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党桂梅的幸福不是一朵花
她是党桂梅。
在和我交谈的全过程中，她的脸上始终带着笑，有时微微蕴含，有时朗朗盛开。笑容透出她内心的阳光，让我想到一句话——幸福就像花一样。
党桂梅五十一岁了。我坐在她对面听她讲述，随着她的故事进入远去的岁月。我大脑里的蒙太奇不由得拂去她脸上的沧桑，拂去她两鬓探出的银麦芒，于是我看到了一位身材苗条、面色白皙、不失俊秀的女子。我想，若是在优渥的环境里，她这个年龄的女人，依然可以婀娜娇嫩，可以时尚拉风，可以像花一样绽放芳华。而党桂梅，这个常年躬身土地的农妇，这个半辈子呕心沥血的母亲，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追梦人，在我们看到她终于甩掉了身后那个巨大的贫穷阴影，缔造了崭新生活之时，用一朵花来比喻她的幸福感，显然有些矫情。
党桂梅的幸福来得扎扎实实，使我想到的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棵树，一棵在原野上栉风沐雨的树。当然，她的旁边还有另一棵树与她并肩而立。这两棵树一起在风雨中挣扎，同呼吸共命运，含辛茹苦，百折不挠，奋力汲取大地的营养。当枝头稀疏的绿叶终于变成了浓荫，两棵树彼此的根已经成为一体。
刘玉国比党桂梅大三岁，他们的婚姻和诸多中国农村式婚姻一样，是经人保媒开始的。媒人说，刘玉国老实厚道、心灵手巧。党桂梅一看，这人长得挺周正，听说话也本分，就同意了。许多年过去，有时候老两口拌嘴，刘玉国上来倔劲，三头老牛都拉不回来。党桂梅便退一步地阔天宽，跟他说，我也会吵架，话赶话我比你来得快，我不过是大人有大量，我让着你行不行。说着她自己在一边就笑了。这是因为在党桂梅心里，嫁给刘玉国，不管日子是穷是富，是顺利还是困难，她都没后悔过。这是她不会动真格生气的根本原因。
刘玉国家兄弟姊妹多，父母没有钱给他们置办婚事，党桂梅一进老刘家的门，就背上了三千七百元的饥荒。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一个鸡蛋卖一毛钱，一斤玉米卖几分钱，一亩地连二百斤玉米都收不了，一百五十亩地，收入三千元，交公粮一千多元，你平常日子还得吃喝用度呢，就是说，要还清这些饥荒，意味着小两口需要付出大半辈子的辛苦。
“谁说爱情不能当饭吃，俺家就能。”说完了这句话，党桂梅突然意识到什么，瞅瞅我，像个新过门的小媳妇似的，羞答答地捂上了微红的脸。
党桂梅和刘玉国，先结婚后恋爱。相处时间一长，刘玉国发现这个媳妇正是自己梦中的那个人，会过日子，凡事先算计，想妥了就去做，你让她给自己放个假，歇下来，嗑点葵花子，扯个闲话，她一分钟都受不了，一干上活，便不愿意撒手；党桂梅觉得，自己想到的事，丈夫早想到前头去了，他虽然不说啥，行动起来比谁都快。为了未来的幸福生活创业，刘玉国有心劲，雷厉风行；党桂梅呢，嘴一份，手一份，说干就干。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小两口你恩我爱，拧成一股绳拉车，相信铁杵一定能够磨成针，好日子虽然来得慢一点，但是肯定就在前面等着他们，早晚不会秃噜扣。那时候，他们浑身好像上紧的发条，力气足足的。
二十多年前，党桂梅家的脱贫战已经在只有一座泥房的庄稼院里打响了。尽快把饥荒还清是他们夫妻的第一个目标，至于未来，他们不敢想也想不到什么楼上楼下、汽车电话之类的锦绣蓝图，只要有一院子牛羊驴鸡鸭猪，手里有个存折，存折上面有几百元，就是天大的幸福了。党桂梅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钱的滋味我知道。手里有两个钱，遇到事不受憋屈。
