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国庆70周年特稿
新中国70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与原因分析
杨菊华 王苏苏 刘轶锋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
一、引言
100多年前起步、今天已经日益严重的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种全新的人口形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人口学领域的投射，也是先辈与来者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新世纪以降，中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且规模大、增速快、结构失衡的老龄化态势日趋严峻。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然成为当下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未来中国社会需要何种应对体系，也已成为全社会热议的民生问题。探寻答案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而预测人口老龄化变动的逻辑起点即是，研判人口过去的发展脉络，掌握人口老龄化形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共变关系。
迄今为止，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研究面向甚宽，视域甚广，既有对老龄化发展规律及总体特征的宏观描述，也有对具体问题的细致深描。但是，从历史视域出发，全方位梳理和总结新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征的研究甚少，“两多两少”现象凸现。一是对1990年后老年议题的研究多，覆盖70年老龄化发展历程的研究少（王广州，2019；杨菊华，2019）。改革开放前，对人口议题的思想认知波动甚大；20世纪最后20年，人口研究聚焦于生育控制，老龄化议题完全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新世纪以降，老龄化议题日渐引发全社会的重视，但受限于数据的易得性，研究多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始点。二是分析单一人口特征的多，全面描画老年群体总体样貌的少。现有研究涉及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空间分布、老年福祉等诸多领域，其中，老年人的属性及变动多作为研究展开的人口背景，对老年人特征专门性、系统性的纵横比较不多。那么，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演进中，伴随经济社会飞跃式发展，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怎样的变动轨迹？总量、结构与分布具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呈现出怎样的变动模式？
鉴往知来。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将视野投向历史的纵深，采用时空双重比较视角，利用全国及省际层面数据，聚焦于70年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属性，深度描画老年人口以下几点：（1）总量与增速的变动趋势。（2）年龄与性别结构的变化属性。（3）城乡与地域分布的变迁规律。（4）省域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发展，进而总结淬炼70年人口老龄化的演进模式。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眸人口年龄结构的发展历程，综合研判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历史，既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人口老龄化议题的学理认知，也可为政府部门制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规章制度提供经验支撑。同时，这也是对新中国7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总结。
需要说明的三点是：（1）数据来源。纵向考察新中国70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历程、横向比较不同地区的老龄化特征并非易事。最大的困难在于，1990年前相关数据可及性和可比性的限制。本文主要采用六次人口普查、2018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部分数据及各省公布的2018年和2017年相关数据。尽管历次普查的时间间隔不完全一致、行政区划亦有调整，但本文主要考察老年人口总量、结构与分布，在时点差距不大的情况下，间隔的微小差别不会改变老龄化整体态势与基本规律。（2）老年人口的临界点划分。因国际通用的深度老龄化与超老龄化测度指标是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且多数统计数据遵循少儿、劳动年龄、老年人口分类，年龄结构往往划分为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故本文采用65岁来界定老年人口。（3）人口老龄化的度量指标。除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一常用的测度指标外，本文也采用了平均年龄这一度量指标。平均年龄是在特定时空下人口年龄的平均水平，可反映出某一年龄阶段的密集程度，平均年龄越高，则代表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
二、新中国70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
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积贫积弱、百废待举之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由此，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逐渐老化。尽管按国际对老龄化社会的界定标准，中国于2000年才进入老龄化社会，但若把视野往前推移则发现，老龄化经历了反复、转折和线性发展的历程。本节从老年人口的总量与增速、性别与年龄结构、城乡与地区分布、省际差异四个方面，对这一历程加以系统回顾。
（一）总量与增速：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历程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不断增多和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升高的动态演化过程。概而言之，70年以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及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均在微降后持续上升（见图1），平均年龄在略降后渐升。按照年龄结构，可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82年的V型转折期（也是人口老龄化的孕育期）,1982—2000年的平稳增长期，2000年后的快速提升期。新中国成立后前50年可被称为“前老龄化”社会，包括了前两个发展阶段；近20年属于“老龄化社会”，对应于第三个发展阶段。
