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石刻起源、发展与功能演变

冷冰冰的石头实与人类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原始人拾起石头便成为武器，稍加琢磨便成为各类工具或饰品，进而在石头上凿刻出各类符号、图画、文字，记录下人类的历史，于是这些冷冰冰的石头便有了“生命”，穿越千年的历史默默地向今人诉说着祖先的点点滴滴。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世界许多民族的先民们都采用了这种刻石记事的方式[1]，石刻曾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的文献记载方式。

从人类学和历史考古学的发现来看，石刻文献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有密切关系，而古代岩画、器物刻辞与墓葬刻辞[2]直接影响到石刻文献的产生。

图画是文字的源头，最先刻在石头上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图画，而不是成熟的文字。这些用敲凿、磨制、划刻等方法刻在天然石壁、石块上的符号和图画，通常称为岩画。我国发现的岩画，其产生时间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直到青铜时代，乃至铁器时代汉唐宋元之际[3]，分布在新疆、宁夏、内蒙古、甘肃、云南、四川、广西、江苏等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宁夏贺兰山岩画，新疆天山北麓巴里坤岩画、博斯坦牧场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甘肃黑山岩画，贵州开阳画马岩岩画，云南沧源岩画，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等。[4]这些岩画的内容极其丰富，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驯化的家畜、人物面纹、图像、道路、车辆、花草树木、日月星云、农作物，以及先民们放牧、狩猎、战争、歌舞、祀神、拜日、生殖崇拜等内容。还有一些则是原始数字符号及图画记事符号，这些符号的确切含义尚不能完全弄清楚，但其中有一部分应当是早期象形文字。例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些图形符号，如：“”[5]这些符号确切意义虽不可知，但可以肯定是代表一定意义的表义符号。还有两个符号“”，极像鸟头的形象，让人联想到“鸟”字。此外在阴山岩画、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中都有一些图形符号。而1982年在山西省吉县窑渠乡发现的一处岩画，上面刻有老虎和手掌等图像，并题有“室门”二字。[6]

岩画中凿刻的图形符号对于后世石刻文献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从形式而言，岩画多数刻于天然石块或崖壁之上，我们可以推测，随着文字的逐步成熟，刻在岩画上的图画内容渐渐被相对较易凿刻的文字所取代，最终形成后世的摩崖刻辞。从内容而言，在石壁或石块上凿刻图画的传统又必然成为汉代画像石产生的艺术渊源。更重要的是，早期岩画往往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体现出生殖崇拜、死亡崇拜、太阳崇拜、祖先崇拜、农神崇拜、土地崇拜、图腾崇拜等内容，例如云南凡是有岩画的地方，就是当地人赋予宗教意义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怒族人在祭鬼的时候，口中念着咒语，要将鬼魂送到刻有岩画的“依洛夫”洞中，他们对洞壁上的岩画顶礼膜拜，视若神灵。[7]而这些岩画镌刻的目的，或为祈求生存与繁盛，或为祈求神灵的保佑，或祈求狩猎与战争获得胜利，或祈求风调雨顺作物丰收。这正是后世石刻文献产生的主要内在原因。

后世石刻文献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器物刻辞。器物刻辞是指在各种日常生活用具及与生活相关的设施上刻凿的图案、符号、文字。早期的器物刻辞以陶器为多，在新石器时代即已产生。西安半坡遗址、上海马桥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就有人面纹、鱼纹以及各种符号。可以想见，这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一定代表了某种意义，或者表明器物与所有者的一定关系，可以看作早期的文字雏形。当然这些器物刻辞也有一部分是刻在石质器物之上的。20世纪60年代，在山东日照市两城镇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一件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锛，石锛上用阴线刻有兽面纹，即后来在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纹。而且石锛比较薄，石质近玉，不见使用痕迹，李发林先生认为是一件非实用而有象征意义的工具，代表权威或者有警示意义。[8]1974年在江西清江“吴城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文字或符号的器物38件，其中三个石范上刻有 “”六个符号，1975年在同一地区又发现77个文字或符号，其中有四个刻在石质器物之上。[9]在殷商时代的石质器物上发现的刻辞则更为多见，如在殷墟遗址中曾发掘出一只石牛，上面刻有“司辛”二字。在殷墟妇好墓中还曾发掘出一只石磬，上面刻有“”四字，被释读为“妊竹入石”四字。[10]而1935年在安阳殷墟1003号大墓的墓道中发掘出一个石簋断耳，上面竟刻有12个文字，记载了一件完整的事情。大意是说在辛丑这天，一位小臣史官进献了很好的禽兽，特刻在簋上以作纪念。[11]这些石质器物上的刻辞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对后世井栏、桥柱、石础、石盆、石香炉等器物刻辞有直接影响，而且这类刻辞往往具有标识、记事、留念等意义，这一点对后世亭台楼阁、宫殿城池、祠堂庙宇、官厅学宫等建筑类碑刻有着深远的影响。

