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战记1 齐鲁长勺之战

曹刿论战

《左传》记载，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春，齐国出兵讨伐鲁国。此战便是闻名于后世的长勺之战。长勺之战之所以成为春秋时期意义重大的一次战役，其原因是，此战是鲁国军队在曹刿这位布衣之士的指挥下，第一次打破以往军礼至上的战争规则，不惜以诈术获得胜利的战役。

齐侯小白（齐桓公）即位之初，以报复鲁国在夺位斗争中协助自己对头公子纠为名，出兵讨伐鲁国，这实际上是齐国迈出争霸战争的第一步。仰仗着周庄王十二年（鲁庄公九年，公元前685年）乾时之战的胜利，在夺取了鲁国重要的汶阳之田后，齐军继续向鲁国国境纵深推进。鲁国面临着立国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危机。

长勺之战前，曹刿便言“肉食者鄙”，自请到鲁公同（鲁庄公）面前陈述国是利害。鲁公同被这位布衣英才的才华折服，并心悦诚服地将军队的临阵指挥大权赋予了曹刿。商周以来，国人直接参与政事并不罕见，要面见国君也并不困难，但为何我们在《曹刿论战》文中看到的短短三段对话，就能让鲁公同大胆地将军事指挥权交予这么一个连贵族身份都没有的布衣之士？

不如先让我们看看鲁公同与曹刿两人问对间所暗含的意思。

曹刿见到鲁公同，首先问“何以战”——国君打算凭借什么力量来打胜这一仗？“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虽然距离《孙子兵法》问世还有近200年的时间，但曹刿早已深知这个道理。鲁公同回答曹刿，出身贵族家族的甲士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平日必须争取国内的贵族的支持。鲁公同平时对贵族大臣们都挺好的，自己享受什么物质待遇，贵族们都能享受什么样的物质待遇，因此鲁公同认为贵族们应该和他是一条心，到了战场上甲士们应该以命报效。

曹刿直接给鲁公同泼了盆冷水：“这些恩惠只能让你身边这几个高级贵族分享到，甲士大部分都是出身中下级贵族，您平时施与大贵族们的恩惠并没有让这些人享受到，他们不见得愿意为您在战场上拼尽全力啊。”

鲁公同又说道：“寡人敬天法祖，顺应五行（夏启在《甘誓》中列举的有扈氏的罪行中就有“威侮五行”这一条；后来这一条罪名又被有穷氏首领羿栽给了启的儿子夏王太康，并以此为借口夺取了夏王之位），祭祀祖先必以礼法所规定的祭典程序和祭祀用品等级进行，必无欺瞒。”意思就是，自己是周礼最虔诚的维护者，在精神文明建设（祭祀天地、祖先算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统一思想的手段）上我也敬守礼法，先祖和天地都应该庇佑我。贵族和国人们应该愿意把我当作全国最高精神领袖，愿意为我在战场上效命。

曹刿有些着急了：“我说国君啊，战场搏命提鬼神可没有什么用。您虽然是周礼的维护者，但是兵战凶危，这些也不见得能为我国带来胜利。”

鲁公同思索了一下，说道：“平时处理大小事务，审判各种案件，寡人虽然不能说完全做到明察秋毫，但是都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做出的判决基本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因为涉案双方的地位尊卑、远近亲疏，就偏袒其中一方。”

曹刿欣慰地说：“这样的话，国人才会尊敬和爱戴您，战场上甲士和国人才会为您而战，我们可以凭此打一仗。”曹刿将政治清明、施政有利于广大国民视作战争胜利的根基，这是兵家常说的“先胜”，即“决胜于庙堂”的原则。

其实，曹刿作为鲁国的普通国人，愿意主动为国君排忧解难，正是因为鲁公同施政合情合理，惠及广大中小贵族和普通国人。可以说，二人问对中曹刿是在明知故问，双方是在用这种问对的方式来互相了解对方。曹刿知道鲁公同是一位有雅量的国君，能够尊重虽身份不尊贵但有实际才能的人，愿意信任自己并予以重任，因此提出了“战则请从”，向鲁公同提出了跟随其一同上战场的要求。鲁公同则在问对中了解到，曹刿将会在这一战中突破以往的常规和道德约束，只为了两个字——胜利。

