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史书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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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问题及构思

之所以说这些文本具有代表性,除了上述客观的历史存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能够提示、深化笔者对于某些问题的思考,甚至还可以给予某种程度的解决,尽管很多时候只是部分的解决,至少在后文的表征里,可以证实这一点。笔者的问题与其说是与加拿大华人史有关,不如说与加拿大华人史的写作有关;与其说是聚焦历史本身,不如说是更加关注作家如何理解并书写历史。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看来,历史并不等同于过去,其区别在于,过去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历史是一种只能趋近,却不能抵达过去的主观人为的产物,并且被书写形塑在文本之中,正如汉斯·凯尔纳所言:“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16]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讲,由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并不是真的过去,而是集体记忆之中的个体的言说及其书写,尽管这些隐匿在历史之中的个体言说,只是幽灵般的存在。所以,观照历史,同时也要审视与发现作家,即历史的代言人的思想、动机等被笔者称之为“代言人的机制”的历史轨迹(见第三章)。根据汉斯·凯尔纳的说法,一部加拿大华人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加拿大华人写作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历史的自我”的寻觅与观照,将使历史学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史料”意义与价值呈示而出。

由于时空的转换,这些作品及其作家的背景以及各自文本表征而出的思想、动机等,不仅是复杂的,而且还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自李东海以降,有关加拿大华人史的写作,也已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之久,并呈现出跨域的特征:在地理空间上,不仅加拿大华人,而且是不同代际的华人在进行历史写作,同时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华人也在就同一个历史存在进行探究与叙事;在族群空间上,表露出黄白参照,主流族群为少数族群代言的现象;在语言空间上,不仅仅是中文与英语的分别,还有蕴藏其后的身份及其表征问题;除此之外,由于历史学思维和文学思维的差异,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面对共同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时也将流露出不同的姿态、认知与展望。这种历史的表征与代言人身份及其认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将呈示在华人历史声音的表露、关于种族歧视的看法和对多元文化的认知上,而这也将成为本书的后三章的表述焦点。

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以来,历史的边界问题,一直处于后现代主义式的开放性讨论之中。其中,历史学与文学的关联,与其说得以发现,不如说重新确立了。但在“叙事的转向”中,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学的文学性比较起来,所得到的理论关注与实践,在蓬勃向上的新史学中,远没有后者那么充分。笔者认为,加拿大华人史写作,由于其早期可信史料的匮乏及其所表征的想象风格,将为文学历史性的彰显提供一个新语境,进而使历史学与文学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这将在第二章得以阐释。只有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历史学与文学统一的平台上,才有可能将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身份混杂起来,并在共同的历史对象、现象、问题之中得以整合,进而寻觅“历史的自我”及其诸多可能性。

由于本书研究的重心在于历史写作,而非历史本身,遂在加拿大华人历史的具体呈示上,难免由于表征的需要而有所忽略,甚至缺少。当然,这也是“影响的焦虑”下,由于史料的不充分,而所做的一种技巧性的“逃避”与“舍弃”。但还是要指出,尽管如此,由于地理的阈限,无法更多地掌握本研究要涉及的历史文本,而它们之中,很有可能将影响我的认知、构思与叙事。故本书只是能够提供给大家一种问题意识,而非成熟的范式,并以此为基础,希冀在未来的地理开放之中,去继续追寻问题的解答。此种写作构思与目标将注定只是小范围的阅读,从而背离了历史的初衷:面向大众。


[1].朱杰勤:《试论华侨史研究》,《华侨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页。

[2].黎全恩:《为百年移民史留下见证》,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3].黎全恩:《为百年移民史留下见证》,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4].李东海将不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华侨子代,称之为“土生华裔”,即“是指一般只受英文教育熏陶而无中国人头脑之华人而言。包括土生及自小由祖国来加只接受英文教育之人。”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388页。

[5].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序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6].参见王赓武《关于华侨史的一些问题》,《南洋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

[7].参见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段颖、巫达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页。

[8].许简邦:《加拿大华侨概况》,正中书局1990年版,第54页。

[9].许简邦:《加拿大华侨概况》,正中书局1990年版,第54页。

[10].参见[加]夏亚松《口述: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暴永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11].[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12].[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页。

[13].[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页。

[14].黎全恩:《为百年移民史留下见证》,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5].英国学者迈克·布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这样解释:历史重写本“‘palimpsest’一词源自中世纪书写用的印模,原先刻在印模上的文字可以擦去,然后在上面一次次地重新刻写文字。其实以前刻上的文字从未彻底擦掉,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旧文字就混合在一起:重写本反映了所有擦除及再次书写的总数。”[英]迈克·布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6].[波兰]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