早期有刻辞的器物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陪葬器物，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器物是否为特意放入墓中，专以志墓，但它们客观上起到了标识墓主身份的作用。而战国后期已经在墓葬中使用墓砖，特别是在战国晚期和西汉初期，小砖和空心砖逐渐增多，而且空心砖则是专门为了营建墓室才制造出来的。这些出土的空心砖上面，用印模印制了各种花纹、几何图案或是人物、花鸟、动植物[12]，这显然是汉代墓室和祠堂中画像石刻的渊源；后来发现的刻有姓氏的大量秦汉时期刑徒瓦，更被认为是后世墓志的前身。另外，立在墓边用以装置辘轳挽棺下葬用的木碑，渐渐由木质演变为石质，偏离原来的下葬用途，并开始在上面刻写文字，用以志墓和纪念死者，最后演化成后代石刻中最为主要的墓碑一类。可见早期墓葬刻辞也是后世石刻文献的渊源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石刻的产生几乎与文字的形成同步，其源头则可上溯至上古岩画与器物刻辞，而原始宗教则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从功能上看，古代岩画、器物刻辞与墓葬刻辞都是为了具体的实用目的而刻，如岩画主要是作为沟通上天与神祇的手段，器物刻辞与墓葬刻辞主要是作为标识或者为了纪念，并不是以保存文献，并予以传播为直接目的，似可称为单纯的实用刻辞阶段。

石刻文字的真正成熟与更广泛的应用则在秦汉之际，马衡先生说：“刻石之风流衍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逮及魏晋，屡申刻石之禁，至南朝而不改。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中国矣。”[13]从秦汉刻石之风广泛流衍直至晚唐之际，刻石的主要目的，一是承继前一时期的当下实用，二是求传世不朽，且显见由实用向传世的渐变。

上古石刻，今皆不传。王昶《金石萃编》录有《岣嵝碑》，传为夏禹治水时的遗迹，但韩愈《岣嵝山》诗云“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14]，可见原刻在中唐就无从寻得。其他如河北南坛山传为周穆王所刻的“吉日癸巳”题字，传为孔子所书的比干墓题字，皆无原石，正如叶昌炽所云“半由附会，于古无征”。

有原物存世的石刻，以秦国为最多，而《石鼓文》则为其鼻祖。《石鼓文》共有十件，其形如鼓，唐初发现于天兴（今陕西凤翔）。每一鼓上刻四言诗一首，总字数在七百字以上。唐代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宋代苏轼皆曾为其作歌诗，使之声名大盛于时。石鼓被发现后，唐人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是周宣王时物；宋郑樵从文字演变之迹与文中称谓入手，定为是秦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而现在一般认为置于战国中期秦楚争霸之际，即秦襄公（前777）之后、秦惠王（前337—前309）《诅楚文》之前较为妥当。[15]。《诅楚文》原刻虽不存，但有原拓本及木版翻刻的拓本传世。《诅楚文》共有三篇：《祀巫咸文》《祀亚驼文》《祀大沈湫文》，三文内容相同，唯所祀之神有别，乃是秦嗣王谴责“楚王熊相之多罪”，祈求皇天上帝诸神帮助自己“克剂楚师，且复略我边城”[16]。以上两种刻石，一为纪功，一为咒敌，实用目的显而易见。此外《太平广记》引《华阳洞志》，记载了秦昭襄王因白虎为害，而出重金募人杀虎，有夷人应募，搏杀群虎，昭王乃与夷人刻石为盟，“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不论，杀人不死。秦犯夷，输黄金一两；夷犯秦，输清酒一壶。夷人安之”[17]一事，仍然是以实用目的为主。当然，以盟约刻石，本身已有使之长久留存的传世目的。但石刻的大量使用，传世目的的加强，甚至以之作为辅助政教之工具者，则首推秦始皇刻石，因此石刻可谓诞生于廊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多次东巡与南巡，所到之处多有刻石，据金其祯先生考证，共有九刻[18]，始皇刻石从二十八年（前219）延续至三十七年（前210），前后近十年，显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史记》记载：“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19]从这段话看，始皇刻石主要目的，一是颂功，二是树威，三是垂戒，以“臣畜天下”，并令后世永远传承下去。如《泰山刻石》云：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20]