曹刿是布衣国人，和贵族参与国战只为分个胜负的心态不同（同文明圈之内的国战是国君与公室的分内之事，封地贵族仅仅需要尽军事义务。根据西周的传统，尽军事义务之后，贵族的封地根基不会因战事的胜败受到太大影响）。鲁国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对曹刿这样的布衣阶层的影响要远大于卿士大夫们，可以说长勺之战的胜负将直接决定鲁国布衣国人之后的生存状态。不同的利益相关程度，面对战争的态度也不同，因此曹刿才会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这种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作风，不单体现在战斗之中：长勺战后，齐、鲁两国国君会于柯城邑，依然是齐国强势。大庭广众之下，曹刿拔剑劫持了参加会盟的齐侯小白，逼迫其归还了鲁国在乾时之战中被夺走的汶阳之田。曹刿这种无视贵族礼法，只求结果的行为准则可见一斑。

从长勺之战起，战争的准则不再是贵族们说所的“军无礼不胜”，而是“以正和，以奇胜”。再过150年，将会有另一个兵法大家提出“兵者诡道”的理论。

鱼丽阵的产生

在长勺之战爆发的二十多年前，中原腹地打了一场在当时世人看来极为荒唐的战争：周天子与臣子之间因为互相斗气最后兵戎相见，结果天子战败。也是这一战让周天子的神圣光环被首次真正打破。没错，相信大部分读者都猜到了——这一战便是葛之战。为什么在分析长勺之战前要先提这一战？因为在这一战中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军事改革。

在讲述这场战争之前，首先来说说此战主角之一的春秋小霸郑伯寤生（郑庄公）吧。

要说郑伯寤生，就不得不提到郑伯克段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寤生同母弟公叔段因其母的偏爱而恣意妄为，甚至威胁到了郑伯寤生的统治。

事实上，郑伯寤生本可以轻松地限制其弟公叔段的所有举动，但出于对其母与其弟的怨恨，以及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郑伯寤生使出了欲擒故纵的手段，有意“养祸”：不但坐视公叔段违背周朝礼制将“京”邑扩建到超标水准，还放纵公叔段暗中谋得周边城邑（西鄙、北鄙两个较大城邑）行政权的行为。当公叔段愚蠢地将颠覆计划进行到军队编练阶段时，郑伯寤生派出的一支拥有200乘战车兵力的大军如泰山压顶一般地杀到了。战败后的公叔段醒悟到兄长的狠心，只得自尽。

通常政客在面对这种政治风险时最常见的做法是一开始就对公叔段多加限制，派心腹之人常驻其身边监视，公叔段一有不轨举动，就进行直接的打击和限制。但是在当时的礼法道德的背景下，些许的小过让郑伯寤生完全得不到合适的理由来杀掉公叔段，甚至连剥夺公叔段名下封地的举动都不能有。但事先故意纵容公叔段作乱，而后将之彻底扑灭就完全不同了。在不用背上故意杀弟之不悌罪名的同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公叔段问题。

攻打许国之役中，颍考叔被子都暗箭所杀之后的处置手段【假意举行鬼神诅咒仪式，声称让颍考叔的鬼魂复仇。真有什么鬼魂能复仇吗？不过是郑伯寤生搪塞舆论的借口，让子都（公孙阏）逃脱了惩处。颍考叔只是普通的一个士出身官员，而子都是郑国公室的重要成员，郑伯寤生因此有意偏袒子都。当然，在明代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子都最终被颍考叔的鬼魂给吓死，作者以此讽刺郑伯寤生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并表达出对正义的渴望】，也反应出郑伯寤生此人气量不大、好耍小手段的政客习气。

了解了郑伯寤生的为人与行事作风，我们对以下战争之所以发生就不难理解了。

郑国和周王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镐京之变，郑伯寤生之父武公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周平王，并出兵协助平王完成东迁，因其功（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因为此时郑国在中原诸国中领先的国力和军力）被封为平王卿士。武公死后，郑伯寤生继承了父亲的周王卿士之职。这种职位向来是不能被继承的，推测周平王是出于稳定局面的考虑而授予郑伯寤生的。作为在位数十年的老政客，周平王深知如此高位不可长期让一家独占，故私下召见另一位身份高贵的近畿诸侯之君——虢公（洛阳王畿周边诸国中虢国国君为公爵，第一代虢公为周文王之子，历代虢公均为王室重臣），欲让其取代郑伯寤生为平王卿士，借机拉拢其他近畿国家，削弱郑国的影响力。但是近畿各国郑国最强，虢公权衡后回绝了周平王的提议。周平王私下会见虢公一事被郑伯寤生知晓，为缓和矛盾，双方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骇人听闻的大事——周天子与所封诸侯相互交换人质！周王室权威之倾颓、郑国此时国势军力之强盛可见一斑。

