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枪炮的轰鸣中，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被动的过程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给长久以“天朝上国”“中央之国”自居的、具有无比优越性的古老帝国带来了釜底抽薪式的震动。面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重组和变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公书上车”“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器物不如人”仅仅是表象，制度不如人才是关键。经过百余年的抗争与探索，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人民共和国”终于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宣告成立，中国人终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

然而，诚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制度变迁并非一帆风顺，其必然受到原有制度、文化和观念的影响，因此，对于中国这样背负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民主政治框架的确立毫无疑问是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但政治体制的完善尚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症候，即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期，由于旧的规范已然解体，而新的规范尚未形成，人们面对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信仰、激进与保守等选择的时候，难免产生价值上的混乱与虚无。实际上，这并非只有中国才会面临的特殊性问题，而是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普遍性难题，马克思早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天才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所到之处，“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从而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 于是乎，价值混乱和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和现实中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等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困境，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中国梦的实现还需要更加艰苦的努力。

的确，物质经济的增长和满足并不完全等同于美好生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知道美好生活既需要生产方式的变革，也需要完善制度的保障。在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情况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无疑要求我们全面实现民主政治的现代化建设。然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没有任何可以照搬的现成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在越来越开放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态度，吸收和借鉴他国的经验。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序言中说，把视线移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仿效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适用于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其教育之类的制度……法兰西共和国的法治可以而且最好是应当不同于治理美国的法治。[2] 故而，当代哲学的任务，不应该执着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问题，而应该“转移到民主政治的需要问题上去”。[3] 因为，无论是美好生活还是中国梦，无论是人民幸福还是民族复兴，只有在一个更加完善的民主社会里才能完成。从而，澄清种种关于自己时代的政治理论和观念，既有助于激浊扬清、坚守已有的道路和制度，又有助于采他山之石，推进和完善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