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的飞跃式发展

深圳是香港以北的一座城市，两地距离约30公里，相比之下，英国两个最邻近的大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相距33公里。从香港市中心坐高铁到深圳市中心需用时30分钟，开车则大约60分钟。对于主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我来说，由香港的居所到深圳医院的办公室需要90分钟。

1979年以前，深圳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人口只有6万。1979年，当时的中国领导邓小平在全国推行经济改革开放计划，设立经济特区作为试点，引入市场经济及多项新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等。当年深圳被划定为其中一个经济特区。

在短短40年间，深圳由一个人口只有6万的渔村，蜕变为中国一个主要大都会。2019年深圳市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该市有1 343万常住人口，而按照此后5年的预测，假若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在内，全市人口可达2 000万。深圳当地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2岁，是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之一。2019年，深圳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排在北京、上海之后，位列全国第三，并且已超越香港。深圳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时光倒流，假设40年前到香港北面这个叫作深圳的小渔村旅游，我们当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小村落会演变成今天的模样吗？

那么，深圳是如何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的呢？

首先，时机。由于深圳过去只是一个小渔村，没有什么历史，因此当被划为经济特区时，它自然也没有历史包袱，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在新一代年轻有为、力争上游的深圳人民的支持下，深圳从起跑线出发快步发展。

其次，深圳市政府不但大胆求进而且高瞻远瞩，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推出一系列税务和土地改革政策以吸引直接外来投资，其中大部分投资来自邻近的中国香港。深圳市政府为了招商引资，遂展开全面的基础设施扩建计划，设立了一个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包括兴建全新的国际机场、高速铁路网络、覆盖范围广泛的地铁系统，以及供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如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等）使用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又拨出大量土地，盖建工厂、商业及住宅楼房。

最后，促进深圳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它与香港毗邻。香港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可以在多个范畴向深圳提供和输出各种产品及服务，例如在开设厂房方面，香港企业可以提供先进的管理、投资和会计知识，就银行体系和惯例给予意见，并为具有出口潜力的深圳产品打开全球销售网络。因此，人们经常说，没有香港特区就没有今天的深圳，同样，没有深圳也没有今天的香港特区。这两个城市唇齿相依，互补长短。自1979年以来，通过上述的知识转移，深圳逐渐转型为一个外向型兼具前瞻性的城市，不但积极引进香港资金，同时亦吸引海外大型跨国企业投资，特别是为国际知名的品牌时装、电视机和手机等产业进行生产及组装。现在，深圳已经与中国香港比肩，成为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繁荣城市。

在发展初期，深圳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赖于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年轻廉价劳动力，在该市新设立的工厂生产各种各样的出口消费品，比如服装、手表、电子产品、鞋、玩具和家具等。有人开玩笑地说，任何你说得出来的东西，深圳都可以生产。目前，估计全球30%的制成品在中国生产，这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反映出它强大的制造实力，而深圳正是中国制成品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由于深圳的劳动力及运营成本低，因此当地制造的产品价格低廉，同时质量优良、经久耐用。其中一个最知名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选择在深圳生产iPhone（苹果手机）。虽然不少人指出，劳动力成本同样低廉的其他国家，例如亚洲的越南和柬埔寨等，可以为外商提供另一个制造基地的选择，不过市场仍然认为目前中国熟练劳动力的表现最佳，能够生产出优质耐用的产品。中国这项优势主要依赖于多年来在生产流程、物流、运输、分销、采购等各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现在国内的熟练劳动力以及整个物流链均致力于向更高层次发展。

尽管深圳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但目光远大的深圳市政府并没有因此自满，更不满足于单单利用制造业取得的成功作为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石，而是要锐意发展更有活力、更现代化的城市经济。为此，深圳市政府于21世纪初即开始转向生产高端产品，以及发展服务行业和现代无烟产业，例如金融、保险、电信、信息科技和生物工程等。令人惊讶的是，深圳在短短10年间便取得了重大发展，将经济模式由低成本制造业彻底转型为高端服务业。虽然高端服务业需要高昂的启动成本，但是却得到了新一代初创企业家的支持，这些初创企业家包括年轻的技术人员、软件工程师和营销专家等。