公元前720年，在位长达51年的周平王去世，在郑国当质子的王孙林回国即位，是为周恒王。怀着对郑国、对郑伯寤生的怨恨，周恒王降郑伯寤生为左卿士，以虢公为周王卿士。为了报复，郑伯寤生连续数年不进贡，不朝拜周天子，还三番两次派兵抢收王室土地上的成熟粮食。从军事角度讲，这样做可以有效削弱敌方战争潜力与动员能力，但就郑伯寤生个人而言，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和周恒王斗气的心理。将周王室视作敌人，也可见郑伯寤生的政治远见不足。后来的春秋霸主，如齐侯小白、晋侯重耳，都摆足了尊王的架势以号令诸侯并干涉国际局势。

尽管双方有些和解的举动，但对郑国多年侵占王畿土地与数年人质生活的积怨，让周恒王对郑伯寤生欲杀之而后快。当然，伐郑更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重塑周王室的威严。周恒王二年（公元前718年），周王室较为成功地干涉了晋国公室嫡系翼城和分支曲沃之间的争斗。周恒王派遣虢公率军出征，战胜曲沃庄伯，扶持晋哀侯即位。周恒王十二年（公元前708年），周恒王又联合秦国一起出兵围攻芮国，俘虏芮国国君芮伯万。这两次胜利，让周恒王产生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已经恢复到西周王室强盛时期的错觉，因此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倒眼前最大的敌人郑国。正巧，郑国近年来对周边国家内政多加干涉，动辄强邀诸侯协同出兵围攻他国都城，俨然一副霸主做派，让邻国对其十分不满。大家一拍即合，周恒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周天子及虢、卫、陈、蔡四国一同出兵，以400乘的兵力联军伐郑。郑伯寤生则以攻为守，亲率300乘战车的兵力主动迎击，双方战于葛（在今河南省长葛市东北）。

此战中，出现了步兵与战车紧密合作的全新战术——鱼丽阵。

在车战流行的最早期（殷商及西周早期），兵车部队进行整体编组时，所有兵车不分先后全部沿横向一字展开列阵。在战车之前，车属步卒先以各伍为单位纵向对齐列队，然后各伍横向排列形成一条完整的战线。开战时可以让步卒与战车一起进攻，也可以选择让步卒给战车让出冲锋的通道，战车先行发起攻击——只不过这样容易造成己方阵形的混乱。牧野之战时，周军可能还在战车部队之后布置了一些纯步兵部队，并将辅兵进行武装，也编入这个步兵军阵中以增加可用兵力。

如果将整支军队视作一把利剑，那么在会战中战车部队就是这把剑进攻的尖锋，纯步兵部队则为剑身。从夏、商直到西周，纯步兵部队一直存在，只不过随着战车战术的发展完善，早期的纯步兵部队由于战斗力相对低下，同等国力所支持的兵力规模的战斗效率也不如战车步卒混编部队——同等国力下，可以供养一支编制100乘总兵力为3000人的战车部队，或者一支总兵力1万人的早期纯步兵部队，很显然，100乘兵车的战斗效率要高于1万名早期步兵，所以步兵在华夏文明圈军队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牧野之战，周军300乘战车一字排开，这样宽大的阵形在运动中难以维持，周军不得不在进攻中多次停止推进进行整队。《尚书·牧誓》中就有这样的语句：“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如此笨重的阵形，每推进六七步（先周时8尺为一步，约合今天的1.84米）距离就要停下进行整队。西周立国后的几百年间，并不是一派天下太平的景象，诸侯间战争一直不断，华夏文明圈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战争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早先这种笨重的无纵深、宽正面阵形被缩短正面、多排列阵的有纵深军阵所取代。纵深列队的阵法可以帮助战车实现之前所不能做到的多波次轮番冲击战术，攻击力更加强大。牧野之战中，周军使用这种无纵深的战术，可能是在己方兵力远远低于对手又必须排出一个正面宽度足够迎战17万商军的阵形时最合适的选择。进攻中反复停下整队，也是为了维持阵形的完整性，毕竟商军兵力是周军的数倍，如果某支部队超出阵形，冲击过于深入，就很可能陷入重围，被商军一口吃掉。