全文四言一句，三句一韵，共十二韵，典雅厚重，实《诗经》雅颂之遗。文中既宣扬了始皇并天下、行治道、立法式的丰功，又表彰了始皇“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以至“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的治绩，同时又时时告诫要“垂于后世，顺承勿革”,“遵奉遗诏，永承重戒”。语气庄重而威严，颇有威慑力。综而言之，秦始皇对石刻的成熟运用，是商周鼎彝向石刻过渡的转折点。其主要目的，一是辅助政治，二是传功后世。正如郑樵所言：“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21]

秦始皇以石刻来巩固其政治权威，使石刻带上了皇家色彩，后代帝王承而继之。但秦始皇石刻却并未能“威服”天下。《史记》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22]这大约是秦代唯一的民间刻石，此石刻虽被秦始皇销毁，但民众反抗很快就将秦帝国推翻。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石刻则主要是从“民间”[23]成长壮大起来。

由西汉至南北朝，石刻历经了一次兴衰。西汉石刻极少，东汉渐增，特别是桓、灵之际更是数量激增，至魏晋则严申碑禁，石刻风气顿抑，唯北朝受佛教影响，风气偏胜，但所刻多为造像一类。西汉碑刻有实物存世者仅二十余种[24]，主要有墓葬类石刻、纪事类石刻与建筑类附刻三大类别。与秦代相较，西汉帝王从未闻有刊石颂功之举，盖西汉崇尚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羞伐其德。《史记》载汉武帝初即位时，欲行巡狩封禅等事，而窦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找借口杀了主事的王臧、赵绾[25]，足见西汉黄老思想之浓厚。另外西汉碑刻多被王莽所毁坏，今日所见已非西汉碑刻之原貌，但《麃孝禹碑阙铭》等墓葬类石刻，预示着石刻中最为兴盛的墓碑一类即将大量出现。

东汉（25—220）尤其是东汉后期，刻石之风大盛，于桓、灵之际形成了石刻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此期石刻数量激增，分布地域广阔，而且形制成熟，种类增多，尤其是碑刻运用范围有了极大的拓展。[26]这些碑刻，许多是由地方官吏或碑主的门生弟子所刻，并非出于朝廷钦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石刻乃兴盛于民间。此期间主要有三大类碑刻。

一是墓碑类。东汉墓碑极盛且遍及全国，远非西汉简单的墓葬类石刻所能比拟。如《孔谦碑》刻于桓帝永兴二年（154）,《郎中郑固碑》刻于桓帝延熹元年（158）,《汉泰山都尉孔宙碑》刻于桓帝延熹七年（164）,《雁门太守鲜于璜碑》刻于桓帝延熹八年（165）,《郭有道碑》刻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等等。此外与丧葬相关联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墓葬类石刻，如画像石题记，祠堂、藏堂、食堂碑刻，神道碑，神道阙题记。特别是墓志也在东汉产生，如《姚孝经墓志》[27]等。

二是纪事述德颂功类。此类碑刻继承秦始皇刻石，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东汉立国不久，光武帝即效法秦始皇登泰山，行封禅，刻石颂功。[28]东汉颂德碑刻还被门生故吏广泛用于为府主歌功颂德，如《裴岑纪功碑》刻于汉顺帝永和二年（137）,《石门颂》刻于桓帝建和二年（148）,《曹全碑》刻于灵帝中平二年（185）,《西狭颂》刻于灵帝建宁四年（171）,《张迁碑》刻于灵帝中平三年（186），等等。《裴岑纪功碑》表彰汉敦煌太守裴岑大破匈奴之战功；《张迁碑》歌颂谷城长荡阴令张迁治理辖区，以至于路不拾遗的治绩；《曹全碑》则是邵阳吏民表彰曹全在东汉末年内乱之际，除弊兴利，于荒废中再建地方政治的功绩；《西狭颂》歌颂武都太守李翕开修甘肃成县西狭栈道之功；《石门颂》颂扬杨孟文修复汉中褒城褒斜栈道，凿通石门之功迹。这些碑刻的内容或颂政绩，或彰战功，或为开道而刻，或为兴学而建，应用范围极为广阔。

