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杨简生平学行
杨简，字敬仲，南宋著名学者，慈溪（今浙江宁波）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卒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八十六，卒谥文元。曾筑室于德润湖上，并更其名曰“慈湖”，故学者尊称慈湖先生。
杨简走上心学之路，与其父杨庭显的影响有关。杨庭显，字时发，与陆九渊结识较晚，但颇有交情。杨庭显对陆氏心学极为推崇。据陆九渊称，杨庭显律己甚严，尤善反观内省，“读书听言，必以自省……念虑之失，智识之差，毫厘之间，无苟自恕。嘉言善行，不旷耳目”（《陆九渊集》卷二十八《杨承奉墓碣》）。杨庭显之“反观”是否得益于陆九渊之“发明本心，切己自反”不得而知，但作为儒者进学修德的工夫，二者存在共通之处。家学的熏染浸润、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杨简之为人为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杨简年幼时即已显现出异于同辈的性格气质，严以律己，好学深思，自谓当时“已知天下无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慈湖遗书》卷三《学者请书》）。又云：“少读《易大传》，深爱‘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窃自念：学道，必造此妙。”（《杨氏易传》卷二十《总论》，下引该书只注卷数）
乾道二年（1166），二十六岁的杨简进入太学，与沈焕、舒璘、袁燮等学友切磋琢磨。时值陆九渊之五兄陆九龄任学录，杨简由是接触到陆氏心学的大体内容。陆九渊《杨承奉墓碣》称：“仲子简尤克肖，入太学，治《易》，冠诸生。”依此观之，杨简的易学造诣在太学时期既已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杨简经历了一次顿悟：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学之循理斋。时首秋，入夜，斋仆以灯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尝有训曰“时复反观”。某方反观，忽觉空洞无内外、无际畔，三才、万物、万化、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体，略无缝罅。畴昔意谓万象森罗，一理贯通而已，有象与理之分，有一与万之异。及反观后所见，元来某心体如此广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际畔，乃在某无际畔之中。《易》曰“范围天地”, 《中庸》曰“发育万物”，灼然灼然，始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广大。（《慈湖遗书续集》卷十八《炳讲师求训》）
此次顿悟发生在乾道四年（1168）。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杨简是由遵循父亲“反观”的训诫开出了此次顿悟，但杨庭显的“反观”主要是“念虑之失，智识之差，毫厘之间，无苟自恕”，是以言行举止为对象、以德性修养为目标的，还是“三省吾身”“克己复礼”意义上的“反观”。杨简不然，他由反观获得的是心与三才、万物、万化、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体、毫无界限的直觉体验。从理性的立场上说，这种体验明显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就此而言，杨简“反观”所得的结论虽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大程的“浑然与物同体”、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颇为相类，实则存在较大差异，因为后者并不与神秘体验相关。
应当承认，杨简此次顿悟所得与其学问圆熟之后的思想不仅毫无抵牾，且深为契合。然而，其心学的建立并不以此为标志。确切地说，此次顿悟只是他日后踏上心学之路的契机之一。不过，此次顿悟的确使他获得了心与万物一体圆融的重要结论。三年后，杨简又经历了一次觉悟：“某二十有八而觉，三十有一而又觉。觉此心清明虚朗，断断乎无过失，过失皆起乎意。不动乎意，澄然虚明，过失何从而有？某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无所不通，断断乎无俟乎复清之。于本虚本明、无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千失万过，朋然而至矣，甚可畏也！”（《慈湖遗书》卷二《永嘉郡治更堂亭名》）如果说三年前的顿悟所得“心体如此广大”是对心体的正面描述，与境界论相关，三年后悟到的“心清明虚朗”“过失皆起乎意”则是对过失根源的追问，与工夫论相关。依杨简之见，与天地万物一体圆融的“心”原本清明虚朗，一切过失皆起于“意”。人不能顺“心”而行，以致让“意”萌生而遮蔽此心，言行方才产生种种失当、过错。此间，杨简提出了“意”的概念，并将善恶分别归诸“心”与“意”。后来，“意”成为了杨简论心性的重要范畴，其工夫论则以“不起意”为核心主张。就此而言，三十一岁的这次觉悟对杨简心学的最终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乾道五年（1169），杨简二十九岁，进士，后主簿富阳。三年之后，陆九渊路经富阳，二人相见，遂有“双明阁之问”。杨简提问的焦点在于陆九渊每每言及的“本心”究竟是何涵义。关于此事，陆九渊《年谱》记载如下：
杨敬仲问：“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对曰：“简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凡数问，先生终不易其说，敬仲亦未省。偶有离扇者讼至于庭，敬仲断其曲直讫，又问如初。先生曰：“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觉，始北面纳弟子礼。（《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此次觉悟，又称“双明阁大觉”。《慈湖遗书》载杨简自述如下：“双明阁之下，某本心问，先生举凌晨之扇讼是非之答，实触某机。此四方之所知，至于即扇讼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莹然之明，非思非为，某实有之。无今昔之间，无须臾之离，简易和平，变化云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乡，莫穷其涯。此岂惟某独有之？举天下之人皆有之。为恻隐、为羞恶、为恭敬、为是非，可以事亲，可以事君，可以事长，可以与朋友交，可以行于妻子，可以与上，可以临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临照，四时以是变通，鬼神以是灵，万物以是生，是虽可言而不可议，可省而不可思。”