：第12、第89和第103师，不仅没有抵抗德国人，反而在他们的政委挥舞着手枪，试图让他们投入战斗时，开枪打死了他。然后，这几个师便土崩瓦解了。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为自己能成为俘虏而高兴。这种特殊事件令斯大林深感震惊，眼前的形势需要一个极其强悍的人。
6月22日当天，叶廖缅科搭乘西伯利亚特快离开了哈巴罗夫斯克。他焦急地计算着自己不得不耗费在路上的时间。这个被莫斯科选中，担任中央防线救星的人居然坐火车完成他的旅程！最后，显然有人想到了更好的办法，这就是他在新西伯利亚车站被带走的原因。
叶廖缅科驱车直奔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但他们并没有来自前线的新消息可以提供给他。在这种形势下，一如既往，谣言满天飞，甚至蔓延到高级军官那里。他们说，德国人已遭到迎头痛击；巴甫洛夫将军的坦克已经从比亚韦斯托克那个著名的突出部向前挺进，为步兵们打开了通往华沙的道路。戈罗宾上尉最近刚刚从哥萨克第1集团军参谋部调至新西伯利亚，他眨着眼说道：“我们的地图上涵盖了所有通往莱茵河的道路，每个师的位置都已标注在上面。”新西伯利亚一片乐观。6月26日的公报宣布：“敌人已经夺取了布列斯特。”但没人对这个消息给予太多的重视。布列斯特？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它肯定是在波兰的某个地方！
两个小时后，叶廖缅科登上了一架双引擎轰炸机，飞往莫斯科。飞行距离为1750英里，途中要经过四次停靠，以便加油、检修和休息。苏联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从新西伯利亚赶至西部战线，其距离大约为2200英里。但要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赶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话，新西伯利亚则正好位于这二者之间。
6月28日，叶廖缅科乘坐轰炸机，在黑黢黢的“泰加（tayga）”森林上方2600英尺处飞往鄂木斯克（Omsk），飞机越过布满一望无垠麦田的巨大的西伯利亚平原，越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周围荒凉的工业设施，朝着乌拉尔而去。而此刻，叶廖缅科被派去对付的那个人，正站在他的装甲指挥车内，距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仅仅50英里。
德国第2装甲集群司令官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刚刚发出了一封电文给他的参谋长——上校冯·利本施泰因男爵：“第29摩步师目前正在明斯克西南方110英里的斯洛尼姆（Slonim）—泽利瓦（Zelva）地区，沿一个宽广的正面应对苏军的突围企图，他们应尽快向明斯克—斯摩棱斯克推进！”
古德里安的命令到达装甲集群设在涅斯维日（Nieśwież）拉齐维乌家族一座古老的城堡的司令部时，拜尔莱因和古德里安的作训处长和参谋长利本施泰因，正俯身于地图，迅速描绘着最新的态势。当天早上，他们的司令部刚刚搬入这座城堡。两辆被击毁的苏军坦克仍停在桥梁旁，关于它们的故事已在装甲集群内被传遍了。
6月26到27日的夜间，第18装甲师师长内林将军四处寻找自己麾下装甲团团部的所在地。他乘坐着敞篷装甲车小心翼翼地驶近了城堡。德军的一辆三号坦克挡着通往桥梁的道路。在距离坦克大约40码处，内林命令自己的司机停车，然后他朝那辆坦克喊了起来。就在这时，他听见履带所发出的叮当声。内林将军站起身，用手电筒向后方照去。这一看，把他吓得愣住了：两辆苏军老式的T-26轻型坦克就停在他身后不远处，坦克上的机枪指向前方。
“赶紧离开！”内林低声对他的司机说道。司机松开离合器，汽车轰鸣着离开了。就在这时，德军的那辆三号坦克也注意到事情有些不对头，没用一秒钟，它的50毫米主炮便已射出了第一发炮弹，紧接着，第二发和第三发炮弹接踵而至。两辆苏军坦克上的机枪甚至连一颗子弹也没能射出。
此刻，这两辆被烧得漆黑的苏军坦克就停在涅斯维日的城堡外，成了一位将军奇特冒险的见证人。拉齐维乌家族的城堡内，三楼的墙壁上挂着另一件稀奇的纪念品：一张1912年举行的一次狩猎聚会的照片，中间的贵宾是德皇威廉二世。
利本施泰因和拜尔莱因立即将古德里安电文中的意图付诸实施。中央战线的战役已到了关键阶段，第一场重大胜利开始初现端倪：作为先头部队的第17装甲师从南面冲向明斯克，已经抵达该城。北面，霍特大将带领着他的第3装甲集群，构成了包围圈的北半弧，施通普夫将军的第20装甲师已于6月26日进入明斯克。霍特和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取得了会师。这意味着第4和第9集团军围绕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所形成的巨大的钳形攻势，缺口已被封闭。从比亚韦斯托克到新格鲁多克（Novogrodek），再到明斯克，苏军的四个集团军，包括23个师和6个独立旅，被囊括在这个已被封闭的包围圈中。四个集团军，近五十万人，这是东线战事打响后首次庞大的围歼，一场在军事史上也很罕见的歼灭战。古德里安对战略的把握使他没有陶醉于已获得的胜利中，也没有为捕获数十万俘虏而沾沾自喜。他知道聚歼被围的敌军，守住包围圈的侧翼，或者押解俘虏都不是装甲部队该做的事情，这一切应该交给步兵。快速部队应该利用他们所获得的机会继续前进，他们必须渡过别列津纳河（Berezina），然后再渡过第聂伯河。一直向前，直扑这场战役的第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斯摩棱斯克。
这就是古德里安想把博尔滕施坦恩少将的第29摩步师从防御作战中脱离出来的原因，目前该师位于包围圈南侧，一条名叫泽利维扬卡（Zelvyanka）的小河附近以及泽利瓦镇两侧。苏军试图在这里突围，因而该师被部署在此，而不是向北冲向斯摩棱斯克。第29摩托化步兵师（由于其战术徽标，而被称为“鹰师”）被深深地卷入进防御战中，绝望的苏军部队沿着巨大的突出部的边缘，在40英里的区域内展开了突围的尝试。俄国人想从这里强行杀出，撕开一个缺口突出包围圈。他们聚集在茂密的森林中，在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一次又一次地对德军薄弱的防线发起了冲击。
叶兹奥尼特沙村（Yeziornitsa）的西南方，苏军组织了骑兵，径直冲向德军第5摩步团机枪营和摩托车营的机枪火力，他们高呼着“乌拉”反复以营级和团级规模的兵力发起攻击。在泽利瓦镇附近，俄国人渗透进德军侦察营的前沿阵地中。德军第15和第71摩托化步兵团[分别来自卡塞尔（Kassel）和埃尔富特（Erfurt）]不停地战斗着。第15摩步团辖内的几个营，面临的状况尤为艰难。第5连的阵地就位于泽利瓦镇外一英里处，这里挤满了苏军士兵。他们以连级规模，营级规模，团级规模一次次地冲击着德军阵地，并伴以令人不安的呼喊：“乌拉！”。