三是祠庙碑刻。此类碑刻于东汉后期产生，应用日广。如《西岳华山庙碑》《苍颉庙碑》《华岳庙残碑》《史晨飨孔子庙碑》，这些碑刻或为仙家附会，或为道教秘闻，或为儒家祀庙纪事，反映出东汉思想文化的多元状况。此外，东汉还镌刻了《熹平石经》。汉灵帝时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29]，上书请刻石经以正文字，灵帝令蔡邕主其事，于熹平四年（175）开始镌刻，至光和六年（183）刻成，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共刻四十多石，所刻经书为《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论语》七经，一律隶书，故又名《一体石经》。各经都以一家为主，如《易》用梁丘本，《诗》用《鲁诗》等[30]，在全经后另有《校记》保存各家异文。石经刻成后，影响极大，“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31]。《熹平石经》镌刻目的在于正定文字，树立准则，令后学取正。而章句之异同实关乎思想之纯杂，故《熹平石经》又是以统一章句来统一思想的政治文化大举措。

东汉石刻使用范围的扩大，也标志着石刻功能的扩展。叶昌炽《语石》卷三“立碑总例”条总结古人立碑的义例云：“综而论之，立碑之例，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圣嘉贤、表忠旌孝，稚子石阙、鲜于里门，以逮郡邑长吏之德政碑是也；一曰铭功。东巡刻石，登岱勒崇，述圣纪功，中兴叡德，以逮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是也；一曰纪事。灵台经始，斯干落成，自庙学营缮，以逮二氏之宫是也；一曰纂言。官私文书，古今格论，自朝廷涣号，以逮词人之作是也。”[32]前三者，乃是东汉碑刻的主体，而从功能角度看，则是石刻的标识、纪念等实用功能的细化与深化。由于碑刻形制的完善、镌刻工艺的进步及碑文撰书水平的提高，也使石刻的传世功能大大加强，而且由于碑刻的广泛需求与极度兴盛，使刻石立碑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如王符《潜夫论·浮侈》云：“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33]《后汉书》载，中平四年陈寔卒，“大将军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34]。同时，立碑者的社会声名亦大大提高。厚葬之风，其实从西汉即已经开始，桓宽《盐铁论》云：“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废屋卖业。”[35]到三国时，此风更甚，桓范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36]可见孝子、门生、故吏们刊石立碑，“外若赞善，内为己发”，实有“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的传播效应，石刻的当代传播功能渐渐得到了发展。

再者，东汉碑文较长，且多为大家手笔，文学性不断增强。特别是墓碑，往往前为散体志文，后为四言韵语。格式固定，用词讲究，音韵铿锵，庄重典雅。如《郎中郑固碑》云：“君讳固字伯坚……初受业于欧阳，遂穷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学，襄冉季之政事……入则腹心，出则爪牙，忠以卫上，清以自修。”[37]这表明石刻与文学的联系日益紧密。

魏晋时期，碑禁屡申，刻石风气大受摧抑[38]，但禁碑却刺激了墓志铭的迅速发展。又因碑禁原因，只有大臣长史、有权有势者才有能力立碑树碣，他们资财既富，所求亦高，故常求当时绰杰之士撰写碑铭。《晋书·孙绰传》云：“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郄、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39]而沈约、庾信[40]也是碑志文的重要作者，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强石刻与文学的联系，促进碑志文艺术水平的提升。而北魏郑道昭《论经书诗刻》《大基山诗刻》《仙坛诗》《观海岛诗刻》《云峰山郑道昭飞仙室题诗》《哀子诗》，首次大规模地将个人诗作刻之于石，直接开启了后世诗词刻石之风。

南北朝之际，由于佛教的兴盛，加之时局动荡，普通民众生活无依，佛、道二教更成为民众精神支柱，石刻造像、造像题记极度兴盛，佛教与道教刻经日渐增加。叶昌炽云：“释迦氏之教，虽东汉即入震旦，精蓝像设，六朝始盛。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流立碑之始。《嵩显寺》、《嵩阳寺》诸碑，为梵刹立碑之始。他如造像刻经，浮图由三级而七级而九级，幢柱由四面而六面而八面，踵事增华，莫不始于是时。”[41]柯昌泗亦云：“后魏以降，碑版多不可数，世俗概目为魏碑。试以类分，造像最多，志铭次之，寺碑墓碑又次之，余则为不数见之体制。”[42]这实际上表明石刻的文化功能进一步加强，涉及儒、释、道诸家思想，在文化的积累与传播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由隋唐至五代，石刻实经历了第二度兴衰之变。隋代石刻数量不多，形制上也是承袭前代，没多少新发展。[43]但隋代碑刻在书法上承前继后，“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44]，对唐石刻影响不小。最重要的是此时碑刻开始署撰者姓名，且署名者往往为艺苑有声之士[45]，这无形中提高了碑刻的地位，引来更多文士的参入，故唐代石刻大兴，名家世出，大大推进了碑刻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唐代石刻不仅是量的兴盛，更是质的飞跃。其表现有三。