经过数百年的时间，车战军阵（各乘的配合与更高建制单位的展开模式）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了多次改进，但微观层面（每乘建制之下单车与车属步兵的配合）上却一直保留旧有模式。车战布阵，步卒列队在战车之前，两者分开。步卒先发起进攻，战车发现敌军在战斗中暴露出的薄弱点后，发起猛烈冲击，一战定胜负。然而这种战术的缺点很明显：步卒陷入混战后，难以得到战车的及时支援；战车需要步卒掩护时，步卒可能没有力量去完成掩护任务，双方脱节的情况时有发生。

鉴于旧式战阵的这些弊端，经过数年干涉战争的锻炼，以及对东门之战失利教训的总结，郑军在战争中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战术——鱼丽阵阵法。

鱼丽阵，取“鱼丽于罶”之意：每乘编制在布阵时步卒以伍为单位环绕战车侧翼及背后列队——看上去环绕战车的步卒队列像渔网，战车则是网中之鱼。进攻时车驰卒奔，战车冲击一举撕裂对方薄弱的步卒阵列后，己方步卒跟上战车的脚步一同围攻敌方战车。这样就能在战车选择先行发起冲击时既不会破坏己方军队现有阵形的严整性，又能更好地发挥战车的冲击力。当然，步卒的战术作用与地位也在鱼丽阵中得到了提高。如果第一次战车冲击不利，步卒上前协助战车，掩护战车完成回转重组再次冲击；如果不冲击，则步卒重新环绕战车列队转为防御。

鱼丽阵战法可以让战车与步卒更好地发挥出兵种自身的特长。从列阵方式看，鱼丽阵与之前战车和步卒分开列队的模式相比，每乘编制下需要编入更多的步兵，这也就造成了春秋时期军事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每乘编制下编入的步卒数量越来越多。此战后各国也都开始采用鱼丽阵来编组、训练各自的战车部队。

当己方使用鱼丽阵对阵旧式军阵时，对方的步卒要首先面对己方战车的攻击，己方战车可以轻松地将对方步卒单薄的阵形贯穿撕裂，己方步卒赶到后可以轻松地将之解决，并同时分出一些步卒继续跟着战车推进，不必理睬敌方步卒。贯穿对方步卒阵形后的己方战车在步卒掩护下继续对战敌方战车也会占据一定的优势。如果对方选择战车先冲击，那么迎击对方的是己方战车和步卒完整编队的阵形，己方将以绝对优势击退敌方战车，并趁着对方步卒阵列未完成重新整队之机对其发起冲击，将对方一举击败。可以说，只要双方甲士和步卒的装备水平与战术素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用鱼丽阵的一方将占尽优势。更何况郑军在数年的征战中从未遭受过严重损失，军中士卒可谓能征惯战——此时各国都没有建立起职业化军队，军队战斗力的高低就看军中士卒参与军事行动的次数。

双方完成列阵，周王联军方面，以周天子王师为中军，虢公林父统领右翼的虢、蔡、卫国联军，周公黑肩（周桓公，周公旦后裔）统领由王师和陈国军队组成的左军。开战前，郑伯寤生与诸将商讨作战计划，子元分析：陈国内乱，联军左翼的陈军三心二意必然不愿意死战，如果郑军猛攻，其师必退；联军右翼的卫、蔡两国军队早已被郑军打怕了，不敢面对郑军战车的冲锋；中军的王室士气高涨——先前武装干涉晋、芮两国成功带来的信心——不可小觑，周、郑持续斗气，让周王室及其附属贵族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失，甲士和步卒们都憋着火气，就等今天一战。郑军应该先攻联军左右两翼，将之逐退后，再一齐包抄中央王师；左右翼完成包抄前，中央方阵尽量拖住王师主力，在交战中争取拖延时间。等郑军两翼完成包抄后，全军再协同突击王师中军。

会战开始，果然如子元事先所预料的那样，凭借数年干涉战争的积威和鱼丽阵阵法更强的战斗力，郑军先击溃了联军左右两翼的卫、虢、陈、蔡几国军队，随即包抄中军的周天子王师。中央的僵持局面也随着郑军两翼夹击的开始而结束，混战中一支羽箭射中了周恒王的肩膀，王师战败，郑军追击百步距离后回师。逐北百步而退是先秦军礼，早期诸侯间的这种仪式性战争只是贵族间的争斗，分出胜负即可，不必赶尽杀绝。当然，这也是对战车的战地机动能力限制所做出的妥协。另外，此战陈、蔡、卫军队只是被郑军逐退，实际兵力损失并不大，如果郑军追击过甚，很可能激起几国军队与王师协同发动反击，胜负难料。