眼前的场景令德军士兵感到难以想象。俄国人沿着一个宽广的正面发起攻击，他们组成了胳膊连着胳膊的密集队形，似乎无边无际。在他们身后是第二波次、第三波次乃至第四波次并肩行进的队伍。
“他们肯定是疯了！”第29摩步师的伙计们说道。他们困惑地盯着身着棕黄色军装的人墙，那些苏军士兵贴得很近，稳步小跑着向前逼来。他们的步枪上装着长长的刺刀，挺立在身前——这是一堵遍布着长矛的墙壁！
“乌拉！乌拉！”
“这简直是谋杀！”第1营营长施密特上尉叹息着。可战争又能是什么呢？想要粉碎这场庞大的进攻，而不仅仅是被迫趴在地上，他们就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等我的命令再开火！”他下达着指示。面前的人墙越来越近了。“乌拉！乌拉！”
伏在机枪后的德军士兵能听见自己的心怦怦直跳。这种感觉几乎令人无法承受。终于，射击令下达了：“自由射击！”他们扣动了扳机。他们知道，如果不干掉那些进攻者，他们就会被对方杀掉。
“开火！”德军的机枪吼叫着，步枪和冲锋枪的射击声响成一片。第一波次的人墙坍塌了，第二排人墙倒在前一排人的身上，第三排人退了回去。广阔的田野上布满了棕褐色的尸体。
到了夜间，苏军士兵卷土重来。这次，他们还带来了一列装甲列车，这种苏式武器在内战期间可能是管用的，但很难适应眼下的现代化战争。一个装甲火车头拖曳着后面的炮台和步兵武器，喷吐着浓烟，车上的各种武器一起射击着，这个庞然大物从泽利瓦镇方向而来。与此同时，两个骑兵中队从铁轨的左侧冲来，而在右侧，几辆T-26坦克朝着德军第2营营部扑去。
德军工兵立即炸毁了铁轨，随即，第14连的一门37毫米反坦克炮也被匆匆调了上来，朝着那列装甲列车开炮射击，就这样阻止了它的前进。苏军骑兵的冲锋也在第8连机枪火力的打击下崩溃了。这些德军士兵经历了迄今为止最为恐怖的事情——马匹的惨叫。马匹被撕裂的躯体痛苦地扭曲着，发出了悲惨的嘶叫。它们跌倒在一起，翻滚着，后腿瘫倒在地，前腿像发了疯的野兽那样在空中挥舞着。
“开火！”就此了结它们的痛苦，让这一切都结束吧！
对守在反坦克炮后的德军士兵来说，眼前的情形要轻松些。敌人的坦克不会惨叫，苏军T-26坦克也不是德制50毫米反坦克炮的对手。没有一辆苏军坦克得以突破德国人的防线。
可是，第29摩步师却无法按照古德里安大将的意图转身向北。
当天晚上（6月28日），叶廖缅科的轰炸机降落在苏联首都的一座军用机场上。将军驱车直奔国防人民委员部。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用这样一句话迎接了他：“我们一直在等您！”没有更多的客套和礼仪，铁木辛哥开门见山。据叶廖缅科的回忆录记述，铁木辛哥走到中央战线的态势图前，说道：“我们在西线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各边境军区的指挥员不称职所致。”
叶廖缅科对此感到震惊。
铁木辛哥对西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下了令人震惊的评判，他和他率领的苏联机械化部队主力驻扎在比亚韦斯托克，而战前，巴甫洛夫在红军中一直被称为“苏联的古德里安”。
铁木辛哥在地图上指出战争的第一周已经丢失的领土时，叶廖缅科被吓坏了。铁木辛哥的铅笔在地图上移动着，“德国人目前在叶尔加瓦（Jelgava）—陶格夫匹尔斯—明斯克—博布鲁伊斯克（Bobruysk）一线。白俄罗斯已经丢失，西方面军的四个集团军也被切断。敌人的目标显然是斯摩棱斯克，现在我们没剩下什么部队能保卫它了。”
铁木辛哥停了下来，据叶廖缅科回忆，屋内一片沉默。接着，元帅以冰冷、愤怒的语气说道：“法西斯分子的危险在于他们的坦克策略。他们以大规模编队发起攻击。与我们不同，他们使用完整的坦克军独立行动，而我们的坦克旅却是为步兵提供支援，坦克都是零打碎敲地投入战斗。不过，敌人的坦克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没有超重型坦克，至少迄今为止还没见到他们投入使用。我已下令将T-34投入战斗。所有可用的T-34都将由莫斯科的坦克训练团尽快提供给前线。”
叶廖缅科自己的话更加准确地描述了形势的戏剧性：
铁木辛哥元帅说道：“好吧，那么，叶廖缅科同志，您现在清楚是什么景象了。”“一幅悲惨的景象。”我回答道。过了片刻，铁木辛哥继续说道：“巴甫洛夫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已被撤职。根据政府的决定，您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员。”
“方面军的任务是什么？”叶廖缅科简明扼要地问道。铁木辛哥回答道：“挡住敌人的进攻。”
这是一道明确的命令，也是一道严格的命令。这道命令关乎莫斯科的命运。
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斯大林为何没有参加这次会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使他无法出席这一会谈，亲自监督他所选中作为国家军事救星的将领的宣誓吗？但不光是叶廖缅科，战争的头两周里，没有一个莫斯科人听到斯大林的声音。进行全国范围广播，宣布德国入侵并呼吁人民奋起抗击的是莫洛托夫。但从1941年5月初以来，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就是政府首脑）的一直是斯大林。
“他在哪里？”莫斯科的市民们问道。他没有发表讲话，没有公开露面，甚至没有出面迎接6月27日抵达，为苏联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四下里传播着最为疯狂的传言。难道他因为对希特勒的轻信而被推翻了吗？甚至有人说他逃跑了，已经逃到了土耳其或是波斯。不管怎样，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于是，6月28至29日夜间，叶廖缅科不得不在没有得到斯大林祝福的情况下开始了自己艰巨的任务。
与此同时，德军的补给车队排成漫长的队列，沿着中央战区炎热、多尘、布满了车辙印的道路向前而去。他们不停地前进。对凹凸不平而又多沙的路面来说，“道路”实在是属于用词不当。前进，不停地前进，赶往装甲先头部队等待着燃料及其组员们等待着香烟的地方。这些该死的俄国道路！这就是战争的动脉！一场闪电战不仅仅是战斗士气的问题，也与运输士气息息相关。道路状况决定了战争的速度，而这一速度也决定了装甲部队的战斗。只有那些体会过俄国道路状况的人才会对军需官们能否完成计划中的补给数量产生了怀疑。