内蒙古赤峰市，北倚大兴安岭山脉，南仰燕山屏障，处于两山之间。党桂梅和刘玉国所在的北房身村，属于巴林左旗哈拉哈达镇，地处赤峰市东北部大兴安岭脚下的林缘地带。哈拉哈为屏障，哈达是山的意思，用蒙古文一翻译，你就知道这里的地形地貌了。这个镇子，包括其中的北房身村，就靠在大兴安岭山根底下，这里山地、丛林、沟壑纵横交错，可耕种的田地大小不一，就像一块块补丁似的散落在山间。这一代历史上是契丹的发祥地，无从考据当地的游牧生产是否与此有关。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实施戍边，农耕文化开始进入此地。“北房身”这个村名，明显来自汉语。这样的历史背景、半干旱草原的气候环境，让我们不难理解，直至今日这里的百姓为何依然以半农半牧为生。良田不足、山地贫瘠、气候偏冷，使这片土地从未逃脱过贫穷阴影的笼罩。
党桂梅出生在北房身村附近的一个营子，营子就是自然村，往往只有十户八户、二三十户的人家。叫营子，也应当是游牧时代屯兵记忆的一种延续。党桂梅排行老三，上头有两个姐姐。读到小学三年级，父母不让她接着念了，当然是供不起了，家里所有的哥哥姐姐，不管是否成年，都要下地干活，而党桂梅这个还没有告别童年的小姑娘，需要在家看弟弟、做饭、打扫卫生，为下地劳动的人做后勤。她哭，一哭就是一整天，夜里躺在床上还在抹眼泪。要说学习成绩，党桂梅在班上始终是状元级的，全班六十多名学生，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只有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那个女生就是她。作为一名好学生，党桂梅每天都是兴高采烈的，唱着“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上学，捧着鲜红的一百分回家。虽然到了家，放下书包，就得出去放羊采野菜，但是她是快乐的，从不知忧为何物。
姐姐说，三儿呀，别哭了，好歹你还上了三年级，一分钱大的字认识了两口袋。你也算行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咱妈咱爹的名字，还能分清林东、林西怎么写，你看看你这两个姐姐，进了屋认识锅台，出门认识垄沟，不是也得活着。
党桂梅看看大姐和二姐，不哭了，一连好几天谁也不理。她把嘴唇咬出血来，把话咽在肚子里，告诉自己——上不了学，我也要好好活一把，绝不能听天由命。
昔日的同学放学回来，从自己家门口路过，党桂梅立刻扭过头去，不看人家怜悯的目光，也不看人家肩头上那叫人眼红的书包。但是她没有忍住，到底还是把同学拦在家门口，问人家今天学校里都学啥了。同学讲给她听，她一只手抱着弟弟，另一只手拿着根柳条在地上写，把生字用拼音注上，用加减乘除把家里的玉米、土豆和辣椒算了一遍又一遍。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党桂梅有了几分自信，你们坐在教室里，五年级小学毕业，我坐在院子大门口，也不差啥，课本上的生字我都念下来了，加减乘除和小数点，我也会使用了。
这件事对于她今后的意义有多大，年少的党桂梅并没有意识到。时隔多年，面对我的采访，说起这件事，她灵光一现，拍了一下脑壳说，对劲啊！村里和乡里的领导们说我是脱贫路上敢做梦的女人，我这个敢做梦啊，八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面对三千七百元的饥荒，她对丈夫说，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咱们不能让它们闲下来。丈夫说，弯下腰杆往上走，多高的山也会给咱们留一条道。
