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律答问》中的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答问》残篇记载的是秦代刑法，其篇章结构与《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等典籍记载的秦律情形大致吻合，亦即由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组成。由于年代久远，《法律答问》的作者难以确证。基于睡虎地秦墓的墓主是一个名叫“喜”的人，其在秦始皇时曾担任过安陆令史、安陆御史、鄢令史等与法律相关的职位，人们推测《法律答问》的作者可能是“喜”。但也有人认为，《法律答问》是当时通行的由官方发布的司法解释手册，由于喜是法律官员，因此，他生前抄录或请人抄录了这一手册。从喜的后人将这一手册作为陪葬品看，这一手册应是喜的心爱之物。当然，也不排除喜在官方注释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法律答问》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秦律的规定，二是对秦律中一些法律术语进行的解释。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秦代的法律解释技巧，判断秦代的法律解释水平。《法律答问》共有竹简210支，涉及法律解释的条文约187条。对于法条中的一些重要法律概念，《法律答问》进行了解释。因此，我们可以将之看成是有关秦代法律解释的“教科书”。[1]

（一）“答问式”解释体例的出现

从《法律答问》中，我们能发现秦代创设的一种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体例，即“答问”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具体做法是：首先虚构某人对某一法律条文或法律语词提出疑问，然后由另一个人针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这些答问的常见形式如下：

（1）某甲如何如何（罪状描述），该如何处置？答曰：该定什么罪，受何种处罚。

（2）某事在某种情形下，该如何处置？答曰：该如何处置（或法律后果是什么）。

在这些答问中，“某甲”“某乙”之类的词相当于逻辑“变项”，“应”（或“该”）之类的语词属“模态词”（或规范词），“应……（如何行为或处置）”之类的语句相当于“模态判断”（或规范判断）。从上述形式的使用情况看，秦律显然已达到了比较抽象的程度，因为“变项”只有在思维的较高级阶段才会出现，并且也只有在这一阶段，人们才能总结出思维的形式结构。这种一问一答方式的好处在于：简单明了、生动形象，比较接近日常的法律适用过程。今天，这种法律解释方法仍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2] 这说明，这种方法有很强的生命力。

（二）《法律答问》中出现的多种法律解释技巧

在《法律答问》中，“答问式”解释体例是显性的东西，具体的法律解释技巧则是隐性的，需要我们从《法律答问》中进行总结与抽象。这其中，最基本的同时亦是最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当属“文义解释”或“字面解释”。在《法律答问》中，只要涉及法律术语（或概念）问题，大多会采用此类解释方法。以下，我们将对其中的解释方法做进一步解析：

1.“语词定义”

所谓“语词定义”，即通过对法律词语加以说明从而明确其含义的方法。在《法律答问》中，此种解释方法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法律答问》共对70多个法律术语进行了解释，特别是其最后部分集中对“甸人”“署人”“更人”“臧人”“介人”“爨人”“集人”“旅人”“室人”“宫均人”“宫更人”“同居”“布吏”“院”“宫狡士”“外狡士”“宦者显大夫”“耐卜隶”“耐史隶”“人貉”“窦署”“率敖”“逵卒”等30多个法律术语，用词语定义的方式进行了说明。之所以需要对这些术语进行说明，是因为在当时的秦律中，这些语词要么不太通俗，一般人难以清楚地知晓其准确的含义，要么虽很常见但却易于遭人误解，因此需要专门加以解释。

2.分类

分类，即通过对某一术语的外延加以划分从而明确该术语的方法。由于“分类”是认识活动的基础，是最初级的方法，因此，在《法律答问》中，这种方法很常见。如在对“盗窃”进行定罪量刑的过程中，解释者多次运用“二分法”，对某一术语进行划分，如：

（1）夫二百钱，妻所匿百一十，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以百一十为；弗智（知），为守臧。

（2）夫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可（何）以论妻？非前谋（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