在一些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领域，深圳的实力也异常强劲，例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软件开发等。目前深圳是多家高科技企业及服务业巨头的总部基地，其中包括全球首屈一指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华为、软件公司腾讯（属下的微信被公认为“中国的脸书”加强版）、领先全球的无人机发展商大疆创新，还有很多其他服务业巨擘，如中国十大保险公司之一平安保险，全球领先的基因组与研发机构华大基因（BGI）。目前深圳已跻身全国公认经济最发达城市“北上广深”之列。此外，深圳市更被世界最大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为2019年全球十大必去城市的第二位，排名仅在丹麦哥本哈根之后。《孤独星球》对深圳的描述包括：超现代建筑，创新环保概念，以及一系列崭新的设计理念，而这些全部都可通过高铁与邻近的香港连接。深圳目前的宏图是要在不久的将来发展成为“东方的硅谷”。

深圳的经济表现假若得不到其他重要配套设施（如交通运输、房屋、教育、医疗服务和环境保护等）的同步发展支持，也不会取得如此迅速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国务院于2019年2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这个规划下，所有纳入大湾区的广东省域的城市将会由公路、桥梁、高铁和机场连接起来，区内全部制造业和服务业亦将互相对接，每个城市均将各自发挥所长。比如，深圳的角色是领先的信息科技枢纽，香港的角色则为主要的金融中心。这个面积广阔的大湾区，势必成为华南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带动朝阳产业发展，同时打造教育学习、医疗服务和新药物研发中心综合发展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成立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是在深圳市这个宏大愿景下孕育诞生的。在2008年之前，深圳市政府见到人口迅速增长，决定要扩大医院及教育服务。在此之前，由于深圳市内医疗服务不足，许多患者特别是患有如癌症等严重疾病的患者，选择去广州求诊和接受治疗，可是开车前往广州，即使天气好也需要两个小时。

深圳市政府推出了庞大的医院服务扩充计划，包括兴建多家全新医院，每家医院更会与一所大学挂钩。于2012年7月正式启用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这个计划下第一家落实的医院。这家与香港大学合办的医院同时亦被选定为一所重点改革医院，由香港大学运营管理，目的是提供跟传统内地医院有别的医疗服务，医院的管理人员均由香港大学聘请。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项目，香港大学从来没有管理过一家医院，因为香港的医院主要由香港特区政府或私营机构营运。但是香港大学医学院与其附属的教学医院，即位于香港岛的玛丽医院，一直紧密合作，这促使玛丽医院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医院，玛丽医院所提供的本科医学教学水平出众，研究项目卓越，而且专科服务先进优良。因此，深圳市政府也期望这家由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并由香港大学运营管理的全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可以发展成为如玛丽医院一样的顶级医疗机构。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2003年选址在一片全新开发的绿色住宅区，由深圳市政府积极开展建筑设计和规划，总投资40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约37 000平方米，现拥有床位2 000张。建这家现代化医院的目的，主要是满足深圳市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但同时亦希望采用与西方国家相若的模式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以及致力于在21世纪打造一所绿色医院以响应环保理念。医院于2012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医院的管理模式采用董事会架构，由行政及非行政成员组成，深圳市副市长担任主席。董事会成员同时也包括来自香港大学、深圳市卫健委、医院员工以及社会人士的代表。

医院院长由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共同委任，与此同时，深圳市市委书记亦在医院行政管理架构内扮演重要角色，负责在地方层面协调党与国家政策，并给予相关意见。这项安排在引导医院发展与国家发展同步方面至关重要。此外，院长之下设有多个副院长，辅助行政管理。这个深港合作医疗项目的核心目标主要是在临床服务、教学和研究三个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所采用的模式与香港大学及其教学医院玛丽医院一样。在临床服务方面，以下几个领域被特别列为卓越专科：心脏、器官移植、肿瘤、感染性疾病、骨科、体外人工受孕及产前护理。