图1 1953—2017年全体人口平均年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1953—2010年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17年数据来自2018中国统计年鉴。
1.1949—1982年：“V型”转折孕育期
在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后，新中国“一穷二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低。为尽快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的经济恢复期，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间，城镇化水平由10.6%升至13.3%，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由0.15张提高至0.31张，1953年的人均GDP达到了142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死亡率有了大幅下降，老年人口规模逐渐上升。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达到2504万人，占总人口的4.4%，平均年龄为25.99岁。
在1958—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中，老年人的死亡率较高（何廷明、崔广义，2014）。同时，人口控制的理念尚未形成，总和生育率接近于6，故灾害结束后的补偿性生育，将中国1963年的人口出生率推至历史最高峰（李成瑞，1998）。因此，尽管城镇化水平继续升至18.4%，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升至1.01张，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至48岁，但老年人口规模仍减少了46万人，平均年龄减至24.20岁，老龄化水平微降至3.5%。
此后，中国社会经历“文化大革命”，仍然缓慢发展；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李培林，2019）。在1964—1982年，中国的社会建设成就卓然：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至21.1%，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升至2.03张，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68岁，是新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生育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严格实施的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这10年间断崖式地降至2.56。相应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回升至4.9%，平均年龄提高至26.60岁。
总之，若非1964年的特殊情况打破了人口自然演进规律，那么在1953—1982年这30年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基本平稳。
2. 1982—2000年：“单调”平稳增长期
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经1990年的26.4%升至36.2%，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升至1990年的2.3张后，继续增至2000年的2.38张，总和生育率缓慢降至2.35后又加速降至1.50，人均预期寿命进一步缓升至72岁。经济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蕴含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及至200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达到10.46%。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达到7.1%，且其规模由4928万人升至8827万人，平均年龄突破30岁，达至31.95岁，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3. 2000年至今：“线性”加速发展期
新世纪的头10余年，中国经济社会的腾飞之势持续加快。2000—2010年，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至47.5%，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增至3.56张，人均预期寿命延至72岁。尽管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59，但老龄化水平仍在提高。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突破1亿大关，达11893万人，占比提至8.9%，平均年龄也升至35.64岁。
2010—2017年，经济社会各项指标继续增长：城镇化率大幅涨至58.5%，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快速增加至5.71张，预期寿命提高至76岁。生育政策的放宽虽微弱推升总和生育率（1.63），但并未阻挡强劲的老龄化步伐。2017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提高至37.89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1.9%，规模为16658万人，比1953年增长了约6倍，世界排位居首。实际上，早在19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世界同龄人口的1/5，即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老年人口规模已是世界之最（唐钧、刘蔚玮，2018）。
通观1953—2018年的老龄化发展进程，老龄化发展速度可分为“转折孕育期—平稳增长期—加速发展期”三个阶段。老龄人口规模变动于1953—1982年，处于V型转折期，且在转折中孕育着增长态势，年均增量为83.59万；1982—2000年，年均增量扩至216.61万；此后，老年人口发展的速度再次加快：2000—2018年，年均增量达435.06万，是前一阶段的1倍多。
就增速变动而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年均增长超过0.1个百分点，但不同时期的年均变速差异甚大：1953—1964年、1964—1982年、1982—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2010—2018年，年均变动分别为-0.08、0.08、0.08、0.15、0.18、0.38个百分点。可见，除了第一与第二次人口普查期间，因天灾人祸所致的负向变动外，此后增速变动基本持续增长，即随时间推移，老龄化水平呈现“加速度”的模式。
