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坏

第一节 本章宗旨

各种政体的腐坏基本都以原则的腐坏为起点。

第二节 民主政体原则的腐坏

民主政体原则的腐坏始于以下状况：人民抛弃平等精神，推崇极端的平等精神，所有人都要跟自己选举的领导人保持平等。人民在这种情况下，连委托他人行使权力都无法容忍，所有事都要亲力亲为，取代元老院议事，取代官员行使职权，取代法官审理案件。

在共和政体中，美德不复存在。人民要行使官员的权力，导致官员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元老院议事丧失了重大的意义，导致元老乃至老年人都失去了人们的敬重。老年人不再受到敬重，父辈也就不再受到敬重。不必再尊重丈夫，也不必再遵从主人。所有人都爱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约束人或是被人约束都会让人疲惫、郁闷。妻子、儿女、奴隶不再服从任何人。丧失了风化，丧失了对秩序的热爱，最后终将丧失美德。

色诺芬在《专题论文集》中传神地展现了某个共和国人民对平等的滥用。所有客人挨个说自己为什么会觉得满意。夏米德表示：“我很贫穷，所以我对自己很满意。过去我很富有，被迫讨好那帮诽谤者，因为我知道自己处在那样的地位中，很容易被他们设计，却很难设计他们。共和国不停向我征税，我根本逃不开。而变穷反倒让我得到了威望，不再受人胁迫，还可以去胁迫别人，要走要留都随我。有钱人全都退到一边，给我让出路来。我从过去的奴隶变成了如今的国王。过去我为共和国交税，如今共和国却养着我。我什么都不必畏惧，还能期待收获。”

当人民委托的人想腐坏人民，以隐藏自己的腐坏时，便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他们只跟人民谈论人民的伟大，以避免人民看清他们的野心，他们不断怂恿人民走向贪婪，以避免人民看清他们的贪欲。

无论是在腐坏他人的人中间，还是在已被腐坏的人中间，腐坏都在不断加剧。人民会瓜分一切公共财产。这帮懒散的人却要掌管政务，这帮贫穷的人却要追求奢侈。但懒散和奢侈让他们只能去抢掠国库。

不必吃惊于用钱能买来选票。要多多给予人民，只能多向人民索取，这必然会导致国家覆灭。人民从自由中得到的越多，就会越快丧失自由。很多小的暴君由此产生，他们汇集了大暴君的全部缺陷。连残留的少许自由都不被容忍，由此产生了暴君，人民丧失了包括腐坏带来的利益在内的所有东西。

所以民主政体要预防两种极端，不平等精神和极端平等精神。前者会让民主政体变为贵族政体或一人独裁政体，后者会让民主政体变为独裁专制政体，就像以被征服告终的独裁专制政体。

那些腐坏了希腊各共和国的人，确实没有全部变成暴君，相较于军事技巧，他们更沉迷于辩论技巧，更何况所有希腊人都对颠覆共和政体的人深恶痛绝。所以无政府状态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最后灭亡，而没有演变成暴政。

然而，一般说来，腐坏很难引发的大灾难却在叙拉古[276]发生了。其位于从寡头政体演变为暴君政体的很多小国[277]之中，国内设立了一个元老院[278]，但历史上却罕有相关记录。从头到尾，这座城市都处在放纵[279]或压迫中，受到自由和奴役的双重折磨，二者宛如暴风骤雨，持续进攻这座城市。其表面看来非常强大，可实际上，外部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力量，都能使城市中爆发革命。由始至终，这座人口众多的城市都只有两种残酷的选择，拥立暴君或自己成为暴君。

第三节 极端平等精神

真正的平等精神和极端平等精神之间的距离，等同于天与地之间的距离。真正的平等精神不是所有人都是发布命令者或接受命令者，而是服从、领导与自己平等的人。是要让与我们平等的人做主人，而非完全不需要主人。