其一，数量大、种类多、规格高、形制伟。以墓志一类为例，周绍良、赵超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共著录唐代墓志3607种，《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著录1564种，二者相加达5171种。而据陈尚君先生介绍，中国台湾毛汉光先生在其《唐代墓志汇编附考》中提到傅斯年先生收集有石刻拓片二万五千张，“属于唐代者居其半”。其中百分之九十的碑铭人物不载于正史，人物的数量是两《唐书》的倍数，而且“碑志的字数甚至超过了两《唐书》的字数”[46]。可见仅唐代墓志就数以万计。而且唐代佛教兴盛，佛教造像、刻经、建幢石刻更不知凡几。唐代石刻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极多。就形制而言碑碣、墓志、塔铭、浮图、经幢，造像、石阙、摩崖、桥柱、井栏、柱础、石阙、买地莂、投龙纪、石人题字、石狮子题字、石香炉题字、石鱼题字等等莫不尽有，并产生了幢与帖[47]两类新形式。就内容而言，六经、佛道、封禅、诅盟、诏敕、符牒、投龙、典章、谱系、家庙、界至、医方、诗文、书札、字书、题名、题榜、水则样样俱全。就文体而论，则诗、文、赋、颂、铭、记、书、序、诏敕、告身、使帖莫不涉及。唐代石刻的另一特点是规格高，形制伟。一方面，其书者皆为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颜师古、李百药、殷令名、褚遂良、王行满、欧阳通、畅整、韩择木、史惟则、颜真卿、张旭、徐浩、李阳冰、刘禹锡、柳公绰、柳宗元、沈传师、柳公权等；另一方面，撰碑者多为大手笔，多为知名文士或高官，如魏征、陈子昂、张说、张九龄、贺知章、王维、李华、独孤及、梁肃、韩愈、元稹、白居易、权德舆、李翱、皇甫湜、樊宗师等。更重要的是唐代帝王热爱书法、积极参入了碑刻的撰书活动。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代宗李豫、玄宗李隆基，乃至武则天，或撰或书，皆有碑刻传世，这在前代实未曾有过。

唐代石刻，融文学、书法、雕刻、工艺等艺术形式于一体，形制丰伟，雕镂精湛，书法精绝。唐碑高度都在2米以上，宽达1.4米。名碑多高达3米以上。如《道因法师碑》《颜氏家庙碑》均超过3米，乾陵《无字碑》则有4米多高。[48]摩崖石刻更为气势恢宏，例如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刻在泰山大观峰的崖壁上，利用整个大观峰的南面开凿而成，高13.3米，宽5.3米，额高1.3米，碑额麒麟腾云，巍峨壮观。

其二，石刻内容显示出文化开放、三教并包、华夷共用的特色。儒家方面，有《开成石经》《石台孝经》和《孔子庙堂碑》等，数量极多。佛教方面，有《道因法师碑》《大智禅师碑》《多宝塔碑》《玄秘塔碑》《房山石经》以及各种石经幢。道教方面，有《元观钟楼铭》《奉仙观老君像碑》《玄宗御注道德经》。此外还有伊斯兰教方面的，如阿拉伯文石刻《古兰经》。基督教方面的，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唐吐蕃会盟碑》《南诏德化碑》等关系到少数民族的碑刻也时有发现。这些都显示了唐代对外开放，文明昌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频繁的特色。

其三，唐代石刻质的飞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文学性的加强。唐代石刻在重其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对石刻文字的文学性有了进一步的追求，而且石刻与文学的联系日趋紧密。

