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由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撰写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字语言学巨著，并成为广纳原初汉字形态结构、音韵和训诂的字典的权威之作。而其在收录和解说古文字的过程中无意间也成为完整保存上古社会文化形态和现象的重要载体。顾炎武曾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意思是“考文”（分析、理解文字的本身涵义）是经书研读的开端。在未产生经史典籍之前，脱胎于人们日常生活具体活动形象和理解的文字就已产生，可以说，上古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物品器具的创造流变，以及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宇宙天地的文化认识都浓缩在文字的形声义中，再加上许慎在编写《说文》时“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必“博采通人”,“信而有证”[1]的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也为世人再次揭示出深藏于文字中的鲜活的上古社会文化生活画卷。章太炎先生认为：“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2]阎若璩先生也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当然，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其具有不言而喻的规律性的变化和系统性的组织，而当中承载的更是一部涵盖多领域的、储量惊人的社会史、文化史、造物史宝藏。许书不仅开创了古汉语“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部首编排字典的先河，而且对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透过对《说文》中古汉字的重新整理与辨析，可以解读出远古深邃、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的宝贵造物设计信息和证据，以辨析当中的观念、方式、文化意味。
一 研究背景
德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格里木（J.Grimm）曾说：“我们的语言——这同时也是我们的历史。”[3]而先民社会发展的历史无疑与当时的造物设计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造物设计中流露出的先民们最初的社会生活轨迹、思想观念的转变、造物技术的创新与变革、造物设计形态与功能的流变与演进……无不在“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文字样式与结构中烙下深刻的印记，只是在长期的文字演化中被隐秘而完好地掩藏起来。中国古文字：图画文字-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形声文字的发展，相对于西方的拉丁文而言更能形象、直观地反映出社会初期人们日常造物活动的真实景象。
东汉许慎在《说文》中系统地存储了当时经史子集中所使用的现行文字——经秦代“书同文”后的小篆和部分籀文，并将其分门别类，根据不同部首有条理地划分不同名目的字系，构筑出汉字系统的雏形，其反映着上古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中国古汉字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先民们将对当时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宇宙万物的理解，以及日常生活的经验映射、融汇在字体的形态上。作为蒙昧、难以考究的中国上古史的见证者，《说文》以其“观象取物”的文字结构隐秘而鲜活地记录了近人已认为“无复书记”[4]的远古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说文》是东汉以前的百科全书”（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前言》）。
另一方面，《说文》中的“许氏必有所本”（段玉裁语）,“《说文》所说皆有来历”（黄侃语），从而也为文字中所反映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而非凭空杜撰、异想天开之言。戴震所谓“以字证经，以经证字”大概也是意在于此，通过小篆中直接取材于上古社会文化生活的“笔意”，及其可以从文献典籍中得以清晰印证的内容，为上古社会的造物设计研究提供了可信而丰富的史料。因此，从《说文》引经据典的字义训诂中透露出来的上古社会造物情境与文化生活十分可信，是经史典籍反复印证下的可靠字系史料，也是上古社会造物设计研究的坚实根基。
当然，对于上古社会造物设计的解读并非单纯的照本宣科和简单逻辑，不仅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已有千年的时光距离，许多记录、史料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文献稀少的致命伤甚至曾使康有为发出“上古茫昧无稽考”的叹息，而且造物设计的发展并非存在于真空，它的运行轨迹是多重因素作用与限制的共同结果，社会的大环境、大背景，国家的政治导向，民族民俗信仰，思想文化变迁，日常生活条件与习惯，工艺技术水平，新材料的产生，人的心理与需求等等都对上古社会造物设计发展造成影响，更不论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力强度的变化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也要注意与造物设计内、外部的各种因素相结合，以便能够多角度反复验证对上古社会造物设计的解读正确与否。
