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指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首先产生于欧洲然后席卷全球的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生活诸多范畴的一次巨大变化。作为一种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具有独特的内涵、表现及特点，以某些既定特征的出现作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标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直以来，现代化、媒介和文化变迁研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下面将从大众传媒与文化变迁、侗族社会文化变迁、大众传媒与侗族社会文化变迁三个层次，以民族学、社会学、传播学学科视野，进行研究动态的梳理。

（一）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影响文化变迁的因素很多，大众传媒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许多人便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文化变迁进行了研究。近年来，随着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大众传媒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诸多学科就此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

1.国外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德国拉策尔为首的民族学传播学派从战争、航海、贸易、宗教等方面研究文化传播的过程，认为人类大部分文化之所以相同，是因为传播的结果。格雷布内尔（F.Graebner）认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似主要是接触传播或借用形成的，他还用文化波和文化层来说明文化传播的特点[4]。极端的传播论者威廉·里弗斯甚至提出所谓泛埃及论（Pan Egyptian），认为世界文明都由埃及传播而来，埃及以地中海为中心把它的文化和文明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随着电报、广播、电影等电子媒介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影响日益扩大，怀特、露丝·本尼迪克特、哈里斯、佩克·库西等民族学家对大众传媒进行了相关研究。怀特认为，文化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纵向地从一个时代传递到另一个时代，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5]。露丝·本尼迪克特则突出强调了传播在文化整合中的作用，原始地区特质传播的范围是极其惊人的人类学事实之一，服饰、技艺、仪式、神话、婚姻上的经济交易等特质在所有大陆上都得到广泛传播[6]。哈里斯则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换句话说，传播是引起社会文化差异和相似的最大力量[7]。芬兰人类学家佩克·库西把生命形式的功能归结为四个方面，即获取能量、安全防卫、开发信息和生殖。在这当中，赖以取得能量和保护自己的手段，则在于它们拥有的信息，生物的进化本质上是信息传播方式和内容的进化，而并非有机体本身的进化[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播民族志得以发展。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丈夫格雷戈里·贝特森于1942年出版的《巴里人性格：摄影分析》被认为是一部早期经典。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一书所采用的著述方式被认为是传播学把民族志法“移植”到文化研究中的肇始者[9]。196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的一期特刊上，海默思首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对民族志传播学的任务和内容做了明确概括[10]。格里·菲利普森的一系列研究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之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到传媒研究中，戴维·莫利的《家庭电视》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受众研究，萨拉·迪基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了印度南部的电影与城市贫民的研究，柯克·约翰逊则通过对印度两个村庄的民族志调查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电视媒介对乡村生活变迁的影响。

许多社会学家也对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变迁进行过深入探讨。其中包括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皮埃尔·布尔迪厄，德国的斐迪南·滕尼斯、于尔根·哈贝马斯、马克思、马尔库塞，美国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罗伯特·帕克，意大利的葛兰西，等等。塔尔德认为，现代报纸是塑造舆论的主要力量，但在强调报纸重建现代社会的威力的同时，他又指出，报纸的影响只有在与人的直接影响协调时才能发挥作用。罗伯特·帕克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最早对少数民族或族裔与传媒的关系展开研究。丹尼尔·勒纳首次尝试建构传播与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了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传播系统形象地称为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变化的“晴雨表”和“推进器”。施拉姆全面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传播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第一次具体而全面地阐述了传播与发展的各项现实问题。罗杰斯与休梅克则指出，社会改革要借助传播，传播亦能推动社会改革。英格尔斯认为，大众传播不仅与经济水平、教育普及、城市化程度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的现代化，而且可以独立影响人的现代性。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业阶段，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第三阶段为信息化阶段。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本书在美国影响大，但它仅仅是作为一本社会科学的书而已，不像在中国，直接参与到改革开放、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11] 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则详细描写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12]。近年来，知名社会学家介入传媒研究的也不乏其人，还出现了一批传播社会学著作，如丹尼斯·麦奎尔的《走向大众传播社会学》（1969年）和《大众传播社会学》（1972年）、卡森奈的《广播电视社会学》（1969年）、腾斯托尔的《媒介社会学文选》（1970 年）、藤竹晓的《电视社会学》（1985 年）、巴勒特的《媒介社会学》（1986 年）、鲍尔·洛基奇的《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1986 年）、隆莱博的《思考电视》（2005 年），等等。