巴林左旗的林缘草原和山地出产黄芪、沙参、防风等多种中草药，由于干旱，日光照射强烈，其质量是一等一的好，只是当时市场还没有形成，中草药的价格很低。中草药长在杂草和灌木丛中，让人不好认，好不容易找到了，其根子很深，十分难挖。有时候，为了挖一棵完整的药材，要将死硬的土地深挖好几尺。挖药这活，吃苦不说，也有危险，要时时防着被毒蚊虫叮，要小心爬山踩空，还要躲着荆棘以免划伤手脚，即使在十分贫穷的巴林左旗，也很少有人靠挖药卖钱谋生活。从前挖过药的老人说，猫一天，狗一天，平均下来一天能挣到两三元就顶天了。小两口商量了好几次，把眼前能挣钱的事排了个队，发现只有挖药不用先投成本钱，况且地里春种秋收，打理好庄稼，人还有闲空，可以做到两不耽误，再说中草药一般都不是一年生植物，所以，挖药这活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干。
当他们在夕阳落山的时候，提着半篮子中草药，脸上带着被树枝划破的血印子，身上满是茅草沙尘地回到村里的时候，邻居直接就对他们说，傻呀，这活也干，这点钱就把你们支使成这样。
他们哭笑不得，但没有放弃。后来掌握了挖药的技术，驾轻就熟，每天可以收入大约十二元，他们一个十二元、一个十二元地攒起来，再加上平时省吃俭用，从手指缝和嘴巴里挤出来的零钱，第三年终于还上了三千七百元的饥荒。
无债一身轻。虽然作为年轻媳妇的党桂梅过年都舍不得买一件流行的新衣服，虽然到了集上，面对小商铺里大红大绿挂着的纱巾，也只能停下脚步看了又看，然后像没听见老板的招呼似的，扭头就走，但是她觉得这日子已经很叫人满足了。
党桂梅说：“住在她家里的婆婆，每天可以吃上一个鸡蛋了，有时下在面条里做个荷包蛋，有时候还可以让老人换个口味，把鸡蛋用豆油煎一煎，往锅里放油的时候，也不必那么小心翼翼地一滴一滴地往锅里滴了，多倒一点也不用那么心疼了。自己有了身孕的时候，想喝一口酸奶，丈夫说，咱们去打牛奶，回来自己发酵。他拿上钱、拿上盆，就把牛奶打回来了。”
“儿子出生了，长得虎头虎脑、结结实实的，一逗就咯咯地笑。院子里也养上鸡了，还养上了一头大母驴。我们有了儿子，才理解老人们说的话，人心真的都是往下长的。看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看着儿子活泼可爱的样子，我们两口子心里那个爱呀，就像吃了甜菜疙瘩那么甜。我跟他爸说，我这辈子最委屈的就是没好好上学，我要是好好上学，没准现在也能当个东方之子，上个电视啥的呢。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东方时空》，介绍过好几位女科学家、女教授，那都是国家的顶梁柱。我特爱看那个节目，有时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掉眼泪，心想她们虽然不容易，但人家毕竟成功了……我每回说起这话，我们家刘玉国就会接——供、供、供，咱儿子在乡里上了小学，到林东镇上中学，然后到北京、上海念大学，等他有了儿子，就到联合国去工作，做个决定世界大事的人。到那个时候，党桂梅就出名了，人人都知道党桂梅老奶奶不是一般人……玩笑虽然开得有点大，但是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供出来，是我们像铁一样实实在在的想法。”
“可能是我由于常年劳累，早早地就没了乳汁，只能给儿子喝米汤，加点牛奶，不行，儿子眼看着就瘦下去了，六个月，连二斤肉都没有长出来，我们心里那个难受啊，缺钱，怎么办呢？挖药，种地，土里刨食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时候农村的集市活跃起来了，我们这一片的集市也很热闹。看着那些林西镇和林东镇的人，从大城市带来了洗发液、电熨斗、方便面啥的到集上卖，是挺赚钱的。可是我们没本钱，家里有孩子、有地，也出不了远门，那我们能卖点什么呢？”
“山根、河套、庄稼地，长啥卖啥吧。玉国手巧，就到河套割了些柳条子，在自己家编土篮。每天干完地里的活，我给他剪柳条、打下手，我们俩一直干到半夜里。后来他也把我教会了，他编大筐，我编小篓。十天一个集，赶集的地方离我们北房身村四十公里，他骑着一辆加重的自行车带着我，前面车把挂着五个土篮子，我的肩上挎着五个土篮子，再装上点葵花子、山杏仁，偶尔带点冰糖红糖，过年过节带些对联去卖，我们挣钱虽然不太多，几年下来也把儿子养大了，还置上了一公一母两头驴、二十多只下蛋的鸡，后来又抓了一头小母猪，每年能卖出一窝小猪崽。家里的日子，真是好多了，有盼头了，这时候我们女儿也出生了，我们也成了儿女双全、不愁吃穿的户了。”