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作战区域内，渡过布格河后，只有两条状况良好的道路可供其使用——一条从布列斯特至博布鲁伊斯克，另一条从布列斯特至明斯克。使用这两条道路的不仅是装甲集群的27000部车辆，还包括紧随其后的步兵、司令部人员以及通信部队的60000部车辆。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并避免产生彻底的混乱，古德里安采用了三个优先通行等级。对拥有一号优先权的交通任务来说，道路必须被让开。拥有二号优先权的必须给一号优先权的车辆让路。只有在道路上没有一号或二号优先权的车队行驶时，三号优先权的车辆才能通过。不用说，这种安排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和争夺。例如，赫尔曼·戈林的通讯团被列为三号优先通行权，因为当时该团的任务主要是运输和架设电线杆。帝国元帅非常生气，他命令通讯团团长去找古德里安商谈此事。戈林要求获得一号优先通行权。
古德里安听取了团长的抱怨，然后问道：“请问电线杆会遭到射击吗？”“当然不会，大将先生。”团长回答道。“所以啊……”古德里安对这位团长说道，“这就是你们还得使用三号优先权的原因。”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至少从官方层面是这样。但从个人层面来说，这件事的结局更具悲剧性。那位团长不敢向帝国元帅报告自己的失败，回去后开枪自杀了。
因此，只有很少的道路可被德军当作这场对苏战争中的主干道加以使用。要是苏军指挥部及时认识到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他们可能会给德国人的补给线造成比他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更为严重的危机。这里有一个关于第39装甲团第3营的例子。6月28日的夜间，装甲教导团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躺在明斯克附近的一片树林中，他们等待着燃料的运抵。一辆油罐车停了下来。送油来的二等兵皮翁特克受到了中士维利·博恩的取笑：“运油兵，路途愉快吗？给我们三十罐燃料！”说着，他拧开了位于坦克装甲板后的加油盖。
可皮翁特克却不像是在开玩笑，他决定道：“给你们十二罐，就这么多了。”“这么点还不够灌满我的打火机。”博恩抱怨着。但他看了看皮翁特克的脸色，随即不吱声了。皮翁特克解释道：“俄国人的战斗机，就是那些‘老鼠’，逮到了我们。五辆油罐车被击毁，所有的驾驶员都被打死了。在我们后方的俄国人四处突围，切断道路，给我们的整个补给造成了可怕的混乱。”
这就是装甲部队快速深入敌人密集防守的腹地的弊端，一个个完整的苏军师潜伏在树林中。这已经不是该团第一次陷入麻烦了。在斯洛尼姆发生的事情就很糟糕。当时他们已远远地推进至比亚韦斯托克—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铁路线的路基处。突然，他们听见身后的镇子里传出了激战声。原来，德军装甲先头部队经过时，苏军士兵埋伏起来，他们使用手上拥有的一切朝着德国人后续的高射炮兵、工兵和补给车队发起了袭击。
第39装甲团第9连的第1排和第2排转身返回。他们杀回到镇内。“把敌人清理干净！”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就在这时，俄国人也对铁路路基处的德军装甲部队发起了袭击。斯洛尼姆陷入一片火海中。第39装甲团被切断，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袭击，士兵们不得不挖掘阵地实施全方位防御。
清晨昏暗的光线中，透过望远镜可以看见，苏军队伍出现在铁路路基的远处。德军坦克都已将车载电台调至接收状态，营长让大家做好准备的命令一次次地传达到每一辆坦克中。无线电操作员将电台的按键拨向右侧，以便让每一位车组成员都能听见营长的指令：“看见红色照明弹再开火。让敌人靠近些，然后击中你们的火力打击他们的坦克。”这时，发动机的噪音越来越响。“我们的头儿肯定是睡着了。”坦克里的德军士兵说道，“敌人都要冲到我们面前了！”苏军队列中，为首的是坦克，紧随其后的则是货车、马拉大车、战地厨房以及弹药车。最前方的车辆距离德军防线已不到50码。终于，红色照明弹腾空而起。
一瞬间，德军坦克的炮火构成了一堵名副其实的火力与硝烟之墙，对面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起火燃烧。苏军的队伍被打散了，他们的坦克转身逃入到长着高高作物的农田里。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斯洛尼姆镇才被清除干净，苏军突围的企图被粉碎了。这一幕发生在三天前——苏德战争打响的六天后。
此刻，冯·阿尼姆将军的第17装甲师正位于明斯克的南郊，士兵们看见了燃烧着的城市。远处的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无线电操作员韦斯特法尔把他的冲锋枪挎在肩头，又将望远镜塞进军装内，然后爬到自己的坦克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将由他完成观察任务，然后，装弹手会接替他。这里距离莫斯科还有多远？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大？
从莫斯科到明斯克，确切的距离是420英里。而从莫斯科到巴甫洛夫将军的指挥部莫吉廖夫（Mogilev），距离305英里。叶廖缅科将军的回忆录出版前，普遍的看法是，库利克元帅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撤销了巴甫洛夫的职务，并把一支手枪放在他桌上，巴甫洛夫开枪自杀。但叶廖缅科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说法。据他回忆，6月29日清晨他到达了巴甫洛夫的指挥部，巴甫洛夫正在帐篷里吃早饭。看见叶廖缅科的到来，巴甫洛夫显得很惊讶。他闷闷不乐地迎接了叶廖缅科，“什么风把你吹到这个糟糕透顶的地方来的？”说完，他指了指桌子，“来吧，坐下来，跟我一起吃点早饭。再跟我说说消息。”
但刚说了一半，巴甫洛夫的声音便低了下来。他感觉到叶廖缅科散发出冰冷冷的寒意。叶廖缅科一言未发，将撤职信递给巴甫洛夫作为自己的回答。巴甫洛夫看了看信，脸色因震惊而变得僵硬起来。“那么，我到哪里去呢？”他问道。
“根据人民委员的命令，您应该去莫斯科。”
巴甫洛夫点了点头。他微微弯了弯腰，说：“难道您不想来杯茶吗？”
叶廖缅科摇了摇头，“我认为让自己尽快熟悉前线的情况更为重要。”
巴甫洛夫感觉到训斥的意味。他为自己辩护道：“敌人的突然袭击让我的部队措手不及。我们没能组织起来投入战斗，部队中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担任驻守任务就是在训练场上。士兵们都过着和平的日子。敌人就这样袭击了我们。他们只是驱车从我们当中穿过，把我们打垮了，现在他们夺取了博布鲁伊斯克和明斯克。我们没有得到警告。提醒边防部队的命令到达得太迟了。我们完全没有料到。”
措手不及，这是个不错的借口。否则，叶廖缅科不会为巴甫洛夫说些好话，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一点上，巴甫洛夫说的没错。今天我们知道了。要是提醒边防部队做好准备的命令到达得更早些，一切都将会变得不同。”
