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域中的现代货币理论
从2019年因在美国的政治讨论而被推向“风口浪尖”，到今年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而“乘风破浪”，二十多年鲜有听众的“现代货币理论”（MMT）终于“破茧而出”，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讨论中至关重要乃至不可或缺——尽管充满争议——的一部分。MMT也成为经济思想史漫漫长河中一股喷薄而出的暗流，有望改变这条长河未来的流向。本文将追溯这股暗流的来龙去脉，厘清其谱系源流，洞悉其力量和走向。
一些学习了MMT的学者批判该理论不“现代”，都是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即便包含了新的要素，但大抵是错误的。这让人联想起重农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学者对斯密的批评：凡是正确的都不是他原创的，凡是他原创的都是错误的。正如斯密会坦率认可熊彼特的观点（熊彼特认为斯密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中所包含的思想和方法没有一个是全新的）一样，MMT论者在一开始就承认并强调该理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构建而成的。其中被借力最多的“巨人”也是MMT论者公认的先驱——德国经济学家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他1905年出版的著作《国家货币理论》（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中译本由笔者所译，商务印书馆即出）开创了“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的先河，认为“货币是国家的产物”，其由国家创造的“效力”与其材质无关，而是取决于国家是否“接受”其用作纳税的手段。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构成了MMT的理论基石，成为MMT论者审视现代货币体系的“棱镜”，以至于MMT起初便被称作“新货币国定论”（Neo-Chartalism）。
第二位“巨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学者——米歇尔-因尼斯（Alfred Mitchell Innes）。1913年至1914年，他发表了两篇有关货币起源和本质的经典论文，系统阐释了“货币信用论”（Creditism），为MMT将货币的国家维度与信用维度有机结合起来奠定了基础，为MMT论者刻画现实货币经济运行提供了框架。
第三位“巨人”则是凯恩斯，他曾在其1930年出版的著作《货币论》中赞许地引用了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宣称货币作为一种“国家货币”至少已有4 000年历史了。更重要的是，凯恩斯通过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将就业、利息和货币等实体与金融部门整合成一个一般性理论的尝试，为MMT的构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MMT将货币和财政、投资和融资及就业和通货膨胀等整合到一个框架之下的尝试，旨在回归真正的凯恩斯理论。
下一位复兴货币国定论的先驱、助推MMT发展的“巨人”是经济学家勒纳（Abba P.Lerner）。他在1947年发表的论文《货币作为国家的产物》（Money as a Creature of the State）中重申了“货币国定论”的核心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开创性地阐释了“功能财政”（functional finance）的思想。该思想成了MMT的政策框架和原则，其基本要义在于：财政应是“功能”导向的，旨在实现公共目标，而不是像私人财务那样为“稳健”起见追求收支平衡。其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
作为雷（L. Randall Wray，MMT开创者之一）的博士生导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赢得声誉的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则对MMT的构建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明斯基有关货币、债务和金融不稳定性的“实证性”认识上，而且更为鲜明地体现在其“规范性”建议上。明斯基在其1986年出版的《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一书中提出的“最后雇佣者”（employer of last resort）就业保障计划构成了MMT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该计划可以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保障价格和金融稳定。
为MMT“拼图”提供最后一个重要“板块”的巨人是同样湮没无闻却被认为成功预见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戈德利（Wynne Godley）。他开创的“部门平衡方法”（sectoral balances approach），又名存量—流量一致（stock-flow consistent）模型框架，为MMT论者考察和分析现实宏观经济各部门的运行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野，确保了他们构建的理论框架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除此之外，MMT还吸收了——且还在不断吸收——其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各种思想要素。可以说，MMT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将这些被经济学界遗忘或忽视的思想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新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进路。事实上，从思想史角度看，思想的进步往往也正是通过重组或发展已有思想实现的。
由上文对其思想渊源的梳理来看，MMT这股暗流更多为“异端经济学家”所牵引和汇聚：克纳普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凯恩斯和勒纳虽不属于任何异端流派，但其有关货币和财政的思想在当时及之后皆与主流格格不入；雷、明斯基和戈德利则都是后凯恩斯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几乎都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UMKC）和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成为推动MMT“乘风破浪”的主要力量。