（3）夫千钱，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不智（知），为收。

（4）削（宵），臧直（值）百一十，其妻、子智（知），与食肉，当同罪。

（5）削（宵），臧直（值）百五十，告甲，甲与其妻、子智（知），共食肉，甲妻、子与甲同罪。[3]

这些解释事涉“丈夫盗钱，妻子是否有罪？以及该如何惩罚？”的问题，为明确这一问题，解释者进行了多次划分：首先划分了“共谋”与“未共谋”的情形，分别说明了各自的法律后果。即如果是事前共谋，妻子纵使没有直接参与盗窃，也应与丈夫同罪。接着，在排除夫妻共谋的情况下，进一步区分了妻子“事后知情与否”的情形，分别说明了两种情形各自的法律后果：如果妻子是事后知情但收了赃，就应比照丈夫的罪行定罪；如果妻子一概不知情，纵使收了赃，也仅需承担收赃的法律责任。

特别有意思的是，《法律答问》对某些情形的区分可谓细致入微，例如：

“抉钥（钥），赎黥。”可（何）谓“抉钥”？抉钥者已抉启之乃为抉，且未启亦为抉？抉之弗能启即去，一日而得，论皆可（何） （也）？抉之且欲有，弗能启即去，若未启而得，当赎黥。抉之非欲（也），已启乃为抉，未启当赀二甲。[4]

依据秦律：抉钥，应赎黥，但怎样才算“抉钥”呢？难道已撬开时方为撬，未撬开则不算撬？并且，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形：某个人虽撬了门，但最终未能撬开，然后就走了，如果这个人当天被人捕获，该如何处理？《法律答问》这样解释：如果某人撬门意在盗窃，无论他是未撬开就走，还是未撬开即被别人捕获，都应判处赎黥；如果撬门之意不在盗窃，而在于别的目的，则只有在该人已完全撬开了门的情况下才能算作撬门，才应受到赎黥的惩罚；若未撬开，则只需略施薄惩。

又，依据秦律规定：“公祠未阕，其具，当赀以下耐为隶臣。”[5] 亦即在公室祭祀尚未完事的情况下，若有人盗窃供品，即使所盗之物的价值较小，也应当“耐为隶臣”。粗看之下，这一法条的规定似乎非常明白，但在面对实践中出现的千奇百怪的问题时，仍需要解释。《法律答问》是通过“多重设问”的方式使这一法律规范变得清楚明白起来的。第一重设问为：何谓“祠未阕”？答案是：若置豆俎鬼前未撤则为“未阕”，也就是说，以“豆俎陈设已经摆放在鬼神的位前，但是还未撤下”为标准，区分“未阕”与“已阕”。第二重设问是：此处当如何确定“具”？正所谓祭祀无小事，盗窃供品非同一般的盗窃，该如何处理？《法律答问》解释道：未置及不直（置）者不为“具”，必已置乃为“具”。也就是说，《法律答问》是以“供品是否已经摆放”这一客观事实为标准，区分盗供品的行为与一般盗窃行为，如供品尚未来得及陈放以及不准备陈放的供品不为“具”，只有那些已陈放了的供品才算“具”。第三重设问是：若有人盗窃了作为供品的一个肾，该如何论处？应按照市场价格判处一般盗窃吗？《法律答问》回答说：凡祭祀必用到心、肾、动物的肢体等物事，这些供品都应算作一“具”，虽然这些物品的价格非常低，但若有人盗窃这些物事，就构成了盗窃供品罪，应受到“耐为隶臣”的惩处，而不应按照一般盗窃罪处理。最后，《法律答问》还提出了第四重设问：若某一供品的价值只有廿钱，某人只盗窃了其中的一部分，该如何处理？答案曰：应当按照一般盗窃罪的规定加以处理。

由上观之，为明确某些术语的内涵与外延，《法律答问》的解释已达到了非常细致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设想，如果人们将多重分类方法运用得特别纯熟，建构复杂的法典自当不在话下。当然，在秦代的《法律答问》中，人们运用的分类技术（或划分方法）尚处于初级阶段。