原始社会中的人生来平等，可原始社会不能一直存续。社会让人丧失了平等，要重新建立平等，必须借助法律。

秩序良好的民主政体和秩序糟糕的民主政体存在巨大差别，前者只在所有人都是公民中实现了平等，后者还在所有人都是官员、元老、法官、父亲、丈夫、主人等身份中实现了平等。

美德生来就紧靠自由，但其与极端自由、与奴役都一样距离遥远。

第四节 人民腐坏的特殊原因

人民能因巨大的成功，特别是人民功不可没的成功变得傲慢，不再听从指挥。他们对官员心存妒忌，以至于对全体官员都心存妒忌；他们对政府怀有敌意，以至于和政治体制对立。雅典人的共和国因此被撒拉弥海战中对波斯人的胜利腐坏[280]，叙拉古共和国因此被雅典人的失败毁灭[281]。

马赛共和国之所以一直井井有条，维持本国的原则，就是因为其从来没有经历过从不为人知到名声大震的剧变。

第五节 贵族政体原则的腐坏

若贵族政权变得独断独行，贵族政体就腐坏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再拥有美德。

执政的各个家族若都能遵从法律，就是一个君主政体，由多个君主共同管理，由于所有君主都被法律约束，从性质上说便是一个很好的专制政体。但执政的各个家族若都不遵从法律，那就是一个专制政体，由多个专制君主共同管理。

此时只有在贵族和贵族中间才存在共和政体。统治集团中是共和政体，被统治集团中却是专制政体。两个最不协调的集团就此产生。

腐坏在贵族实行世袭制后空前加剧[282]，贵族在这种情况下已基本丧失了宽容。若贵族人数比较少，就会有很大的权力，不过相应的也会降低安全度。若贵族人数比较多，权力就会比较小，不过相应的会有比较高的安全度。根据这一规律，安全度会随权力的增加越来越低，最终出现了专制君主，兼具无上的权力和极端的危险。

在世袭贵族政体中，若贵族人数比较多，政治便不会太过残暴，但人民的精神会因美德的缺失变得散漫、懒惰、放纵，导致国家变得弱小，丧失动力[283]。

要保持贵族政体原则的力量，要满足以下几点：法律让贵族觉得相较于发布命令的危险与疲惫，其带来的快乐简直微不足道；国家内部没有威胁，但外部并不稳定，让人担忧。

君主政体要得到荣耀与安全，需有一定的自信才行；反过来，共和国却一定要保持恐惧[284]。希腊人的法律得以维持，靠的是对波斯人的恐惧。迦太基与罗马相互威胁，因此都变得更强大了。这可真奇怪！安全会让这些国家变成一潭死水，早晚要走向腐坏。

第六节 君主政体原则的腐坏

在元老院、官员、法官的权力被人民剥夺后，民主政体就会转变成大众专制政体。在贵族集团特权或城市特权被剥夺后，君主政体就会腐坏成独裁专制政体。

曾有一名中国作家表示：“晋朝和隋朝的皇帝事事都要亲力亲为，而不肯像古人一样，只做他们唯一应做的事——总揽大局[285]。”这名中国作家说的刚好就是绝大多数君主政体腐坏的原因。

君主政体在出现以下状况时会走向灭亡：一是君主认为相较于遵守事物的秩序，改变其秩序更能彰显自己的权力；二是君主独行独断，剥夺一些人世袭的职位，安排给另外一些人；三是相较于自身意志，君主更喜欢自己的一时兴起。

君主若事事亲力亲为，将国家集中于都城，将都城集中于王宫，将王宫集中于自己一人，就会导致君主政体很快走向灭亡。

除此之外，若君主对自己的权威、地位、受到的爱戴估计过低，不明白君主要像专制君主应明白自己处在危险中一样，感知到自己处在安全中，那君主政体同样也会走向灭亡。

第七节 续上文

君主政体的原则会在以下状况中腐坏：最高官位变成最高奴役的标志，贵族不再受到人民的尊重，而变成了独断权力可耻的工具。

君主政体的原则会在以下状况中腐坏：赐予荣誉与荣誉感产生矛盾，罪恶[286]与尊贵集中于同一人身上。

君主政体的原则会在以下状况中腐坏：君主把公正变成残酷；君主将美杜莎[287]的头挂在脖子上[288]，就像罗马皇帝一样；君主像康茂德[289]对自己的雕塑要求的一样，露出胁迫、恫吓的表情[290]。