（《慈湖遗书》卷四《祖象山先生辞》）《杨氏易传》云：“某自弱冠而闻先训，启道德之端，自是静思力索者十余年，至三十有二而闻象山先生之言，忽省此心之清明，神用变化，不可度思，始信此心之即道，深念人多外驰，不一反观。一反观，忽识此心，即道在我矣。”（卷五《履》）应当注意的是，此前两次觉悟所得虽与“心”有关，但并未促使杨简形成像陆九渊“本心”一般明确的范畴，更未达到陆氏心学那样的高度。正因乎此，杨简才屡屡围绕“如何是本心”发问。当陆九渊答复说孟子的“四心”即是本心时，杨简表示不能理解。尔后，陆九渊借“扇讼”一事点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一切道德价值皆涵具于本心之中。此人人皆有、个个相同的本心，即是人成就道德人格充足而内在的价值资源。人只要明悟此心并使之顺畅发用，遇事自然知晓是非善恶。不仅如此，心中的道德价值与宇宙的根本原理即天理乃是同一的。此即陆氏心学的“心即理”说。至此，杨简终于大悟，并以“道在我矣”四字概括之。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双明阁大觉”在此前两次觉悟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杨简对“心”的认识，“心”不仅清明虚朗、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还涵具着完足的道德价值。双明阁大觉之后，杨简正式投入陆门，显然意味着他理解并认同了象山心学。自此，杨简正式踏上了心学的道路。象山赞其曰：“敬仲可谓一日千里。”（《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后来，杨简居丧守孝期间又有一次觉悟。《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载：“母丧去官，营葬车厩，更觉日用应酬，未能无碍。沉思屡日，一事偶触，始大悟变化云为之旨，交错万变而虚明寂然。”《杨氏易传》谈及此事较为详尽：“居妣氏丧，哀恸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省察，曩正哀恸时，乃亦寂然不动，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颜渊，至于恸矣而不自知，正合无思无为之妙，益信吾心有此神用妙用，其哀苦至于如此其极，乃其变化，故《易大传》又曰‘变化云为’。不独其有此心，举天下万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顾人不自知，不自信尔。”（卷二十《总论》）这次觉悟的新内容，是杨简在居丧期间意识到情绪虽已哀痛至极，心体仍然是“寂然不动”的。结合之前的觉悟来看，道德人伦存乎人心，父母过世，子女哀痛不已乃是孝悌之情的自然流露，是本心本性的自然展现。这种自然的流露、展现虽有情感、情绪上的变化，但未曾动乎意，毫无计度造作。不起意，即是“寂然不动”。同时，杨简此番觉悟的“寂然不动”，亦是就体用言之。具体地说，心接事应物而发用之时，心体始终保持同一，无有变动。寂然不动，“并不是说没有意识或情感活动，而是指心境的内在稳定、平和与宁静”①。这种对心之体用的新认识，亦构成了杨简心学的重要内容。
得益于陆九渊的心学点拨，加之几番觉悟，杨简思想的大体规模得以奠定。自此往后，杨简自感学术进境略显缓慢。同时，很多问题仍萦绕于心，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某天，杨简读《孔丛子》，当“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映入眼帘时，忽觉往日疑难涣然冰释。他说：“学者初觉，纵心之所之无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进学，而旧习难遽消，未能念念不动……予自三十有二微觉之后，正坠斯病。后十余年，念年迈而德不进，殊为大害，偶得古圣遗训，谓学道之初，系心一致，久而精纯，思为自泯。予始敢观省，果觉微进。后又于梦中获古圣面训，谓某未离意象。觉而益通，纵所思为，全体全妙。”（《慈湖遗书》卷十五《泛论学》）杨简之前苦于“未能念念不动”，故以“系心一致”为工夫，防止心思四处走作、放失外弛。直至梦见圣人告诫，方才悟得追求“系心一致”“念念不动”，本质上也是“起意”, “未离意象”。关于“心之精神是谓圣”，杨简曾云：“孔子语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圣亦无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尝不圣，精神无体质、无际畔，无所不在，无所不通。”（《慈湖遗书》卷二《临安府学记》）长久以来，“圣”在儒学中乃是描述至高、完满的语词。“圣”无所不在、无所不通，“心之精神是谓圣”，则心亦无所不在、无所不通。这无疑是对心予以最大限度的肯定。此心若能顺畅发用，自然无所不通。反之，刻意追求念念不动、系心一致，无异于将神明灵妙、无所不通之心把捉在一处，实则是“起意”而陷入过失。这次觉悟，对杨简心学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孔丛子》的“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不仅与杨简个人的所思所悟深为契合，更为杨简著书立说提供了典籍上的依据。此后，杨简频繁征引此句来讲经论学，其心学思想亦得以最终确立。
自举进士以来，杨简历任富阳主簿、绍兴府司理、浙西抚干、乐平知县、国子博士、国史院编修官、朝奉大夫、朝散大夫、朝请大夫、朝议大夫等职，终官宝谟阁学士、太中大夫，为官生涯约五十载，虽未身居显赫、高官厚禄，但为政颇有作为。他公正清廉，施行仁德，勤于政事，爱民如子。任职地方，必兴办学校、广施教化，百姓敬之如父母。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他深知百姓疾苦。入京为官期间，他劝谏皇帝效法古制，重现三代盛世，刚正敢言，多能切中要害，朝中广为赞誉。清四库馆臣称其“历官中外，政绩可观，在南宋为名臣，尤足以笼罩一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杨简为人谦和恭谨，操守过人。弟子袁甫《记乐平文元遗书阁》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践无一瑕玷，处闺门如对大宾，在暗室如临上帝。年登耄耄，兢兢敬谨，未尝须臾放逸。学先生者，学此而已。若夫掇拾遗论，依放近似，而实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宋元学案·慈湖学案》）学人对杨简心学虽多有非议，对其人格品行却交口称赞。将杨简之学目为禅学的朱子也曾明确表示：“幸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不惟可以咨决疑，至于为学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识者杨敬仲……可从游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答滕德粹》）
①陈来． 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