无论是总量、增速还是二者的变率，都与生育水平的降低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息息相关，是生得少、活得久的直接效应。就生育而言，生育率与老龄化水平之间呈单调负向关系，老龄化随生育率的降低而提高。新中国前期很高的生育率与后期长时间的低生育率相互作用，既增加了老年人口总量，也降低了低龄人口占比。新中国建立的前20年，生育水平始终处于高位，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80年）开始的生育控制政策，推动生育率大幅且快速下降，由此带来底部老龄化。
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则通过扩大老年人口的绝对规模而带来顶部老龄化。不过，预期寿命与老龄化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并不必然带来老龄化程度的提升，只有在人均预期寿命超过55岁后，老龄化程度才会随着预期寿命的进一步延长而加深。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构建了独特的医疗卫生体制，极大地提升了人口健康水平（齐亚强、李琳，2018）。社会保障体系也日趋法制化、正规化及社会化（李培林，2019），医疗与养老的保障范围扩大、保障水平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获得了极大改善，寿命持续增长：1949—1963年，人均预期寿命缓升，由1949年的约35岁升至1964年的48岁；1964—1982年，预期寿命提升最快，达到68岁；1982年后进入稳增阶段；及至2017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岁。
（二）性别与年龄结构
性别与年龄结构是人口的核心要素，也是考量老年群体特征的基本维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老龄化进程中，这些特征也随时间而发生着动态变化。
1． 性别结构趋于均衡，两性平均年龄差波动上升
经验表明，在任一静态时点，老年群体的性别结构均处于非均衡状态。尽管全部人口中男多女少的情况长期存在，但生物等因素的作用，使得女性比男性活得更久，且队列死亡率的性别差距随年龄增长累积，从而消除了出生及成年后的男性优势（马正亮，1990），故正常情况下，女性老年人口总是多于男性老年人口（贾云竹、谭琳， 2012；姜向群、杨菊华，2009）。而且，早期具有性别差异的地方性疾病（曾通刚、赵媛，2019）、两性劳作与生活习惯之别、低龄人口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等，或通过直接减少某一性别进入老年期的数量，或通过影响其晚年健康提升死亡概率等方式，影响到老年人口的性别结构。因此，从纵向来看，性别结构的失衡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但女性总是多于男性。
一是规模差值波动上升。1953年，女性老年人约有1437万人，比男性老年人多出370万人。因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之间，女性老年人数量小幅上升，男性老年人的数量略有下降，故1964年，二者总量相差400余万。1982年后，尽管两性数量规模同步扩大，但因女性增长更快，故总量差值进一步扩大至约600万，后有所降低。2017年，女性规模达到8298万，超过男性老年人口700余万。
二是老年两性群体在总人口占比和在老年人口占比差值均波动变化。在1953—2010年，两性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的差值逐渐减小，由1.56%减至1.10%，但在2010年后扩大。2017年，女性老年人的占比超出男性老年人1.64个百分点。如图2所示，自1953年开始，女性老年人在老年群体的占比总是超过一半，但由1953年的57.38%降至2017年的52.42%。进一步考察则发现，在1953—1964年，两性占比的差值由14.77个百分点扩大至18.19个百分点，这可能与新中国成立前长期的战乱等有关——低龄男性的死亡率大大超过女性死亡率，并由此波及老龄期。此后46年，该差值始终趋降，2010—2017年，两者差距为4.84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与1953年相比，两性差值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图2 1953—2017年两性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与全体人口平均年龄差值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1953—2010年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17年数据来自2018中国统计年鉴。
三是在近70年间，平均年龄的性别差值在波动中扩大。1953年，男女平均年龄分别为25.89岁和26.62岁，1953—2017年，女性群体平均年龄年均提高0.19岁，男性平均年龄年均提高0.18岁，虽然女性的平均年龄始终高于男性，但二者差值却并非单调增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平均年龄的两性差值“先扩后缩”，而此后加速扩大。2017年，女性平均年龄高出男性1.51岁，比1953年扩大了2倍多。具体而言，1953—1964年为差距扩大期，1964—1982年为差距缩小期，1982—2017年为再次扩大期。最终在2017年，男性平均年龄达到37.15岁，而女性这一数字为38.66岁。
2． 高龄人口占比增幅更大，平均年龄整体上升
随着寿命的延长，老年群体内的老化态势日渐明显。1953—2017年，尽管65—69岁的低龄组人口一直是老年群体的主体，规模也由1178万人增加至6256万人，但其比例明显下降，由1953年的47.04%下降至2017年的39.52%;70—79岁中龄组的占比较稳定；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规模大幅增长，比例明显上升。1953年，高龄组规模仅为185.47万人，1964年更降至181.26万，但2017年，其规模升至2880.22万人，约增长了15倍。
如图3所示，若以总人口为分母，则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经历“微降—续升”的变动过程，但80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平稳上升。1953—2017年，前者占比增长了1.58倍，而后者占比扩大了5.27倍。若以65岁以上人口为分母，则高龄老年人的占比在经历1953—1964年的微降后续涨，由1964年的7.37%扩至2017年的18.20%，增加了近1.5倍。
图3 1953—2017年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
数据来源：1953—2010年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17年数据来自2018中国统计年鉴。
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在波动上升，但两性老年人口均龄差值呈“倒V型”（见图4）。平均年龄由1953年的70.95岁，升至2017年的73.16岁，推升了老年人口的老化态势。由此，可将老年群体的平均年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53—1982年的快速上升期、1982—2000年的稳步提高期、2000—2010年的加速上升期、2010—2017年的平均年龄下降期。平均年龄的下降，盖因2010—2017年，出生于第一次出生高峰期间的人开始进入老年期，增加了低龄老年人口的总量，进而降低了老年人口的平均年龄。