此战，郑军凭借鱼丽阵战胜了兵力强于己方的周王室联军，初霸春秋。郑伯寤生虽多智却尽是些小聪明；郑国虽强，但其早先的威势更多还是来自于周王卿士一职，是周王室统御天下数百年的余威。郑伯寤生最初争夺天子卿士一职，就是为了扯周王室的“虎皮”来做自己驭使诸侯的“大旗”。而到了最后，又是郑伯自己把周王室最后的一点尊严击碎。与周王师对阵疆场还射伤周恒王本人，让周天子从神坛跌落，郑国获得了战斗的胜利却失去了原有的国际声望。击碎周天子威望后，周边那些大国忽然发现，天下是可以凭自己的强兵壮马来称霸的，他们一定也渴望用武力夺得霸权。郑国虽然可以笑傲中原诸国，但绝对敌不过周边那些庞然大物般的国家。

郑伯寤生在外交上唯一可称道的是：郑国一直与东部大国鲁国结好，维持了准盟友关系，以此避免了两线作战局面的出现，可谓后来“远交近攻”模式的雏形。然而，这也是郑伯寤生爱耍小聪明的突出表现：中原周边大国齐、燕、晋、鲁，唯独鲁国此时政局稳定有余力干涉中原，故只全力结好鲁国而置其他大国于不顾，这完全是急功近利的表现。郑国小霸中原，但与周边大国相比则逊色一筹，当齐国（此时齐国一方面正在稳固对刚刚从东夷势力手中获得的土地与人口的统治，一方面正竭力摆脱西周时期频繁发生的弑君事件的不利影响）、晋国（晋国此时仍忙于激烈的内部派系斗争，也就是史书中所说的“曲沃代翼”，经过数十年文争武斗后，公室旁系取代了嫡系的国君地位）、楚国（楚国忙于征服汉阳诸姬及其他文明的小国）等大国也加入争霸游戏后，以郑国为代表的中原国家渐渐沦落为大国称雄的演兵场。而历史事件往往是重复发生的，一战前巴尔干半岛动荡不安的局势，就是周边的欧陆大国所遥控主导的。号称巴尔干军事强国的塞尔维亚境遇与春秋中后期的郑国何其相似，不是成为大国在博弈中利用的工具，就是成为大国间直接交锋的战场。

齐人三鼓，一鼓作气

周时战场规则，完成列阵后，双方先行致师，派出单独一辆战车载着麾下武艺最高超、最有勇气的甲士在两军阵前往复奔驰，向对手挑战。致师这一周代军礼可能是原始步战时代的战争遗存：两部族之间争斗，阵前派出自己最强壮的勇士先进行一场公平较量。分出胜负后，如果双方愿意接受现有决斗结果并达成和解，那么就算胜负已定；如果失败方执意不接受决斗结果，那么双方再全军出击决出个你死我活。其实这样的习俗在全世界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在电影《特洛伊》中就看到阿喀琉斯利用其个人超群的武艺力压群雄，协助其兄阿伽门农降服了很多希腊部族。后世战场上出现的“斗将”也是致师之礼的一种延续，只不过“斗将”在战场上实际发生的次数是比较少的，目的也是为了鼓舞己方士气，打击对方士气（致师的本来目的也是如此）。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清晨，牧野战场上。周王发（周武王）派出几名最为骁勇的虎贲甲士驾着各自的战车单独出阵，冲向17万商军阵前行致师。只见周人甲士从奔驰的战车上跳下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敌阵。这些虎贲之士干净利落地杀掉几名商军甲士后，再用锋利的短剑现场割下死者的头颅。在瑟瑟发抖的商军步卒充满恐惧的目光中，刚刚完成杀戮的虎贲甲士手上挥舞着敌人的“甲首”（敌军甲士的头颅）追上自己的战车，并跳上车欢呼着奔回本阵，耀武扬威地显示着自己出众的勇武。商军中的大批奴隶兵为周军虎贲甲士的悍勇所震慑，士气萎靡。周武王也顺势命令全军向战意动摇的商军大阵进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自此之后，每逢作战，华夏文明圈内的军队都会在战前行致师之礼。战车来回飞驰，甲士跳下战车或向敌军呼喊挑战，或直接冲入敌阵折馘（杀死敌兵，割下死者耳朵记功）执俘而还，以展示自己的勇武。再追上战车跳回到车上自己的位置，显示个人的强悍体魄。致师一般会选择攻击敌军中的甲士。牧野战场上的商军可以说是一锅大杂烩，大量没有军事经验的国人、奴隶被临时编入部队，唯一具备一定战斗力的只有兵力稀少的留守部队、宫殿卫队和朝歌城防军，还有一堆三心二意的贵族私军（倒戈相向真正的主力）。商帝辛（商纣王）只能这样编组麾下兵力：保留几支宫廷卫队作为自己的直属部队，剩余的甲兵全部充作各级军官建立起一批批空架子部队，然后再用大量临时武装起来的国人和奴隶将编制填满。如果能干净利落地杀掉商军中的甲士，一方面会让这些临时军队失去军官的约束，从而变成一摊散沙，另一方面也让这些奴隶们直观地感受到这些原本看着高不可攀、武艺精湛的商军甲士在周军虎贲甲士面前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那么对面周人的虎贲甲士该有多么可怕！商帝辛的战鼓敲得再响亮，也无法消除普通商军士兵心中的恐惧。战后，牧野之地血流漂杵。

