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水仙花”：打破学科的藩篱

缘于水仙花的地理位移、族裔身份以及“一家人”的大同社会理想所包含的空间性，致使学界对其的研究一直处于开放的视野之中。这种开放性，不仅是对水仙花的地理归属及其所表征的知识系统而言，也是对水仙花研究的学科归属及其所需求的知识体系而言。总之，水仙花的历史性存在，令其在时空延展中成为一种开放性存在，任何封闭性的关注方式、研究思维及其观点，都不是“历史化”和“空间化”的做法。

在现有所掌握到的研究中，作为文学存在的“水仙花”是其主流，再以此为基础过渡到政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比如性别政治、族裔文化等，而从历史学的角度，特别是华人史的角度聚焦水仙花及其作品，还不常见。正如前面一再凸显“水仙花”的空间性及开放性那样，“水仙花”是不可能独属于某一学科之内的，但并不代表不存在学科视野、方法、思维的中心化，并由此衍生出某种程度上的权力话语，进而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削弱“水仙花”应有的开放性。现在看来，这并非无稽之谈。从已掌握到的与加拿大华人相关的历史研究而言，水仙花及其作品不仅不在其关注视野之内，甚至作为史料依据都很鲜见。换言之，与“水仙花”的文学热相比，历史学视域下的“水仙花”研究，显得过于寂寥与冷清。这种学科聚焦的鲜明反差，是不是意味着水仙花及其作品本身不具有历史学意义与价值呢？

从作品类型来看，水仙花的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春香夫人》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和一些儿童童话故事；另一类是新闻速写、自传类的散文作品。现有的研究，大都以水仙花的短篇小说为研究的立足点和平台，而其他作品只是作为相对应的研究参照并对其进行文学式的审视与思索。比如李贵苍在《书写他处：亚裔北美文学鼻祖水仙花研究》中，就以种族冲突和社会理想作为其两大研究主题；虽然得出的结论是倾向于文化学、政治学的，但其学科视域、方法、思维等是源于文学；其主要观点依据与支撑大都以水仙花的短篇小说作品为核心，特别是《春香夫人》（Mrs.Spring Fragrance）、《下等人》（The Inferior Women）、《新智慧》（The Wisdom of the New）、《一个嫁给中国人的白人妇女的故事》（The Story of One White Women Who Married a Chinese）、《潘特和潘恩》（Pat and Pan）等小说。李贵苍等学者，正是基于这些小说文本，并以水仙花的生平及其他文本作为社会背景和参照进行了各自的文学、文化研究，并挖掘出水仙花及其作品的文学、文化意义和价值。在这些“其他文本”中，除了两篇生平类文章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文本存在之外，似乎其他许多新闻类作品并没有那么多被选择的幸运。事实上是，作为新闻记者的水仙花，无论是在其生活还是在其社会影响中，都要比小说家的职业身份更符合历史的情境。当在文学研究中，将文本的选择与水仙花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之间发生关联和对应的时候，在选择中的文学话语的权力意味也将升腾而出，并在不同文本的中心化和边缘化的过程中，用叙述和书写遮蔽了一个真正的水仙花。

固然，不可否认的是，任何研究都有其选择性、策略性以及阈限、偏颇，但并不意味着，当我们在直面历史的过程中，可以以偏概全，用单一遮蔽多样。水仙花，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当我们仅用文学的方式和话语，再现作为历史现象的她时，是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的，正如我们少了文学的视野那样。在已有的文学研究的参照下，笔者提出“历史学的水仙花”。

这一观念，有别于李贵苍在其专著中所提倡的“‘历史化’的水仙花”。他所言的“历史化”是一种得益于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文学批评原则和视角。自美国新批评派以来，专注文本以内而忽视文本以外的文本细读批评，在几十年间形成了深厚的文学传统。面对这种文学批评的保守主义，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一书中，提出了“永远历史化”的文学批评新径，倡导学界要尽可能的结合历史、经济、文化、资本和阶级等语境，对文本和文化现象进行综合解读和阐释，以打破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长期以来的文学批评范式。可见，所谓的“历史化”，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学观念和思维。虽然，“‘历史化’的水仙花”所呈现的还是“文学的水仙花”，但这种历史化的尝试，却对试图构建一个“历史学的水仙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没有可能立足于历史学，而追求一种“‘文学化’的水仙花”，进而呈现出一个“历史的水仙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