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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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旗帜,聚焦互连互通,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5 年3 月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发出5年来,取得可喜可贺、值得点赞的历史性成绩。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欧班列连通亚欧大陆16 个国家108 个城市,累计开行1.3万列,运送货物超过110万标箱,平均口岸通关时间下降50%;中国与沿线国家新增国际航线1239 条、占新开通国际航线总量的69.1%;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 亿美元,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 亿美元;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7.4%。

众所周知,历史上云南省是南亚东南亚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汇区,早在公元前4世纪,史称“蜀身毒道”的南方丝绸之路就从这里走向世界,是中缅印泰及其他国家古代民族迁徙的走廊与多类型族群分化演变的“蓄水池”,是承载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等国文化经贸交流重要通道的枢纽区。2015 年、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考察云南,赋予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历史使命。云南省德宏州系“南丝路”“永昌道”出境之末端,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的必经之地,2010 年中央批准德宏州瑞丽市为国家三个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之一,2019 年8 月德宏成为国务院新批准的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3个片区之一,目前瑞丽口岸年出入境交通工具、出入境人员规模排名全国口岸前十位,成为中缅最大的贸易口岸。

“南丝路”的研究在20 世纪90 年代曾一度热,但近年偏冷,虽然“南丝路”途经的主要省份四川、云南曾对“南丝路”关注度高,但本省许多同志大都不甚了解,也不清楚其历史价值,以致对外开放的新概念、新说法不少,而“南丝路”鲜有使用。其他地方的同志乃至专家学者并不知晓有“南丝路”,即便有云南电视台的《一路向南——南方丝绸之路记者行》做宣传,但相较央视的“北方丝绸之路”纪实片《对望——丝路新旅程》影响广度和深度均不够。换而言之,作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南丝路”及其相关问题较早就受到学界的一定关注,但与广为世人知的“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比,对“南丝路”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尤其是对其商贸活动中所蕴含的经济文化思想的演变及其对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有机融合机制等研究相对较少。从已有对“南丝路”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主要针对“南丝路”的路线、城镇、商贸、文化交流等开展研究,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但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被确定为重要省份,在当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背景下,如何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一带一路”建设,以史为鉴,研究“南丝路”对“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澜湄合作机制”,以及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正是《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探究》一书撰写的最直接动因。

本书主要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南丝路”经济文化问题产生的历史概观、历史背景、研究价值,理论架构与方法选择,以及本书的创新之处。第一章分梳了“南丝路”的兴衰之变,“南丝路”产生于先秦时期,历经隋唐时期的兴起和发展,元明时期一度昌盛,随着区域政治格局的变化,清代跌宕起伏,在嘉道时期走向繁荣,民国后期走向衰落。第二章剖析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价值,其核心价值表现为“南丝路”蕴含的经济文化历史悠久,借助漫长的商道连接沿途各地的贸易交换,同时催生出一批繁盛的商业市镇,促进了欧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其历史价值在于开拓并发展沟通了南方陆上和海上的贸易通道,使古代中华文化传播到周边及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南丝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各时期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是中国和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史的集中体现。第三章归纳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各种基本形态,运用类型学的方法,详细分析各种经济文化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第四章讨论了“南丝路”经济文化融生,以多学科的视角,探讨了商道沿线区域主要民族的商业、社会、经济和异域等经济文化交流。第五章探究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时代复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时期“南丝路”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地位和作用,为云南在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背景下,提出建设“南丝路”经济带的对策,建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复兴“南丝路”经济文化。

本书的创新点在于,运用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进行“南丝路”经济文化演变过程的探究,希望能够透过历史,立足现实与实践,对古“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发生主体、演变过程、发展趋势、驱动机制、运行规律等形成个人见解。一是通过对古“南丝路”经济文化历史的大跨度回溯,探究“南丝路”经济文化形成、发展演变之规律,推动社会发展之动因,总结提出“南丝路”是最早开放之路、重商开拓之路、多元文化之路、和平开发之路和旅游文化之路。二是研究古“南丝路”经济文化是在“古为今用,历史梳理;立足现实,未来设计”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是为了建设新“南丝路”做准备,因此,系统全面地对“南丝路”经济文化进行研究,联系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建设“南丝路”经济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是研究联系历史上古“南丝路”的路线与“中缅经济走廊”“澜湄合作机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线路吻合,古往今来云南与南亚和东盟各国的商贸、人文交流源远流长,有着较好的合作基础的状况,对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基础条件展开论述,并建议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复兴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结合实际,及时吸纳了2017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上出台的《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互联互通建设中长期规划研究》,云南省委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实施意见》等一些新材料的内容。

总体而言,本书在理论方面遵循经济文化理论的基本思想与研究方法,提挈指导整个“南丝路”经济文化研究。使用区域经济理论作为研究视角,突破研究的地区限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使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思考“南丝路”及其沿线地区区域经济文化流转、碰撞、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使用动态发展的思路,对较为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提升论文的现实价值与实践性经验。用多元文化理论解析、解构、看待、理解与分析“南丝路”沿线地区历史上曾经存在及延续至今的各种文化形态,以文化学、人类学相关理论为指导,在研究经济现象的同时关注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注重各种文化的平等性、传播性与融合性,使研究对经济文化的理解更为全面而深刻。尝试使用比较文化理论,对“南丝路”沿线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和经济类型进行比较,揭示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从中总结类型特征、文化价值、发展规律及经验得失。

“南丝路”是一个庞杂而宏大的运行体系,其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主体多,统摄的范围广,涵盖的理论深,关联的学科多,本书不能尽其全貌,只能“管中窥豹”。因此,本书难免在研究过程中有所遗漏,其中个人认为经济思想史专业理论知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书中虽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是自感对一手文献的运用还有待提高;书中部分内容难以免俗,仅是规律性的总结,还谈不上深层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有的看法仅为一家之言,难免有不妥之处;书中难免有文字还不够严谨、简练之处,勘校有不够严密之处。最后,特别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如果从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算起,至今已有143年。140多年来,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举世瞩目的成果,而对于“南丝路”的研究仅有30多年,在丝绸之路的总体研究体系有相当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有相当多的问题还没有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对于“南丝路”最早开通于何时存在争议;对“南丝路”的历史地位存在分歧;对“南丝路”境外段的缅甸、印度等国的“南丝路”研究需要加强。本书仅是抛砖引玉之作,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加入。当然,下一步笔者更将努力探索,加强“南丝路”后续研究,以期有进一步收获和提升。

是为序。

全洪涛

2019年12月28日于昆明 第一稿

2020年4月25日于昆明 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