君主政体的原则会在以下状况中腐坏：卑鄙的人靠着低声下气讨好别人获得尊贵的身份，自鸣得意，觉得所有这些都是君主赐给他们的，跟国家没有关系。

可若是君主的权力越大，安全度就越低，一如各时代的历史彰显的那样，那腐坏该政权，直到其性质改变，不也是背弃君主的大逆罪吗？

第八节 君主政体原则腐坏的危险

从一个宽容政体变成另外一个宽容政体，如从君主政体变成共和政体，从共和政体变成君主政体，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从宽容政体变成专制政体就会产生问题。

直到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治理国家仍以风俗为依据。但若在某地借助长期权力滥用或大型征服战争建立专制政体，无论是风俗还是气候都没有力量反抗。这会导致世界这个美丽部分[291]的人性，至少会在一段时期内遭受世界其他三部分[292]遭受的凌辱。

第九节 贵族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维护王位

英国贵族将自己和查理一世都葬在了王位的废墟底下。菲利普二世在这之前，用自由一词迷惑法兰西人，贵族一直维护王位，将对国王的服从当成荣誉，把和民众分享权力当作奇耻大辱。

奥地利王室曾持续压迫匈牙利贵族，殊不知终有一日，这些贵族会产生巨大的价值。其拼命剥削这些贵族为数不多的财富，对他们之中的人才却视若无睹。等到奥地利被众诸侯瓜分，该君主国各方袖手旁观，导致其接连失利。只有还剩一口气的贵族奋起反抗，勇往直前，将牺牲与摒弃前嫌视作荣誉。

第十节 专制政体原则的腐坏

专制政体的原则从本质上说就是腐坏的，因此其腐坏一直在持续。其他政体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意外事件毁坏了其原则，导致其灭亡，专制政体却不是这样的，是内部的弊端导致了其灭亡，除非某些因素能阻止其原则的腐坏。因此专制政体只有在以下状况中才能维持：气候、宗教、形势、人民的智慧等因素，迫使其遵守一些秩序，接纳一些原则。这些因素能大大影响专制政体的性质，但不能改变其性质。专制政体仅仅是在短时间内被掌控，但还是像以前一样残暴。

第十一节 政体原则完好与腐坏的自然结果

若政体原则腐坏，那无论法律多好，都会变得糟糕，进而对国家造成损害。若政体原则完好，由于原则的力量能推动一切，那糟糕的法律也能发挥好法律的效果。

克里特人用起义这种特殊的方式，让高级官员都能遵从法律[293]。某些平民奋起驱逐官员，迫使其恢复平民身份。在人民看来，这样做符合法律规定。这种用起义避免滥用权力的制度，好像能灭亡一切共和政体，但克里特共和国并没有因此灭亡。因为[294]：

古代人在说到最爱国的民族时，首先提到的一定是克里特人。柏拉图曾说过[295]，对克里特人而言，祖国是个太过亲切的词汇。他们对祖国的称谓是一个用来表示母爱的词语[296]，爱国之情让一切得到了纠正。

波兰的法律也规定了与起义相关的内容，但结果证实这种治病良方除克里特人外，无人能成功应用。

希腊人创造体育运动，也少不了良好的政体原则。柏拉图曾表示：“斯巴达人与克里特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优秀民族，正是因为他们创立的这些有名的竞技活动。一开始，大家免不了会觉得害羞，可最后还是服从了公共利益。”该制度在柏拉图生前令人惊叹[297]，关系到军事技术这一重要题目。但希腊人丧失美德后，该制度居然连带着毁灭了军事技术。上角斗场是为了腐坏，而不再有锻炼身体的目的[298]。