图4 1953—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年龄及两性平均年龄差值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1953—2010年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17年数据来自2018中国统计年鉴。
女性老年人口的均龄始终超过男性。1990年是两性均龄差值转折的时间节点。此前，两者差值由0.9岁缓升至1.13岁，此后则加速降至2017年的0.62岁。可见， 1953—2017年，相对于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始终更老。这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女性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的事实。下面这一点，更凸显出这一特征。
3． 高龄女性占比始终更高
1953年以后，两性高龄老年人的规模均呈加速增长态势，但因女性规模增长更快，两性规模的差值日渐扩大。1953—2017年，女性高龄老年人的规模由126.15万人增至1641.38万人，男性高龄老年人的规模由59.32万人扩至1238.96万人，两者差值由66.83万人升至402.43万人。近70年间，男性高龄老年人的增幅约为女性同龄人增幅的3/4。
如图5所示，在1953—2017年，无论是在总人口中还是65岁及以上人口中，80岁及以上的女性高龄老人的占比始终超过男性高龄老人。在总人口中，高龄女性与高龄男性占比的差值先降后升。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高龄女性占比高出高龄男性占比0.12个百分点，后微降至1964年的0.10个百分点。在此后的50余年间中，二者差值稳步上升，2017年，高龄女性占比超过高龄男性占比0.29个百分点，比1953年时增长了约1.4倍。在65岁及以上人口中，二者差值随时间推移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轨迹。1990年为两者差值的峰值时点，达3.58个百分点。此前，两者差值缓慢上升，此后则逐年下降。1953年时，高龄女性在65岁及以上人口中的占比高出高龄男性2.67个百分点，2017年微降至2.54个百分点。
图5 1953—2017年80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与老年人口占比差值
数据来源：1953—2010年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17年数据来自2018中国统计年鉴。
（三）城乡与地区分布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因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预期寿命超过且生育水平低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故后二者的老龄化程度理应更低，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1． 老龄化城乡倒置贯穿全程，城乡差距先缩后扩
当农村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城市时，老龄化便被视为“城乡倒置”（杜鹏、王武林， 2010）。但是，这一现象既非中国独有，而是具有全球普遍性（林宝，2018）；亦非近年新出现的人口特征，而是新中国70年来的普遍模式。就全球范围而言，老龄化的城乡倒置随老龄化进程而经历了四个阶段：“扩大—缩小—再扩大—再缩小”。
就绝对数量而言，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长期超过城镇。1964年，农村、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2071.76万人和375.55万人，差值高达1696.21万人，而且，城乡差距扩大之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当时，农村与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4787.81万人和1511.53万人，差距达到3000余万。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城镇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更快，城乡差距逐年减小。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仅比城镇老年人口多出1400余万人。此后，城市老年人口反超， 2017年比农村老年人口多出近600万人。
若以占比来看，则如图6所示，中国老年人口的城乡倒置现象同样由来已久。纵观过去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模式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城乡倒置贯穿人口老龄化的全过程，是由来已久的人口分布现象。1964—2017年，尽管城乡老龄化差值有高有低，但农村老龄化水平始终高于城镇；二是1990年后，城乡倒置程度进一步扩大。
从发展历程来看，老龄化的城乡差距经历了“微缩—扩大—快扩”的变动轨迹。在65岁及以上人口中，1964—1982年，城乡差距由0.7个百分点降至0.5个百分点。1982—2017年，农村的占比由5.0%升至13.22%，城镇的占比则由4.5%增至10.09%，增值相差2.63个百分点。
图6 1964—2017年城乡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
数据来源：1964年数据来自于学军（1995）;1982—2010年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17年数据来自2018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 四大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在非均衡中同步提升，东北后来居上
如图7所示，1953—2017年，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老龄化进程与全国变化趋势一致，四地老龄化水平的谷值均现于1964年，并自此续涨。分地区来看，在1953—2010年，东部的老龄化水平始终高于其他地区，中部次之，西部与东北部几乎无差，东北地区老龄化程度在1953年、1982年、1990年三年最低。但从2010年开始，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结构发生明显逆转。东北地区老龄化程度急剧加深，于2010年超过东中部，成为全国“最老”之地。2017年，东北老龄化水平仍然最高，东部、中部、西部三地的老龄化水平依次递减。
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分布的变动特征，都是人口空间移动的直接映射。换言之，中国的老龄化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城乡、地区差异，且地区差异的模式随时间而不断变动，主要原因在于规模庞大、年龄选择（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的人口地域流动。大量的研究（刘永震、曹景椿，1990；路遇、翟振武，2009）表明，无论是以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还是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作为老龄化测度指标，均与流入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人口流入率的提高，扩大流入地青年人口的规模，降低流入地的人口老龄化水平。