自《说文》问世以来，关于它的研究一直层出不穷。从已知最早的唐代李阳冰开始，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徐铉等人奉诏校订《说文》，世称大徐本，为我们现在通用的《说文》。大徐本以恢复其原本真貌为宗旨，另外增加了新附字，增加了反切，增加注解。《说文解字系传》则是徐锴为了纠正李阳冰的臆说，仿《周易》唐代序卦之例，以今语俗言证《说文》；兼明假借、引申之义；因声探求字义；梳理古今字之体；开始了《说文》的综合研究，还提出“六书三偶”说，世称小徐本。到了清代，说文学达到一个高潮，出现了《说文》四大家：段玉裁、王筠、桂馥和朱骏声。
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说文解字》的相关研究范围更加广泛，佐以新出土的文字、实物资料，涌现出大量著作：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黄侃《说文略说》，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说文解字文献集成》，季旭昇《说文新证》等。
《说文》所包含的研究内容也日趋多样化，除了之前对《说文》本身的大量研究外，还增加了文化方向上的拓展。目前，与本文相关的《说文》的社会文化研究著述有：《〈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说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资料》《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说文解字〉与汉字学》《〈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说文示部〉文化阐释》等，这些文化研究内容已十分丰富，有些内容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古代祭祀文化、风俗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探讨，当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与本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文化内容分析。而若是单纯从设计学角度来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设计史》《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艺术设计史》《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先秦时期中国居住建筑》《中华文明史话——交通工具史话》等都设有上古时期（史前—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的章节（卷），并对衣食住行各设计门类皆有相关的分析，部分研究内容也已达到相当水平。更不用说不计其数的在期刊、论坛中发表的文章，都各具观点，从不同角度阐发个人对造物设计的独到见解。据以上关于上古社会的文化、历史、造物设计的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从《说文》角度解读上古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尤以字系探源和文化意象的研究为多；
（2）纯艺术史、设计史的著作全面而深入地从设计学角度作造物设计分析，但更侧重于实物考古，相关的综合文化研究也与古汉字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有的仅寥寥数语便一带而过；
（3）针对《说文》造物设计方面的专门研究竟告阙如，仅零散见于社科类和艺术设计类学术期刊、文集中。
为此，本文将《说文》研究与上古造物设计研究相结合，并以设计学为侧重点进行专题性研究，梳理、归纳和深入研究上古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兼及工具、农具、兵器、乐器等各个方面。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1.从《说文》探索上古造物设计原貌。简单地说，《说文》即是一本存储规范化小篆及部分籀文的“古文”字典，历朝历代的文人大家对其的研究、考析、疏注均遵循一定的固有思维。但随着西方学术研究的引入，关于《说文》自身的研究也逐渐与文化领域研究产生交叉。而在古代，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与造物工艺和技术交织在一起，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造物设计的发展史，在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占有很大比重。而古汉字在创造之始，其“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造字方法确实使汉字无意中保留了当时人们生活创造性活动和成果的基本面貌，这也为今天得以从《说文》中汲取上古造物设计的信息提供了有力保障和研究的新途径。
2.还原造物设计发端时的真实面貌，为上古设计研究提供参考，进一步了解秦汉以前造物工艺的发展情况。今天，关于上古时期的设计研究仍然不多，不仅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过遥远，也因为无论从实物考古还是文献史料的角度来看，都显得稀少而残缺不全。然而《说文》成体系的文字系统和严谨的训诂使得本文的研究基础《说文》得到字经相互验证的双重保险，以确保接下来的研究工作的真实可靠性。本文试图以《说文》为突破口，在方法上以定量的实证方式与定性的阐述方式相结合，以《说文》文字的形音义、先秦两汉典籍和后世研究成果为依据，与上古社会生活与造物设计联系起来，从而为设计史研究开启一个新的窗口，为上古设计研究提供多方面的参考。
