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整体的历史观与“华人”的特性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加拿大华人史就是一部与种族歧视斗争的观念史、思想史。没有一个正确的关于种族歧视认识论，就无法立足现在，反思加拿大华人的过去，更不可能面向未来。由于种族歧视一如既往地存在，其间虽有调整与改变，但自我中心主义的本质始终未变，这也就意味着，加拿大华人史不仅不应当被间断与割裂，而且还要被视为一个持续的、统一的存在体。正是基于这种整体的历史观，华人从1858年的时候就应当被视为加拿大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一分子，以便破除白人和华人之间的“主客”观念，毕竟相对于原住民而言，白人也属于移民。

将加拿大华人史的起点设立于1858年，只是历史学的一个观点，并不代表历史的面貌本来是如此。但很多历史写作均是基于这个观点，开始叙述华人在加拿大的生活情境，而且大部分只限于其与白人族群的关系与交往，所以有的时候还会提及1788年50个华工随同米尔斯船长赴加的历史事件，作为一种更远的历史追溯。事实上，还有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是，华人早在白人之前就已经开始与印第安人等原住民发生了族群交往，但一般被视为历史传说，原因在于没有可信的史料证据。加拿大学者保罗·夏亚松在其别具一格的历史写作，即The Island of Seven Cities: Where the Chinese Settled When They Discovered North America（中文译名为《口述：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中，通过多次实地的考古田野调查以及相关资料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终于得出了一个令史学界大吃一惊的事实，即在久远的过去，加拿大的东海岸边曾存在过一个中国人营造起来的城镇，而它有可能就是在西方世界流传多年“七镇岛”；它表明了中国人早在西方人之前就已经发现并踏上了加拿大的土地，并与印第安人的一支，米克茂人发生了深刻的文化交往；这一个结论，在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下，也渐被西方学界所接受。[10]夏亚松的发现，将华人踏上加拿大土地以及与原住民交往的时间，推向了历史的深处，而这在现有的加拿大华人史写作中是不常见的。这也反映出加拿大华人史写作所存有的历史局限性，即他们缺乏一种整体的历史观，于是将华人与加拿大之间的久远的历史关联束之高阁，同时这与他们的“华人”认识论也有深刻的联系。

上述所谓的整体的历史观，并不是在过去之中就已经客观存在的，而是要立足于现在的华人生存情境中，去历史的深处进行挖掘与连缀，同时在面向未来的过程中，将其生成一种思想与观念。这始于笔者所谓的“华人”的体认。

许简邦的质疑实际上已经表明，加拿大华人并不是一个同一体，而是具有多样性的统一体，与以往那种固定的地理区域性（早期的加拿大华人大多来自岭南地区）相比，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移民现象，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境内（包含港澳台）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虽然人口数量可能悬殊，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省略、忽视。这种政治性地理疆界的划定，令“华人”与“中国人”之间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仅是一种含糊的说法，而且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交叉，特别是对源于中国境内的新移民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区分虽然含糊，主要是因为二者是一个统一体，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二者之间也有着确切的差异。这个差异，在笔者看来，即是否具备“离散的特性”。

如火如荼的全球化，势不可挡。如同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全球化，是人类不可逃脱的命运，并使每一个人都“被全球化”,[11]但全球化并非只有一副面孔。

第一副面孔，是最容易让人辨识的，蕴含着同一、整合的意味。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时空压缩”，消解了地理上的距离感，生成了地理互通的美学。人们在沉溺其中的同时，很容易忽视疆界、民族、种族，特别是隐匿其中的文化上的差异。仿佛，在这些人眼里，人确切是一个经济的动物，而忘却卡西尔所给予的著名定义：人是文化符号的动物。实际上，全球化至少还隐藏着另外一副面孔。

