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主体性的内涵

回溯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超越动物的重要标志就是人类具有主体性，而动物则只能体现动物的受动性，即按照本能去适应环境。从哲学角度来看，人生哲学研究人类与存在的关系，尤其注重人类生命的主体性，人具有主体性，才能够更好地生存，更好地促进人才发展。

一 自由劳动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本质

（一）正确理解“劳动创造人”

研究人类主体性的内涵，离不开研究人的自由劳动。自由劳动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实现人生价值，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在自由劳动中获得幸福感和快乐感，在自由劳动中发展自己，成长自己，实现个人的本质力量。

人类的主体性通过自由劳动体现出来，因此，自由劳动在人类的生命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人们谈论劳动重要性的时候，就会想到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观点。实际上，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并非简单地界定为劳动创造人，而是强调“某种意义”上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换言之，人类的祖先猿在遵循生物进化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劳动促进或者加速了猿向人的生成，而不是劳动本身创造了人。在猿向人生成的过程中，最基础和最关键的是猿的进化必须依据自身生物进化规律，而劳动则在猿向人生成的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即猿通过不自觉的劳动，不知不觉地锻炼了人所应有的思维和基本能力。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混淆了一个逻辑：劳动=人。实际上，当你说“劳动”时，那么“劳动”的主体就已经是人发出的行为，客观上就不再是劳动创造人；反之，牛耕田、马拉车、大象搬运货物等，这些动物的“劳动”永远不能使这些动物发展演变为人，因为动物没有人的主体性，也不是自由劳动，而是受人的驱使。正如何云峰先生所言，“所谓劳动幸福，简单来说就是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所得到的深层愉悦体验，它体现的是劳动与人的幸福追求和幸福期待之间的一致程度，也体现自我价值得以展现的程度”[1]。基于此，笔者强调人的主体性，只有主体性的劳动即人的自由劳动，才能更好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劳动不能把动物变成人。

但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很多人的劳动不是真正的自由劳动，而是为了生存或其他原因而劳动，甚至是被迫出卖体力或者智力的奴役性劳动。比如，公务员如果把职务仅仅视为光宗耀祖，甚至以权谋私的平台时，其所谓公务工作就没有主体性，也不是自由的劳动，而是被异化了；教师如果不热爱教育事业，仅仅把从事教育视为谋生的一种职业，也意味着失去了主体性；农民在企业打工，很多人仅仅是为生存和养家糊口而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其主体性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事实上，许多农民不但没有自由的劳动，有时连工资都领不到，主体性的失落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律地位。

（二）主体性是人性自由的实现

在正确理解“劳动创造人”的同时，我们还要正确认识主体性是人性自由的实现这一重要主题。人性自由是指人作为主体，能够不忘初心，按照人性的自由和本质，自觉克服思维的遮蔽性，自由地思考问题，自主地认识问题，能动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在现实面前的被动选择。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人性的自由就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对现实的自由超越，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周易·系辞上》：“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后世概括为“见仁见智”。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种只见仁或者只见智的思维，只能说是体现了主体思维的一半，而没有实现主体思维的整体性，因为正确的主体思维应该是既见仁，又见智，这样才能体现思维真正的主体性。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思维的系统性、整体性是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思维归因。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在天人合一中为人生定位，在思域融通中蕴含宏观把握人生与世界的思维能力和人的主体性，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思维的片面性和肤浅性。

《周易》非常注重“通”的概念，已蕴含思域融通的萌芽，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周易》把天地人谓之“三才”，对“三才”进行整体思维，认为天地人各有其道，各依道而行。《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很显然，《周易》在思域中已经把天地人三者融通起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倡导人类以天地为师，向天地学习，人道与天道、地道融通，通过效法天地，达到人类创化与不断完善的目的，显示了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其“三才之道”客观上已经蕴含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

在《周易》看来，天道、地道与人道生生不息、永恒发展变化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这种生生不息的发展观蕴含了素朴的辩证思维。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力，来自于中华文化丰富的通变智慧，来自于这一文化所具有的一种能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内部机制。这就是《周易》提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命题”[2]。中国传统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非常推崇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光明磊落、积极进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胜不骄败不馁、勇敢、果断、自信、朴实、正派等，这些价值观都在较大程度上体现出人的主体性。因此，笔者认为主体性是人性对动物性的超越，是对盲目性的去蔽，是自由意志的实现，是人性尊严的弘扬，是个性和谐的塑造，是人生境界的澄明，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发展。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主体性失落和扭曲的现象。在思维方面，三人成虎、偏信则暗、坐井观天、管窥之见、鼠目寸光、目光短浅、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都是没有主体性的表现；在做人处世方面，不求进取、甘于平庸、唯唯诺诺、随波逐流、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人云亦云、南辕北辙、一曝十寒、浅尝辄止、坐吃山空、不劳而获、信口雌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为虎作伥、为所欲为、为非作歹、狐假虎威、狼狈为奸、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欺行霸市等，都是失去主体性的表现； 在个性方面，自负、自卑、鲁莽、怯懦、软弱、优柔寡断、唯唯诺诺、虚荣、浮夸、虚伪、奸诈、阴险、卑鄙、武断、刚愎自用等，都是主体性失落和扭曲的表现。