儿子听话，又聪明；女儿虽然小，但是伶俐，不到三岁，就能把电视里动画片的故事照讲一遍。党桂梅两口子就盼着两头驴生小驴驹子，慢慢繁殖起来，到时候借上大力，供两个孩子上学的钱就不愁了，好日子的缰绳已经被他们抓在了手里，只要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就好了。
万万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任何预兆地就来了。儿子十六岁那年，突然身体和精神出现了怪异现象，乱发脾气，乱砸东西，在很短的时间内越演越烈，最后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刘玉国和党桂梅赶紧带着儿子到了巴林左旗和赤峰市的医院，确诊的结果为精神性疾病，这个消息简直不啻晴天霹雳，让这个刚刚过上安稳日子的家彻底地塌陷了。
刘玉国知道党桂梅患有高血压病，禁不住打击，就劝告妻子，说，孩子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咱们咬牙使劲干，有了钱肯定能治好。说是说，刘玉国的心里还是压着一块大石头，他一个人坐在地头上抽烟，一坐就是一下午。家里所有的存款都花光了，亲戚朋友伸出手来给予的资助也用光了。党桂梅两口子开始借高利贷，二分利，就是说借一百元，要还一百二十元。他们豁出去了，想着即使倾家荡产，也得借，万不能把儿子耽误了。里里外外，他们花了二十八万元。最后实在没有钱了，儿子无法住院，只能在家里服药治疗，效果显然就差多了。一天天劳心劳力地照顾着处于异常状态的儿子，党桂梅感觉自己的身子越来越没劲，早上起来从炕上往地上一站，两条腿好像是别人的，泥一样地堆下去。降压药加了剂量，血压看着是降下来了，压差却拉大了。
她硬挺着，暗暗地告诉自己，你可不能倒下去，儿子病了，女儿还小，你要是再倒下，让玉国一个人扛这么多事怎么扛得了。在丈夫面前，她说，我就是急火攻心，吃点牛黄上清片就好了；在刚刚上小学的丫头面前，她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妈妈，每天问孩子的功课，让她吃好穿暖，给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送她到大门口。
党桂梅到底没有逃过这一劫。一天早晨，她起身时感觉身上很难受，眼前突然一黑，就晕了过去。等到她醒来，一睁开眼睛，天哪，谁给我脑袋上蒙了一块红布？从头上到脚底，都黑红黑红的，窗台上绿色的龙角菊是红色的，饭桌上黄色的小米粥也是红色的，看看天，天花板是旋转的，墙角转成了锅沿……
住进了医院，党桂梅的病情一时也没见太大好转，问医生，医生说还需要做一些检查，请专家会诊，当然需要的治疗费也不少。刘玉国在门外和大夫的对话，党桂梅隐隐约约地听到几句，和她猜想的差不多。她闭上眼睛，不吱声，静静地躺了一天一宿。第二天起来，她就喊丈夫。她想好了，换下医院的病号服，穿上自己的羽绒服，回家，不治了。
她说：“我当时想了，我回去养一阵，好了就好了，不好也不浪费钱。家里的鸡鸭猪，还有攒下来的几百斤小米子和干黄芪，全都卖光了，就剩下两头驴了，可不敢再卖了。女儿小，儿子病，往后不得把个闷葫芦似的男人愁死啊。留下驴，慢慢养，年年下两个小驴驹，还有个活钱，怎么难也要把女儿供出来，将来有个旱涝保收的工作。等到没有我的那一天，她爸干不动的时候，也有人养老不是，她哥也得有人管啊，可不能让他造得脏兮兮地满街跑，让不懂事的小孩子们撇石头子欺负他。”
叫了几遍，也没有听到丈夫的回答，到了下午，刘玉国才一头热汗地进了病房。他告诉党玉梅不用急了，大夫说，这点病不算啥，住一阵子院治治就没事了。
党桂梅说：“你是不是把我的驴给卖了？”