目前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聘有大约690名全职的中国内地医生，其中高级职位（顾问或副顾问医生）占比达20%，中级职位（主治专科医生）占比40%，其余40%为驻院医生（residents）。这个医生团队得到了大约90名香港大学聘请的全职或兼职医生及经理的支持，他们分别来自中国香港、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主要担任高级临床医生或行政职位。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使命是提供创新模式的临床服务，以及作为中国医疗改革的试点。为达使命，医院一开始就制定了多个重要政策方向作为指导原则，包括：开设一个以医院为本的全科部门，由政府厘定打包收费；设立病人关系科；对医暴零容忍；设立网上预约系统；引入商业保险公司保障医院的赔偿；禁止收受红包；强调团队精神及实证医疗；提高临床透明度；公开信息披露。在推行这些政策的同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亦锐意争取于启用后5年内获得国际及国家认证，并让广大患者认可医院提供的服务。以上各点将会在下文详细加以论述。

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2012年3月，我在妻子和儿子的支持下，决定接受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职位。由一个工作环境转到另一个工作环境从来都不容易，更不要说是由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这样标准化的医疗制度，转到中国这个尚在不断进行重大变革的医疗系统工作。况且，中国沿海大城市的医疗系统与内陆的城乡医疗系统可能截然不同。中国不单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各地有不同的文化、方言和饮食习惯，南方跟北方、东部跟西部都有极大的差异。举例来说，在华南地区，人们的主食是米饭，而华北地区则以面食为主。

因此，作为一名医生，我不但需要在专业方面做好准备，同时亦必须掌握在中国工作及生活的常识，特别是在深圳这样一座现代化城市——它本身并没有多少土生土长的人口，当地大部分居民都来自全国各地。换言之，这座现代化城市是一个集聚多元文化的熔炉，所以我必须努力去认识和接受这里来自不同地区的传统及文化。例如，有些患者可能患有“国际疾病分类编码”（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中的疾病，可是，他们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习惯和文化传统而有所不同。在拥有5 000多年文明历史、国土面积幅员辽阔的中国，这种现象不足为奇。

我知道这次去深圳工作对我来说是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必须凭着毅力、勇气和坚忍去面对。为了帮助自己适应新生活、新工作、新环境，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掌握与人沟通的能力。我必须用中文跟内地的人交流，因此我立刻开始学习普通话。在上海出生随后在香港长大的我，只会说香港人说的广东话（粤语），虽然我听得懂一点普通话，但讲得绝对不流利。假若我在内地工作，却仅会说英语和粤语，似乎并不合适，甚至恐怕不会被人接纳，而且在我跟同事、患者及其家属沟通时也会构成严重障碍，因为在日常行医诊症时，必须尽量避免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误解。例如，一种我十分熟悉的药物，虽然我知道它的英文名称，但可能完全不知晓它的中文名称，可是处方药物是不容有任何错失或误会的，因此我必须学好普通话。

我草拟了一份“该做”及“不该做”清单，有几项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我绝对不该做甚至不该想的事就是问：“为什么你们在中国这样做？我们在英国不是这样做的。”或者是说：“为什么在中国不用这种药？这种药在英国很普及啊。”我觉得这样说话是一种自以为是，甚至表现出一种侮辱别人的傲慢态度。我们在问“为什么”之前，必须要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单凭个人偏见和先入为主的印象而非按事实来做判断及发表意见，往往流于轻率与鲁莽。与人同工共事，必须懂得互相尊重。对我来说，我是自己决定来中国做医生的，所以不应该做出任何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设性评论。这个决定其实给了我一个认识和了解中国制度的机会，我也希望可以借此为医院带来一些良好的改变，即使这些改变微乎其微也是值得的。在这条路上，我把自己看作一座小小但有用的桥梁，把河流的两岸连接起来，桥梁虽然窄小，但是希望能够在某些时候可以帮助到某些人。