回眸社会发展史，历史往往在波澜起伏的螺旋中蜿蜒前进。 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看，每当特定社会成员主体性扭曲、异化或者失落时，各类人才的主体精神受到制约，创新思维受到遏制，客观上导致万马齐喑的低谷现象，社会发展也走向没落腐朽的衰亡阶段。 相反，每当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得到高扬时，各类人才的主体精神得到发扬，激发了社会的创造活力，社会就走向繁荣上升的阶段。 历史证明，人类主体性越高，越会人才荟萃，社会就越会加速发展； 反之，就会万马齐喑，社会就会加速衰落。 由此可见，主体性与人才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呈现正比互动关系。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从人才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只有具备主体性，能够实现人性的自由意志，不再仅仅把劳动视为谋生手段，同时也能够实现人性的自由，展现主体性的力量，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才是人生主体性的劳动价值。 人通过主体性的劳动，获得幸福和自由，获得人性的满足感，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外化和实现，才能促进人才的发展。

二 主体性体现了人类三大主体的有机统一

（一）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与审美主体的有机统一

古往今来，人类都要面对自然界，都要面对人类自身建立相应的社会结构，要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的主体性越来越高，越来越具有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审美主体这三大主体的内涵。从三大主体的内在关系来看，从人类作为主体与认识客体、实践客体和审美客体的关系来看，人类这三大主体都应该实现内在的和谐，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在西方哲学史上，普罗泰戈拉最早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但较多肯定了人的主观性，而并非科学的主体性。康德对主体性哲学作出重要贡献，但没有把主体性放在主客体的和谐中考量人的主体性。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在继承康德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体性理论，把主体性纳入与客体的和谐关系中进行考察，认为人类作为主体，只有与外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主、客体世界才能成为现实。黑格尔在论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时，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实质上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和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人类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只有让外界事物满足人类自己的需要，这才能形成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关系。“如果主客双方携手协作，自然的和善和人的心灵的技巧密切结合在一起，始终显现出完全的和谐，不再有互相斗争的严酷情况和依存情况，这就算达到了主客两方面的最纯粹的关系。”[3]在黑格尔看来，主客体并非没有对立，而是让矛盾、对立在和解里存在。黑格尔这一思想把握了人与自然由对立达到和谐的发展轨迹，揭示了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要把求真和求善融合起来，在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各项实践中，在保持主客体的和谐关系中实现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是人对世界（包括对自身）的实践改造原则，是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来把握物事物尺度的原则，强调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对改造世界所具意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思想的价值论维度启示我们要立足于实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促进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目标，也是正确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最高境界。”[4]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历史上主体性理论的推陈出新，科学阐释了主体性，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主体性这一重大哲学问题。

拙著这里不对哲学史上关于主体性理论进行详尽的梳理和思辨，而是着重谈一下自己对主体性的思考。本书所谈的主体性是通过建立主客体在互动中实现共生共荣，在建立主客和谐统一的关系中实现人的主体性，或者在认识世界与改造和世界有机统一中所彰显出来的主体性，不是指人类中心论的主体，也不是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中的主体，而是真与善相统一的主体，也是对盲目性、遮蔽性和受动性的纠偏，是去蔽之后使思维达至澄明的人生境界，也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必然的和谐。

人生哲学和人才哲学都非常注重个人在社会发展史上的主体地位。所谓主体地位，这里包括三层含义：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审美主体。这三大主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人类作为主体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修为而成的，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三大主题的实施者。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伴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需要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美化世界，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三大主题：求真、向善、审美。在这三大主题中，认识主体通过认识世界，达到求真的目的；实践主体通过改造世界，达到向善的目的；审美主体通过审美，发现和创造审美价值。

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角度来看，人作为认识主体，通过认识自然界的现象，进而认识自然界的特点和规律；通过认识复杂纷纭的社会现实，进而认识社会和人性的特点、本质以及人生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殊规律。人作为实践主体，要求在认识自然界和认识社会的基础上，尊重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通过特有的实践活动，努力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尽最大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文化需要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人作为审美主体，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按照审美意识、审美需要和审美标准，把求真与向善有机统一起来，创造出真善美相统一的各类产品，一方面美化创造者自身的心灵和情感；另一方面，通过审美本质的外化，把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美充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美的阳光洒满每一寸土地。

（二）预防主体性的异化和扭曲

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三大主体的和谐统一，促进人生更好地发展，我们需要预防主体性的异化和扭曲，确保人对自己主体性的占有。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克服“蟹子过河随大流”的从众心理，也要克服“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赶中游”的消极心理。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毫无主见，这也是没有主体性的表现。在主体性与社会潮流的关系中，很多人容易受社会潮流的影响，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少有人冷静地保持人的主体性，而是被“文化大革命”裹挟进时代的政治洪流；20世纪80年代的“下海”经商潮，农村受“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不少孩子中学就辍学进城打工，认为学习不如挣钱更实惠和更现实；1999年高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开始自谋职业，社会再次出现“读书无用”的思潮，很多中学生辍学进城打工，客观上影响了很多青少年人才的发展。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婚姻文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客观上剥夺了年轻人的爱情婚姻选择的主体性，那么近十几年来，婚姻中的“彩礼风”越刮越盛，客观上也反映了婚姻主体性的丧失。可以说，古往今来所有的跟风和盲从现象，都是人们缺乏主体性的具体表现。

近些年，中央打掉很多“老虎”“苍蝇”和“蚊子”，我们在支持中央反腐败的同时，也应该反思干部变质成“老虎”“苍蝇”和“蚊子”的原因。实际上，干部队伍受到金钱和权力的异化，不知不觉丢失主体性，失去人的尊严和人格，就容易走向错误道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体性就等于人性；失去主体性，就没有真正的人性。

从三大主体建设的角度来看，为了促进人才发展，在求真、向善、审美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既要通过求真，实现合规律性，又要通过向善，实现合目的性，还要通过实践活动体现人的主体性，真正实现人性的回归和审美的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