现代化研究中许多人注意到了大众传媒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并且把大众传媒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布莱克把电话、报纸、收音机、电视机的拥有量作为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世界财富论坛将互联网作为现代化的评价指标。

关于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西方传播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名的理论和观点。哈罗德·拉斯韦尔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和新闻传播的“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后来，查尔斯·赖特为其补充了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提出了“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目前仍然是很多人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工具。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在由大众传媒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中，人们对世界是通过“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的，并非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刻板成见”在为人们提供参考标准的同时也阻碍着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以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为代表的“有限效果论”认为，大众传播没有力量直接改变受传者对事物的态度，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既有倾向以及受传者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性接触机制都对人们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拉扎斯菲尔德通过对美国伊利县选举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和“两级传播”及“意见领袖”的观点。霍夫兰将实验心理学引入传播学，通过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他认为态度的改变多是短期的效果，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又回到原位。维纳的《控制论》则主要从信息控制的角度对环境信息和行为控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信息的传输是人的感觉和能力的延伸，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物体和生物，主要是在信息交换过程中还受道德、人格、灵魂、精神、记忆等精神活动的影响。卢因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认为信息传播中存在“把关人”影响信息的传播。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著名观点则成为当今许多人信手拈来的理论名言。施拉姆被认为是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他不仅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传播学教材，而且开辟了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等几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社会的暴力犯罪和其他犯罪十分严重。格伯纳等人通过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电视媒介“教养理论”。他们认为，电视实际上主宰和包容了其他的信息、观念和意识的来源，教导了人们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角色观和共同的价值观。电视在当时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1970 年，蒂奇纳等人提出“知识沟”假设，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能更快地获取并利用信息，“知识沟”将随着经济状况的悬殊而呈扩大趋势。知识沟理论后来又被发展为信息沟、数字鸿沟等概念。1972年，基于对总统大选进行的调查，麦克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相关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影响人们关注的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1974年，E.卡茨跳出传统传播学只关注传播者的框架，将关注目光转向了受众，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需求的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也就是所谓的“使用与满足”理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新媒介的影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西方传播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已达相当程度，以至于社会中的个人、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大众传播的发展能促进社会发展”的论调得到进一步高扬。

2.国内研究

国内对大众传媒与民族社会文化现代化变迁的研究始于清末民初。清末的维新派认识到报刊对于开启民智、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性，梁启超在他最早一篇新闻学专论中就注意到了“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认为报刊有“去塞求通”之功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十分重视报刊与现代化的关系，利用报刊宣传灌输反清革命思想和理论，但也不忘读报与人的现代性关系。于右任在《民立报》发刊词中认为，向民众普及“世界之知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就可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渐进变革，看重传媒启迪民智、培育人才的潜移默化功能。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译著——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有相当篇幅议论新闻业与“近世文明”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创始人也十分重视报刊与现代化的关系，亲自撰写文章、指导办报办刊工作。毛泽东曾指出，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

出于理论源流和研究方法的缘故，国内学术界最早开始大众传媒与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是社会学。1981年，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做报告时，费孝通提出了发展新闻社会学的倡议。1985年，张学洪的《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13] 一文较早采用了社会学方法着重考察新闻传播对江苏农民思想现代化的影响。1987年，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众传播领域一次规模最大的采用社会学方法所进行的应用性研究。1988年，徐培汀提出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思路[14]。1993年，裘正义的博士论文《大众传媒与中国乡村发展》为我国传播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1994年，邵培仁、陈建州首先概括性地探讨了传播社会学学科体系[15]。近年来，宋林飞、陈颐、张咏华、胡申生等人的传播（新闻）社会学论著相继问世。而在我国台湾地区，20 世纪70—80年代，杨孝荣、易行、陈昌国等将传播学效果研究方法和现代化理论结合起来，在乡村和都市分别调查分析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关系，重点是传媒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问题。近年来，此类研究仍在持续开展中。

