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溯源
追本溯源并非本文的主旨，但简略的介绍可以提供一个宗教发展的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的宗教氛围，进而把握清代宫廷宗教生活的实质。中国宗教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共存，并有融合的趋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体系，共同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单纯地只是考察一个宗教门类的发展，是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相，这在各种宗教的通史类著作中都已得到明证。
早期的宗教实践经过“绝地天通”之后，人神之间的交流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1]”。可以看出是一次宗教改革，原始宗教转变为了国家宗教。后来的帝王在祭天、祭地、祭社稷和祭山川等活动中，其实就是扮演了大巫的角色。以礼为名目的祭祀活动及其思想在汉代的董仲舒手里，经过整理成为一套系统的体系，其中包括神学理论，占据了当时的统治地位，因此一般都把汉代作为“儒”真正形成的时间。其核心思想就是“敬天法祖”，落实到行动上就是郊天、祭祖等祭祀活动的香火不断。同时，这方面的建筑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
道教的孕育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主要来源是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神仙传说和方士方术、先秦老庄哲学和秦汉道家学说、儒学和阴阳五行思想以及古代养生之道。《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五代之所不变也”[2]。道教对民间信仰中神灵的吸收贯穿了整个道教发展的过程。神仙思想（追求长生是）是道教的主要表现和核心内容，体现了其关注今生的独特之处。就在这一点上，道教找到了与道家的结合点，丹鼎一派也是在这方面大做文章。而神仙思想在宫廷宗教文化中的影响贯穿了自秦汉至明清的整个封建历史时期。道教的兴起同社会背景有关，汉末社会动荡，儒学和宗法性宗教的社会功能性不能充分发挥，人心浮动，但人又必须有一定的精神支柱，佛与道可以说是正逢其时。魏晋南北朝是道教跻身上层宗教的开端，也是道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道教始终处于同佛教竞争的位置，三武一宗四次灭法同道教多有关系。道教在唐朝由于皇室奉老子为祖先而尊崇一时，北宋真宗至徽宗又曾利用道教以壮国威。明嘉靖崇道，道士进而干预政治，这几个时期为道教的大发展时期，但道教徒的人数从未超过几十万人，是中国五大宗教中人数最少的。道教的文化特色也正在于此，正式的教徒人数虽少，但其影响力却能持续地直达社会各阶层，因此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言不虚。道教虽然跻身上层宗教，但民间性一直是其特点，重实践轻理论，这一点在帝王的宗教态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佛教是外来宗教，源于印度。佛教的传入并没有确切的时间可以界定，现在大多以“汉明感梦”作为佛教传入的标志，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最初传入的佛教并没有被人视为一种独立的宗教，而将其归入中国的众神系统，楚王刘英在府中立祠，佛与黄老并祀是一个例证。随着佛教典籍的翻译和中外交流的增强，佛教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宗教地位，这也是汉末时期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佛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帝王的赏识推波助澜地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为突出的当属四次舍身入寺的梁武帝。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利用佛教寻求文化认同感，以中原的传统文化相平衡，并借以说明异族政权的合法性。一批高僧心领神会，竭力迎合，道安发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3] 的感慨，这些造就了一个佛教大发展时期的到来。佛教迅猛发展的必然后果是它同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加剧。佛教在寺院数量、规模、财富及特权等方面都成为众矢之的，且其教义有许多同传统伦理、价值、思维方式甚至出现与生活习俗相抵触的地方，因此不可避免地迎来了第一次灭法——北魏太武帝灭法，然后又有北周武宗灭法。当然，灭法是矛盾激化的产物，并不是佛教不能生存的理由，灭法之后，佛教都很快地得到复兴。但灭法促进了佛教同本土文化的融合，开始承认君臣纲纪、慧远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但其中也竭力宣扬佛教有“助王化于治道”的社会功能，北魏僧官法果则直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4]。同时，孝道思想也通过中国佛教徒的翻译、注疏和牵强附会的引申被纳入佛教思想，使其更易于被国人所接受。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达到极盛。隋文帝生长于尼姑庵，故大崇佛教，唐代诸帝除武宗会昌灭法之外，多取三教并奖政策。禅宗、净土宗等彻底中国化的宗派在会昌灭法之后较快地得到恢复，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在道教、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帝王所起的作用引人注目。佛教本土化的成功改造也为佛教在宫廷中立足铺平了道路，其中孝道思想的引入和民族性问题都是本题将在后文展开的重点。
[1] 语出《国语·楚语下》卷十八，上海书店，1987年，第203页。
[2] 语出《礼记·祭法》卷二十三，辽宁教育出版社，崔高维校点，1997年，第134页。
[3] [晋]释慧皎撰，《高僧传·道安》卷五，中华书局，汤用彤校注，1992年，第178页。
[4] 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