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逻辑哲学论》
TLP是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以前最重要的著作,由“七大命题”构成:1.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2.发生的事情即事实,是原子事实的存在;3.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4.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5.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6.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是 ,这是命题的一般形式;7.不可说的,只可不说。汉斯-约翰·格洛克(Hans-Johann Glock)[2]把该书分为八部分:本体建构:1—2.063;主要内容的叙述:2.1—3.5;元哲学:4—4.2;逻辑理论,分散在两处:4.21—5.641和6.1—6.13;数学的讨论:6—6.031和6.2—6.241;科学的讨论:6.3—6.372小节;神秘主义:6.373—6.522;抛弃梯子:6.53。
本书视角在于语言哲学与元哲学,因而后续讨论围绕上述方面展开。为了阐明维特根斯坦哲学延续性理念,本书首先解释其两端点思想。作者采取“综览式”考察,具体来说:TLP的“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以及哲学本质。[3]TLP难懂的原因有四方面:其内容极度浓缩,“在大多数情况下,维特根斯坦只是给出了结论,并没有给出论证”[4];维特根斯坦在批评某哲学观点时没有指出其具体出处;TLP的组织形式和表达方式并不令人满意;[5]最根本原因在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异乎寻常地艰深”。
一 逻辑原子主义
TLP哲学大厦的根基是“逻辑原子主义”,这是对世界、实体和命题等逻辑关系的阐明,后续所有讨论都基于上述本体论。TLP是基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共同发明的“逻辑原子主义”。TLP系统的核心论证是有关简单对象存在的必然性,该论证从对人们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观察开始,逐步得出语言必须被分析为基本命题。“逻辑原子主义”包括方法论和本体论: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对命题的逻辑分析;在本体论上,逻辑分析解揭示了实在的本质。据张锦青(Leo C.Cheung)[6]的理解,“逻辑原子主义”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在TLP构建的世界中,名称(符号)、命题、事物、原子事实和世界的关系是确定的。“命题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彻底的分析。”(3.25)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说,每个命题都可被完全分析为基本命题的真值含函项。(5)基本命题由“简单标记”或“名称”构成。(3.202)基本命题由名称组成。(4.221)命题中的名称指谓对象,这些对象就是名称的指谓。(3.203)原子事实[7]是诸对象(实体、事物)的结合。(2.01)发生的事情就是原子事实的存在。(2)原子事实的存在和不存在构成了实在。(2.06)实在的总和、诸原子事实以及诸事实的总和就是世界。(2.06:原子事实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实在;2.063:全部的实在即世界)上述论述主要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从语言角度出发,命题由语言构成,而且可以被完全分析。被完全分析后的命题只剩下诸基本命题。基本命题由简单标记构成;从世界角度出发,世界由实在构成;实在由原子事实的存在和不存在构成;原子事实就是诸对象的结合。最后,语言与世界的关联在于:命题中的名称跟实在中的对象一一对应。
其次,“对象”是简单的,它不是复合物。(2.02,2.021)由于缺乏内部复杂性,因此对象只有可被用来相互连接诸方式的可能性。这也可被理解为原子事实的结构,也即自身形式。 (2.032—2.033)这也是使得一对象跟另一对象不同的原因。“两个具有相同逻辑形式的对象——除了外在性质不同——唯一使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的就是:它们是不同的。”(2.0233)造成两对象的差异在于它们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8]。进一步说,对象不仅存在,且固定不变。(2.027—2.0271)对象诸形式和内容构成实体。此外,世界不变的形式也是实在的实体。(2.021,2.024—2.025)也就是说,世界由对象构成,对象由形式和内容构成。“实体”不仅包括构成世界对象的形式和内容,还包括对象。因为“只有对象的存在,才能有一个固定形式的世界的存在”(2.026)。因而实体不仅存在,而且不可变。事物必须是必然存在的简单物。既然事物是逻辑分析的最终产物,逻辑分析最终产物是构成那些产物成分的意义,那么,它们就是TLP所宣称的世界的逻辑原子。这样一来,逻辑分析揭示出实在本质。