图7 1953—2017年分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 [1]
数据来源：1953—2010年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17年数据来自2018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历史上的跨省、跨国迁移同样具有年龄—性别选择性：大量青年男性或主动或被动“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其长远后果可能迁延至早期的人口普查中部分省区的老龄化及其性别—年龄结构。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劳动力需求极大，“计划性”的劳动迁移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五”和“二五”期间，大量青年人口由农村向东北、西北等重工业城市或地区流动，由此形成了以经济恢复与发展为诱因的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1964年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口流动方向发生逆转，故老龄化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小（原新等，2009）。1978年后，改革开放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松绑，激发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地域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由此再度改变了老龄化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延续或变动。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三化”并进的历程中，“出关东”“闯沿海”“入大城”的流动模式，将年轻人口从农村挪向城镇、从欠发达地区带到发达地区，由此不仅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而且也推动了老龄化的地区流变（周春山等，2018）。
（四）省际层面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水平、人口基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各省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比如，1953年，上海老年人口规模是12.25万人，在全国的水平最低（1.97%），山东老年人口总量则高达308.23万人，占比在全国各省中最高，达6.31%;2017年，老龄化程度最低的是青海，只有46.73万人，辽宁的老年人口规模也仅为626.8万人，但却成为全国最老之地——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4.35%。
1． 老龄化进程省际模式多样，但以“低起点—高增长”为主
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各省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均在上升，但普遍性的上升未能掩盖省际老龄化程度与速度的双重差异，即特定时空下省际老龄化水平之别和各省老龄化进程的异步性。若以1953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和1953—2017年该指标增长速度为界分，老龄化的省际差异约可分为四种模式（见表1）。
表1 1953—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与变率
续表
数据来源： 1953年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17年数据来自2018年各省统计年鉴及2017统计公报。西藏与新疆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注： 增速=（2017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1953年值）/（2017—1953）；因海南、重庆、宁夏和西藏1953年数据缺失，故该四省市未纳入至表内。
一是高起点—高增长。山东、湖南和江苏三省即属此模式。1953年，三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于全国水平，且在1953—2017年，该比例以快于全国的速率增长，故2017年的老龄化程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低起点—高增长。属于此类模式的省份最多，包括上海、辽宁和四川等10余省，是省际老龄化发展的主要模式。1953年，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低于全国水平，但经过60余年的高速增长，至2017年，除北京和甘肃外，该类属下的其余省份老龄化程度均已高于全国均值。比如，1953年老龄化程度为全国最低的上海，于2017年跃升至全国之首。
三是低起点—低增长。青海、新疆、福建等省份属于此类。无论是1953年的老年人口占比，还是1953—2017年的占比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是高起点—低增长。这类省份主要有河北、河南、山西、广西和广东等省。尽管老龄化起始水平高且持续增长，但因发展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故其老龄化程度逐渐落后，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之，从70年省际老龄化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进入普遍急速发展期，均由原始的“低起点”升到新的高度。而这还仅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生高峰人口步入老年期带来的老龄化的加剧。实际上，过去70年中，中国共出现过三次出生高峰：1950—1958年，年均出生人口2277万人；1962—1975年，年均出生人口2583万人；1981—1994年，年均出生人口2239万人。随着第二次出生高峰之人即将步入晚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走向纵深，且将进一步跃升至新的高峰，长期在“高原”之位上运行徘徊（董克用、张栋，2017）。
值得一提的是，各省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增速极快，且随时间推移而全面铺陈。囿于数据，我们仅计算了2000年和2017年各省城乡人口老龄化情况。2000年，仅黑龙江、天津和吉林等七省市城镇老龄化程度高于农村。随后，城乡老龄化差值迅速扩大，仅青海、新疆、云南、河北、西藏、海南六省该差值在缩小。及至2017年，仅新疆和青海未出现城乡倒置情况，透视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是范围甚广的普遍现象。
2． 省际高龄化非均衡发展，女性高龄化模式不尽一致
1953—2015年，各省高龄化程度普遍加深，大部分省份（除新疆外）的高龄化增速均为正值，但模式不尽相同，呈现出明显的省际差异（表2）。
