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学训诂的副产品：字典编纂与法律分类学的萌芽
历来的学者对经学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意义有一定的探讨，但对于经学的副产品——字典编纂与法律分类学——则很少关注。其实，这一副产品同样非常重要，因为若没有分类学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建立根本无从谈起。
汉代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字典，著名的如《尔雅》《释名》及《说文解字》，这些字典实际上是汉代训诂学成果的一种总结。此处，我们将从分类学的角度探究其对于法律的意义。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就探讨过“类”的问题，例如，墨家学派曾提出“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的观点，并提出了“以类取，以类予”的推理、论证主张。其他一些学派对于如何“取类”的问题也有所论述，如荀子提出过与类有关的一些观点。虽然很早就有人探讨过“分类”问题，但大多欠系统，《尔雅》《释名》等辞书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向我们系统地展示了如何对语词与事物进行分类的方法，故而这些辞书是我国古代论及分类的最早专著。
《尔雅》集中体现了自先秦至汉的一些学者对天地万物进行分类的智慧。在《尔雅》中，共注解了1443组词语，分为19个大类，在这一大类之下又分为更多的细目，因此形成了四级分类体系，具体如表2-1所示。
表2-1 《尔雅》对天地万物的分类
通过四级分类，《尔雅》将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名称分布于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之下，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这些事物与概念之间的关联。从《尔雅》中，我国可以看出，我国古人的思维水平已达到了较高水准，因为这一时期的人们已能建构抽象的概念世界与语义系统，并开始尝试着以简御繁、以抽象统辖具体。
《释名》是东汉刘熙所作，成书晚于《尔雅》，它不仅继承了《尔雅》中的分类方法，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推进。比如，它提出了比《尔雅》更细的分类方法，如将《尔雅》中的“释亲”分析为“释长幼”“释亲属”；将“释器”划分为“释采帛”“释首饰”“释床帐”“释书契”“释用器”“释兵”“释车”等。确实如周祖谟先生所言：“（《释名》）自‘释天’ 至 ‘释丧制’ 共二十七篇，其分类与《尔雅》已不同。《尔雅》分类较疏，一篇之内所收语词有非篇目名称所能概括者。如 ‘释宫’ 兼及道途、桥梁；‘释器’ 兼括用具、衣着、食物、兵器等类。至于《释名》，则分类加细。包括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 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诸类，各为一篇，事以类聚，物以群分，远较《尔雅》为优。后之类书，以事类系词，因词以记事典，词之分类盖即取则于是。”这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们对世界认知的深入，人们的分类技术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比以上两者成书更晚的《说文解字》在编目方面采取了部首分类法，其分类更加合理、科学，但由于其已失去了《尔雅》《释名》对概念与事物进行分类的韵味，与此处讨论的分类方法有了一定的区别，故不赘述。
以上分析揭示了这样的结论：在汉代，人们在概念以及与之对应的事物分类技术方面已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一发展是与汉代经学训诂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对于法律来说，分类技术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一个好的法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概念系统，这一概念系统是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由外延上具有相互包含关系的概念构成，这一概念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应有一定的层级关系，如此就需要分类的技术。可以这样说，随着上述字典所代表的汉代分类技术的成熟，法律分类学随之发展起来，这使得进一步建构高水平的法律体系成为可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汉律因采用了比较好的分类方法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已经出土的汉简残篇看，与秦律相比，汉律虽有了一定提高，但仍不完善，并没有形成科学的系统，立法技术也未发生质的飞跃。这说明，法律之外的技术要转化为一种立法技术，并在立法领域产生直接影响，尚需一定的时间。有关分类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古代法律及律学的影响，后文还将专门探讨，具体可参见第九章。
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欣喜地发现，虽然经学方法的影响在汉代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但却在唐朝结出了奇葩。正如何勤华在《秦汉律学考》一文中总结的：“这些成就，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终于至隋唐结出了硕果，推出了《唐律疏议》这部以刑法为主、兼及其他法律部门的律学经典作品。”[12]
[1].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2].张伯元：《律注文献丛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3].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页。
[4].（清）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5].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6].《晋书·刑法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0页。
[7].龙大轩：《汉代律家与律章句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8].《后汉书·陈宠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48页。
[9].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三民书局1964年版，第3页。
[10].何勤华编：《律学考》，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