对军事历史学家们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俄国人真的被德军的攻击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完全没有戒备并在从事着无害和平的行动吗？他们真的猝不及防，以至于没能将他们称为处于劣势的部队（这一点直到今天还在许多方面保持着）撤至顿河和伏尔加河下游，以便将德军部队引诱至苏联的腹地并将其击败吗？真是这样吗？并非如此。
事实是，德军在6月22日的进攻使苏联边防部队遭受了彻底的战术奇袭。1000英里的边境线上，只有几座桥梁被俄国人及时炸毁。一些至关重要的桥梁，包括梅梅尔、涅曼河、布格河、桑河以及普鲁特河，甚至包括位于边境线后155英里，陶格夫匹尔斯镇内横跨道加瓦河的两座桥梁，都被德军突击队采用大胆或巧妙的方式完整夺取。这是否能证明俄国人确实是猝不及防呢？
但又该如何解释6月22日德军发起攻击的146个师，300万人，面对的却是苏军的139个师和29个独立旅，大约470万人呢？仅在白俄罗斯，苏联空军便驻扎了6000架飞机。诚然，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过时，但至少有1300至31500架飞机是最新式的。而德国空军在这场战争开始时，可用的作战飞机不超过1800架。
这似乎表明俄国人毕竟还是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和配属。那么，他们在边境线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处置失当又该作何解释呢？这个谜团的答案是什么？
1941年2月23日，苏联国防部长铁木辛哥签发了以下指令：“尽管我们的中立政策是成功的，但全体苏联人民必须保持准备应对敌人进攻威胁的常态。”
1941年4月10日，苏联军事委员会命令西方面军进入秘密警戒状态。为什么？这是出于何种情况，何种消息，何种情报？
没错，自1941年1月起，送达莫斯科的情报已相当惊人。这一信息是由组织得相当出色的苏联情报机构提供的。一个名叫利奥波德·特雷伯的人，化名吉尔伯特，也被称为“大首长”，自由往来于巴黎和柏林间，在希特勒的控制范围内收集各种情报，通过苏联驻柏林的大使馆，这些情报被传递给莫斯科。
维克托·索科洛夫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一名少校，他化名肯特，在布鲁塞尔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从他那些消息灵通的共产主义联系人处获得宝贵的情报，他的情报网被称作“红色乐队”。
在瑞士进行活动的是苏联在欧洲最狡猾的特工——鲁道夫·勒斯勒尔，他被称作“露西”，也是“红色乐队”的成员之一，听从苏联顶级特工拉多的命令。
但苏联军事情报机构中最出色的人物在东京——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新闻助理，他为苏联卫国战争所做出的贡献甚至超过一整个集团军。他给了斯大林确切的消息，日本人不会在满洲对苏联红军发动进攻。佐尔格的情报使斯大林得以将西伯利亚师从远东方面军调出，这些师后来被用于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
这些特工人员为苏联红军的情报机构提供了大量关于希特勒打算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情报。他们都预见到德国人的突然袭击。他们的报告中也许存在着一些空白，但这些空白也被西方列强驻外代表以英美情报机构取之不尽的庞大资讯予以了填补。
这里有一个证据，不仅说明了德国的入侵行动，甚至有准确的日期，这说明对俄国人而言，他们对德国的进攻并不感到意外。1941年4月25日，德国驻莫斯科的海军武官，用一条电报路线通过柏林的外交部向海军司令部报告说：“关于德苏即将开战的传言愈演愈烈。英国大使馆声称6月22日为开战日期。”
这就表明在战争爆发的两个月前，莫斯科便已获悉了希特勒的进攻日期。那么斯大林呢？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他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亲自过问该部门的工作。
1937年3月，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谈及秘密情报工作的任务时，他曾说：“要赢得一场战役的胜利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要破坏前线的一次胜利，只要有几个间谍在集团军指挥部里，甚至是在一个师部里就行，他们会窃取作战计划，并把它交给我们的对手。”
1939年的党代会上，他用下述意味深长的话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军队和情报机构，他们锐利的目光已不再放在国内的敌人上，而是境外的敌人。”鉴于这些言论，说斯大林在1941年时没有注意到情报机构提供给他关于德国准备发动进攻的消息可信吗？他肯定得到了通知。毕竟，他有第一流的情报人员。从柏林到东京，从巴黎到日内瓦，他的情报提供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德高望重，根本不会遭到怀疑）身居高位，提供了许多极具价值的消息。
这些情报人员工作的彻底性在战争的最初几周里暴露出来。德军第221保安师在沃姆扎（Lomza）打开了哥萨克第1集团军司令部丢下的一只保险箱，他们在保险箱里发现了全套德国地图，德军的各个集团军群、集团军和师的驻地都被准确地标注在上面。信息非常完整，什么也不缺。
但相比之下，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意思罢了。还有些更为刺激的发现。
战争爆发以来，德国设在东普鲁士海滨度假地克兰茨（Cranz）的无线电监测机构，一直在截获无数未知的间谍发报机所发出的加密信息。德国人试图破解那些巧妙的数字密码，但却一直没能获得进展。最后，1942年11月，德国情报机构得到了“钥匙”。化名肯特的苏联顶级间谍维克托·索科洛夫在马赛被捕。为了搭救他的情妇玛格丽特·褒尔曹，他主动提出为德国人工作，并交代了密码的秘密。
密码被破译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所看见的内容，远比最悲观的人所担心的更为糟糕。例如，有一份7月2日发出的情报：战争爆发的十天后，亚历山大·拉多从日内瓦向莫斯科报告说：“Rdo．给主任。第34号。确信德军的行动计划为一号计划，目标莫斯科。两翼为牵制性行动。主攻方向为中央战线。拉多。”
三个多星期后的7月27日，拉多进一步详细了他的情报，以回复莫斯科的询问：“Rdo．给主任。第92号。回复第1211号电文。如果一号计划的执行遭遇困难，将采用二号计划，主攻方向放在两翼。计划如有更改，我将在两天内获知。三号计划的目标是高加索，11月前不会予以考虑。拉多。”