1987年，中宣部和广电部组织的“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开启了传播学界对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揭示了广播电视普及率与发达地区农民和欠发达地区农民思想观念差异的关系，提出加强欠发达地区广播电视建设的意见。陈崇山、孙五三等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新闻传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梳理了现代化理论对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影响，分析了受众媒介接触行为、偏好、观念及人际交往等中介因素的作用。2005年，郭建斌的《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16] 与柯克·约翰逊博士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中文版[17]同时出版，二人均采用传播民族志的方法对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变迁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李春霞对电视在彝族乡村生活中的影响及二者关系的研究[18]，益西拉姆对大众传播与西北民族文化发展的研究[19]，谭英[20]、王悠悠、缑博、赵士文、李庆风等人对电视文化传播对农村文化生态的干预的研究[21]，罗翔宇对大众传媒与湖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发展的研究[22]，方晓红[23]、谢咏才[24]、李红艳[25]等对农村传播的研究，仇学英对黔、滇、桂等贫困山区的大众媒介传播和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26]，姚君喜对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27]，庄晓东[28]、张宇丹[29]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卜卫就大众传播对儿童观念现代化的影响的研究[30]，王怡红对农业新技术传播过程中农民观念变革的研究[31]。

同时，还有许多新闻传播学论文就大众传媒与文化变迁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一是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尚妍、彭光芒[32]16、刘文奎[33]17对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曾栋对大众传媒在梅州农村的变迁及其社会作用的分析[34]，赵晋凯对龙胜县广播电视村村通与乡村文化变迁的研究[35]，赵鹏升对大众传媒与乡村的民族志研究[36]。二是大众传媒与民俗文化变迁的研究。吴翔之对大众传媒与区域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37]，陈燕对大众传媒与陕南民俗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及变迁的影响的研究[38]，彭婵、吕尚彬以利川市土家族节庆民俗文化为个案对媒介接触行为与民俗文化变迁的相关性研究[39]。三是大众传媒与清末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李斌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化变迁的研究[40]，侯杰、辛太甲、秦方对《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41]，蒋建国对晚清时期报刊广告与西餐消费的变迁的研究[42]。四是大众传媒与价值观念变迁的研究。潘忠党、魏然对传媒与价值观念之关系的实证研究[43]，胡琼文对电视剧文化对青少年价值取向的影响与对策研究[44]。五是大众传媒与认同研究。主要有袁瑾的媒介转型与当代认同性的变迁[45]、媒介想象与地域主义[46]，罗以澄、司景新以中国和日本大众传媒有关中日关系报道为例对集体记忆、文化身份与国家利益的多重建构的思考[47]，龙运荣对全球网络时代的大众传媒与民族认同的探讨[48]。六是大众传媒与女性形象研究。有谭瑶姬的大众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及其文化镜像功能[49]，邓峥嵘对民国时期大众传媒与上海女性服饰变迁的研究[50]。七是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有张斌对大众传媒与通道侗族政治生活的研究[51]，吴定勇[52]、梁萍[53]对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发展关系的研究，王飞霞对民族地区城镇化中的大众传媒使用情况的分析[54]，杨柳对大众传媒背景下土家族摆手舞文化的变迁与传承研究[55]，覃慧宁以广西宜州市为例对大众传媒背景下山歌的传承与传播机制的研究[56]，时丹以广西为例对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与大众传媒的融合研究[57]，木尼拉·叶尔健对大众传媒与新疆哈萨克族社会变迁的研究[58]，刘珊宇基于对兵团农七师一三一团电视传播与兵团社会变迁的民族志调查[59]，张春辉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为例对文化传播与“三少”民族文化变迁与转型的研究[60]，等等。

现代化学者关注大众传媒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并把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评价指标。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将电视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作为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陈柳钦在我国基本现代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中把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作为文化现代化、政府公共服务上网率作为政治现代化的评价指标[61]，卢丹把电视机普及率、电话机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个人电脑普及率、网络普及率作为科技与信息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62]。