第二，我清单中有一项是提醒自己不要太高调。这并不是因为我故作谦虚，而是觉得人应该在言之有物时再说话。表达个人的抱负、理想和目标固然重要也很有必要，但是假若不断地重复，难免给人说空话甚至陈词滥调的感觉。回望过去几年，我仍然认为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多年来，有不少电视台和报纸要采访我，大部分都被我婉拒了，当然也因为我对着摄影机说话会浑身不自在。事实上，在中国或是任何其他地方，实际行动和结果才最重要，花言巧语只是虚有其表。

第三，我在清单上提醒自己不该做但又颇具争议的事项，就是不要过分以目标为本，尤其是财务目标。在中国，所有公立医院都必须按照每年收支平衡的原则运营，即每年的收入要与支出平衡，来自政府的补贴只占经费的10%~15%。这个制度与英国NHS的要求可谓南辕北辙。根据英国NHS的规定，医院的经费支出由政府通过税收全盘承担。假若我接受或同意中国这种财务独立自理的模式，我必定会彻底失败。我经常向医院的高级行政人员及深圳市卫健委的官员解释，如果给我定下这些财务目标，他们最初实在不应该聘用我，我也不应该接受他们的邀请，因为我知道我的细胞里面根本没有财务会计和赚取收入的基因，即使我再努力也不行。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这样的新医院，信用、声誉、诚信和安全应该是指导性原则，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而且需要长年累月才可以建立起来的。感谢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他们也明白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由深圳市政府投资，目的是要为各项重大改革树立一个典范，包括资助医疗服务方面的改革，从而为整体医疗服务改革带来转变。医生应该根据临床需要为患者提供服务，而不是出于经济考虑。如果医生工作的主要动机是赚钱，大可以效仿许多在内地、香港或在英国的部分医生选择私人执业。当然，我并不是说审慎理财不重要，这点十分重要，只是运营一家医院时，财务目标不应该是首要甚至唯一的考虑因素。政府期望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开展一些改革的探索，而在我心目中，首要推行的改革就是培养既令人耳目一新，又受公众人士、患者和医院员工欢迎的正确态度。

第四，我需要跟那些在深圳其他医院工作的中国内地医生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我知道他们对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及其发展必定有着浓厚的兴趣，也会感到好奇。他们都是深圳当地医疗界经验丰富且成就卓越的带头人，他们的意见和支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虽然在不同问题上我未必与他们的看法一致，但是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相同的地方原来比分歧要多，这实在令人感到欣慰。我应该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因为当地采用的方法可能比国外的方法更实用可取，我没有理由忽视他们的意见。合作与竞争同样重要，也同样富有激励性，只是合作的概念较为正面，而竞争的概念较为负面而已。由于医疗服务并非一门生意，因此完全无须进行商业性的竞争。

第五，我必须珍惜我们的员工，因为他们是医院最宝贵的资产。最初上任时，我的部门没有现成的团队，我需要从零开始建立团队，就每个医务职位一一进行面试。与其他医院相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不是一家传统医院，没有一套既定的医生聘用标准条款及条件，所以加入我们部门的同事都必须要有一种冒险精神，就好像我由英国来到深圳所抱持的态度一样。这种冒险精神和志同道合的心态，不但有助于塑造团队精神，还可以推动集体贡献，我们必须加以善用。由于我对中国内地应聘者所呈递的申请信的格式和用语没有认识，所以也不懂该如何准确地评定审核申请信的内容。幸好我在英国积累了一点主持面试和聘请各级别医疗人员的经验，它们对我来说十分有用，让我可以在面试时就申请信上的不足之处提出一些深入的问题。同时，我在面试前还邀请了一些高级职位的申请人参观医院，并与他们进行交谈，这些互动都帮助我做出了更正确的决定。