鲁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年）的崤之战，秦军经过周王城北门时，甲士虽然免胄行礼，却在周王的大臣面前模仿致师，穿戴重甲跳下战车，然后再跳上去，以显示自己的悍勇（“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年少的王孙满看到这种情形，说：“秦军举止轻狂不依军礼，一定会失败。轻狂就不会有完整的军事计划，无礼则行事不谨慎。进入险境并没有完整军事计划和预案，行事又不谨慎，能不失败吗？”其实在西方军事界中，也有一句类似的格言：“参加战争，是你这一辈子中做过的最不理性的决定，在此后的日子里，你就不能再有任何不理性的举动。”

晋楚邲之战，《左传》记载：“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驾驶战车快速奔驰，使得风力将旗帜吹展）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利箭），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车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楚国也依照了周人军礼，战前先行致师。齐晋鞌之战的前一天，齐将高固到晋军大营前挑战。并俘获晋军战车一辆、甲士一人，还留下了“余勇可贾”这个成语。到了唐代，致师这一先秦军礼还有遗存，《新唐书·尉迟敬德传》中记载：“令敬德执矟，略其垒，大呼致师。”

致师之后，中军击鼓全军出击，双方战车、步卒在鼓声的协调下发起进攻。通常一次对冲结束后胜负的趋势就会明朗起来。如果第一轮不分上下，那么双方整队再次对决冲锋，如果一方暂时处于下风，那么这一方将转为防御阵形，抵挡来自优势一方的攻击，直到出现转机或者彻底失败。

但是长勺之战一开场，鲁军却没有遵守周礼军礼中约定俗成的惯例。会战前两军列阵，鲁军在没有接战的情况下，就直接摆出了防御阵形。我们还可以这样猜测，按照惯例，双方行致师的时候，对方不应该放箭干扰。长勺之战打响前，鲁军非但不先行致师，当齐人行致师之礼时，还将前来挑战的齐国勇士乱箭赶回。姜太公（民间称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治齐国并未一味恪守周礼，大量保留并学习了当地东夷人的习俗，让齐人的性格中大量揉入了原东夷民族冲动开放、尚武好勇的基因。鲁军这种缩头乌龟一样的态势，让好勇斗狠的齐军将士们十分恼火，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更加瞧不起鲁军。乾时之战后齐军产生的优势心理此时已经逐渐膨胀到了轻敌的地步，更何况此战齐军兵力要高于鲁军。

此时各国军队都普遍采用了鱼丽阵列队：每乘编制下，步卒环绕战车列队。具体来说就是步卒分成三部分，分别在战车左右两侧和车后列队（不阻碍战车冲锋的通道）。郑伯寤生第一次摆出鱼丽阵时，步卒以伍为单位分为两组或三组环绕战车列队，兵力可能为4~6伍（这样的编制配合五兵并用的战术），即20~30名步兵，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乘随车步卒的人数在逐渐增加，至春秋晚期，一乘战车之下的步卒人数（含作为士官长或骨干军士的步战甲士）达到了75人。各乘左右各留出足够一乘战车通行的间隔后，横向对齐完成第一排的列阵，然后第二排各乘采取和第一排相同的方式列队，只不过列队时和第一排错开，每乘战车对着第一排预先留下的空隙。如果有第三、第四排的话，也以此类推来列阵，组成一个大型的方阵。通常情况下，各国军队在战斗前都会将兵力分为三部分，编成左、中、右三军（或称“三拒”）的三个方阵应敌。