20世纪90年代，石奕龙、王铭铭、孙秋云、周大鸣、柏贵喜、徐杰舜等民族学者注意到了大众传媒对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石奕龙认为，文化传播指由一个文化发明创造出来的文化元素乃至文化结构、体系向该文化之外转移或扩散，引起他文化的互动、采借以及整合的过程。文化传播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可以分为有意传播和无意传播，也可以根据传播形式分为直接传播、媒介传播和刺激传播，文化传播的基本条件是文化接触[63]。孙秋云认为，传播是文化变迁的一种表现，除自身的发现和发明以外，一个社会中的新文化因素还可来自外部社会的传播。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并且具有选择性。同时，他也对文化传播的模式进行了介绍[64]，并在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电视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中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北省石首市五马口村进行了专题调查和分析，认为电视传媒对村民的闲暇生活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对村民的消费行为也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同时，对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变迁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65]。王铭铭认为：“如果说传媒时代带来了一个文化的世界格局的话，那么对文化进行深究的社会人类学者便不应停留在 ‘土著文化’ 和 ‘远方生活方式’ 的描写之上。社会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应再是与世隔绝的 ‘村落’ 和 ‘文化的他者’，而应包容传媒文化和流行文化研究的对象，那就是来自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66] 周大鸣发现，大众传播对村落文化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的普及，村民受大众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大[67]。柏贵喜指出，“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来源于文化传播。如果说发明是一种内源性的动力的话，那么文化传播就是一种外源性的动力。文化传播对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在物质层面上表现尤为突出”。[68] 海阔[69]、徐杰舜、蒋中意、徐榕等人[70]则分别采用民族志、人种学的方法进行了有关报刊的研究。王海飞对文化传播与裕固族文化变迁的研究[71]，金军就大众传媒对武陵山区民族文化生态影响进行了田野调查[72]，王飞霞对民族地区城镇化中的大众传媒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73]，田阡就新媒体的使用与农民工的现代化构建进行了研究[74]，赵玲玲就电视传媒与农民现代化进行了研究[75]，龙运荣就新媒体语境下湖南侗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进行了初步探讨[76]。

（二）侗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近年来，侗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侗族社会文化变迁综合研究

傅安辉、余达忠较早对侗族社区文化变迁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分别从环境衍化与居住变迁、服饰变迁、大歌变迁以及传统文化与变迁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九寨侗族社会文化变迁问题[77]。姚丽娟论述了贵州侗族地区款组织的变迁、侗族婚姻的变迁、侗族人口的数量变动及结构变化趋势、从现存碑刻内容看增冲传统文化的变迁[78]，此后又与石开青再版了《侗族地区的社会变迁》[79]。龙运荣就新媒体环境下湖南侗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初步综合性的探讨[80]。

2.侗族社会文化变迁专题研究

侗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歌舞文化的变迁研究。陈曦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81]，吴建冰从旅游的角度探讨龙胜侗族民间歌舞及文化变迁[82]，杨晓从社会结构变迁探讨了侗族大歌保护的多重困难[83]，曾梦宇从生境变迁与侗族文化传承探讨了侗族大歌的变迁与传承[84]，龚荆忆就高增侗寨侗歌传承的文化变迁进行了探讨[85]，黄小明探讨了侗族歌舞“多耶”的文化变迁[86]，谭厚锋对宰荡村侗族大歌进行研究[87]，罗卉从侗族大歌的历史演进及人文生态保护角度讨论了侗族大歌的变迁与保护问题[88]，张应华对湘黔交界北部侗族地区民间临济派道场音乐的文化传统及变迁进行了再研究[89]。

建筑文化的变迁研究。赵巧艳探讨了现代化背景下侗族传统建筑的变迁[90]，石拓梳理了我国南方地区干栏的变迁过程、原因及苗、侗、壮干栏的空间特征与变化过程[91]，余达忠从守望乡土的愿望对侗族居所建筑的文化变迁进行了探讨[92]，杨筑慧对20世纪80年代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乡的侗族社会变迁进行了研讨[93]，汤芸从旅游场域对侗族鼓楼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变迁的影响的角度进行了探讨[94]，项萌从广西三江林溪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对旅游业背景下侗族传统民居的文化意义与变迁进行了研究[95]，蔡凌以贵州天柱县三门塘村为例从文化互动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播中的建筑文化互动问题[96]。

服饰文化的变迁研究。周梦就苗族和侗族女性服饰文化进行比较并指出信息时代苗族、侗族女性服饰发展趋同[97]，曹寒娟对社会转型期侗族服饰文化演变进行了研究[98]，吴广以三江侗族为例从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以及市场经济的角度就广西侗族服饰遗产保护进行了探讨[99]，李颖认为侗族传统服饰实现了从传统到融合的变迁[100]，黄诚以湖南芷江、通道两个侗族自治县为例选择服饰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观测点就旅游开发进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传承问题进行了研究[101]。