不用说，柏林方面对一名苏联间谍在瑞士居然能发出如此准确的情报感到瞠目结舌，他们下了大力气来查获对方的情报来源——这个情报来源能“在两天内”获悉德国最高统帅部“对计划的更改”。但这个来源一直未被发现。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个谜。整个战争期间，亚历山大·拉多一直通过电台向莫斯科提供自己的情报。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拉多的主要联系人是化名露西的鲁道夫·勒斯勒尔——来自巴伐利亚，一名流亡的共产党员，在瑞士工作。根据对各种证据的深入研究，在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编辑的《苏联军队》一书中，雷蒙德·L．加特霍夫指出，德军总参谋部内的一个匿名消息来源告知了这个间谍网德国入侵苏联的计划，甚至还提供了进攻的日期。
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部还想得到些什么呢？希特勒的秘密已被披露给了克里姆林宫。因此，针对德军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完全可以击退“巴巴罗萨”行动，并在最初的24小时内击败并粉碎希特勒的进攻。当然，前提是斯大林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报做出正确的军事部署。可他为何没有这样做呢？
要解决苏德战争中这一关键性问题，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先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德国对苏联进行的谍报工作状况如何？德军高层对苏联的军事秘密了解多少？这个问题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很少。德国情报机构在俄国展开的活动非常少，他们对苏联重要的军事秘密几乎一无所知，而对方却了解德国的一切。他们知道德国所有的武器情况，驻军情况，他们也知道德军各训练场的位置，以及军工厂的所在地。他们还知道德国生产坦克的准确数量，德军有多少个师他们也一清二楚。相比之下，德军高层在战争开始时估计苏联红军有200个师，可六个星期后，他们却发现俄国人至少有360个师。德军高层也不知道俄国人拥有超重型的KV坦克、T-34以及那种可怕的多管火箭炮——这种武器很快会得到“斯大林管风琴”的绰号。
当然，德国军事机构也曾开展过一些秘密情报工作，特别是在1933年后，试图了解苏联幕后的情况。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第三帝国的不信任感比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怀疑更大，因此，在苏联境内建立间谍组织毫无前途可言。另外，德国的情报机构对这一方向也不太热心，他们不愿承担风险，毕竟，在德军高层，没人设想过德国会跟苏联发生战争。
后来，希特勒要求加强对苏情报工作时，德国情报部门才发现，他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工作组织起来。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帝国对边境实施了严格的控制，严密监视每一个旅客，实际上是针对任何一个陌生人，这使得建立间谍网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偶尔派一名间谍从芬兰、土耳其或伊拉克迂回进入俄国，他也会在传递情报的问题上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派人携带情报出境也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没有苏联公民会被允许出国旅行。寥寥无几的游客也会受到严密的监视。从边境地区发送情报的唯一办法是信鸽和电台，但这两种方式都太过危险，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但尽管如此，通过与德国驻苏使馆武官的工作相结合，一些有用的情报还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因此，在古德里安出版的一本名为《注意！坦克！》的书中，根据可靠的情报，他声称苏军拥有10000辆坦克。可这一观点使他遭到了德军高层的嘲笑。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大将指责古德里安夸大其词，甚至造成了惊慌和泄气。其实，古德里安出于谨慎，已经将自己所得到的数字减少了几千辆。这一做法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事情很快便清楚了，战争爆发时，苏军拥有的坦克超过了17000辆。
1941年时，没人会想到这种可能性。1939—1940年间，芬兰和苏联的冬季战争给对苏联军事实力的评估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弱小的芬兰面对苏联的入侵，进行了长期抵抗，这一事实成了苏联军队实力不济的佐证。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严肃的评论者坚持认为斯大林故意使用过时的武器和三流部队来进行对芬作战，以此来虚张声势，欺瞒世人。当然，苏军高层也没有在那场战争中使用T-34或超重型的KV坦克〔尽管这些坦克是在芬兰家门口的科尔皮诺（Kolpino）制造的〕，也没有使用多管火箭炮。
芬兰元帅曼纳海姆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希特勒在1942年时曾告诉他，俄国的军事实力令他深感震惊。“如果有人在战前告诉我俄国人能调集起35000辆战车，我会宣布他精神错乱了。可到目前为止，他们投入到战斗中的战车真的有35000辆。”
尽管几乎无法突破苏联对传统间谍模式的防范，但为了窥探俄国高墙后的秘密，德军高层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二十年后，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人也使用了同一办法，结果被发现，随即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这个方法就是：从高空实施空中侦察。采用高空高速飞机进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侦察，这个构想并非美国人的发明。在美国人使用以前，希特勒便已成功地采用了这个方法。这个有趣的插曲并未得到应有的宣扬，相关证据成了美国的机密档案。也许可以假定，对这些文件的研究引发了美国人对其U-2飞机的试验。关于德国空中侦察的机密文件被命名为“德国空军总司令直属的侦察小组”。