中国医疗服务概况

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投放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开支占GDP的6.4%；美国虽然人口仅为中国的1/4，但医疗卫生服务的开支却是中国的近3倍，即占GDP的18.3%，居全球之首；英国的这个数字是9.7%，是OECD平均数字的中位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总部设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英联邦基金会公众国际健康政策调查的数据显示，过去数十年以来，英国的医疗服务系统一直位列全球前三名。这项每几年进行一次的定期调查并不包括中国，只涵盖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7个医疗服务水平相若的国家。调查所采用的准则包括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效率、全面性、公平性、健康而又持久的工作寿命，以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保健支出。在美国，这方面的人均净支出为每年7 290美元，英国则为每年2 992美元，可是在综合排名中美国却一直排名甚低，可见当其他医疗指标也计算在内时，医疗支出最多并不一定等于效果最好。这项调查并未将医学研究、诊断、基因组学研究或特殊疾病治疗方法等各方面的发展纳入考虑范围内。

中国这个拥有多达14亿人口的国家，不论地理环境、气候、文化和民族都十分多元化，因此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及个人财富也各有差异。医疗护理是资源密集型的服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国内每个省市和地区医疗服务的水平、供应和范围均需视各地的经济情况而定。

自2011年起，中国实行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已超过95%。中国医疗服务所包含的基本医疗保险不但被视为国家的义务，同时也是个人的责任。近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国家资助的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并不全面，同时医疗费用亦高昂得令政府难以全力负担。在此我尝试以英国为例做一下比较。

在英国，自NHS于1948年成立到2015年前后，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净支出由每年120亿英镑飙升到每年1 350亿英镑，增幅超过10倍，而且上升速度完全没有放缓的迹象。事实上，一般的共识是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势必持续超越通货膨胀的步伐，以至按年计的医疗开支净增长不断上扬。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医学发展一日千里，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跟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医疗系统中医疗费用采取政府与个人共同分担的方式，减除政府医保的部分后，差额由个人支付。在大多数情形下，这种共同付款的方式可谓行之有效，特别是对那些一次能完成的医疗程序（如髋关节置换或白内障手术等）而言。可是，当涉及复杂和对生命有威胁的严重疾病（如白血病）时，许多问题便出现了。虽然现在已有不少新药面世，但是价格高昂；虽然其他配套工具（如影像造影、组织学及遗传学诊断等）均比以前精准，但是非常昂贵，过去10年尤其如此。下面我们分别从医保、医疗发展、民营医疗服务、资源分配几个方面，详细了解一下中国的医疗服务概况。

- 不同地区，医保有别 -

在深圳、上海、北京这样较富裕的中国城市，地方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对严重疾病的保险范围较大，比如肾衰竭、癌症或白血病等，这些市政府提供的优越医保计划对本地居民确实帮助不小。事实上，每个城市提供的国家医保计划的保障额度参差不齐，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与内陆城市之间的差别较大。鉴于近年来医学技术和治疗方法发展迅速，这种地区差异更成为全国关注的问题。而随着治疗方法的发展突飞猛进，一些旨在挽救生命的崭新介入性治疗也纷纷兴起，取代了过去被动式的防御性治疗。举例来说，我记得自己还是一名年轻医生时，被派驻心脏科深切治疗病房工作。心脏病（比如心肌梗死）患者在医院接受的唯一治疗方法，就是完全卧床休息数星期，希望心脏可以自然复原，没有其他并发症。假若出现并发症，例如心脏衰竭或不正常心跳等，我们只可以使用药物医治，并且不能保证一定有效。但是今天，大部分心脏病患者都可以在局部麻醉下，接受在冠状血管植入支架的手术，于并发症发生之前恢复心脏血液流通。

面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和探讨多个解决方案，以尽量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力求全国各地的医疗保障能够比较均衡。不过，国家为全民提供更好医疗保障的前提是经济必须持续增长，我希望也深信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将逐步收窄。