首先，与老龄化进程不同，低起点—低增长为高龄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安徽、辽宁、四川、云南等共15个省市归属此类，即在1953年时，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65岁及以上人口中的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值，此后，以低于全国均值、但数值不等的速度向前发展，其中，速度最快的省份（如山西）年均提高0.14个百分点，安徽、辽宁、内蒙古等省份的增速为年均增加0.13个百分点，速度较慢的省份（如青海）年均提高也达至0.07个百分点。
其次，多数省份的高龄化增速低于全国均值，仅上海、北京、福建和广东属于低起点—高增长模式。增速最高者为上海，占比年均提高0.25个百分点，较低者为福建和广东，年均提高0.18个百分点。尽管此模式下的省份数量不多，但这四个省市的快速发展仍拉高了全国高龄化的平均水平。比如，1953年，上海的高龄人口占比低于全国均值，但其高龄化增速居全国首位，及至2015年，高龄人口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达到21.12%，居全国之最。而新疆、山东、广西等8个省市的高龄化发展遵循高起点—低增长模式，新疆地区的高龄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高龄化水平趋于降低。
表2 1953—2015年高龄化和女性高龄化的省际模式（%）
数据来源：1953年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15年数据来源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
注：高龄化=80岁以上老年人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女性高龄化=80岁以上女性老年人占65岁及以上女性老年人口比重；高龄化增速=（2015年高龄化—1953年高龄化）/（2015—1953）；女性高龄化增速=（2015年女性高龄化—1953年女性高龄化）/（2015—1953）；因海南、重庆、宁夏和西藏1953年数据缺失，故该四省市未纳入至表内。
与全体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相比，女性高龄化发展则起点更高、增速更快。就女性人口高龄化发展的具体情况而言，多数省份为低起点—高增长模式（安徽、广东、辽宁等十省市）。因其发展速度较快，及至2015年，福建、上海、广东、北京、安徽六省市的女性高龄老年人增幅较大，高于全国水平。
广西、江苏、浙江则为高起点—高增长模式。经过70年的发展，三省的女性高龄化程度仍居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河北、湖南、山东、河北、新疆则为高起点—低增长模式，虽然五省初期女性高龄老人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因其增速始终低于中国女性高龄老人占比增速，故其女性高龄老人占比在2015年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之下。
三、主要结论与简要讨论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未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口老龄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与变动轨迹？具有怎样的变化模式？变化背后有哪些主要动因？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数据可及的情况下，主要以65岁或80岁及以上人口为关照对象，从总量、结构、分布着手，梳理了70年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与变动规律，旨在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并为未来出台和完善积极应对老龄化的相关政策、推动养老服务体系提质增效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
（一）主要结论
1．中国人口老龄化总体呈阶段性上升态势
比较六次人口普查与2017年或2018年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与占比的变动情况发现，老龄化约可分为“转折（孕育）—稳升—速升”三个发展阶段。本质上而言，人口老龄化即是预期寿命（死亡率）、生育水平共同作用下带来的不同年龄人口比重的相对变化。从时期角度而言，预期寿命延长与生育水平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作用方向并不总是一致的：若仅考虑单一因素，在一个封闭人口中，生育水平下降总是带来少儿人口的减少，老年人口比重相对增加，但预期寿命的延长则并不必然导致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其原因在于一般是少儿人口死亡率率先下降带来预期寿命的延长。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水平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始终是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演进的直接因素，但在不同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不尽相同，包括生育水平变化主导下的“V”型轨迹，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作用下的平稳加深和生育水平低位运行与预期寿命高位增长下的加速发展等不同阶段。
2．老年人口的结构性要素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轨迹
在70年的人口老龄化演进过程中，老年群体的性别、年龄结构与空间分布稳态与变化并存，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一是原有模式持续，结构趋向均衡。老年群体中，女性老人规模及其占比始终高于男性老人，其平均年龄也更高，但随着老龄化进程推进，尽管两性的数量差值拉大，但在老年群体内部，女性老人占比与男性老人占比的差值减小，即老年群体性别结构趋于均衡。
二是原有模式持续，但程度加深。比如，高龄人口占比和平均年龄的上升趋势反映出逐渐加深的高龄化态势，高龄化与女性的长寿效应交叠，使得高龄女性在总人口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意味着多数女性老年人处于丧偶状态，本在生命历程早期就已处于劣势的女性老年人，晚年更为弱势（杨菊华、谢永飞，2013）。同时，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始终高于、增速快于城镇地区和发达地区。在新的历史时代，城乡倒置的模式将持续扩大。
三是原有模式发生突变，新的模式形成。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异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一个突出特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50年，东北地区老龄化程度最低，但在2010年，或因生育率的持续低位，或因经济滞后所致的青年人口外移，此地的老龄化水平迅速攀升，一跃而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之地。