3.区分相近术语的技术

如果两个（或几个）术语含义相近，可以通过指出这两个术语内涵与外延之不同，从而加以区分。区别的技术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上述定义、分类方法的基础。《法律答问》对一些相近的法律术语进行了区分，意图划清两个相近罪名间的界线。例如，《法律答问》假定了有人问：什么是“不直”与“纵囚”？两者区别何在？这表明，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人们开始区分两个相近的罪名。《法律答问》对这两个相近的罪名进行了明确的解释：

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6]

亦即，“不直”指故意地枉法裁判，即要么重罪轻判，要么轻罪重判，要么有罪不判；“纵囚”则只是“不直”的一个方面，即放纵罪犯，亦即“重罪轻判、有罪不判”。也就是说，《法律答问》将“纵囚”这一法律术语界定为“不直”的下位概念。 《法律答问》还对“废令”与“犯令”做了同样清晰的区分：

可（何）如为“犯令”、“法（废）令”？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法（废）令”（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论。[7]

从上述答问可知，此前的“廷行事”并没有区分两者，但《法律答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为“犯令”是指“某一行为已经为法律所禁止，但某人却实施了这一行为”，“废令”则正好相反，是指“法律规定某人应当做某一行为，但某人却没有实施这一行为”。这一解释非常简洁，可谓妙至毫巅。虽说此类解释在秦代尚属凤毛麟角，但它为后人精确地使用法律语言、明辨法律术语树立了榜样。

4.限缩（制）解释和加重解释

在《法律答问》中，为明确某些法律术语，还采取了缩小外延的方法，此种解释属“限缩（制）解释”。虽然这种方法在当今的法律解释中比较常见，但在《法律答问》中多有出现，实属罕见。当然，我们只能在《法律答问》中看到其雏形，而非其成熟形态。例如，秦律规定：“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从表面上看，这一规定的含义似乎是：若有人能抓获逃亡者，就能获得逃亡者所携带的金钱。这是否是一个普遍性规定，可适用于所有案件？为避免歧义，《法律答问》限定了其适用范围：“所捕耐罪以上得取。”亦即只有在被捕获者足以判处耐罪以上的刑罚时，捕获者才可以获得被捕获者的金钱。又例如，在秦律中，有“同居者连坐”的规定，人们不禁要问：哪些人可归入“同居者”范畴？《法律答问》对此进行了说明。首先，《法律答问》认为：“同户者为同居”，但考虑到这一界定过于宽泛，因此，又进行了必要的限缩：（1）“同居，独户母之谓（也）”[8]。亦即同户又同母的人才叫同居者；（2）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也）”[9]。此一限缩将奴隶从“同居者”的外延之中排除了出去。

与限缩解释相对的是扩大解释，或扩张解释，亦即通过扩大某个术语的外延，从而对该术语进行解释的方法。在《法律答问》中，尚未出现典型的扩大解释，只有少数“加重解释”存在，其通常的做法是：依据法律规定，某个行为应判处较轻的刑罚，但经由解释，对其加重处罚，例如：

盗百，即端盗驾（加）十钱，问告者可（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10]

在这一解释中，某人明知另一人偷盗了一百钱，却恶意控告另一人偷盗了一百一十钱，故意增加十钱，目的是使另一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对于此种行为，秦律明确地规定，某人应受到“赀一盾”的处罚。但在此处，《法律答问》不仅不用此一明确的规定，而且求助于成例，加重了某人的法律责任，认为其应受到“赀二甲”的惩罚。这一解释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秦代的司法明显带有法家倡导的“严刑峻法”之特征。

5.类推解释

所谓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某一行为该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援引，此时只好比照最相类似的条文或情形进行处理。类推解释是人们在立法水平不高、法律抽象化程度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为的选择，几乎存在于所有的法律文明中，尤其是在每一种法律文明发展的早期，我们都能看到类推解释的影子。我国也莫能外，在秦汉时期的法律适用活动中，人们经常诉诸类推解释。