婚姻与家庭文化的变迁研究。蔡亚玲以新民中寨为个案探讨了社会文化变迁下的侗族婚姻习俗[102]，廖梦华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为个案分析了在现代外部文化冲击下传统婚恋习俗与现代婚姻观念的冲突与调和[103]，罗康智分析了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与侗族传统婚姻习俗的变迁[104]，李欣欣分析了电视下乡、打工经历与贵州苗侗乡村妇女家庭生活的变迁[105]，杨筑慧分析了当代侗族择偶习俗的变迁[106]，张勤以黎平黄岗侗寨为个案从“走姑娘”民俗看侗族传统文化特质及其变迁[107]，邢丰丰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婴幼儿家庭教育传统及其变迁进行了研究[108]，王大梅探讨了结婚法律制度与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的冲突和平衡[109]。

习惯法与款的变迁研究。邓敏文对侗款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110]，石开忠对侗族款组织及其变迁、非遗保护与侗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探讨[111]，姚丽娟探讨了侗族地区款组织的变迁[112]，粟丹从款约的发展探讨侗族法文化的变迁[113]，朱宜对侗族习惯法“侗款”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功能进行分析[114]，傅安辉对九寨侗族的巫师、屋山头与款组织的研究[115]，张银锋以一个清水江流域的侗族村落为对象考察“屋山头”的文化嬗变[116]，郭鹏以湖南省通道县上团地区为例研究了当代侗族款制变迁[117]，田书清研究了侗族寨老组织的发展与变迁[118]，周世中以“款约法”为例探讨了黔桂侗族习惯法的变迁[119]，钟立跃以湖南通道阳烂村为例分析了侗族传统社区组织变迁[120]，郭剑平对侗款的变迁及侗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研究[121]，石昌模对“十洞”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价值进行了初探[122]。张跃、何明研究了全国少数民族农村的变迁情况，其中涉及贵州省黎平县永从乡九龙村侗族寨老组织的发展与变迁[123]。

伦理道德变迁研究。杨玉琪较早对侗族传统伦理道德的特征及转型进行了研究[124]，贺能坤以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的田野调查为例指出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民族认同感和民族价值观正在发生蜕变、民族精神家园正在不断迷失[125]，刘芝凤对侗族南部方言区择偶婚俗价值观的嬗变进行了研究[126]，龙先琼就民族传统价值观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27]，杨林华对通道侗族伦理道德传统及其现代转化进行了研究[128]，朱玉伟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就民族文化变迁中传统伦理道德的嬗变进行了分析[129]。

教育文化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婴幼儿教育和女性教育方面。孙杰远根据对广西龙胜侗、瑶民族地区的田野考察研究了民族文化变迁与教育选择的关系[130]，邢馨月探索了女性教育与村寨发展之间的关系及民族地区现代女性教育如何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走良性发展之路[131]，林亚萍对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和学校教育对现代侗族同胞人格塑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32]，邢丰丰以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婴幼儿家庭教育传统为例指出传统家教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133]。

此外，还有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对侗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探讨。如刘景慧以杂交水稻的传入为例探讨了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134]，黄柏权[135]、赵金锋[136]对散杂居侗族文化变迁进行了研究，田冲对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及其变迁的研究[137]，马奎对广西三江侗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138]，许鹤凡对旅游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表达[139]，黄淑娉以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论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和条件[140]，余达忠对汉文化的辐射与侗族文化变迁的研究[141]，杨庭硕以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和彝族为例探讨地方性知识的扭曲、缺失和复原[142]，秦秀强以天柱社区为个案对北部侗族文化涵化的过程和机制的研究[143]。

（三）侗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与侗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大众传媒是促进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有部分研究者关注到了侗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与侗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

1.侗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研究

当前，对侗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基本没有形成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成果散见于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之中。