- 医疗发展及人们的期望 -

在今天这个先进医疗保健的时代，人们只要付得起钱便可以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但这也是几乎所有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因为国家资源要跟上现代医疗保健的需求和期望是不可能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医疗及教育等服务的期望也会提高，这是所谓中产阶层的陷阱，就好像我们习惯了使用4G（第四代通信技术）或5G（第五代通信技术）手机，很难退回使用2G（第二代通信技术）手机一样。人们追求更完善、更先进的医疗服务的期望不断提高，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期望也必须加以调节。过去40多年来，中国主要致力于发展经济，其间遇到了不少挑战，也经历了几个转型阶段。虽然目前中国的GDP在全球位列第二，但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人均GDP仅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比其他人口较少、经济较发达并且人均收入处于高水平的国家低。比如，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和英国的1/4。因此，中国没有能力承担资助全部医疗服务的责任，人民也不应该期望国家如此做，因为这种期望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需要像其他国家一样，实施某种程度的资源分配，而人民也明白和接受其中的困难，因为这意味着国家需要额外的资金。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资金缺口的存在，加上人民的财富不断增加，缔造了强大的市场需求，为私人资本带来庞大商机。比如，将资本投放在私营商业医疗保险上，承保范围主要是非急诊服务，这类服务可以预先筹划同时又有需求，包括介入影像诊疗、心脏造影、内窥镜检查、产科等常规医疗服务。

- 民营医疗服务的角色 -

现在，中国已拥有足够的条件发展民营商业医疗保险业，以补充而非取代政府的医疗开支。除了政府鼓励和支持私人投资发展私营商业医疗保险，人民也愿意用个人的财富或通过保险公司的投保计划，购买跟美国模式相若的私人医疗保险。此外，日益凸显的人口老龄化、不断增长演变的经济模式（从制造业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由过去销售产品到现在提供服务），以及众多经验丰富的网民和消费者，都大大吸引了民营医疗保险公司争相进入该市场。中国的医疗保险市场能够吸引全中国以及国际的大型保险公司，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层不但有见识，而且在全球的数量也是最庞大的，并且还在不断增长中。这些中产阶层一般都习惯了购买汽车保险、家居保险及旅游保险等，以尽量降低意外带来的风险。同样，在政府的鼓励下，他们也会考虑购买民营医疗保险，希望当有医疗需要时，可以大大降低个人资源消耗。

目前，民营医疗保险行业在中国发展方兴未艾。我环顾四周，特别是在大城市，可以看到私营企业都在积极投资推广各种医疗保险服务，它们不但投资提供门诊服务的医疗中心，还雄心勃勃地投资兴建全新的民营医院。在北京最成功、最著名的医院之一，是一家以产科为主的民营医院，是富人和名人孕产时都会去的地方。这个发展趋势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过去医疗专业人士只能在公立医疗机构工作，赚取固定的薪酬，事业发展空间有限，现在开放的民营医疗机构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灵活的工作选择。我有很多中国同事都已经转往民营医疗机构服务。

中国的民营医疗机构一般可以采取多种经营形式。比如：设备先进，主要为富人或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人们提供全面医疗服务的民营医院；专科医院（例如心脏科中心、整形整容中心、妇产科中心、眼科中心等）；以集团式经营的民营门诊诊所；收费的网上远程医疗平台；等等。过去10年来，投入民营医疗机构的资金非常雄厚，从《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中可见一斑：2018年，全中国各种级别的公立医院有12 032家，病床总数约480万张；同年，民营医院总数20 977家，病床总数约172万张，而2017年时民营医院有18 759家，病床总数约149万张。也就是说，短短一年内，民营医院及其病床总数分别增长了12%和15%。换言之，在全中国，每4张病床中便有1张是民营医院病床。这种公立与民营医疗服务之对比十分难得，远高于英国的水平，也高于美国。英国的医疗服务几乎完全由国家资助，而美国的医疗服务则差不多全由私人支付，政府仅通过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或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为美国人补贴部分费用。在我看来，中国的医疗系统采用公私合作的模式，可以取长补短，在人民的需要和付款能力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有效提供医疗服务。这个合作模式不但具有巨大的潜力，而且可为医疗部门提供大量发展机会。