最后,为了构造TLP的逻辑世界,维特根斯坦做了一系列论证。TLP首先论证了对世界完全分析的可能性。为了论证对世界完全分析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同时论证了完全分析最终产物的成分是简单符号,而且它们是必然存在的事物。这些事物的联结表明世界有实体存在或存在必要的简单物。
维特根斯坦“最终分析”的论证:
前提 1.如果存在必要的简单物,那么命题就有完全分析;
2.存在必要简单物(或世界有实体);
结论 3.命题有完全分析(假言推理)。
有关最终分析论证的其中一个前提是实体存在。参见2.0211—2.0212的“实体论证”:
前提 1.如果世界没有实体,那么一命题是否有意义就依赖于另一命题是否为真;
2.如果一命题是否有意义依赖于另一命题是否为真,那么就不可能勾画出世界的图像;
结论 3.世界有实体。
“实体论证”具体过程请参考该书其他部分。[9]
二 意义的“图像论”
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原子主义”作为TLP的哲学体系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图像论”。在TLP中,“图像论”是一种有关命题意义的理论,其表述集中在2.1—2.225节。“图像论”最早源于维特根斯坦在1914年9月29日的笔记,他提到了在巴黎的法庭上,法官用玩具车和人物来模拟再现汽车事故的现场,并以此来断案。受该模拟模型启示,维特根斯坦认为图片及命题可被当作特殊表现[10]情形。进一步说,不同表现模式跟表现事物内容间必须存在共同特征。“表现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还必须有意义,并且其意义必须独立于其真假。就算它表现的不是某真实事物的配置,它必须表现事物间某可能的配置。”[11]
“图像论”基于“逻辑原子主义”的命题意义理论,其根本在于命题的两极性(bipolarity)。一命题指涉一事实,关键之处在于命题是其所对应事实的行事标准。世界中的事物要么与命题吻合,要么不吻合。使命题“p”为真和“-p”为假都是同一事实。理解一名称就是了解它指称的事物,这点必须向我们说明。 “简单标记(词)的指称,必须向我们说明。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它们。”(4.026)另外,命题好比箭头,它们有方向或意义,而且能通过否定运算变成相反方向或意思。名称如果没有与之对应的事物,它就无意义;但假如世界中的事物并非如命题所说那般,那么这就不是无意义而是错误的。理解命题在于,知道当命题为真时,事情必须如何(例如它所描绘的事态)。因为要理解命题“p”,我们不但要知道“p”隐含“p是真的”,而且还要知道“-p”隐含“p 是假的”。每个命题都把逻辑空间一分为二,它刻画了满足和不满足命题世界的诸可能性。图像论解释了两极性的可能性,还表明就算在实在中没有与之对应事物,命题也有意义。“如果已知构成命题成分的意义及其构造形式,就算从来没有遇到过该命题,我们也能理解它。”[12]“命题能够给人传达一种新的意义,这就是命题的本质。”(4.027)
除了“两极性”,“分析”理念对图像论也至关重要。分析的基本要求是意义的确定性,这是维特根斯坦从弗雷格那里学到的。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致力于建构一门逻辑准确的语言,其中每个专名必须有明确指称,每个概念文字有清晰界限。基于这一理念,维特根斯坦也认为,任何可能语言中句子的意思必须确定。因此,那些意义含混的命题必须被分析为诸可能意义的析取。命题要表达的意义必须由其意义决定;命题意义在其成分组合过程中由其组合形式决定。分析概念和意义确定性观念结合就清楚地表明,分析的最终产物是相互独立的基本命题,所有蕴含仿佛是内部复杂性的结果。基本命题由简单名称根据逻辑句法结合起来,简单名称的意义是构造世界“实体”的简单持存物,名称在命题逻辑句法中的并列代表着事物在原子事实中的联结及其满足的可能性。
任何图像跟它表现的内容同构(isomorphic)。图像必须是复合的,必需含有多个成分,并且代表所表现对象的成分。图像必须同时有形式和结构,其结构就是使其成为图像的成分被规定的组成方式。维特根斯坦把结构可能性称为“图像形式”(比如透视画的三维空间)。同一原子事实(事态)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分享相同逻辑形式,有图像形式的事物同时也应有逻辑形式。任何表现都分享了它所表现对象的逻辑—图像形式(logico-pictorial form),依靠“图像关系”,图像成分跟它所表现对象的成分产生联系。图像表现内容不是它包含的杂多,而是这些事物是如此那般组合的事实,只有事实能表现状态。要知道图像是否为真,必须把它拿来跟实在相比,在经验中证实,光靠图像中并不能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图像只决定事物在逻辑空间中要么如此,要么不如此。