普鲁塔克提到[299]，在跟他生活于同一时代的罗马人看来，希腊人之所以沦落成奴隶，主要是因为这些竞技。实际情况则刚好相反，这些竞技之所以走向衰落，是因为希腊人沦落成了奴隶。普鲁塔克所在的时代[300]，青年人因公园中的裸体搏斗、角力变得怯懦，在低等情欲中沉溺，成了卖艺人。但在伊巴米农达的时代，因为时常角力，底比斯人在琉克特腊战争中取得了胜利[301]。

只要国家能保留其原则，就不会出现多少糟糕的法律，一如在论及财富时，伊壁鸠鲁所言：“腐坏的是酒坛，而非酒。”

第十二节 续上文

最开始，罗马的法官都是由元老院成员组成的。该特权被格拉古兄弟[302]转移到了骑士手上。德鲁苏斯将其交到了元老和骑士手中，苏拉只将其交到了元老手中。克塔将其交到了元老、骑士、财政官手中。恺撒从财政官手中收回了该特权。安东尼又把元老、骑士、百人长编成了十人队。

共和国腐坏后，要压制正在滋生的邪恶，唯一的方法是铲除腐坏，重建原则，其他一切方法都无法生效，还可能引发新弊病。罗马保有完好的原则时，可由元老掌握审判权，权力不会遭到滥用。但罗马腐坏后，不管是由元老、骑士、财政官中任意一方单独掌握审判权，还是由其中两方、三方共同掌握审判权，抑或是由其他任何一方掌握审判权，都不可能消除弊病。骑士不会比元老更具美德，财政官不会比骑士更好，骑士跟百人长同样德行恶劣。

罗马平民被允许跟贵族一样做官时，他们觉得政府会被平民的支持者掌控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罗马人允许平民做官，但还总是选举贵族。因为人民德行高尚且宽容，享有自由，不重视权力。等他们失去自身原则后，权力越大，就越不慎重，最后会变成自己的暴君与奴隶。他们丧失了自由的力量，放纵自我，因此变得软弱。

第十三节 誓言对有品德人民的影响

蒂托·李维表示，相较于其他民族，罗马人最晚出现骄奢淫逸的风气，其对节约、贫穷的推崇却持续了最长时间[303]。

在罗马人中间，誓言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什么比誓言更能让罗马人遵从法律制度。很多时候，罗马人不能为了荣誉和国家做的事，却能为誓言而做。

执政官昆克提乌斯·金吉纳杜斯为讨伐埃魁人和沃尔希人，准备在罗马募集一支军队，见保民官不答应，他便说：“那好，就让去年向执政官立誓的人在我的旗帜下进发吧[304]。”保民官大叫誓言已经失效，因为昆克提乌斯在去年立誓时还是个平民。可保民官的大叫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相较于那些想要引领他们的人，人民对宗教更加虔诚，对保民官提出的区别与解释丝毫不予理会。

当这支平民组成的队伍想撤退到圣山时，想起自己对执政官发下的追随其参战的誓言[305]，又犹豫了。他们因此想把执政官杀掉，却听人说就算杀掉所有执政官，誓言依然有效。他们想要犯下的罪行，比较清晰地表明了他们对背叛誓言的观念。

坎奈一战[306]过后，人民惊慌不已，想要撤退到西西里去，西庇阿[307]要求他们立下誓言，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罗马。其他所有畏惧，都比不上对背叛誓言的畏惧。罗马就像一艘船，飘摇在暴风骤雨之中，宗教和风俗成了两个死死掌控它的锚。

第十四节 政治制度中最细微的变化怎样损坏原则

亚里士多德表示，迦太基共和国的治理上佳。波利比阿说，迦太基的元老院在第二次布匿战争[308]期间，失去了近乎全部权威，这成了其一项严重的不足。蒂托·李维表示，重返迦太基时，汉尼拔看到官员、贵族私吞公共财产，还滥用权力。因为同一个政体的原则，在同一时间，官员失去了品德，元老院失去了权威。