这副面孔，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所期待的，全球化应带来的一致性效应截然不同，是不易觉察的，蕴含差异、分化的意味。鲍曼在审慎的思索之后揭示道：“全球化既整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划一的原因是相似的。”[12]原来，分化与整合、差异与同一是全球化的双胞胎。

依据鲍曼的启示，立足本土所获得的全球视野、体验以及美学，将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在人的地理位置差异所蕴藏的意义祛蔽之后。鲍曼通过开掘西方美术透视画法所蕴含的现代空间意义，提出“空间的组织重点已从‘谁’这个问题转向从‘空间的什么点’这个问题”，并认为：“既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占据相同的位置，从而以相同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所有的观察不可能都是等值的。”[13]这对于理解“华人”与“中国人”之间分别在两种“空间的视点”——本土的视点与离散的视点下会有怎样的不同，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往中国工作、学习、旅行，甚至生活，大量的中国人也到世界各地旅行、采购、走访、体验。因而，立足本土的“放眼世界”也是愈来愈频繁。以本土的视点观照世界，是人在熟悉的生存空间中观察外来的、陌生的人与物及其文化内涵；即便是在离开本土的流动与旅行中，由于趣味的搜寻与时间的限制，对“世界”的感知与体味也很难突破本土空间的阈限，以致难以真正在本土与外来的二元对立中解构中心主义，化解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疆界与壁垒，实现自我他者化和他者自我化。但在离散的视点中，对于陌生世界的感知不再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生活发现，而根本就是一种无法分割的生存需求。在生存语境的时空转换下，原本的本土空间是自行开放的，中心主义的解构动力是自为积蓄的。这种自发性，源于人对于身处其中的边缘空间的认知与体认。于是，人在离散的视点中，又具备了边缘的视点。

边缘的视点，是立足本土的人，最难拥有的（并不否认可以拥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地区分本土与离散生存状态的分界点。在它的观察和发现中，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沟壑与壁垒将自动转化为桥梁与云梯，拥有它的人希冀实现本土与离散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以解决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与冲突。上述基于“华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哲学式认知，将最终在各自的文化表征中得以求证。

现有的历史学写作对种族歧视的认知存有遮蔽和隐瞒的姿态。它们对种族歧视的反思，大多停留在政治、法律、经济结构等表层，而鲜能深入到文化结构之中，以致认识不到种族歧视不仅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阻遏人类文明发展的文化模式。由于缺乏这样的深刻了解，历史学写作所呈示的批判与反思，也大都停留在对白人族群的聚焦中，而隐瞒了对华人自身的自省与审视，特别是在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族群交往中所表露出的华人族群也同样具有的种族歧视。

华人的离散特性，特别是在时间的推移下，逐渐呈示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具体来说，加拿大华人的文化形态虽然离不开本土文化（中华文化）和在地文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少数族群文化、移民文化）的双重影响，但在滋养的焦虑中，用霍米·巴巴的话说，也将逐渐生成一种“居间”的，既属于，又不同于文化源泉的一种蕴含“第三空间”的新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将在本质上影响华人的生活形态，并在其生存情境中得以表征。华人的这种离散文化形态，会对加拿大所奉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及其践行的认知与展望有着内在的关联。

可惜的是，就现有掌握到的历史学写作而言，上述的两个方面在加拿大华人史的构建与书写中都是鲜见的。但在相关的文学写作中，似乎在其开端处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学科的差异，引领笔者思索“历史的边界”问题，并在以加拿大华人史为中心的学科审视中，不仅发现了一种学科中心主义，而且还探寻到一种写作中心主义。此处，学术本身的关切与学术对象的聚焦，在面向“人”这一本质追问：中心主义的束缚与破局中，实现了统一。这种哲学的追问，在面向共同的历史时，是可以打破学科的藩篱，进而实现历史学与文学的统一，只有如此，才能在学科的统一之中，或者说某种边界地带里，去发掘与再现早已存有的一部真正的加拿大华人史。这虽然是一种希望与憧憬，但绝不意味着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