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读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首屈一指的大作家，他于1828年出生于俄国图拉省的一个贵族家庭。1852年，他二十四岁时，发表小说《童年》，从此走上了俄国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高加索的俘虏》《两个骠骑兵》《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哥萨克》《一个地主的早晨》《茨冈生活一页》《艾伯特》《琉森》《教育的果实》《黑暗的势力》《克莱采奏鸣曲》《十二月党人》等作品，是一个高产作家，以文名震动俄国朝野。特别是他还写了大量涉及政治和宗教的文字，如《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的信仰是什么？》《上帝在你心中》《政府、革命者、人民》《两条道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宗教，它的实质在哪里？》等。他于1873年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900年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院士。
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是1863年他三十五岁时动笔的，一共写了四卷，1869年，他四十一岁时，该长篇的最后一卷问世。这是一部描述1812年法国拿破仑侵略俄国最后被俄国军民击败的作品，构思宏伟、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动人，在战争小说方面，可称古今之最。曾被西方和俄国拍成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部小说在激励俄国军民保卫祖国、抵抗德寇入侵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1873年，他四十五岁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该小说于1877年他四十九岁时最后脱稿，发表后在彼得堡文化界引起轰动。这是一部描写贵族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悲剧的小说，可以说是作家文学成就的顶峰，在19世纪的世界文坛中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优秀作品，多次被俄国和西方搬上舞台和银幕。
《复活》是作家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第三部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于1889年10月他六十一岁时开始构思，1899年他七十一岁时才完成，前后历时十年，可以说作家呕心沥血、竭智尽力、精益求精的力作，又是一部涉及俄国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的小说，题材惊世骇俗，发人深省；内容有劝人为善、改邪归正的作用。其问世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法官柯尼向托尔斯泰讲了一件他亲自审理的真实的案件：一个妓女被控盗劫，审判时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法庭充当陪审员。这年轻人忽然发现这名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当了妓女。这个年轻人目睹此事，良心发现，决心以行动来补赎自己早年的罪过，他主动找在法院当检察官的柯尼说，他说自己有造成这名女子堕落的良心、道德责任，因此他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只要在各方面帮助这女子就可以了，何必与其结婚呢，这事对双方都不合适。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症死了。
这故事感人之处在于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能够忏悔，自古贵族强奸民女，不计其数，谁也不追究其责任，其作恶者更不会忏悔。这年轻人不但认错，而且愿意与这个被害者结婚，等于要给予其加倍的赔偿。作家听了，也被其精神感动。
这个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中，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于是产生了名著《复活》。
这个生活中的故事本是一个悲剧，该女子被诱奸、被逐出、沦落为娼妓和罪犯，而当其最初责任人愿意补赎、好运将至时，又得病身亡，真是太悲惨了。
托尔斯泰最初动笔时，为迎合一般读者的心理，想将这个悲剧写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尾：男女主人公捐弃前嫌，终成眷属，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男的著书立说，教育孩子，女的读书进修，帮助丈夫，两口子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托尔斯泰后来发觉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最后在他的定稿中，男女主人公无缘结合，男主人公一片热忱和努力，没有获得他期望的结果，最后他只能在宗教中寻求解脱，而女主人公与一个流放犯结合，继续在西伯利亚过苦日子。
在作家的笔下，女主人公喀秋莎·玛丝洛娃原是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姑娘，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她对聂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种少女朦胧的初恋，但这种感情不久就被贵族少爷糟蹋了。她怀孕后被驱逐出贵族之家，历尽人间沧桑，沿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下滑，最后滑进火坑，过了七年非人生活。但苦难还没有到头，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监狱，被押上审判台。
喀秋莎·玛丝洛娃恨那个最初造成她失身并且怀孕的聂赫留朵夫，但一旦发现后者确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她还是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为聂赫留朵夫日后的生活着想，拒绝了他的求婚。
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在小说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贵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却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赞扬，简直成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
