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曾受到苏联的影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所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传入中国的，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的宗教理论及宗教政策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应用。但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尝试没能保住世界上这在20世纪令人瞩目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末的东欧剧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损失和严峻考验,因此苏东之路尤其是其宗教政策对于中国现实探索有没有多少借鉴意义，很值得我们反思；而其过度打压宗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也值得我们警醒。尤其是苏联当时推行的宗教理论政策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给我们今天如何认识和治理宗教的工作带来了许多思考，我们应该对之认真研究，明断其利弊，总结其经验教训。

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实关切，使我们必须关注自我的处境及发展前景，这种“中国意识”“中国道路”“中国自觉”和“中国风格”，必须要有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探索，即研究总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阐述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及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分析总结当然没有任何外国经验可资参考，乃“前无古人”之探，自然会有其敏感和风险。但中国的宗教学绝非仅仅乃“书斋”之谈，而必须面对现实，关注现实问题，研究现实问题，并以其科学研究来帮助正确解决好现实问题。因此，探索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进程，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理论、政策，分析其在处理宗教事务上的实践经验,这也是中国宗教学当仁不让的使命。

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列宁时期及苏东时代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所共同面对的理论与策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在哲学、意识形态意义上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有神论之关系的分析比较；毋庸置疑，二者之间的张力和对立是非常明显的。二是实践层面在政治、统一战线意义上如何处理好无产阶级政党及政权吸引、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参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非常清楚，二者之间则是充满弹性，有着巨大的灵活或回旋余地的；在这一层面把握好政策与策略就需要智慧，且极为重要。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就面对着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从来就不是“小事”，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否休戚相关。因此，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中，关涉民族宗教问题的“统一战线”就是其摆在第一位的“法宝”。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典型体现之一，值得我们珍惜和流传。在当代中国社会处境及学术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有很多探讨和研究，但各种见解分歧很大，争议颇多,使之成为理论探究的敏感地带。其思想交锋频仍，争论批评尖锐，成为当今中国宗教学理论界的一大特色。此外，中国与以苏东地区的国情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即中国的宗教理解及宗教的社会政治定位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着巨大差异。例如有不少人包括一批知识精英认为中国本来没有宗教，故而与世界其他民族有着本质不同；中国社会由此有着极为独特和典型的“非宗教”情绪，有人认为中国根本就不需要宗教，所以宗教在中国并没有存在的必要。但对这种看法也一直存在尖锐分歧和长期争议。而20世纪苏东国家及其以前历史中的宗教背景则是非常明显的，其社会的宗教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这种文化即观念上的差异，使中国的宗教理解更比当时的苏东社会显得复杂。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宗教理论及其理解的发展，70年来关涉宗教问题已经发生过多次论战，但每次争议和相关讨论对话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分歧，却都有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宗教理解，对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宗教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也起到了很好的参考借鉴作用。所以，我们主张学术研讨、争鸣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应该尊重其中讲究学理、依据事实的任何一家之言。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科学严谨，理应成为中国宗教学领域的常态，反映出中国宗教学者的风骨。

在上述学术研究及理论探讨中，笔者观察了宗教学相关学术理论的发展变迁，而且在自己四十多年的宗教学研究中，尤其是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负责人的二十多年中，也因关注、探索中国宗教现实问题而被卷入了相关讨论、争议和对话，有时甚至乃处于风口浪尖，面对着强大压力，为此笔者也有一些相关的理论回应，留下了不少思索和论述。但这种“卷入”或“参与”也使笔者学到了许多东西，并由此得以不断调整、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从而使自己的人格、境界亦得到锻炼和提升。坦率而言，对于相关争议问题，笔者并没有采取躲避或回避的态度，而是敢于面对，迎难而上，与之商榷、交流、对话、沟通，即一方面积极、认真地倾听对方的观点，冷静研究其批评焦点之所指；另一方面则也进而回顾、辨析自己的论说，对于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据理力争，坚持真理，绝不退让；对争论中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及相关论点亦认真思考，反复推敲。这种学术争鸣上的锋芒毕露，并没有改掉自己与人为善的基本态度，而且也始终主张这些方面的讨论、商榷和争议只应该是在学术层面的，因为学术争鸣在笔者看来也是理论探索上止于至善之途，坚信真理越辩越明，故可坦然而行，保留住淡定和坚毅，不赞成对这些争论问题搞“上纲上线”。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大学时曾说过一句名言，即“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中国宗教学的成功与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能否得到顺利发展，关键就在于讲不讲“认真”，为此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要讲认真，在学术争鸣上也应该讲认真。这种认真也就是常言的所谓“认死理”精神，不让眼中掺了沙子。我们在中国宗教理论及工作实践上,正是需要这种坚持唯真与求实的精神，即要求我们坚持学术探讨、理论建构上的实事求是。从这种学术探讨的目的性来看，笔者主张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首先要力争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方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就应该从各种争论的观点中找出最适合达到这种和谐、团结之目的的思想见解，对之加以中华民族如何最大化地获得当下整体利益的分析比较。中国最早的哲学家史伯在中华民族思想之原初就已经提出了他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真知灼见，把“不同而和”视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基础。我们今天在思想、信仰、精神追求等方面也很难达到绝对的同一，故而需要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宽容和包容，达成多元一体，正如一则热门广告语所言：“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至少为了达至社会层面的安定团结，有机共构，我们也值得在学术探讨上助力旨在促进中华民族和谐发展之见。

为此，作为一家之言，笔者把自己多年来研究中国宗教理论与政策等现实问题的论文加以汇集梳理，并对之重新修改、补充和完善。论文所讨论问题的时间跨度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的宗教理论一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探索，以便能够尝试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曲折而丰富的历程。目前自己虽然已经退居学术研究工作管理和理论探究的二线，但敝帚自珍，仍希望能以这些初步、稚嫩的探讨求教于大家，对当前宗教理论及政策的推敲和制定有某些参考，贡献于中国宗教学的建设与发展，以促进中国宗教学理论的逐步成熟，在实践中则体现出有益于实现我们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政治安全、人类和谐之目的的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号召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体现出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开拓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应该勇于为学术创新、为时代明德、为民族谋福。因此,我们必须身体力行、义不容辞。基于对“认真”的执着，本文集故题记为“唯真与求实”，以表达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开拓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保持实事求是开展学术研究最基本之科学态度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