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创新与不足

1.5.1 存在的创新

本书存在的创新点主要有三点。

第一，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突出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过程——“中式周期”演变规律。

本书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将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3个“大阶段”和13个“小阶段”，并与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匹配”，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演变表现出了鲜明的耦合性，且由改革开放前的“基本耦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完全耦合”。进一步对新中国历来经济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考察研究表明，尽管从单个经济周期来看，周期形态的决定可能取决于不同时期经济系统内要素的相互配置状况，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周期的总体演变机制，却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演化过程——“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过程，即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创新周期三种经济周期类型统一于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同时，又突出表现为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周期为主导，到改革开放后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为主导，再到新时代以创新周期为主导的内在演变规律。同时，笔者将这一规律称为“中式周期”的演变规律，这也是本书最主要的创新点所在。

第二，新中国“制度+开放+创新”的独特发展模式内在规定了“三位一体”时空转换的周期演变机制。

本书研究认为，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影响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包含需求侧因素，也包含供给侧因素，但总体体现为“制度+开放+创新”发展模式的综合作用。也就是说，“制度+开放+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内在规定了新中国“三位一体”时空转换的周期演变机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方面，制度因素大约能解释新中国约30%的经济周期波动，而且制度变革主要按照影响微观、中观、宏观的逻辑路径并最终反映于宏观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大致为20%，且日本高于美国。而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贡献度更高，尤其是中国对日本的经济贡献率可达30%。此外，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繁荣阶段比在衰退阶段的关联度更高。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概为期7～8年。

第三，新时代虽然短期内我国仍然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但长期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统筹发展的可能性很大。

一方面，本书综合运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Verhulst模型预测法、景气指数法中的合成领先指数法以及时间序列预测法中的ARMA模型预测法对短期内我国各类经济周期的演变趋势以及GDP自身的波动趋势进行研究，发现短期内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仍然处于继续衰退的态势。另一方面，本书从总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六个维度对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实现了重构，并采用熵值法测算了1999—2016年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结果表明，以往时期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在逐步上升的同时存在着发展不稳定、不充分、不协调、不平衡等异质性问题。另外，运用熵值法与均等赋权法分别对“十三五”时期与“十四五”时期省际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对比，发现新时代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在呈现出向好趋势的同时，尽管省际异质性仍将存在，但体现统筹发展的均等赋权方式将利于差异的有效缓解。

1.5.2 研究中的不足

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尚存不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大含细入，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50卷里便可窥见一斑。然而，囿于毕业期限，笔者在学习期间只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9卷、23卷、25卷、26卷、30卷、31卷、46卷以及《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著作进行了粗浅的阅读和总结，深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认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这也是笔者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立志实现的重大理论突破点。二是关于前沿数量统计分析工具的运用尚存不足。受部分微观经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人学术水平的局限，书中所采用的部分数量统计分析工具相对而言可能存在些许滞后。但是，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本书在方法的选择上秉持的是适用的原则，而并非是一味地盲目追求前沿。因此，并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三是在研究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历程与国际比较时，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和历史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发现，还有很多关于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尚待挖掘。四是新时代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指标的重构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本书虽然已经实现了对省际经济发展质量衡量指标的初步构建，但是受限于部分数据的可获得性，仍然还有一些重要的指标出现了遗漏。因此，今后随着数据的逐步更新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经济周期的衡量指标依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