刘玉国说：“没有没有。”
党桂梅急了，一连问了好几遍：“那你哪儿来的钱？”
刘玉国脸一绷，呵斥党桂梅道：“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天塌下来有老爷们顶着，都病成这样了能不能省点心！”
后来，党桂梅出院回家。一进院子，眼泪就止不住了。院子里果然是空空荡荡，安静极了，没有鸡鸣，也听不见驴叫，就连原来准备修房子的砖也不见了。儿子站在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直愣愣地看着母亲，就好像不认识一样。女儿小，但是很懂事，专挑高兴的事说。她说：“妈妈、妈妈，我们老师表扬你了，说如果不是你教育得好，我不能当上班长。”
党桂梅的姐姐告诉她，那天刘玉国从医院回来卖驴，好不容易找到个想买驴的主，人家还在犹豫，他就哭着央求人家，就差跪下了。他说：“我这是卖的救命钱啊，我媳妇跟着我，净受累，一天福也没享，这么好的媳妇说什么也得救她啊……”
一家四口人搂在一起默默地流了半天眼泪。还是党桂梅率先擦干泪水，把灶火点燃，然后下了一把面条，到地里薅了点青菜，全家吃了出事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她知道，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了，现在除了背在身上的十多万元的饥荒，家里真的是镚子皆无了。
刘玉国和党桂梅刚刚尝到的幸福生活的滋味，就这样不翼而飞了。他们家的日子就像一条无助的小船，在看不到绿洲的汪洋里勉强地漂泊着。
党桂梅出院以后，身体还是弱弱的，还需要吃药和继续治疗，这三年时间，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女人，头发都白得差不多了。她挣扎着，跟在丈夫后面下地干活，院里院外地张罗一家人的生活，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他们种了十五亩地，舍不得雇工，全是夫妻俩没黑没白地春种秋收，为的是把从前的日子找回来。可是，毕竟是负担过重、力不从心，生活依旧像一个不能开花结果的树，冷漠地面对着这一对苦苦追求幸福生活的夫妻。
二〇一七年，他们家因病返贫，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按政策规定，他们家接受扶贫项目资金，养上了七只母羊，开始发展家庭牧业，两年后，他们出售了八只羊羔，又买了两头小猪，日子开始有了转机。
镇里的领导、村里的干部、驻村第一书记，都在为他们家寻找挣钱的路子。刘玉国对党桂梅说，政策虽好，咱也不能“等靠要”。村干部说十三敖包村和新井子村的村民绑笤帚挺挣钱，我先跟着村干部去，看能不能学会。刘玉国本来就心灵手巧，到了邻村的笤帚加工车间，一看人家那里干得很红火，一些参与的贫困户都有了收益。他便沉下心来，开始学这项技术。
要过年了，驻村第一书记刘凤鸣来到党桂梅的家里，给她生病的儿子带来一套新衣服，这是他用从自己工资中挤出来的钱买的。自从刘凤鸣包户进入这个院子，他给这个饱经创伤的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温暖，也带来了很多好的建议，帮他们解决了许多的困难。他自身也被这对夫妻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发现在这个家庭里做扶贫工作，不存在扶贫先扶志这个程序，只要给这两口子提供了切合实际的项目，他们总是做得超出预期。
刘凤鸣看看院子里的鸡圈，是空的，原来他们家的鸡每天要出去溜达溜达，吃点小昆虫、小草籽什么的，平日的饲料全是苞米子、瘪谷子，没有任何不天然的饲料。因此她家母鸡下的蛋，蛋壳硬硬实实的，打开往碗里一倒，橘色的蛋黄外面有两层蛋清，里面的稠，外面的清亮；鸡蛋煮熟了，一敲裂壳，满屋子香气。