众所周知，罗马人的监察制度是一项奇迹，但其曾在一段时期内变成了一项重担。不过由于彼时奢侈还在腐坏之上，人们还是选择了支持该制度。克劳狄乌斯[309]削弱监察制度后，奢侈就被腐坏超越了，监察制度好像自动消亡了[310]。在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掌权期间，监察制度被破坏，之后应要求恢复，然后再被舍弃，最后彻底废除，再无半点用处。

第十五节 维持三种原则的有效方法

大家要明白我的想法，需要先阅读之后的四章。

第十六节 共和政体的突出特色

从性质上说，共和国要想存续下去，面积不宜大。大共和国财富众多，所以很少有节制精神，单个公民的财富过多，便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利益。最开始，一个人会觉得就算没有祖国，自己也能获得幸福、伟大、荣誉，但很快他就会觉得，要显示自己的伟大，一定要将祖国彻底毁灭。

大共和国的公共福利顾虑众多，被各种特殊状况和偶然因素牵制，沦为了牺牲品。小共和国的所有公民对公共福利的感知、了解更深，距离更近。所以弊病不会广泛存在，受到的保护也比较少。

一切战争都未能使斯巴达的领土减少，这便是斯巴达能长久维持的原因。斯巴达以自由为仅有的目标，荣耀便是自由能带来的唯一利益。

希腊各共和国的精神便是对自己的领土与法律感到满足。雅典生出了野心，还传给了斯巴达。但这种野心是为了统治自由人民，而非奴役奴隶；是为了领导联盟，而非毁坏联盟。而由于君主政体更偏重于对外扩张，因此君主政体兴盛起来后，所有这些就都消失了。

共和政体之外的其他一切政体都难以在一个城市中存续下去，除非有特殊状况。该小国的君主手握大权，却没有太多的方法使用权力，让自己的权力获得尊重，因此他会压迫人民，随意践踏人民，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种君主极易受到外部甚至是内部势力的压迫，人民也随时会对他群起而攻之。这种君主若只掌控着一座城市，只要赶走他就能结束一切；但他若掌控着多座城市，这便只是个开端。

第十七节 君主政体的突出特色

君主政体的国家面积要恰当。太小就会变成共和政体。太大君主就无法控制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他们会在朝廷以外建立自己的朝廷，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不会再服从君主，因为他们根本不担心法律、风俗能对他们迅速生效，滞后、遥远的惩处对他们没有威慑力。

因此查理曼[311]只能在帝国建立之初，就开始将其切分。他不得不将帝国切分成多个王国，因为行省总督不肯服从，或为使行省总督更加服从。

亚历山大去世后，其帝国就被切分了。因为希腊、马其顿的重要人物都是自由的，或者最少也是这片广阔土地中各地区的征服者领袖，如果不切分帝国，如何能让他们臣服？

阿拉提[312]去世后，其帝国便分裂了。王侯们在摆脱束缚后，不会再自行套上枷锁。

这时要避免帝国解体，有个有效的法子就是快速建立无限制的权力，但这会在帝国扩张引发的灾难后迎来一场新灾难！

数不清的河流都汇聚到了大海中，数不清的君主国都消亡在了专制主义中。

第十八节 西班牙君主政体的特殊状况

西班牙刚好能证明我的阐述，所以大家不要用西班牙来做反证。西班牙为了掌控美洲，杀光了当地居民，这是专制主义都做不出来的事。西班牙保留殖民地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殖民地事事都要依靠它，如若不然便活不下去。

西班牙曾尝试在荷兰实行专制主义，放弃后便陷入了更艰难的处境。瓦隆人不肯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西班牙士兵也不肯接受瓦隆军官的命令[313]。

西班牙让意大利变得富强，却损伤了自己，因此其能一直待在意大利，毕竟就算本来想脱离西班牙国王的人也不会不要他的钱。

第十九节 专制政体的突出特色

若帝国面积广阔，其统治者一定要掌控专制权力。由于距离遥远，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将决定送到君主那里，因此君主一定要相当果断；为避免玩忽职守，一定要让偏远地区的总督和其他官员心存畏惧；一定要由一个人单独制定法律，而且要根据突发状况经常做出改动，而突发状况的数量跟国土面积成正比。