他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主动上监狱去求她饶恕，并愿意同她结婚，以此来赎罪。但最初他精神上还没有真正地觉醒和复活。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弄得他当众出丑。但接着他还是鼓起勇气去监狱探望喀秋莎，这是他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个充满空想的精神探索者终于采取了切实的行动，走上告别旧我的第一台阶。
从此以后，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他背叛贵族上流社会的“苦难历程”。他先是彻底否定了自己（这极其困难，但他做到了），然后否定了自己的贵族朋友，否定了整个上流社会。为了解救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农村，访问一个又一个法官、将军、省长、国务大臣、宫廷侍从。他从解救玛丝洛娃的行动中，逐渐产生和增强背叛上流社会的决心。
作者和所有善良的读者一样，衷心希望历尽苦难的喀秋莎最后能获得幸福，也希望洗心革面的聂赫留朵夫能如愿以偿，因为大家看到他对喀秋莎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称得上是“苦恋”。但是，托尔斯泰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不能为迎合一般读者心理而歪曲现实。他说：“在艺术中不能撒谎。”
喀秋莎·玛丝洛娃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这一点不难判断。喀秋莎看到了聂赫留朵夫不仅为她的冤案奔走，而且为其他受冤屈的囚犯出力，还为革命家做事。他任劳任怨，百折不挠，表现出一片诚意。这一点，她感到欣慰。从而宽宏大量，原谅可以原谅的人，这也正是下层人民的一种美德。
喀秋莎·玛丝洛娃是不是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喀秋莎·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初恋是纯洁的、真挚的，在她的内心一直保存着这一份可贵的感情，只是“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非常严密。像她这样一个深情的女人，在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之后，对他并非不可能重新产生爱情。
但为什么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呢？一般的评论家说，她对这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她要是同意结婚，势必严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会将很难生活。这在她是办不到的。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决不伤害他人，这是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也是喀秋莎·玛丝洛娃的为人之道。
喀秋莎·玛丝洛娃为什么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呢？一般的评论家认为，西蒙松是个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在喀秋莎·玛丝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喀秋莎·玛丝洛娃对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过对他的爱情。这种感情大大不同于她早年对聂赫留朵夫的迷恋。他们的结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如果要进一步了解本书的内容，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不能忽略西方基督教和俄国东正教的教义和教理，同时也应了解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点，这样的故事只在相信基督的俄国才会出现，这样的奇异小说也只有俄国的大作家托尔斯泰才会写成。其他民族中不会产生这样的奇事，其他民族的作家也不会将一个故事这样写。按基督教的教义，人的肉体是灵魂的囚笼，肉体代表人的动物性的一面，它有七情六欲，都是罪恶的，灵魂只有摆脱了罪恶的肉体，回到高超的精神境界，才能复活，得到永生，不然的话，就会永远沉沦淫欲的苦海，无法得救。所以小说中的聂赫留朵夫进行深刻的忏悔，竭力改恶从善，克服自己的种种欲望，都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救。他想和玛丝洛娃结婚不是一种欲望的表露，而是一种精神的需要，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救自己，也救玛丝洛娃。
但聂赫留朵夫的宏大志愿只是一种宗教的空想，一种乌托邦。人是一个生物，精神境界固然重要，肉体的需求也不能忽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托尔斯泰主义的体现者聂赫留朵夫将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动物人）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这是一种谬误，本着这种谬误行事，必定会四处碰壁。聂赫留朵夫之所以拒绝公爵小姐米西的求婚和贵妇人玛丽爱特的求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肉欲的爱，他之所以想和苦役犯玛丝洛娃结婚，是因为他要以此来赎罪，以求得灵魂的得救和复活，也就是说，他寻求的只是精神的爱，而这种精神的爱玛丝洛娃并不需要，她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西蒙松的爱情，这是她拒绝聂赫留朵夫的真正原因。
处事往往走极端是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和哲学，托尔斯泰主义、民粹派都是一些极端主义，与我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相背离。处事应保持不偏不倚的黄金界限，过分真诚就会专干傻事，过分无私就会苛待自己，不爱惜自己和不爱惜他人同样是罪过。聂赫留朵夫从宽绰的大住宅搬入肮脏的公寓，将土地都分给农民，把姑妈遗下的田庄廉价卖掉，把身上的钱都施舍给贫民，不要结婚，不要孩子，将最后一点产业也让给姐姐。他这样做得到什么样的反响呢？他将土地分给农民，自己放弃所有的收入，农民反而不敢接受，以为是东家的诡计；他施舍金钱，遭到渡船上的老头拒绝；他将最后一点产业也让给姐姐，却正好中了庸俗的姐夫的心计；他最后还不死心，说要继续帮助玛丝洛娃，也遭到她的无情拒绝。无私和博爱是对的，但凡事都有个限度。
再看那些民粹派吧，这些贵族青年，优裕的生活过厌了，步入一个危险的极端，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掷炸弹，放冷枪，暗杀愿意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结果他们自己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治处死，或死在荒凉的西伯利亚。
最后，我们认为，做事既需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也应该有利于自己。既需要精神的人的复活，也需要肉体的人的复活。
中国的道教就注意养生之道，关注今生今世的福祉，希望肉身的不灭。这倒是一种可行之道。让灵魂来否定肉体，是对神圣的生命的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