历经二十多年，尽管雷通过坚持不懈的耕耘收获了越来越多后凯恩斯主义的粉丝，但仍有一部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这种杂交理论持保留态度：一方面，他们作为内生货币理论的支持者，对MMT把政府货币与银行内生货币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感到怀疑，为MMT对国家的强调似乎与货币主义的“外生货币”在概念上颇为相似而深感不安；另一方面，他们质疑MMT将财政部与央行合并并展开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
但是，我们万万不可将MMT限定在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内，那样定会冒犯MMT的另外两位开创者——莫斯勒（Warren Mosler）和米切尔（Bill Mitchell）。虽然这两人和雷一开始是通过一个名为“后凯恩斯主义思想”（PKT）的邮件讨论小组结识的。莫斯勒原本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在工作中逐渐发现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主流教科书截然不同的一些现实运作，将这些经验写入了其在1993年出版的《软通货经济学》（Soft Currency Economics），这本书被视作MMT的肇始。他将这些理念付诸投资实践，获益颇丰，遂萌发和经济学家交流的念头，后来在网上结识了MMT的另外两位开创者。而米切尔——也是“MMT”术语的创造者——也同样不属于后凯恩斯主义学派。
三位创始人通过各自经营的经济学博客来“推销”MMT，以赢得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之外的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金融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支持。正如莫斯勒的博客名“宇宙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所指明的，MMT可以通过博客圈打破旧有学派和院系机构的局限，将不同院校的信奉者汇集到一起，形成经济学的中心。雷和美国民主党总统前任候选人桑德斯的竞选经济顾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一起开设了博客“新经济视野”（New Economic Perspective），更多致力于回应和厘清针对MMT的批评和误解。而米切尔每周都会在其博客上发布MMT测验，以确保粉丝持续关注并学习MMT的基础知识。
因此，MMT并不是一个等同于或局限于后凯恩斯主义的学派或理论，而是一个独立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作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异端邪说”或主流异端经济学流派，MMT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各种异端流派思想（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等）的综合和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这些学派中都有MMT的拥趸。可以说，MMT不仅是对各种经济思想的重组而产生的新的思想，也是诸多思想流派杂交形成的新学派。2019年出版的教材《宏观经济学》（William Mitchell L. Randall Wray and Martin Watts, 2019. Macroeconomics. London: Red Globe Press），正是MMT学派综合各异端学派思想之集大成者。MMT学者所构建的宏观经济学，旨在取代融合了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主流体系。相比前者，MMT的宏观经济学最鲜明的特征或许在于它给予了当今货币和银行体系及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现实操作以高度关注和细致阐释。
从经济思想史的尽头来看，上述各类思想流派通常分布于这条大河的不同支流上。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从谬误走向真理的单向线性的演进过程，也不是通过一条大河直达真理的海洋，而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思想、理论和流派之间相互作用的、多面向的非线性发展过程，表现为不同支流之间的相互竞争和交替荣枯。换言之，因遵循了彼此迥异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或信条而形成不同的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这些纷繁的思想和学派在各自的支流中不断继承、延续和发展。
在经济思想史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且长期并存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持续经历着相互竞争和周期性演替。一种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从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延续到现代主流经济学。该传统以静态的、机械的、原子论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哲学基础，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目标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因而其分析的焦点集中于物物交换和消费上。
另一种是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起源自更久远的文艺复兴时期，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延续到现今的当代异端经济学诸流派。该传统以动态的、系统的、有机的、开放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认为技术、制度、偏好等都处于非均衡的变化之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经济行为者按惯例采取行动，资源创造是其研究的核心，因而分析的焦点集中于生产和创新。通过对该传统中的许多学派的综合杂糅，MMT完成了对这种传统最新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助推了这一支流的发展壮大。
这两大传统在货币研究领域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一是西方正统的交易货币研究传统，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经门格尔系统阐释后，得到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支持及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沿袭。该传统将货币的本质视作一种特殊的商品，即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物，认为交易媒介是货币最根本的职能，因而从私人部门的内部交易中寻找货币的起源；断定货币是中性的，主张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政策规则；声称央行也能通过外生的基础货币控制、经由银行“存款创造贷款”的货币乘数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消除通胀压力，并出于市场的逻辑宣称货币主权无关紧要。