简言之,意义“图像论”是有关命题表征本质的概括性阐释,其核心是有关逻辑独立的基本命题的陈述,根本在于表现和表现对象的同构观念。正是从同构论视角出发,命题错误然而有意义的可能性才得到解释。命题刻画可能原子事实,假如该原子事实不能被满足,命题就是假的。即便命题为假,如其所是,它也描绘了事情如何不是那般。同构论和“分析”理念是图像论的重要部分。此外,以下观点也重要:所有原初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所有蕴含都是内部复杂性的结果;所有必然性都可用同言反复解释;存在“普遍命题形式”。
三 《逻辑哲学论》的元哲学
有关哲学本质的讨论在《逻辑哲学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维特根斯坦元哲学是建构其哲学延续性理念的重要维度。元哲学指对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考察,包括哲学研究对象是什么?哲学问题如何产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哲学方法是什么?哲学最终目的是什么?TLP有关论述集中在第4.1—4.116节和第6.53—7节两部分。
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原子主义”开始构建TLP的逻辑世界。在这个逻辑世界中,命题由基本命题构造,基本命题就是简单命题;简单命题与事态对应。在这个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发现命题的日常句法和命题的逻辑句法存在巨大差异:命题的日常句法掩盖了命题的逻辑句法,从而导致哲学中的混淆和误解。维特根斯坦从而开始了“语言的批判”,其最终目的是通过“逻辑原子主义”来构建他的逻辑世界,从而达到对哲学的“划界”。
TLP是按照“世界—原子事实—思想—命题—真值函项—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来运思的。这一主线是由命题形式构造的封闭逻辑空间:凡是在该空间里面的就是可说的,而在该空间之外的就是不可说的;这种空间的构造又是由语言(命题)作为外部材料建筑而成;语言又与人类思想、世界密不可分。这个空间好比“语言的球(囚)笼”[13]。
注:阴影部分表示可说领域,即充满逻辑空间的诸原子事实。诸原子事实由命题的总和构成。这个逻辑空间的边缘就是界限,即“语言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以内就是可说的,之外就是不可说的。
(一)哲学问题源于哲学家对语言的日常语法与逻辑句法的混淆
语词在日常语言中经常以两种不同方式出现,比如:“Green is green”(格林是不成熟的)。“green”以两种不同方式出现:在主词中,“Green”指人名;在谓词中,“green”表示“不成熟”。第一个是专名,第二个是谓词。同一语词出现在同一语句中有两种工作方式,人们在使用语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两者的区分,因此就造成了混淆。3.324:“这样就容易发生最根本的混淆(整个哲学充满了这种混淆)。”这种哲学混淆由日常语言形式上的相似性造成,维特根斯坦的主要工作在于设计一种符号语言,他使用的是逻辑句法。逻辑句法以逻辑算子为工具,通过不同逻辑成分的配置来构造命题,从而表达思想。
哲学家没有理解语言的真正逻辑,他们按照传统语言学中的语法来表达他们的哲学问题,而这样做只能产生一些无意义命题。忽视语言的逻辑句法就导致哲学混乱:“这种混淆的根源在于我们对日常语言的理解,当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走错了方向。”[14]厘清哲学问题首先要厘清语言日常语法与逻辑句法的关系。3.325认为哲学家需要关注语言更深层次的逻辑句法。命题3表明了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逻辑图像由逻辑句法表达。没有注意到日常语言的逻辑图像就无法对发生的事实有正确理解,因此我们也不能理解语言表达的真正思想。命题3的许多小命题阐述了逻辑图像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指出,哲学问题的根源在于混淆了语言的日常语法和逻辑句法。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于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语言真实的逻辑图像。
(二)日常语言掩饰了思想,哲学就是“语言批判”
命题3.5表明在“逻辑图像”中使用的命题符号是一种思想。接着命题4指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如何将思想和命题联系起来呢?4.001指出命题的总体就是语言。这与1.1类似(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命题的总和是语言。日常语言有缺陷:“日常语言是人的机体的一部分,而且也并不比它简单;人们不可能直接就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掩盖着思想。”(4.002)语言使用的过程极其复杂,好比人身体机能的运作。