3.对《说文》与上古工艺设计做一个系统的专题研究，有助于深化古汉字与造物设计的研究。本文以《说文》的设计解读为研究主旨，内容涉及形式、功能、材料、工艺和设计规范五个方面，兼及“生活”“宗教”“思想”“美学”“文化”等主题。汉字虽然是东汉末年才在许慎《说文》中被编排成逻辑合理的字系系统，但是字体形成的年代却多不是汉代制造，它的构形本义取自遥远的上古社会生活形态，并且在同一时期汉字是成批量同时出现的，必然显示着时代的烙印，也必然会反射出上古工艺设计的发展状况。而且，《说文》中来自上古典籍的训诂也深藏着创字之初社会生活的造物活动。将《说文》与上古造物设计相叠置，进行系统研究，使上古设计研究更加完整、充实。
三 研究现状综述
1.国内外主要研究文献
（1）关于《说文》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文献：
表1 国内外关于《说文》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文献
表1 国内外关于《说文》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文献续一
表1 国内外关于《说文》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文献续二
表1 国内外关于《说文》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文献续三
（2）国内外关于《说文》在上古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
表2 国内外关于《说文》在上古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
表2 国内外关于《说文》在上古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续一
表2 国内外关于《说文》在上古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续二
2.国内外主要研究文献综述
《说文》将周秦在书面语言中的文字、声音、词义进行了系统而相对平实的解读，无论是其在字形上极大程度收集和进行形声归类，还是字义释讲中以贯彻始终的“声义相依”法则力证古汉语中词义的来源，又或是用“读若”和“读与某同”的方法通过注音体现文字的类别和联系（通假），都表现出该书丰富的信息承载量，也因此自郑玄《三礼注》后，掀起了之后历朝历代注释家们对《说文》争相引用、整理和研究的热潮，至今不绝。到唐宋以后，对《说文》本身的研究更成为一门集文字、音韵、训诂于一体的语言文字的专门之学，徐锴著《说文解字系传》通释三十卷，对许慎的原文进行解释，采用朱的反切注音，以及文献引证等方法对《说文》中的文字进行疏注、阐释。至清代汉学复兴时，因对《说文》的认识提升而诞生出无数优秀著作，如：《段注》《义证》《句读》《释例》《通训定声》等都已为世人所熟知。尤其段氏的《说文解字注》，在清代数以百计的《说文》研究大军之中，更是独树一帜、反响巨大，当中弥补了《说文》原书中的许多不足，注意到词义的演变过程和规律、同源词的考释、同义词的梳理，及字形的补充等，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各家对段注微瑕之处的诸多补正著述。在我国卷帙浩繁的文献古籍中，援引《说文》以解其意的训诂之法司空见惯，除先时郑玄的《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外，应劭的《风俗通义》、晋灼注的《汉书》也都有所援引。
而《说文》中“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偏旁编纂方法也对后世字典的编排影响甚广，西晋吕枕的《字林》、南朝顾野王的《玉篇》都是仿照了《说文》中按照偏旁部首的顺序编写成书的，即使是今天常见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工具书中的部首查字索引也是源于许慎所创体例的规则延续发展而来，尽管当中部首的建类和划分因时代的变迁而产生了一定的出入，但总体汇编的原则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自许慎在撰写《说文》的过程中“博问通人，考之于逵”，博引古今众家学术典籍明文，并加以整理提炼，对所集“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共一万零五百一十六字，部首五百四十部汇集训诂成册时，就在无形中奠定了该书文献语言学的创始地位。其纂体和部分籀文在形音义上系统而完善的留存，其在字形、字音、字义上的释说经验，都成为后世整理、释解古代文书词义不可或缺的首选工具典籍。正是因为《说文》所具有的潜力无限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及至今天，围绕《说文》的各类文字的补正诠释等研究古汉字及其发展历史的工作依然延续不断，如：宋永培的《〈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祝敏申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强立开的《说文古籀三补》、李先华的《〈说文〉与训诂语法论稿》、俞绍宏的《〈说文古籀补〉研究》等等皆是如此。甚至在日本等国家也有许多专门研究《说文》这门学科的学者专家，并成立“《说文》学会”之类的研究交流性组织，以促进《说文》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另外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在其“Word Families in Chinese”一书中首次将现代西方语音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古文字研究相结合，更为科学、规范地整理“词族”。当中虽然有不少问题与错误，但却为中国古汉字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途径。