1940年10月，罗韦尔中校接到一个绝密命令，该命令由希特勒亲自下达：“您将组织一个远距离侦察编队，从高空对苏联西部领土实施照相侦察。这一高度必须确保侦察活动不被俄国人发现。您必须在1941年6月15日前准备妥当。”
各飞机制造公司匆匆利用可用的机型开发出专用机种。这些飞机上配备了密封驾驶舱，引擎也为高空飞行进行了调整，同时还安装了照相设备和广角镜。当年冬末，“罗韦尔联队”开始了秘密飞行。第1中队的行动从东普鲁士的塞拉彭（Seerappen）展开，对白俄罗斯地区进行侦察。飞机采用的是He-111，配备了高空专用发动机。第2中队从因斯特堡（Insterburg）起飞，对波罗的海诸国进行侦察拍照，远至伊尔门湖（Lake Ilmen）。他们使用Do-215-B2，这种特殊的飞机由多尼尔公司制造，能飞至30000英尺的高度。黑海海岸北部地区的侦察拍照任务则由第3中队完成，他们配备的He-111和Do-215-B2从布加勒斯特起飞。从克拉科夫和布达佩斯起飞的高空侦察飞行研究中心的特殊中队，侦察范围为明斯克与基辅之间的地区。他们配备的是Ju-88B和Ju-86P，这两种飞机的飞行高度分别能达到33000和39000英尺，在当年，这是个耸人听闻的高度。
该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俄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一架飞机的引擎在6月20日的侦察行动中发生了故障，不得不迫降在明斯克地区，此时距离战争爆发仅有两天了。但机组人员在被俘前烧毁了机上的秘密设备。由于战争的爆发，这一事件很快便被遗忘了。
“罗韦尔联队”的远距离侦察飞行，几乎是战争第一阶段所需要的重要情报的唯一来源。俄国西部的所有机场，包括前线附近精心伪装的战斗机基地，都被德国人的高空侦察机拍下。人眼无法看见的东西在特制胶片的拍摄下暴露无遗。部署在前沿阵地的苏军部队多得令人惊讶，另外，德国人还辨别出北部的森林中隐蔽着大批坦克部队。
这些情报可以让德军对苏军的防御能力展开狠狠地打击。一连数天，凯塞林元帅和他的航空军军长们坐在一起评估这些航拍照片并商讨行动计划。
困扰他们的只有一个问题——攻击时机！6月22日选定的进攻发起时间必须让步兵们有足够的亮度冲向他们的目标，这就是炮火准备订在凌晨3点15分展开的原因。可是，在中央战线上，3点15分时天色尚黑，空军无法展开行动。俄国人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编队，当然会被德军的炮击所惊醒，而第一波次德军飞机飞临苏军机场上空需要30或40分钟。不用说，甚至在二十年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便能在黑暗中发现他们的目标，但问题是，空军不能太早越过边境，一旦被敌人发现，地面部队的进攻就会失去其突然性。最后，有人想出了办法——勒尔策将军，冯·里希特霍芬将军，还是莫尔德斯上校，没人记得究竟是谁了。这个办法就是，德军飞机在黑暗中通过高空飞行靠近苏军的机场，这跟远距离高空侦察机采用的办法如出一辙。
计划获得了通过。每个苏军战斗机机场都由三架德军轰炸机予以解决，派出的都是些夜间飞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这些飞机在高空飞行着，利用杳无人烟的沼泽或森林，他们越过边界，悄悄地朝目标区的上空飞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6月22日凌晨3点15分，第一道曙光出现时准时到达苏军机场的上方。
与轰炸机同时起飞的还有罗韦尔的远距离侦察机，但他们的飞行高度更高些，机上携带着“勃兰登堡”团的人。这些人将用降落伞空投至铁路或公路交叉口附近，实施破坏活动或进行潜伏。
行动按计划顺利进行。苏军的机场上，战斗机整齐地排列在地面上。德军轰炸机一排接一排地给予了轰炸和扫射。只有一个机场，德军轰炸机到达时，苏军的一个战斗机编队试图起飞迎战。但俄国人的动作慢了几分钟，就在这些飞机即将起飞时，德军的炸弹和炮弹已落在他们的队列中。苏军飞行员和他们的飞机一同被炸毁。战争刚刚开始，苏军的战斗机力量已被这场可怕的“空中珍珠港”彻底消灭。结果，战争的第一天，德国空军的斯图卡和轰炸机得以为地面部队打开前进的道路，使其免遭苏军战斗机的骚扰。他们深入到苏联境内约200英里的腹地，摧毁了俄国人的轰炸机基地。如果没有这一打击，战役关键的最初阶段，苏联空军将是一股危险的力量。任何质疑这一说法的人，只需要看看德国空军在最初四周所遭受的损失即可。6月22日至7月19日，尽管德国空军先发制人，但还是有1284架飞机被击落或击伤。由此看来，东线的空战绝不是易如反掌的。6月22日，东线的三个航空队飞行了2272架次，其中，有1766架次轰炸机和506架次的战斗机。七天后，他们的作战实力下降为960架飞机。直到7月3日，这一实力才重新突破千架大关。
很明显，突袭苏联空军对地面部队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就再次引发了一个问题：要是莫斯科知道希特勒的进攻迫在眉睫，这样的突然袭击有可能实现吗？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前线的苏军地面部队和空军睡得踏踏实实，无忧无虑，而在苏联腹地，所有的战争准备工作都已被认真执行，这又作何解释？只举一个例子，灯火管制工作安排得非常彻底，以至于整个俄国西部早已配备了蓝色的遮光灯泡和其他遮光材料。甚至在某些最小的村落里也发现了贴窗户的胶纸，这是为了防止窗户被爆炸的冲击波震碎。
部队的调动工作同样运作顺利。总之，整个苏联腹地的军事交通工作进行得非常出色。各个行业按照准备计划顺利地转换至全面战备状态。在边境地区，消灭一切可能的“国家敌人”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早在1941年6月13至14日的夜间，也就是德国发起入侵的八天前，苏联国家安全机构便将波罗的海诸国“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运至苏联的内地。几个小时里，大约有11000名爱沙尼亚人、15600名拉脱维亚人、34260名立陶宛人被押上火车，成批地运送至西伯利亚。所有的一切都很顺利。6月26日，身处莫斯科的美联社记者亨利·D．卡西迪，在发给美国报纸的第一篇重要报道中，描述了他在黑海搭乘一列军用火车赶赴苏联首都的旅程。他说：“通过这次旅途，我得出一个印象，苏联有个不错的开局。”
不错的开局！那为何中央防区前线的开局却糟得一塌糊涂呢？糟糕得以至于古德里安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对俄国人进行了仔细地观察后，我确信，他们对我们的意图一无所知。”沿着德军装甲集群的整个前线，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怎么可能呢？195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中，叶廖缅科元帅提供了一个让人惊讶但又令人满意的回答，斯大林应单独为此负责，这就是叶廖缅科的结论。