3．中国地域辽阔，老龄化的发展必然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
尽管省际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四种模式，但以低起点—高增长模式为主。经过70年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性别年龄结构相对均衡，但性别失衡已经成为各省的普遍现象。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也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蔓延，2017年，除新疆和青海外，全国其余省份均出现了城乡倒置现象。省际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发展也有四种模式，但各种模式下的省份数量较为接近，且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高起点—高增长多为沿海经济发达之地（如福建、上海、山东、浙江、江苏）；而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逆向发展”的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少数民族聚集区（如青海、新疆、云南、河北、西藏）。
（二）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关联机制
如前所述，在全国层面，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直接要素是出生与死亡，在地区层面，还包括人口的地域流迁，反过来，直接因素是制度变迁、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转型等现代化进程在人口领域的投射。对老龄化而言，经济社会因素（如：城镇化率、收入水平、医疗卫生条件等）属于远程要素，通过生育、死亡和流动这三个中间（或直接）环节发挥作用。远程要素对老龄化的作用机制或路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制度与结构变迁 → 生育水平降低 → 形成底部老龄化”的路径
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生育政策得到严格执行；在政策干预下，生育水平呈现断崖式下降；政策的有效性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推升了生育机会成本，形成了低生育的社会规范。“生得少”且生育水平的长期低位运行，大大减少了少儿和低龄人口，使得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底部内收，客观上增大了老年人口的比例。
2.“经济与社会发展 → 预期寿命延长 → 造成顶部老龄化”的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领域的发展，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得性与可及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提升了个体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水平，进而大大延长了出生预期寿命和老年期的余寿。换言之，医疗卫生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为“活得久”创造了技术条件。这不仅直接增加了老年人口总量，而且提升了老年人口的比重。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降低往往先于生育率降低，但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历程中，底部老龄化先于顶部老龄化而发生——在中国尚未步入老龄社会前，生育率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之下，金字塔低端已经收缩，中部已然开始突起。在未来生育率基本稳定、但预期寿命继续增长且在第二次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即将进入老龄阶段后，人口年龄结构的顶部规模将持续扩大，老龄化尤其是高龄化特征将会更加明显。
3.“地区发展不均 → 人口地域流迁 → 改变老龄化分布”的路径
在自然、社会和制度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差异是一种必然现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对青壮年人口形成推拉效应。城镇（尤其是大城市）及东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与机会，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和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之人，包括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年儿童，由此重构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因此，在流入地常住人口中，青壮年人口规模增加，流出地则相应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城乡倒置、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占比更高的主因。可见，不仅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底部、顶部，就连人口年龄金字塔中部的变动，在地区范围内，也会影响到老龄化的分布模式。
总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70年不过弹指间，但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逆转，而该逆转正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本质改善等的映射。生得少、活得久必然带来老年人口的增加、推动人口老龄化进程。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和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未来的民生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必然以准确研判老龄化趋势为前提，故学理研究应在梳理和总结人口老龄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全面提升老年福祉为目标，给予高龄、女性、农村等弱势老年群体更多的关注与更大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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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行政区域变动，东部未包括1953—1982年的海南，1964年的天津；西部包含1953年的西康，未包含1953年的重庆、宁夏和西藏，1964年的重庆和西藏，1982年的重庆；1953年，东北部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个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