另一种是西方非正统的债务货币研究传统。这种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图，经克纳普和米歇尔—因尼斯系统阐释，后为各边缘经济学家（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等异端学派）所继承和发扬，并得到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支持。该传统将货币的本质看作一种特殊的债务，即人们普遍接受的债务，认为记账单位是货币的首要职能，因而从公共部门量度债务的需要追踪货币的起源，断定货币是非中性的，故而反对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政策规则；声称在银行“贷款创造存款”的内生货币创造机制下，央行无法控制货币供应量，应与财政部协调配合，通过相机抉择确保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并出于国家的逻辑强调货币主权的至关重要性。
从这两种货币研究传统来看，MMT显然属于非正统的债务传统，并将这种传统发挥到极致。一方面，MMT从货币视角出发，将货币发行者的“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与货币使用者的“私人财务”（private finance）区分开来，从而得出与“稳健财政”（sound finance）截然不同的“功能财政”观，进而将货币与财政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纠正交易货币研究传统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割裂看待的错觉。另一方面，MMT在货币创造层面将政府货币和银行货币进行比较和综合。在机理上，政府支出纵向创造货币与银行贷款横向创造货币具有共性，但由于货币等级不同而在经济影响上呈现出本质的差异。
上述对立传统会在竞争过程中呈现出交替盛衰的趋势。它们之间的竞争过程如同游击战，某个传统可能受到竞争性传统的攻击而被攻破防线，但并未被彻底摧毁，反而有机会重整旗鼓，展开反攻。这种不同传统之间的竞相交替往往并非悄无声息地进行，而是以所谓“革命”的方式实现。这意味着经济学领域中的革命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革命。经济学的理论“范式”（paradigm）和“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往往不会被迅速、全面地取代。当一个迄今为止未被其他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所知或被忽视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发展到某个阶段，使得该领域经济学家感到有责任认真对待这个传统并把它视作挑战时，一场经济学革命就爆发了。史上几次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基本都符合以上特征。
在这种研究传统交替兴衰的视野下，MMT这股暗流无疑是“时势造英雄”的产物，其兴起还与主流传统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大失败息息相关。以DSGE理论框架为典型特征的主流传统本质上是一个缺失货币和金融、由实物因素驱动的市场均衡的研究进路。它不仅没能预测到这次危机的爆发，且在其所秉持的世界观中，这场危机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因而我们也就无法指望这一传统能有效应对这场危机，且其将过去二三十年伯南克所称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基本归功于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却因“李嘉图等价”的遁词而被束之高阁。
相比之下，MMT复兴和综合了替代性传统里被主流传统忽视或摒弃的货币、债务和财政思想。在该传统的图景中，危机会反复发生，因而MMT得以预见这场危机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有效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应采取“功能财政”的“大政府”政策框架，破除传统“稳健财政”的迷信，克服谈财政赤字色变的恐惧，积极有力地推动经济复苏。但这并非像那些宣称“我们现在都是MMT论者了”的鼓吹者所误解的那样，认为MMT只主张西方盛行的量化宽松或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恰恰相反，MMT着眼的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就业保障计划和政策，有效推动实体—金融经济循环。
在危机时势冲击下的两股支流力量的鲜明对比和竞争，使当今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不得不对MMT这股暗流做出反应。诸如克鲁格曼、布兰查德和曼昆等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都不得不参与到有关MMT的争论中来，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全然赞同MMT，他们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声誉不得不对挑战做出反应。就此来看，MMT已然掀起了一场经济学“革命”。那么它是否已经改变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学呢？迄今为止，主流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但正如布兰查德所坚信的，在接下来几年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依然有望引发像20世纪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大通胀”（Great Inflation）所带来的那种经济学革命。如果这一预言最终得以实现，那么MMT必然会是这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历史重要关头，我们既不应无视MMT这股思潮，更不能盲目贬斥，而应抱着积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学习和研究。特别是，我们还可以将其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来研究：一方面，在MMT的新视野下观察和探究中国相关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利用中国的丰富实践去修正和发展M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