作为国家领导的斯大林，认为他可以相信与德国签订的协议，而没有对表明法西斯会对我们国家发动进攻的迹象加以必要的注意。他认为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消息是西方列强制造的谎言和离间，他怀疑他们是想破坏苏联与德国的关系，从而将我们拖入战争中。这就是他没有批准前线部队采取紧急或决定性防御措施的原因，他担心这会被希特勒分子们当作进攻我国的借口。
所以，这大概就是斯大林面对苏军总参谋部的一再坚持，仍拒绝批准边防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并沿整个边境地区组织起有效防御措施的原因。斯大林不相信理查德·佐尔格，不相信“大首长”吉尔伯特，不相信“二首长”肯特，他也不相信露西，但他最不相信的是英国大使馆。
这听上去可信吗？当然可信。间谍和外交的历史记录中，特工人员针对某些重大秘密提供了过于准确的情报，结果却遭到既不热情也不信任的对待，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有一个例子是关于艾利萨·巴兹纳的故事，他是英国驻安卡拉大使的男仆，亚美尼亚人，自1943年起，他从大使馆的保险箱里搞到了所有的绝密电报，并把它们卖给希特勒的情报机构。许阁森爵士的这位男仆称自己为“西塞罗”，他用最简单的办法搞到了那些绝密文件。吃早餐时，他的主人通常会把保险箱的钥匙丢在卧室的外套里。这个亚美尼亚男仆便拿起钥匙，去打扫大使先生的书房，他打开保险箱，将机密文件拍照后再锁上保险箱，然后把钥匙塞回大使的外套口袋。事情就这么简单。但阿道夫·希特勒却不肯相信。他认为整件事是英国情报机关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对此他深感恐惧。他会把这些报告从他的办公桌上扫落，并拒绝从清清楚楚摆在他面前的盟军计划中做出任何结论。
看来，斯大林对他的线人同样充满了深深的怀疑，随着每一份报告对德国入侵的确认越来越紧迫，这种怀疑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作为制造对他人怀疑和玩弄阴谋诡计的大师，他成了自己阴谋论思维模式的受害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试图操纵我来对抗希特勒。”他这样猜测着。带着独裁者常有的固执，他坚信希特勒不可能愚蠢到在彻底击败英国前入侵苏联。他认为德国在波兰沿着边境线集结兵力是虚张声势。也许这位苏联独裁者自己也受到了德国情报机构故意散布的谣言的影响——在东线集结部队是为了欺骗英国人，转移对英伦三岛入侵计划的注意力。另外，像斯大林这样的人也很难相信，德国打算发起入侵行动，如此重要的秘密却被保守得如此糟糕，似乎全世界都已知道了。
这个观点被克里姆林宫权势最大的人物以及红军的秘密情报活动所证实。戴维·J．达林，在他的《苏联间谍》一书中写道：
1941年4月，一个名叫什科沃尔的捷克间谍证实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的大意是德国人正在苏联边境集结部队，位于波西米亚的斯柯达兵工厂已奉命停止履行苏联的订单。伊斯梅尔·艾哈迈多夫证实，斯大林在这份报告的空白处用红墨水写道：“这个情报是英国人的阴谋。查明它的出处，惩治罪魁祸首。”
斯大林的命令被执行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少校艾哈迈多夫被派往柏林，为了找到罪魁祸首，他伪装成塔斯社的记者。战争爆发时，艾哈迈多夫还在那里。
很显然，关于希特勒意图侵略苏联的情报并不符合斯大林的想法。他的如意算盘是让资本主义者和法西斯们打个你死我活，然后他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这就是他要等待的。这就是他动员后方部队的原因。这也是他不想引起希特勒怀疑或把对方过早引入战争的原因。
出于这个原因，据叶廖缅科说，斯大林禁止对边防部队进行紧急动员或发出警报。但在苏联的内地，斯大林却允许总参谋部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行事。而苏军总参谋部同样拥有德国正计划入侵的秘密情报，于是，他们用火车调集了部队，并将其部署在腹地，但在1941年夏季，这些部队不是为了发起进攻，而是防御。
确实如此，当笔者问及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在他看来，苏军部队的部署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时，他表达了在自己回忆录中已经阐述过的观点：“考虑到苏联西部地区的部队兵力以及集结的大批坦克，都位于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和利沃夫附近，所以苏联要转入进攻是非常容易的。但另一方面，6月22日苏军部队的部署并不具备立即发起进攻的意图……对苏军的集结，最接近事实的描述可能是‘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所做的部署’。毫无疑问，1941年6月22日，苏军部队如此纵深的部署只能用作防御作战。但这种情况可以迅速改变。苏联红军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为进攻行动进行重组。”
笔者问及霍特大将同一问题时，他重复了他对中央战线北翼装甲战的出色研究中所下的结论：“战略上的出其不意是实现了。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俄国人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集结了数目惊人的部队，特别是机械化部队，似乎比防御作战所需要的数量多得多。”
两个观点都倾向于，斯大林确实没有打算在1941年的夏季发动进攻。苏联红军正处在部队装备和编制的转型期，尤其是他们的坦克集群。新式坦克和新式飞机正在交付部队。这很可能就是斯大林不想刺激希特勒的原因。
斯大林的这一态度反而坚定了希特勒的意图。实际上，或者可以这么说，这场战争及其残酷的悲剧源于20世纪两位独裁者所玩的政治扑克这一危险游戏的结局。
支持苏德战争背后这一政治机制论的一个公正的见证者是利德尔·哈特，西方军事历史学家中对此研究最深入的一个。《苏联军队》一书里，他在《苏德战役》这一论文中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斯大林的意图是趁德国与盟军作战之际，将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中欧，也许，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敲诈捉襟见肘的希特勒，逼其做出更大的让步。