吴定勇、王珏、石明昌的《侗族地区大众传播及接受现状调查报告》[144]、吴定勇的《侗族网站发展现状、主要问题及对策》[145]《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以黔东南州侗族地区为个案》〇[146]《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从侗族和谐文化建设及侗族文化传承之角度》对侗族地区的媒体发展有所论述[147]；梁萍的《侗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及其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为例》则主要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大众传媒发展情况及侗族同胞的媒介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148]；周丹丹的《湖南民族自治地方的媒介生态系统研究》对湖南省的民族自治地州市的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其中涉及侗族地区的有芷江、新晃、通道、靖州等自治县[149]；龙运荣的《嬗变与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湖南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变迁研究》主要对湖南侗族地区新媒体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150]。

2.大众传媒与侗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大众传媒对侗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近年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如张斌对大众传媒与侗族政治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1]，吴定勇对大众传媒与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研究[152]，梁萍对大众传媒对黔东南侗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研究[153]，陈怡静[154]、李善兰[155]对大众传媒与侗族大歌发展进行的研究，刘鹤、张华对抗战时期湘西现代传媒的发展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进行的研究[156]，以及龙运荣对新媒体语境下湖南侗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变迁等的研究[157]。

（四）民族文化发展的生态系统观

作为20世纪40年代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系统论以其整体、动态、立体、联系的观念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渗透到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文化生态学、媒介生态学和信息生态学从生态学的角度，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媒介与文化，对于正确理解民族文化现代化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1.文化生态学视野中的民族文化

20世纪50年代，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首先兴起于美国。它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主要用于探讨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 世纪70 年代，由当时的德国生物学家E.H.海克尔提出，用以研究文化与整个环境生物集的关系问题。20 世纪50年代，新进化论产生。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反对单线进化论，主张多线进化论观点。1955年，他最早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概念，用以探寻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及文明模式的来源。他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文化生态学除研究文化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外，更重要的是研究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复杂变量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社会价值观念对人的影响等受到研究者的格外重视。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新旧媒体的文化生态关系引起了国外文化生态学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研究“媒体环境”的新热点。1999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芬兰坦佩雷召开的国际传播研究会年会致辞时首次用“文化生态”来指称因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而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此后，美国、日本、印度等许多国家对“文化生态学”开展多学科研究，吸引了除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外的工程学、社会学、教育学、信息和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158]。

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引入中国，介绍国外文化生态学的定义、特点、研究方法以及起源等。如R.MCC.内亭与张雪慧的《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主要介绍了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的关系问题[159]，斯图尔德与王庆仁共同对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介绍[160]，此外还有黄育馥的《20 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161]。近年来，陆续有人对此进行关注，如潘艳、陈洪波翻译的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162]、邓辉的《卡尔·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163]、戢斗勇的《文化生态学论纲》[164]。

董欣宾、郑奇的《人类文化生态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文化生态学的专著，曾前后出版三个版本，主要是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绘画艺术[165]。此后，陆续出版了一批以文化生态为研究主题的专著。戢斗勇以珠江三角洲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生态的变化为线索，对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概念、规律进行了研究，从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资源、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态势、文化生态规律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166]；罗康隆以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讨论了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生境与民族文化适应、调适、互动、制衡等关系问题，对于理解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族际关系、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167]；庄鸿雁、张碧波以文化生态的视角来关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168]；侯鑫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关注城市空间与文化生态[169]；周膺、吴晶运用文化生态学视角研究城市建设问题[170]；张涛用文化生态学视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研究[171]；隋丽娜以文化生态学视角总结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探索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172]。

同时，还有很多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生态进行了研究。如梁渭雄与叶金宝的《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提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理论”[173]；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中指出，文化生态是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174]；孙兆刚对文化生态系统进行了论述[175]；柴毅龙[176]、王玉德[177]、李学江[178]对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进行了辨析；邓先瑞[179]、魏美仙[180]、余谋昌[181]等对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黄云霞[182]、杨亭[183]、王尔敏[184]对文化生态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论述；刘魁立[185]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了论述；周绍斌[186]、陈宇飞[187]、周全德[188]对城市文化生态进行了思考；潘鲁生[189]对农村文化生态与农村文化产业进行了论述；方李莉[190]和高丙中[191]提出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另外，还有许多论文则是以文化生态学的视野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学研究、文化生态旅游，等等。