看看她家的羊圈，地上总是干爽的，一点没有屎尿的膻臊气。党桂梅是每天都要出去一趟，一并放着羊、赶着鸡，还要带个篮子捎些羊草和野菜回来。她家的羊，不会整天圈在圈里吃喝拉撒，无论母羊还是羔子都白得跟雪团儿似的，招人喜欢。
党桂梅的儿子谢过刘凤鸣，接过了这套衣服。他自己没有穿，而是来到了妈妈的面前。他说：“妈妈，你整日辛苦，过年了都没有新衣服穿，这衣服你穿吧！”
党桂梅一下愣在了那里。
自从儿子得病以后，她每天也不知道要盯着儿子的眼睛看多少遍，儿子的眼神直接反映着他的精神状态，她每每看着儿子的眼神心痛，痛到心如刀割一般的程度。那是混沌的眼神、冷冰冰的眼神、痴呆呆的眼神。此刻，她盯着儿子的眼睛看了半天，一把抱住了儿子，把儿子的脸贴在自己胸前……的确，儿子的眼神变了，有了正常人的情感内涵，儿子说话的表情也是那样亲切、那样自然。
党桂梅激动得两手发抖，她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像什么也没有发现似的对儿子说：“这衣服是男式的，我大儿子穿正好。”
只听儿子说：“妈妈，那你过年还没有新衣服呢，要不我不要压岁钱了，你自己留着买件新衣服吧。”党桂梅强抑制住自己的心跳说：“好儿子，好儿子，妈妈听你的。”
他们家的女儿叫刘慧怡，从小受党桂梅的影响，要强、上进、善解人意。
这时候她也看出了哥哥的变化，聪明的女儿不露声色，附和哥哥说：“妈妈，我也不要压岁钱了，你留着买件新衣服穿，你看你，身上的棉袄袖子都磨漏了……”
党桂梅一把搂住两个孩子，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上，眼泪再也止不住了，难道从前的日子要回来了，难道从前的幸福要回来了？
这一天，党桂梅比任何时候都盼着刘玉国回家，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往常，党桂梅心疼劳累了一天的丈夫，总是先招呼丈夫坐下来，全家一起吃了饭，让他抽支烟，歇一歇。到了很晚，夫妻俩才有时间说点话、商量点事什么的。此刻，她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了，刘玉国一进门，她就把他拉进里屋，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谁知道，刘玉国说：“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看看，外屋我给你带来啥好东西了。”
党桂梅说：“你让我先说。”她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刘玉国给党桂梅带回来的是两把笤帚。这两把笤帚是他自己学着绑的，是他在外村学习的毕业作品。
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岭东南部的农村，有五十多年种植笤帚糜子的历史，不过所产的糜子都廉价地卖给了外地客商，当地农民自己制作笤帚是在全国上下开始脱贫攻坚之后。刘玉国拿回来的成品笤帚和当时外村乡亲们绑的成品有所不同，更精巧，更漂亮一些。
刘玉国说：“你看没看出点门道？”
党桂梅说：“我知道，你把塑料绳和丝绸带子都扎进去了，变出花样了。”
刘玉国说：“我的基本功还是不行，手劲不匀，分缕也不准，但是咱下力学，也不是啥难事。现在手工活受欢迎，消费者买啥东西都喜欢精致的。要是弄好了，一把小笤帚就能卖五十元呢，大笤帚卖一百元也不是问题呀。”
党桂梅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家里的十五亩地，过去种笤帚苗子能卖出四五千元，要是自己用自家的原料绑笤帚，收入可要翻上七八倍呢！