利德尔·哈特回忆，早在1940年，希特勒还在跟法国作战时，斯大林趁机占领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尽管苏德秘密协议中商定，立陶宛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可以肯定，希特勒第一次意识到，斯大林趁他分身无暇时欺骗了他。
不久后，克里姆林宫给罗马尼亚下达了24小时最后通牒，勒索对方割让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以此来靠近罗马尼亚的油田，而这些油田对德国来说至关重要，希特勒紧张起来。他调动部队进入罗马尼亚，并保证该国的完整性。
斯大林将此视为不友好的行为。苏联红军内部的宣传，反法西斯的声调越来越高。这些情况被报告给希特勒，他及时在东线加强了自己的部队。而俄国人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将更多的部队调至他们的西部边境。
莫洛托夫被邀请至柏林。但对这个世界的瓜分，计划中这两位独裁者之间的广泛协议却未能达成——希特勒原准备用大英帝国的部分地盘酬谢苏联。希特勒以利己主义的方式看待这些事情，将之视为斯大林怀有敌意的迹象。他看到了两线作战的威胁，并被记录下这样的话语：“我现在相信，俄国人不会等到我击败英国。”三个星期后，1940年12月21日，他签署了“第21号训令——巴巴罗萨方案”，这里面包含了一句重要的话：“如果俄国改变其对我们的态度，根据本指令，总司令必须明确提出各项措施作为预防措施。”
对斯大林来说，他已把德国人对莫洛托夫的承诺视为一种软弱的迹象；他觉得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并认为希特勒和他一样，不过是在搞政治讹诈罢了。尽管他得到了一些情报，但并未对希特勒的军事计划太过重视，或者说，至少他不相信希特勒有什么理由发动战争。这就是他尽力避免给对方提供这种理由的原因。
事实表明，斯大林的统帅部在遵循这一态度行事时是多么严格，多么细致，甚至可以说是担忧。时任工兵督察员的卡拉比切夫将军，1941年6月初视察布列斯特地区期间，被严格禁止去查看最前沿的防御工事。斯大林不希望在边防部队中制造战争气氛；他想避免一切会被人看作是战争准备的东西，无论是他自己的部队还是希特勒的情报机构。因此，尽管德国军队集结的迹象很明显，苏军边防部队却并未处在适当的作战位置上；远程火炮没有就位，以对付边境线以外的德军预备队，也没有实施重型火炮轰击的计划。斯大林这一灾难性的想法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苏军坦克第4师的行动和被歼就是个突出的例子。
波塔图尔切夫少将生于1898年（也就是说1941年夏季时，他43岁）头发和胡子修剪得很像斯大林，他是战争中第一批被俘的苏军将领之一。波塔图尔切夫是苏军坦克第4师师长，驻扎在比亚韦斯托克，是苏军中央战线关键防御位置上的矛头。苏军高层对他很看重。他是一名党员，也是莫斯科地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曾在沙皇军队中当过下士，后来参加了红军，并逐渐擢升为将军，担任了师长。他的经历相当有趣：“6月22日零点（俄国时间，德国夏季时间为凌晨1点），机械化第6军军长哈茨基列维奇少将把我召去……”1941年8月30日，波塔图尔切夫在德军第221保安师师部的口供中写道，“我一直等着，因为军长自己也被第10集团军司令戈卢别夫少将找去了。凌晨2点（德国夏季时间为凌晨3点）他回来了，对我说‘德国和苏联开战了。'‘那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我问道。他说‘我们必须等待。'”
这种情况实在惊人。战争已迫在眉睫，苏军第10集团军的司令两个小时前便已知道了这个情况，可他却没有，或者说不能，下达除了“等待”之外的任何命令。
他们等了两个小时，直到德国时间的清晨5点。终于，第10集团军的第一道命令下达了。“警报！进入既设阵地！”既设阵地？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应该按照多次演习过的那样发起反击？不会是那样。对坦克第4师来说，“既设阵地”位于比亚韦斯托克东面广袤的森林中。该师应该隐蔽在里面，并等待。
“一万零九百多人的师出发时，有500人不见了。医疗支队只有150人，缺了125人。全师30%的坦克无法正常使用，还有些坦克由于缺乏燃料不得不被留下。”
苏军在比亚韦斯托克防线上的主力部队就是这样投入战斗的。
但波塔图尔切夫的两个坦克团和一个步兵旅前进了没多久，军部便下达了新的指令：坦克和步兵要分头行动。步兵奉命据守纳雷夫河（Narev）渡口，坦克团则必须挡住德军从格罗德诺（Grodno）方向而来的推进。
这一命令暴露出苏军指挥部门的一片混乱。一个坦克师被拆散，零零碎碎地加以使用，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从正面或侧翼对敌发起反击。苏军部队在边境地区的崩溃，波塔图尔切夫及其部队的命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先是遭到了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打击。的确，他们并未损失太多的坦克，但部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尽管如此，波塔图尔切夫还是到达了指定位置。但接下来的事情使他犯了错误。推进中的德军装甲先头部队并未对他发起攻击，而是从他身边绕过，把他的部队切断了。波塔图尔切夫试图避免被围歼。他辖下的各个坦克连陷入了一片混乱，结果被德军装甲部队逮住，一个接一个地予以歼灭。他的步兵旅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截至6月29日，斯大林响当当的坦克第4师只剩下一堆破铜烂铁。现在的口令是“各自逃命”。他们试图逃入广阔的森林中。少的两三人，多的二三十人，步兵、炮兵以及坦克兵都朝着森林逃去。坦克第7和第8团残余的几辆坦克，白天躲藏起来，夜间，它们隆隆地朝着比亚沃维耶扎（Bialowieza）森林驶去。广袤的原始森林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6月30人，波塔图尔切夫将军和他的几名军官离开了他们的部下。他们打算徒步赶往明斯克，然后再设法转到斯摩棱斯克。波塔图尔切夫走得双脚作痛，另外，他也不想让人看见一个浑身脏透的将军在路上步履蹒跚，于是，他在一个农庄搞了些便衣换上。
不过，他还是在明斯克附近被德国人查获，并被关入了战俘营。他向警卫军官坦白了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