第二十节 综上所述

若从自然特性上说，小型国家应实行共和政体，中型国家应实行君主政体，大型国家应由专制君主管理，那维持国家现有的土地面积，才能保住其既定的政体原则，国家缩小或是扩张都会改变国家精神。

第二十一节 中华帝国

在这一章的最后，我想解答一下大家可能会对上述阐述提出的不同意见。

在说到面积广阔的中华帝国时，我们的传教士表示其政体让人惊叹，其原则兼具恐惧、荣誉、美德。如此说来，我提出的对三种政体原则的划分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一个国家只有靠暴力才能让人民工作，其口中的荣誉是什么，我搞不清楚[314]。

而从我们的商人口中，基本感受不到传教士提到的那些美德。商人们对中国官员欺骗抢掠的描述[315]，倒是可以听一听。

另外还能让了不起的安森勋爵[316]来作证。

巴多明神父的信件中记录了皇帝惩处了几名亲王，因为他们信奉了基督教，令皇帝不悦，从中能看出贯穿始终的暴政和对人性的无情伤害，后者被当作再正当不过的事。

德美朗先生与巴多明神父同样留下了讨论中国政府的信件。那些让人惊叹的地方，在读过几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及解答后荡然无存。

传教士可能是被表面的秩序迷惑了，可能是一个人连续行使个人意志让他们难以忘却，毕竟他们同样被一个人的意志统治，他们还极力想在印度诸王的朝廷中寻觅这种连续行使的个人意志。他们就是为了掀起一场大变革才到那儿去的，相较于让平民相信自己能容忍一切，让君主相信自己能做到一切要简单很多[317]。

但某些真实却经常存在于错误中。中国的政体因为一些特殊状况或独有状况，并未腐坏到其应有的程度。该国的道德原因被大部分建立在气候基础上的物质原因压抑，由此产生了各种奇迹。

中国的气候对人口增长极为适宜。中国女性的生殖能力超过了其他任何地区。哪怕是最残酷的暴政，也无法减慢人口增长的速度。中国皇帝不能效仿法老，说：“我们想个聪明的法子镇压他们吧！”中国皇帝只能像尼禄一样，希望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个领袖。暴政不能阻止气候让中国的人口不断增长，最后击败暴政。

中国跟一切水稻产国一样[318]，时常会出现灾荒。快要饿死之际，人们便到处寻找食物。这些人沦为盗匪，在各地成群结队，其中大多都被消灭了，余下的小部分规模不断扩大，可最终还是要被消灭。但有那么多个省距离京城十分遥远，免不了会有几个团伙发展壮大起来，成了军队，攻破京城，由首领来做新皇帝。

自然性质导致中国的坏政府迅速遭到惩处。当大批百姓难以谋生时，就会突然出现混乱局势。所以其他国家很难消除弊病，因为弊病的影响无法让人感知，中国君主能接收到快速、清晰的预警，这些国家的君主却接收不到。

我们的君主明白，若治理不好国家，今生就得不到多少权力与财富，来生也很难获得幸福。中国的君主却不一样，他们明白若治理不好国家，帝国便会覆灭，自己也将丧命。

中国的人口持续增长，即便经常有遗弃婴儿的事件发生，也没能改变这一点[319]，所以为了从土地中获得维持生计的粮食，一定要辛勤耕作。这要求政府予以高度关注。政府要让所有人都能放心耕作，不用担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会被别人抢走。这样一个政府，说其在管理民事，倒不如说在管理家政更准确。

饱受议论的各类法律制度，就是由此诞生的。曾有人想让法律和专制主义共存，可专制主义能消除一切与其有所牵涉的事物的力量。在数不清的灾难打击下，专制主义一度尝试给自己戴上枷锁，结果却因这种枷锁的武装更加令人恐惧，白白浪费了这番心机。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国，以恐惧为原则。最开始的几个朝代，疆土不及现在广阔，专制精神也可能稍逊于现在，但时至今日，情况已非过去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