日常语言的语法和语言的逻辑句法不同,不可能直接知道语言的逻辑。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好比人的体形和衣服的外形:“因为衣服的外形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设计的,并非为了揭示身体的形状。”(4.002)语言掩盖思想的后果就是,如果忽略了语言真正的逻辑句法,我们有可能表达无意义的思想。“哲学家们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都是由于我们不懂得我们的语言逻辑而产生的。”(4.003)
为了揭示出思想,首先要审查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在4.0031中指出,所有哲学都是“语言批判”(但绝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弗里兹·毛特纳(Fritz Mauthner)曾写出三卷本《语言批判论》,在他那里,语言批判是作为一门新科学出现的,其主旨在于分析和研究人类语言,找到它们的相似之处,并且摧毁人们关于它们的诸多偏见和神话。[15]毛特纳语言批判观与维特根斯坦最明显区别在于,毛特纳拒绝承认有语言的逻辑形式,而这恰是TLP倡导的。[16]
(三)通过命题逻辑句法的分析从而划出“有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
维特根斯坦通过对命题进行逻辑句法的分析发现了日常语法的缺陷,从而开始了“划界工作”。在前言中,维特根斯坦已论述了他的目的是为思想或是思想的表达划界,而这只能在语言中进行。“划界”的工作是区分“有意义”命题和“无意义”命题。对维特根斯坦而言,所有哲学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对“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理解必须要引起注意。有无意义不是单从语词字面意思上来理解的。“无意义”和“缺乏意义”存在区别:“逻辑命题是”是“无意义”的,但它们并非“缺乏意义”。如重言式命题不违反逻辑句法,只能说它们“缺乏意义”,因为它们没有对外部世界有所言说,没有给我们增添新知识。表达式“我和你要”由于不是完整语句,并且没有完整语法,所以它“无意义”。命题“这里存在一个圆的方”是缺乏意义的,因为它违背了欧几里得定理,但这句话却是有意义的,它并没有违反日常语言的语法。
维特根斯坦在命题4中做了两件事。一是解释命题的本质,即4.01:“命题是实在的图像”。二是通过命题与实在的关系划分命题范围。命题的意义与实在联系,命题与实在相符合,而假命题则不。4.022:“命题表明其意义。当命题为真的时候,命题表明事情是怎样的,而且说事情就是这样。”4.023:“命题确定实在达到这种程度”,即为了实在,人们只需说出“是”或“不是”。维特根斯坦将真值赋予命题,同时指出真命题在于命题所描述的图像与实在相符合,假命题是命题所描述的图像与实在不符合。至于具体符合方式,维特根斯坦在第5个命题中对真值进行了阐述。按照以上设想,他的“划界”工作就在此过程中展开了。既然命题真值表达了命题与世界的关系,而命题是由语言逻辑句法构造,那也就是属于“可说”范围。这里的“可说”是指可以表达,因为命题是语言的表达式。命题真值在于与客观世界是否符合,而这是语言不可表达的,也就是“不可说的”。“不可说”指不可对其进行思维。
维特根斯坦的表面工作是在为命题的表达划定界限,而他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为思想可以表达的范围划定界限。因为之前维特根斯坦发现了哲学混乱在于误解了语言日常语法与逻辑句法的区别,那么一旦掌握了语言的逻辑句法,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表达与思考;一旦采用了这种方法,哲学“伪问题”就会消失。
(四)哲学研究的本质
维特根斯坦通过命题逻辑图像来对命题表达范围“划界”,与此同时,哲学本质也逐渐显现。有关哲学本质内容集中在第4.1—4.116节和第6.53节到命题7两部分。另外,第4—7节间还提到了哲学与科学、数学的关系以及“不可说”之域。
第一,哲学研究在于先“划界”,然后分别“阐明”。第一部分主题可分为三方面: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4.111:“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因为“自然科学就是真命题的总和”。4.1121:“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并不比其他任何自然科学更为接近……认识论是心理学的哲学。”哲学的目的就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这不是为了提出某种理论,它是某种活动。4.112:“哲学工作本质在于澄清。”对语言逻辑句法分析的活动就是命题的澄清活动,这从另一方面来看就属于“划界”。问题一旦得到清楚阐明,笼罩在哲学问题上的那种“迷雾”就会自动消失。“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就会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为之划定明确的界限……哲学应该澄清思想并划出其明晰的界限,否则思想就是晦暗模糊的。”(4.112)哲学研究内容是对可思考的与不可思考的划界。4.113:“哲学为自然科学中存在争论的范围划出界限。”4.114:“哲学应该为可思考的东西划出界限,从而也为不可思考的东西划出界限。”