由鲁公同授权，曹刿命令鲁军在开战前就摆出防御阵形。还下令各乘编制之间将间距缩到最小（勉强能容纳一辆战车缓速通行），拴住战马并将战车车轮暂时锁住，防止战马受惊乱跑导致阵形解体。仍嫌不足的曹刿可能还下令，让士兵们将防守用的重车也排布在大阵之前，分明是一副彻底放弃进攻，打算把缩头乌龟当到底的架势。齐军将领鲍叔牙也没看明白对手到底是什么打算，仗着己方兵力多于对面的鲁军，于是下令击鼓进攻。

第一通战鼓敲响后，齐军前阵战车齐步前进，好似一排排海浪向鲁军压来。齐国兵车一边逐渐加速推进，一边射出羽箭。早已列好坐阵（与立阵相对应，阵中所有士兵以半蹲、半跪的防御姿势迎敌）的鲁军也以弓箭回击：车上甲士持弓半蹲在战车上，利用车厢前护板作为掩体。步卒环绕战车前半圈列队，仿佛是战车的人肉装甲一般，持短戈、戟的士兵半蹲着将身子基本隐藏在盾牌之后，在最前面排成密集横队为身后的战友提供掩护；持殳、矛和长戟的士兵们则站立在盾牌手背后，压下身子双手支起自己手中的长兵对准前方，各种兵器做到了长短相卫；弓箭手则在相对安全的最后一排张弓射箭，射箭向来是一个需要同时结合力量与技巧的高难度军事动作，为了提高弓箭手的战斗效率，需要给他们营造一个较好的作战位置——五兵队列的最后一个位置。齐军战车冲到面前，短戈手用正面已经带着几支齐国甲士射来的羽箭的盾牌抵御对方车右刺来的夷矛与长戟，短戈手身后的步卒们也用手中的长兵与齐军车上甲士以及随后赶到的步卒对战。步卒弓箭手和战车上的甲士将弓箭火力分为远近两个层次：射杀近处比较有威胁的敌人；用抛射的羽箭来阻断前来支援的齐军后续部队。前军进攻不利阻碍了后续战车的进攻，车上的齐军甲士见鲁军步卒依托兵车防御不易击溃，于是驾驭战车准备从鲁军各单位之间的空隙冲进去，破坏鲁军阵形完整性，并寻找机会杀伤在后排的鲁军。但是鲁军在布阵时将间隙缩至最短，让齐军战车难以冲入鲁军严整的军阵内部。

第一次进攻失败，鲍叔牙下令先头部队暂时先收拢整队，主力部队准备出击。显然鲍叔牙认为第一次进攻不利主要是投入进攻兵力不足的缘故。第二通战鼓响起，半数的主力部队会合先头部队一起发动了更有力量的进攻，齐军甲士们心里憋着一团火，誓要将面前这个“缩头乌龟”的壳敲开。鲁军以相同的方式继续迎击齐军的进攻，齐军拼尽全力也难以冲破鲁军的军阵，最多只能突破到鲁军阵形的前两三排战车中间，并杀伤这一部分鲁军，鲁军主力还是保持着完好无损的阵容，持续稳定地对齐军射出密集而致命的箭雨。就这样，齐军无法打破鲁军严密的防御阵形，部分突入的战车也面临着附属步卒难以跟进、友军战车之间无法相互配合支援、后续部队也难以利用突破口打开的局面。

看到齐军气喘吁吁、行列混乱地堆在鲁军面前无法改变局面，主将鲍叔牙这时犹豫地下令敲响第三通鼓，让手上最后一支部队投入行动，发起第三次冲锋。可以说，此时的鲍叔牙如同现代的一个股民，在股市已经进入下跌区间后才选择入市。之前的投入已经出现了亏损，如果敢于及时割肉离场或许损失还不太大，但总是有人相信眼前的下跌只是所谓的“技术性调整”，从而投入更多本钱。其实仗打到这个分上，鲍叔牙应该知道：己方攻击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给鲁军造成的杀伤并不小。如果这时选择让预备队掩护进攻主力后撤，尽管鲁军保有数量较大的预备队，也不敢轻易追击，只能目送齐军有秩序地撤退。这样的结局只能算齐军小败，有前面乾时之战的胜利保底，齐国还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但是可能出于维持自身主将地位（鲍叔牙能骤获高位的主要原因是他是齐侯小白的老师，出于平衡朝中政治实力的目的，齐侯小白选中他拜将）需要立下更多军功的心理，鲍叔牙选择了押上所有兵力再赌一把。