这个由公立和民营机构共同提供医疗服务的模式，在资源重新分配方面也有吸引力。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由制造业经济演变为服务型经济，这类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不但有市场，而且有利可图。同时，由于国家是基层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民营医疗保险机构的出现，可以让国家有较多空间调动资源，集中精力将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推广到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在多个基层医疗领域，尚有很多重要工作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包括在全国协调策划促进公共卫生的措施，例如戒烟等。中国的吸烟人口庞大，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有大约3.5亿烟民，占全球吸烟人数约1/3！此外，其他需要政府处理的重要领域还有禁止酗酒，鼓励人民改变生活方式，如注重健康饮食及定时做运动，预防、监察和控制传染病暴发，以及提早筛查肝炎、乳腺癌和肠癌等疾病。

我想在这里讲述一个需要国家特别关注的重要领域，就是Ⅱ型糖尿病。这种病主要影响年纪较大的人士，一般的治疗方法是使用药物而不是使用胰岛素。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个病，是因为40年前中国只有0.9%的人口患有Ⅱ型糖尿病，但今天这个数字估计已增至10%。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日程的加快，人们的饮食比以前更加丰富，含糖量也较高，但同时疏于运动。此外，据称中国人有较强的Ⅱ型糖尿病遗传倾向。其实诊断Ⅱ型糖尿病并不困难，而且治疗费用也较为便宜，不过患者必须辅之以健康的生活习惯。假若能够及早确诊和施以治疗，可以延迟甚至防止晚期并发症，例如与心血管、肾脏和眼等相关的疾病，而要医治这些晚期并发症，费用将会十分昂贵。医院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糖尿病患者通常都不主动复诊接受检查，但是国家却可以在全国进行宣传推广活动，例如实施定期筛查、进行公民教育以及强调复诊的重要性等，要知道预防这些并发症永远都胜于治疗它们。我过去几年在中国行医期间，亲眼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例如在流行病（例如禽流感）暴发初期，政府如何通过各种媒体将信息广泛传递给民众，如何快速地实施民众所需的防控措施，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疫情暴发等。对于中国这些明显的改善，西方国家可能未必留意得到，也没有加以报道或求证，但是我认为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是值得称许的。目前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政府已成功推行公众场合禁烟行动，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亦于三年前设立了戒烟诊所。

不过，这种私人资本投资医疗服务的模式也有其弊病和难处。举例来说，有意提供商业医疗保险或医疗服务的资本，既看到了当今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又看到了投资这些领域成本很高，涉及的金额往往不是数百万元，而是数十亿元。当考虑投资是否值得时他们就会三思，即使创业投资者也不例外。因此，保险公司必须采用精明的市场推广策略，加入更多免责条款和提高保费来应对，还要不断计算保费需定在哪个水平才可以让客户接受和负担得起，同时又能够让承保人仍然有利可图。由于医疗费用增长速度惊人，即使保险公司也不得不将最新的治疗方法列入免责条款，特别是癌症治疗及免疫细胞疗法等。至于巨额投资研发这些新疗法的大型医药公司，自然都希望获得投资回报，也就是赚取利润。以美国目前就医疗制度的争论为例，不可否认，美国在全球医学研究及发展方面一马当先，可是政府资助最新医疗发展的机制一直都是美国一个引发激烈辩论甚至纷争的议题，即使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总统选举也未能取得共识。人们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不管哪一种医疗系统，谁才应该是专利药物的受益者？药厂应该降低利润使患者受益还是分发更多红利让股东受益呢？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者会说投资者应该受益，社会主义者会说应该让患者受益，而中立的理想主义者则会说两者都应该受益。