“划界”过程主要从命题逻辑句法内部构造展开。命题逻辑是显示出来的,属“不可说”的,哲学是澄清意义的“活动”,而不是任何命题本身。对“不可说”之物而言,哲学则是要通过清楚表达可以说的东西来“显示”。这种逻辑分析过程的结果就是,凡可以思考的东西都可以清楚地思考,凡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清楚地说出。TLP序言也强调了此观点。这些看法跟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命题与思想、命题真值所得出的结果密不可分。
维特根斯坦在命题6中完成了逻辑大厦的建构。回到前面“语言的囚笼”的观点,这个“囚笼”是由逻辑句法间的链接形成的。不同命题由不同逻辑句法的运算联合成为“语言囚笼”(可以想象建筑工地上未完成的建筑物外面所包围的一层用钢管和脚手架构造的框架)。这个囚笼将“可说”与“不可说”分开。在完成了上述建构之后,维特根斯坦现在让我们换个角度对这个“语言囚笼”进行思考。语言的囚笼显示了可说之域,不可说的神秘之域通过可说之域得以显示,其建构这个“逻辑囚笼”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看清楚哪些可说、哪些不可说。当我们认识真正的逻辑世界之后,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去“做”哲学。
第二,哲学研究是对语词意义的分析活动。第二组命题的目的在于给出从事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以及应怎样正确理解TLP主题。6.53:“哲学的正确方法就在于此:除了可以表述的,如自然科学的命题——跟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没什么可说的。并且,每当别人想说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时就向他指明:他对他的命题中某些记号没有给出意义。”根据上文,“哲学正确的方法”在于时刻提醒自己远离正面的哲学评论,通过指出每种尝试“说一些形而上学”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并以此来得到满足。[17]因为“他对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没有给出意义”,所以他的命题就是无意义的。如果他的命题无意义,那么我们就不用再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导致沉默。
在6.54中,维特根斯坦将该书的全部命题比作梯子,任何理解了TLP的人,都可以把这些命题作为梯子,当他运用这些梯子爬越这些命题的时候,最后会认识到这些命题的无意义。就好比用梯子登上高处之后,就把梯子扔掉了一样。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表达了否定形而上学的观点。逻辑梯子在TLP中是构建该书逻辑大厦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这些梯子,这个大厦也无法建构。同时,我们在登上高处之后不必把梯子扔掉。当然,我们要看清楚世界,就必须超越这些命题。
(五)对《逻辑哲学论》元哲学观念的评论
早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是由于混淆了语言的日常语法和逻辑句法。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通过逻辑句法来言说命题意义;另外,既然找到了哲学问题的原因,那么哲学的工作就是对日常语言逻辑句法的分析。对语言的分析工作包括两部分:对语句逻辑句法的分析、通过对逻辑句法的分析从而来分析语词意义。这种分析是对语言的批判,它从语言的角度来阐明哲学本质。对语言的批判工作需要重新理解哲学本质。哲学不是某种学说,是对语句逻辑句法分析和意义的阐明活动。对命题分析的主要结果表明了命题的“有意义”和“无意义”。这种区分只能从命题入手,“不可言说的”只能通过“可说的”来显示。该书中的哲学观点对后来英美分析哲学发展有消极和积极影响。
消极影响在于,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想法,这样的哲学最后归于沉默。哲学是阐释活动,最后却沉默。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已解决所有问题,且坚持认为该书结构和内容如水晶般清晰透彻。这种对哲学的消极态度首先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态度上:该书写成后,他便暂时放弃了哲学研究,转而到奥地利乡村做老师。该书的写作风格也受到了其他哲学家的批评。弗雷格、罗素认为这本书充满了结论,缺乏具体论证,维特根斯坦“发展了一种奇怪的逻辑神秘主义”[18]。