邻居大嫂在村里遇到党桂梅，很奇怪地问她，桂梅你家电灯开关是不是不好使了，怎么晚上老也不闭灯啊？大嫂子不知道，这两口子又像当年上山挖药一般地干疯了，起早贪黑一个月，他俩拿下绑笤帚的技术，还开始了自己对自己的挑战，自己学着设计花样、设计造型。心情好，身体就好，党桂梅好像把有病在身这件事都给忘记了，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家里有了钱，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身体和精神也一天天地向好，可以帮助父亲照看牲畜，帮助母亲干一些体力活了。党桂梅跟我说：“真的，是脱贫攻坚的好政策，让我们家登上了顺风的大船，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收获总是属于不辞辛苦的人。刘玉国和党桂梅成了远近闻名的绑扎能手。他们把自己绑的笤帚拿到了市场上销售，其中有结实的扫地笤帚，有轻巧的扫炕笤帚，有很多种装饰用的观赏笤帚。根据市场的需求，他们不停地探索出新的花样笤帚，例如民俗中给婴儿放在枕边压惊的迷你小笤帚，放在汽车里除尘用的长把短头笤帚，老人喜欢的捶捶乐等。结果喜欢的人越来越多，第一桶金就这样来了。党桂梅没事算了又算，如果照这个路子做下去，不出两年，他们一家就会过上富富有余的好日子。
如果在绝地翻身伊始，埋头自扫门前雪，一心一意地把自己家的致富工程经营好，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党桂梅和刘玉国心里正琢磨着的是，哈拉哈达乡北房身村，有一百多户，一般一口人三亩地，基础很薄弱，卧床不起的，一家有两个残疾人的，因事致贫的，比自己贫困的还有不少人家。党的政策帮助了咱，咱好意思看着他们受穷吗？
为了能带动其他贫困户一起从事笤帚加工，两口子把自家的两间屋子收拾出来当扶贫车间，但手头只有几十元，不够用。聪明手巧的刘玉国就自己制图、自己动手焊接，用废弃的自行车改装出一套笤帚苗绑扎架子，接着边用边改进，制作出了集绑扎工具和案台于一体、同时容纳六人操作的绑扎工作设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刘玉国和党桂梅当师傅，把绑笤帚的技术传授给了二十多位村民，让他们到车间学会技术，各自回家绑笤帚，然后借助扶贫创业车间的市场渠道出售。
我走进党桂梅家的场院和住房前，远远就听到了妇女们快乐的说笑声。现在，乡里用扶贫资金给他家修建了专门置放笤帚苗子的大仓库，又更新了扶贫车间的生产设备。村里的妇女和老人乡亲们也有了用武之地，不用风餐露宿，不用单独经营，只要学了技术，就可以来他们家的扶贫车间挣到钱，过舒心日子。
党桂梅和刘玉国被评为脱贫攻坚内生动力示范户。二〇一八年“三八妇女节”，党桂梅在镇政府举办的“笤帚苗加工技能比赛”中荣获优秀奖，他们家彻底甩掉了贫苦户的帽子。二〇一九年他们种植三十多亩笤帚糜子，带动十个贫困户一起脱贫。他们的精品笤帚在市场上不断走红，已经卖到了北京、天津、石家庄，有一位著名的影视演员一次就购买了三百多把。
底气足了，党桂梅侃侃而谈。在采访结束的时候，党桂梅说咱们俩加微信吧，我看到，她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红星向党，很多人在微信上订购她的笤帚。
我起身告别，党桂梅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非让我去看看她女儿的奖状。
党桂梅告诉我，她去学校给女儿开家长会。老师告诉她，你家刘慧怡学习好，又谦让，对有缺点、有困难的同学很热心地帮助。党桂梅说，我心里明白，我们平日里对女儿的教育如今显出了效果——能站起来走路，没人会愿意爬着走。咱们困难过、穷过，要是没有人帮，能站起来吗？所以咱们到啥时候也不要看不起穷人、看不起弱者。你手心里有硬币，就不要攥着握着，要用手托着，递给这个世界。
回来的路上，党桂梅去了书店，买了一套“四大名著”，作为对女儿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