秦律中的类推解释或类比适用经常是以“比”的形式出现的，具体表现是“廷行事”。无论是“比”，还是“廷行事”，《法律答问》中都有体现。如《法律答问》共有七次提到“廷行事”。如果我们对“廷行事”运用的具体情形进行探究就会发现，其中的某些情形并非真的无法律规定可资援用，而是司法者试图用“比”为借口“以例破律”，这说明，秦代的“类推解释”在使用上尚没有严格的限制。如果有人认为，这与法家鼓吹的严格依法办事思想相矛盾，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这些情形下，往往都是加重对当事人的处罚，正体现了法家“用刑深刻”的特点，故而仍是在贯彻法家“严刑峻法”的精神。

《法律答问》中直接用到“比”的法律解释共四条：

“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今殴高大父母，可（何）论？比大父母。[11]

妻悍，夫殴治之，夬（决）其耳，若折支（肢）指、肤（体），问夫可（何）论？当耐。[12]

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13]

臣强与主奸，可（何）论？比殴主。斗折脊项骨，可论？比折支（肢）。[14]

若依这四条，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秦代法律规定抽象程度不高这一论断，并理解了“比”这一司法形式在秦汉时期特别盛行的原因。比如，从上例可知，秦代的法律规定：“决人耳，耐。”亦即，依据秦律，若有人在与别人斗殴时，把别人的耳朵弄破了，就会判以“耐刑”的刑罚。有人进一步追问：若只是抓破了别人的皮肤或脸蛋，该怎么办？若破而不穿又当如何？若一直追问下去，问题会层出不穷，故而衍生了下面的解释：

律曰：“夬（决）人耳，耐。”今夬（决）耳故不穿，所夬（决）非珥所入（也），可（何）论？律所谓，非必珥所入乃为夬（决），夬（决）裂男若女耳，皆当耐。[15]

若以今视古，此类问题未免可笑，但在当时看来，此类问题却很正常，对待此类问题，法吏们不敢自专，非得向上级请示不可，否则易引火上身，招致“不直”之罪名。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法家学说，解释法律的权柄操之于最高统治者之手，非小吏所能觊觎。

6.简单的论证或附带说明

《法律答问》偶尔还对某些法律规定背后的原理进行了解释，甚至对某些不正确的认识进行了批驳，例如：

“者（诸）侯客来者，以火炎其衡厄（轭）。”炎之可（何）？当者（诸）侯不治骚马，骚马虫皆丽衡厄（轭）鞅辕，是以炎之。[16]

依秦代法律，“凡从诸侯国来的客人，都需要用火熏其所乘坐车子的衡轭”。或有人不解：为何需要用火熏衡轭呢？《法律答问》答曰：如若不处理依附在马身上的寄生虫，就会将附着在车辆衡轭和皮带上的寄生虫带入秦国，易于传播疾病，因此，需要用火熏的方法解决疾病的传播问题。

《法律答问》中的一些解释还附带着批驳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例如：

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其子，以为非隶臣子（也），问女子论可（何）（也）？或黥颜頯为隶妾，或曰完，完之当（也）。[17]

甲取（娶）人亡妻以为妻，不智（知）亡，有子焉，今得，问安置其子？当畀。或入公，入公异是。[18]

这两条解释在内容及形式结构上都类似，其具体做法是：先虚拟两个选项，然后通过一个简单的选言推理过程，否定其中的一个选项，肯定剩下的选项。在这一解释过程之中，人们运用了一个简单的法律论证。

（三）简短的结论

以上即为《法律答问》使用的主要法律解释方法，不一而足。从这些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情况可知，当时的法律解释尚未脱“文义解释”之窠臼，亦即都属广义“文义解释”之范畴，其他解释方法尚未完全开发出来，因此，《法律答问》向我们展现的法律解释技巧仍属素朴的解释技巧，属于法律解释的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