TLP对哲学的积极影响在以下几点:首先,该书许多富有创建的观点启迪了后世哲学。“逻辑图像论”对语言逻辑句法的分析深深地影响了以石里克为首的维也纳小组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维也纳小组的“反形而上学”、提倡“逻辑经验论”的观点就是直接受到TLP的启发。其次,TLP对20世纪初期形成的“语言转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语言转向”导致了“分析哲学”运动的兴起。英美哲学家逐渐关注日常语言的逻辑句法,重视对日常语言的研究。最后,TLP是早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结晶,而1929年自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后开始激烈批判该书有关思想,后期哲学始于对TLP哲学观点的反叛。PI主题与TLP有连续性和关联: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只有将PI和TLP相对比才能更好理解PI。在本书的维特根斯坦哲学延续性视角下,TLP与PI主题和内容连续性的考察意义非凡。[19]
四 《逻辑哲学论》元哲学的不同阐释与争论
从192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期,TLP以及“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有如下视角:早期阐释和评论工作。阐释者逐条解释TLP中的具体评论,比如安斯康姆、布莱克等人,这个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对比研究:把前后哲学对比,根据维特根斯坦在PI中所说的,考察PI是如何系统地批判TLP中的哲学观念。此外,对比研究还提出了前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延续性主题,比如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
最早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者普遍意识到TLP 和PI存在显著差异,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在TLP和PI中分别持有相反的哲学观念。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遗作陆续面世,阐释者逐渐发现维特根斯坦哲学并非跳跃式发展,而是逐步过渡的过程。“尽管如此,阐释者仍坚持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分为早期和后期。后期阐释仍存在的主题就是,维特根斯坦通往后期思想路径的本质以及如何准确理解前后期哲学的关系。”[20]
当前阐释者对TLP元哲学的不同阐释和争论跟PI元哲学的阐释和争论问题密不可分。绝大多数阐释者并不仅仅关注维特根斯坦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哲学思想,他们的研究兴趣分布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方方面面。对TLP元哲学的不同理解和争论的原因包括阐释者从不同视角来看待TLP文本。总的来说,TLP元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有两个代表视角:“正统阐释”和“新阐释”。
(一)《逻辑哲学论》元哲学的“正统”阐释
“正统”阐释源于20世纪50年代,在80年代以哈克和贝克四卷本阐释专著相继出版时达到顶峰,在70—90年代在维特根斯坦哲学阐释中占据主导。“正统”解释基于对维特根斯坦文本的细读,包括已发表纸质和电子版遗作。[21]他们被归为“正统”是因为他们在维特根斯坦主要哲学观点理解原则上一致。该概念是由反对者给予的,如“新维特根斯坦”阐释者。[22]为了达到对文本有关思想的系统阐释和理解,“正统”阐释者往往从这些评论的前后文本中找出关联,从事发生学研究;他们往往把这些论证当作维特根斯坦跟其他哲学家的争论,如弗雷格、罗素及摩尔。
“正统”阐释者认为TLP的意义图像论不仅是对主导欧洲哲学数世纪以来有关语言和世界关系的表征观念的回应与总结,也是对罗素和弗雷格有关模型的提炼。在“图像论”中,语言是世界的镜子,命题就是对诸原子事实的描述,原子事实由代表世界中的物体的名称构成。因此,语言通过心理动作把名称及其意义相连,从而跟实在联系。“因此,TLP可被理解为提出了精巧的表征模型。该模型提出了任何可能语言本质的理论、世界的形而上学结构以及它们的关联。”[23]上述理论为可说之物和不可说但可被显示之物划界。
“正统”阐释者认为TLP有如下矛盾:既然TLP中命题的目的在于尝试言说那些不可被言说但只能被显示之物,那么这些命题必须无意义。这基于6.54:“理解我的人,当他用这些命题作为阶梯,并爬越它们的时候,最后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这个矛盾揭示出TLP存在语言概念的扭曲,“正统”阐释者不认为该书内容应该被全盘抛弃,很多内容应保留下来,比如维特根斯坦对弗雷格和罗素逻辑概念的批评。“逻辑命题并非无意义,而是缺乏意义。”[24]“TLP为未来非认知的、有阐明规则的哲学规划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意义重大,而且这还是联系前后期哲学的纽带。”[25]进一步说,“正统”阐释者赞同TLP最后一个命题:对于那些不可说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被称为TLP的“沉默式”不可说视角。
(二)《逻辑哲学论》元哲学的“新阐释”