与重骑兵相比，战车部队欲发挥出最大冲击力，对阵形的严整性的要求远大于对速度的需求。这也是牧野之战中周王发要求周军大阵频繁止步整队的根本原因所在。骑兵攻击力的主要来源是速度，并不是说重骑兵部队发起冲击战术对阵法就没有要求，而是骑兵因为更加灵活可以在冲击中调整阵形，如果遇到不利的情况，骑兵可以更容易地选择对其他目标发起冲击或者干脆放弃冲击。与骑兵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战车作战排在第一位的是阵形严整，其对速度的要求反倒要向后排一点。此时的齐军阵形已经完全紊乱，先头部队还有一部分和鲁军纠缠在一起，后排的战车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但部分进攻路径被战死的士兵、毁坏的战车、陷入混战的友军所阻碍。曹刿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齐军主力已经被鲁军做出巨大牺牲的前几排战车折磨得秩序全无、士气衰竭。曹刿下令击鼓，之前一直只是提供辅助弓箭火力而没有投入战斗的鲁军主力，解开车马羁绊转入了进攻。

先前齐军在奋战中打开的突破口反而变成了鲁军预备队出击的通道。齐军以为鲁军只会消极防御，为准备第三次冲击而毫无防备地转身后退，想拉开距离脱离混战，此时鲁军突然发起的进攻直接打在了齐军的软肋上。正常情况下，战车对决，双方交手后离开一定距离才会回转重新整队。任何时候，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背部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但是齐军战前就对鲁军过分轻视，鲁军一副不做进攻准备的态势以及连续两次面对进攻时的固守防御让齐军放下了对鲁军的警惕，轻易地在对方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后背。沉寂已久的鲁军战鼓突然敲响，鲁军出人意料的反击让准备重整的齐军被迅速击溃。溃败的齐军又将准备发起第三次冲击的友军阵形也冲散了，全军被裹挟着后退。

看到如此快地击溃齐军，鲁公同兴奋地准备下令追击，但曹刿担心齐军还留有一支可以进行反击的预备队，更担心齐军并没有失去秩序，兵力少于齐军的鲁军会因在追击中过于深入对方的阵形而战败，因此特意登上车轼（在车上站立时用的扶手）远望。他看到此时齐军为了逃跑已经将碍事的军旗从战车上拔了下来，无法利用旗帜指挥，又观察到齐军战车在后撤时车辙印混乱，纵横交织，确定齐军已经彻底失去秩序，这才下令全军追击。

笔者曾翻阅过某本历史小说，小说作者在描写某次双方骑兵进行会战时，篇中全部的战斗情节与人物对话几乎不假思索地照搬《曹刿论战》的内容，最大的区别不过是改掉了文中人物的姓名，并将车辙印换成了马蹄印。该作者可谓一点军事常识都不了解，战车进退如果秩序井然，那么大部分车辙痕迹会比较规整，且多呈平行排布，但是骑兵的马蹄印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无论军队是否尚保持秩序，大量战马奔驰而过所留下的马蹄印的整齐程度都不会存在太大区别，更何况骑兵在进行变阵时马蹄印变得混乱是十分正常的，此刻如果冒失地冲上去，没准正好进入对方的陷阱。

此战，曹刿有意牺牲了鲁军军阵中前几排部队，来换取齐军投入所有预备队全军出动。又利用战术欺诈的手段，让齐军轻率地在鲁军面前回转调整阵形，将背部暴露在鲁军兵锋之下。曹刿灵活地使用了预备队，在战斗前期保证了预备队战斗力的完整，并在最关键的时刻果断地投入预备队作战。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曹刿充分利用了步兵在战场上的优势，建立了一个坚固到在进一步军事改革完成前难以被攻破的军阵。虽然这个时候步兵依然还是战车的附庸，但是步兵在车战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为后续的进一步军事改革埋下了伏笔，步兵崛起的种子已经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