事实上，医疗服务资助并没有一个可获得全民接受的完美机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制订出一套同时得到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都接纳的方案。不过中国近年来在推行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方面成效卓著，又拥有庞大的城乡人口组合，因此我相信，中国一定可以打造一个各方广为接受且行之有效的模式和机制。

- 医疗服务的资源分配 -

当然，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作为医生或医疗服务经理，我们不应单单放眼于资助经费，以及患者与股东之间的道德矛盾与利害冲突，而应该在评估治疗及诊断发展时，审视相关的实证基础、临床效用和成本效益。这个衡工量值的做法，就是业内常说的健康经济，而英国是领导健康经济的先锋。

提供衡工量值的医疗服务，既是我们专业能力范围内可以做到的，又能够保障患者的权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以及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技术优化研究所（NICE）等机构，都是专为这个目的而设立的。它们之间主要的区别是，美国FDA主要负责认证治疗或诊断的成效，而英国NICE同时还负责管理成本效益。中国的相关机构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上这些机构全部是由政府资助且独立运营的。英国的NICE团队由多名经验丰富的健康经济学家、医疗服务经理、统计学家、市民代表、资深医生和科学家组成，负责详细分析相关的数据及公开的数据。根据我数年前在英国担任NICE顾问时的经验，该团队通常采用非常客观的态度去评估一种药物或一项检验的临床成效，然后才向政府建议该药物或检验是否应该被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采纳并资助。因此可以说，NICE是一个立场不偏不倚、专门评估新药或检验疗效的中间机构。

此外，我们必须明白，某些医学发展有可能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被证实效果并不如预期般理想，之前所声称的疗效可能仅是“声称”，需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做出有效的评估，而一些新药最终也未必可以提高存活率。最新的医疗发展可能只是一个趋势，但不一定可以让民众受益，而传统的治疗方法也未必很差。要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也许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换言之，新药不一定如声称般的那么好，旧药也未必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不济。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抉择呢？目前的情况是，医疗资源有限，但不论医生、患者还是民众，都源源不断地会收到与医学发展有关的信息（提供这些信息的往往是药商卖弄营销的手法），而急于寻求新治疗方法的患者和一般民众，未必有能力分辨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FDA和英国NICE等机构设立的目的，就是协助处理这些问题。

作为医生，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单单学习掌握新的医学技术而不理会其中所涉及的成本。在医学界，控制成本与寻求更多研发经费同样重要，两者缺一不可，否则不但医疗水平会下降，国家亦会负债累累。一般来说，医疗成本的增长率往往都高于通胀率。目前，在中国已经成立了多个国家认可的专业学会，这些学会都是由经验丰富的资深专科医生组成的专业团体。这些学会及其专家定期发表及推荐各种疾病的最新治疗指南，这样有助于全国各地的医院进行规范性的临床指引及建议，目的是建立一套医疗典范，供业内人士遵行。这些临床指引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昂贵的新药或基因诊断测试，它们的好处是并非一成不变，也没有规定同行必须遵守，即使有新药，临床指引也只会推荐那些经临床专家评估为临床有效的产品。举例来说，在我所属的专科，虽然医生对急性白血病患者的治疗目的可能一样，但是实际的治疗方法（不同的药物和剂量）会有所不同。换言之，我们既有标准又有多个治疗方案可以选择，这让我们在临床治疗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此外，临床指引不但确保医疗规范统一，同时也可避免那种为了要追上潮流而过度采用没有临床效果、价格昂贵、未经证实有效的药物或诊断工具。以前我在英国工作时，因为专业上的需要，会经常查看英国的临床指引；现在我在中国行医，则会同时查阅中国及国际的临床指引。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协助我所属科室对患者的治疗达到中国及国际水平，二是这些临床指引可以让我了解到哪些在外国普遍应用的药物在中国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