有关TLP 元哲学不同阐释的核心包括对6.25小节提出的“无意义”以及最后有关沉默的理解。“正统”阐释者指出,尽管TLP表明该书中的命题“无意义”,但他们却认为该书中的许多命题是“有意义”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学者重新思考这个主题,提出了新理解,他们自称为“新维特根斯坦”阐释者。
“新”维特根斯坦主要特点在于对维特根斯坦著作采取“治疗型”以及“非正统”阅读:“将本书集文章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在于,它们对维特根斯坦早期和后期思想同时都有某种非正统的描绘。”[26]他们分别采取两个策略:将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当作某外部立场的虚幻慰藉;把TLP视为后期著作的先驱。“新”维特根斯坦并不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分期感兴趣,其关注维特根斯坦哲学具体内容。他们对待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理解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新”阐释或多或少是针对“正统”解释,他们采取“治疗型”解读视角。
以康拉德和戴梦德为代表的“新解释”反对“正统”阐释者对TLP的“沉默”式解读;相反,他们提出“果决式”解读。[27]“果决式”读者认为TLP提出的不可说观点是在从事治疗活动,其目的在于让读者远离哲学理论构建。为了达到反理论建构目的,维特根斯坦在TLP中尝试提出新哲学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很多原则看似有意义,但经过仔细检查,这些原理就会崩塌,从而变得无意义。“把TLP理解为用无意义理论或一系列无意义论证来为语言划界的看法是错误的。TLP确实致力于划定上述界限,但它只凭读者对何为有意义的前理论式理解就可达到目标。”[28]“果决式”解读旨在反对“正统”读者提出的对TLP的固定阅读方式,有关TLP文本内容,读者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果决式”解读的优势在于避免让读者把TLP描述为直白的自我破坏(self-undermining)。按照“正统”解读,TLP中的陈述有时被维特根斯坦描述为真的(如前言)、无意义的(6.54),有时又被描述为尝试去言说那些不可说只可显示之物,然而同时,维特根斯坦又坚信那些事物不可言说。“果决式”解读同样认为TLP未能提出一种无原理的哲学。跟“正统”解读相比,“果决式”解读把这种失败理解得不那么直白。“TLP工程失败原因在于,该书倡导的逻辑分析作为哲学澄清的方法变成了有关语言本质原理的组成部分。”[29]
(三)《逻辑哲学论》元哲学的争论
如上文所言,“正统”和“新维特根斯坦”阐释者的不同和争论在于对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的不同理解。双方在有关TLP的理解中,存在着如下争论:如何理解TLP的最后一个命题。命题7表明凡是能够言说的都可以言说,而不能够言说的必须保持沉默。读者到底是要严肃地对待维特根斯坦的静寂主义,还是应该有自己的理解?“正统”阐释者严格对待TLP原文,提出了“沉默式”解读,而“果决式”阐释者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读者不应该保持沉默。有关TLP的文本解读,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加入读者的主观理解,不要那么死板地理解原文。
TLP的不同理解是受到读者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不同理解的影响。“正统”阐释者强调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前后之分,强调不同时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存在根本差异,因此他们在阐释TLP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前后哲学的联系。相反,“果决式”解读不仅注意到了前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关联,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延续性。这个主题将在本章后续小节中进行详细讨论。哲学研究作为对哲学家的治疗是“果决式”读者对TLP提出的新理解。在TLP中,治疗型解读的论点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致力的反哲学理论的建构方法。治疗型哲学通过逻辑分析方法指出哲学中存在的概念混淆和伪理论,让哲学家从哲学问题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好地看待哲学问题。此外,治疗型哲学跟维特根斯坦哲学整体性以及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延续性理念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