表现之一是纯文学作品刻石逐渐增加。例如诗歌刻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宝刻丛章》一书，为“宋敏求次道编。次道聚天下古人诗歌石刻，凡一千一百三十篇。多有别集中所逸者，以其相附近者相从，又次以岁月先后，王益柔为之序”[49]。据苏颂撰宋敏求碑文，该书系“采晋、唐人诗歌见于石者”编著成书[50]，则此书主要收唐人诗歌石刻，包括部分魏晋之作，故书中唐代诗歌实应少于此数。但《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八》在记载宋敏求《宝刻丛章》三十卷之后，又载有《宝刻丛章拾遗》三十卷[51]，若是书规模与前书相当，则唐诗石刻数量至少在一千篇以上。唐诗石刻中多有名诗人之作，如李邕、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杜牧、司空图等。除诗歌以外，其他文学性更强的文章越来越多地被刻之于石，诸如唐太宗《晋祠铭》《温泉铭》，武则天《秋日宴石淙序》，唐玄宗《纪泰山铭》，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李德裕《大孤山赋》，萧颖士《庭莎赋》，令狐楚《登白楼赋》，元结《大唐中兴颂》《浯溪铭》，等等。特别是元结，一生所到之处多有铭文刻石，影响后世极其深远。这些都显示了纯文学性作品的增加，至宋代，这种状况更为突出，而这种变化正是从唐代，特别是中晚唐开始的。

表现之二是唐代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墓志一类，在因袭前人之中逐步发展，写作方法不断突破，成为古文运动的重要实绩。唐代早期墓志比较简单，结构上陈陈相因，几无变化。撰写墓志就像填空，特别是下层人士及宫女墓志，甚至连卒葬之日也不填写[52]，而且通篇充斥着谀墓之词，毫无真情实感。到中唐时代，墓志蔚为大观，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等文学名家，都写了为数不少的墓志，韩愈尤为出色，其所撰墓志作品往往具有浓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墓志的新变，首先是墓志的结构由过去单一记事的线性结构逐渐走向多元化，墓志不仅仅为志墓之用，更可用来写人、抒情、发议论。其次是墓志铭的语言更富有诗歌、散文的抒情意味。墓志结尾的铭文也有新变，虽以四言居多，但三言、四言，或五言、六言皆有，或直用楚辞体，或用诗体，甚而诸种句式错综用之，抒情意味大大加强。[53]铭文或寄哀思，或抒友情，或泻孤愤，或警世人，抒情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了。最后，中唐墓志受小说与史传特别是古文运动的影响，对人物刻画更为细致传神。唐代墓志篇幅增长，容量扩大，为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加上古文运动冲破了东汉以来墓志的骈俪传统，作者更重视人物的刻画，文学性因之大大加强。从盛唐张说开始，碑志创作细节的运用逐渐增多，至韩愈时语言已经完成了由骈到散的转化，并朝着有利于叙述和描写的方向发展。作者对材料的选取、句式的选择、表达方式的运用，都向着有利于表现人物形象的方面发展，韩愈甚至将小说笔法化入墓志创作之中，使人物更加生动形象。

五代十国（907—960）之际，天下动荡，时间不长，故所存石刻较少。[54]唯后蜀《广政石经》，始刻于后蜀孟昶广政元年（938），终成于宋宣和六年（1124），不仅刻经，而且刻注，为石经字数最多者，且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但该石经除片石尚存，其余皆毁，且不知毁于何时何因，最为诡奇。

综上所述，唐代石刻涉及政治、文化、教育与文学诸多方面，且与文学之关系日益密切，但唐代石刻终以帝王将相、达官显宦为多，普通文人之作至中晚唐始见增加，数量有限。且唐代石刻虽在客观上提高了作者名声，促进了作品的当代传播，但唐人刊诗刻文主要仍以流传后世为目的。如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序云：“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55]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云：“予观僧之徒，所以经于石、文于碑，盖欲相与为不朽计。”[56]这些都以传于后世为主要目的。

至宋代，则在上者右文，在下者尚意，文人之作随所镌刻。山巅谷底，岩洞石壁，寺庙宫观，莫不有之。鸿篇巨制，雅诗清词，莫不刻之。且模拓寄送，贩鬻买卖，赏玩品鉴，被视为雅人风尚。宋人不仅欲借石刻传其文于后世，更有着明确的当代传播目的。简言之，宋代石刻在前代基础之上，因新变而具有新质，已经发展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在宋代政治文化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载体，对文学发展有不同于口头传播、书籍传播的特点与独特贡献。正是如此，才使我们讨论宋代石刻与文学之关系有了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