随着文化生态学在国内的持续升温，民族文化生态受到学界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持续不断，成果丰硕。其研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对民族文化生态的概念及其内容的阐述；对民族文化生态与旅游开发及其经济发展的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的建设与保护问题；发展与民族文化生态、藏彝走廊与民族文化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个案研究等其他专题性的研究[192]。如杨维军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有机组合，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193]。吴刚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是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结构系统[194]。韦晓康、方征则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更是一种社会的价值观、信仰、心态、风俗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社会和经济变革的重大支柱[195]。有的学者从文化与环境互动的视角指出，文化生态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产生的文化与环境互动体系。薛群慧、董建新认为，民族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物质文化系统、社会（制度）文化系统、精神文化系统构成的主体系统和由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构成的环境系统所组成的有机整体[196]。纳日碧力戈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是民族的语言、神话、住居、饮食、礼仪、生产、地理环境等因素构成彼此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一个系统，先进的民族大多具有开放式的民族文化生态，落后的民族则具有封闭式的民族文化生态。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下去，应积极主动地保持开放式的民族文化生态或者把旧有的封闭式的文化生态向开放式的文化生态转变，否则就只能走向消亡或被迫转变。[197] 李锦认为，民族文化生态系统包括生态环境、社会文化、技术、产出、商品交换等五大要素，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特征可分为表层特征和核心特征。前者是易变的，而后者则相对稳定。在人口压力、科技进步、经济体系、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民族文化生态会发生变迁[198]。

从以上的文献梳理来看，目前我国关于民族文化生态的研究虽然成果较多，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整体性宏观性研究较多，实证性研究较少，调研不够深入；二是理论的建构与研究范式还较缺乏；三是研究成果总体偏少且不均衡，著作和博士论文较少；四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跨学科研究还需加强[199]。

2.媒介生态学视野中的民族文化

媒介生态学与文化生态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是用生态学眼光来观察媒介与环境的关系。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被认为是第一部“媒介生态”著作。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学”概念，即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主要研究媒介环境如何影响人类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Meyrowitz）提出媒介研究应纳入社会环境分析之中，因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的媒介选择受社会环境制约，同时媒介对社会环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200]。近年来，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凯萨·曼孔卢姆（Casey Man Kong Lum）开始研究各种媒介符号、信息本质及传送特性，以及如何影响文化。大卫·阿什德则立足于信息技术和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关注信息技术和传播对受众的影响[201]。

国内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始于1996 年尹鸿提出“媒介生态”的概念[202]，2001年邵培仁提出了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203]，童兵[204]、张立伟[205]等人使用媒介生态来描述入世后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变化，张国良等对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进行了调研[206]，崔保国[207]、单波[208]、叶芳[209]对国内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与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陈兵提出传播生态的失衡与重建问题[210]。也有学者从媒介生态视角对当时的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如孙志刚案件[211]、“宝马肇事案”[212] 等。之后，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213]、张健康的《媒介生态的失衡与调适》[214]、刘忻的《生态电视论》[215]、徐国源的《当代传媒生态学》[216]、[217]正赋的《解读传媒：传媒生态与新闻生态研究》[218]、林文刚与何道宽编译的《媒介环境学》[219]等著作和博士论文将媒介生态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2008年，绍培仁连续发表《媒介生态城堡的构想与建设》[220]《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原则》[221]以及《论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规划与管理》[222] 等文章进一步推动媒介生态学研究，刘敏则以媒介生态视域对当前新闻平衡报道进行了研究[223]，王娜对媒介生态系统的信息流动进行了相关研究[224]。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对国内外媒介生态学研究进行了反思。单波指出，西方媒介生态学因为“思想根源的矛盾和逻辑推导的漏洞，带来了理论的迷途；科技话语的过多呈现掩盖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使理论出现失衡，并导致了其诠释现实时的乌托邦色彩”[225]。如曹爱民、潘元金对我国媒介生态学是否是原创问题、概念的翻译问题、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区别问题的思考[226]。陈浩文总结了中西媒介生态学的优缺点，认为西方媒介生态学过分关注媒介对人的影响而缺乏关于人类对媒介影响的分析，认为中国媒介生态学由于缺乏理论传统和跨学科的基础，学科的范围不清晰，尚未具备成为一个学科的条件[227]。相关文章还有叶芳、庚月娥的《中国大陆“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述评》[228]、陈楚洁的《中国大陆媒介生态学研究综述》[229]、刘远军的《我国媒介生态研究述评》[230]、金雷磊的《中国当代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述评》[231]，等等。

