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理论视角及可能的创新
一 理论视角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视角
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该理论是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内在结构的最重要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49]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费孝通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总结为六个特点。[50]第一，这个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凝聚的核心，就是华夏族团和后来的汉族，汉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第二，相当部分的少数民族从事畜牧业，汉族以农业为主，形成了内容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经济类型。第三，汉语已逐步成为通用语言。第四，汉族的农业经济是形成汉族凝聚力的主要来源。第五，各民族之间在人口规模上悬殊。第六，中华民族成为一体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先有个地区的初级的统一体，又形成北牧、南农两大统一体，最后以汉族为核心汇成一个“大一统”的格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中国民族现状与民族政策，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散居回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与规律。
（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的，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
塔尔科特·帕森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结构功能主义。他认为社会系统是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之一，此外还包括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四种功能条件：适应性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和模式维系功能。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四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
笔者从经济功能、村落民族社会文化功能、村落权力政治功能、宗教功能、民族关系功能等方面出发，收集相关资料，进而分析张鲁镇回族社会各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及其功能，来衡量各个指标在维系社会整体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三）文化变迁理论视角
文化变迁是指族群（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不同族群（民族）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一个族群文化的改变。在社会变迁中，各民族只有通过不断对话和互动，才能最终共同构建多民族共存共融的多元一体格局。文化变迁一直是民族学与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主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个时期的相关学者均积极从事文化变迁的研究。如博厄斯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认为这种特殊性既取决于社会的内部发展，又取决于外部的影响，从而影响文化的变迁；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互作用，认为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共时性研究优于历时性研究，但同时需要历时性研究，才能发现文化变迁的规律；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文化变迁的动力》对文化变迁做了具体的论述；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等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便把文化变迁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并着重研究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接触而引起的变迁；英国人类学家着重研究殖民地土著居民与白人文化接触而引起的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文化变迁研究仍然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另一方面，几乎每个学派都有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及观点。如早期的进化学派通过文化进化理论来说明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认为文化普遍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而发展进化，并形成一个发展顺序；传播学派侧重于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认为文化的变迁过程是传播过程，文化主要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功能学派在着重研究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同时，也注意研究在调查中所发现的文化变迁。
本书综合运用以上三种理论方法，通过历时性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联系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方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框架下，试图探寻散杂居回族聚集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并寻找其未来的可能发展轨迹。同时，本书采用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横向研究更多体现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分析与资料收集，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模块研究；纵向研究则更多体现在对文化变迁进程的历时性梳理。以上两种方式均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背景中进行综合汇通和运用。
二 可能的创新
本书研究聚焦于山东西北部一个典型回族聚集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在进行社区研究的同时，通过多个维度量化当地的发展，并寻找当地的发展模式以及背后的支撑力。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对象的选取。张鲁镇作为为数不多的华东散杂居回族村落，具有较高的样本代表性，但目前该镇缺乏前人的系统研究。由于当地回族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周围汉族社区，案例研究有利于了解与推广其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带动周边农村经济发展。
（2）研究内容的拓展。张鲁镇作为散杂居回族社区在民族形成、自然环境、民族语言、社会环境、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与一般回族社区有重大差异，其特色十分鲜明，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这就决定了本研究内容具有拓展性，不是回族社区研究的简单复制和无谓重复。相关领域学者对于散杂居回族的研究多为分散式与专题式，如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教育等，尚未形成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研究成果，笔者尝试作出相应的努力。
（3）研究意义的深远。当地民族关系较为融洽，剖析其中“民族交融”的原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以张鲁镇的个案来探寻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渊源及形成，对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主要内容
民族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生的国家，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新形势下的民族关系与多民族共同发展，是当前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彰显出一些问题，比如东西部发展差距、汉族聚集区与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发展差距等，我们只有推行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政策与办法，努力发展经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互联互通，破除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才能确保民族问题的解决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读史可以知兴替，读史可以明鉴。”了解历史可以把握民族地区的发展过程，而研究这种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原因，则可以摸准脉络找准事物发展的根源。费孝通先生通过功能主义微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写成《江村经济》，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以微观社区研究为开端、逐步以点到面，从而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的先河。本书则选取东部汉族聚集区中的一个少数民族村镇，以社会学微观社区的研究方法，结合社会人类学的口述史研究及历史学的文献研究，使得社区研究更具有时间发展的观念，从而完善并发展费孝通的历史功能主义社区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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