从目前国外媒介生态学研究现状来看，西方媒介生态学主要探讨“媒介作为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过分关注媒介特别是技术对人的影响，是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取向，这样就难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所以无论是芒福德、麦克卢汉还是尼尔·波兹曼都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色彩。而中国媒介生态学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以媒介为中心，研究媒介周围的各种环境对媒介生存发展的影响，近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研究取向，这样又难免忽视人及其文化作为所有社会活动的主体的重要性。

3.信息生态学视野中的民族文化

信息是物质的一种存在状态，信息可以制造、复制和传播。信息生态学主要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信息生态系统的内涵和特征、信息生态因子及相互关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方法、信息生态系统的管理等问题。

信息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从传播技术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媒介生态的概念，对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介对文化产生的生态影响及其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 世纪80年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信息生态学开始出现。1989 年，德国学者Rafael Capurro发表的论文Towards an Information Ecology最早提出信息生态学的概念，介绍了信息平衡、信息污染、数字鸿沟等问题。经过近30 年的发展，信息生态学研究体系已经较为健全，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信息生态系统的内涵和特征、信息生态因子及相互关系、信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方法，以及信息生态系统管理等问题。1997 年，美国学者 Thomas H.Davenport与Laurence Prusak合著的《信息生态学》提出微观层次的信息生态系统，用整体的观点来探讨组织内部的信息利用方式及产生的影响。1999年，Bonnie.A.Nardi和Vickih合著的《信息生态：用心使用技术》则认为，人是信息技术的核心，信息生态系统是在特定环境里由人、实践、技术和价值所构成的系统。2001 年，Brian Detlor构建了电子商务信息生态系统模型。2004年，马可·扬西蒂和罗伊·莱温合著的《骨干优势》提出，一个健康的企业信息生态系统在时间上能维持其组织结构，具备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应对外界冲击的恢复能力。2005 年，Peter H.Jones建立了药物研究组织信息生态系统模型。同年，Bern She研究了信息资源建设问题。近年来，有关信息生态系统的研究正在持续开展。从目前的信息生态学研究来看，多少带有“技术控”的色彩，主要是关注信息的物质特点、传播过程及其生态系统模型，而对文化的关注不多。

（五）简要评价

通过以上对研究动态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对现代化背景下大众传媒与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虽然已经比较丰富，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亟待建立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对大众传媒、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研究应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的大众传媒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与西方大众传媒体制具有很大的差异，套用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范式不可能很好地阐释中国特色的大众传媒现象。现代化是“人类未竟的事业”，其内涵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评价指标。我国的现代化研究长期以来借鉴西方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结果导致许多“误解”和错误。中国民族文化更是绚丽多彩的，每个区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不可能一味搬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来解决中国的民族及其文化研究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就是一定要建立中国人的学术自信。因此，在涉及民族文化、大众传媒与现代化研究的内容时，应该尽可能地跳出“西方模式”，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范式。

二是研究区域应进一步拓宽。目前，关于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民族地区乡村，如方晓红对苏南农村传播的研究，谭英、谢咏才、李红艳对乡村传播的研究。然则，随着大众传媒的深入发展，其对民族地区的影响日益深远。而目前学界对于大众传媒对民族地区的影响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新疆、广西，对湖南民族地区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湘西自治州的土家族、苗族地区。湘西南侗族地区虽然也有部分研究，但总体不多，尚欠深入。特别是湘西南侗族地区因为偏僻的地理位置、交通区位和历史文化背景，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学术关注。

三是研究视野应进一步扩展。目前有关大众传媒的研究以传播学、社会学为主，民族学长期以来视媒介为“禁地”。大众传媒影响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已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民族问题的研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扩展，大众传媒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毕竟，人类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许多有特色的传播方式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许多原始传播方式（如歌会、赶圩）对维持当地社会文化发展具有什么作用，其运行的机制是什么？再比如：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给民族文化带来了什么新的挑战与机遇？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

四是研究方法应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已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趋势，这为学科研究开启了新视野。文化与传播的研究涉及内容相当广泛，亟须借鉴多学科的方法，如民族学、社会学、传播学甚至文化生态学、信息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对大众传媒与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也亟须对以上学科方法借鉴与整合，以开启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