此外，《说文》除了是一本字书外，由于其字形传承于远古时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象形文字，字义广征前人所著经史子集之论著，因此书中所含文字的结构音形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丰富多彩的上古社会文化内容。也因此在利用《说文》进行古文字研究的同时，关于上古社会历史及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考辨也取得很大发展。成型的著作，如：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运用《说文》所列的字形解释古书的词义，分析古今字义的变迁、词义的系统性、假借现象、旁见的说解，以及《说文》中的训释字和被训释字，并从中探析字里行间所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资料：古代社会生产、科学、医疗学，甚至是社会制度；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中，尤其是最后的三到五章从文字意象的角度分析了上古时期社会文化思想在文字中的反映；谢栋元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从王权思想、美酒和玉石、鬼神迷信、饮食文化、乐器文化、底层民众、名利观念几个方面举例分析了字形结构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王平的《〈说文〉与中国古代科技》从天文学、农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七个方面对《说文》加以重新梳理、归类与论证；万献初的《〈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分八章重点考察了《说文》字系中所含的上古先民“捕获、狩猎、畜牧、农耕、饮食、器皿、衣着、居住、商贸”等方面的生产生活内容；王宁、谢栋元、刘方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较之谢栋元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涵盖面更广，也更加深化；王宁师的《〈说文解字〉与汉字学》介绍了《说文》与汉字形义学、与汉字构形学、与汉字文化学、与当代汉字的研究与应用等；雷汉卿的《〈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是关于示部字系与神灵祭祀文化的专题性研究；李振中的《说文解字研究》以“词与意义解说”为切入点，通过《说文》相关条目的类聚分析，揭示其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先民十个方面的深层文化观念意识；宋永培的《〈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从《说文》的词义系统论证了上古社会中多样生活文化形态的本源与联系。另外，也有一些零散的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也都对《说文》中的字系与上古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做了一定深度的探索，如：高晓燕的《由〈说文〉初探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胡虹的《〈说文〉丧葬类古文字考释》、谢慧的《〈说文·玉部〉字的文化解析》、唱晓梅的《〈说文·酉部〉酒类语词命名研究》等硕士学位论文；还有王雪燕、道尔吉的《从〈说文〉女部字看上古婚姻制度的变迁》、雷汉卿的《〈说文〉“示部”字所反映的古代宗教文化释证》、李英的《古代颜色观的发展——〈说文〉糸部颜色字考》、许凌虹的《〈说文〉“玉”部字与古代玉文化》、黄宇鸿的《论〈说文〉俗字研究及其意义》、翟毅宁的《从〈说文〉宀部字看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文化》等等。
总体来说，通过文献检索得知，无论是论著还是论文，以《说文》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上古文化的研究成果仍主要以国内研究为主，不仅数量巨大，内容、角度也十分丰富多样，相比之下，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难有踪迹可寻。而在国内，目前关于《说文》本身的研究已十分详尽、系统，根据《说文》字系研究上古社会文化的著述也有很多，有的从某部字的角度探讨当中蕴含的原始文化信息，有的从整部《说文》著作透析某个层面的上古社会文化内涵。从《说文》的本体字部进行研究（如王宁、谢栋元、刘方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及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成为当今《说文》在上古社会文化研究的两大方向，不仅在数量上，研究的角度、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程度的拓展。不过，从《说文》中的系部字角度发掘上古社会日常生活造物设计信息，侧重于设计学领域的系统探讨研究还比较少。但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因“六经皆史”的缘故，因此可以将具有史料实质的《说文》作为特殊的设计史文献，并佐以先秦两汉典籍及后世之研究成果，从衣、食、住、行，兼及工具、农具、兵器、乐器等各个方面的造物艺术，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归纳、分析与论证，希望能为中国上古社会的造物设计史研究挖掘出深藏于字缝中的设计信息。
四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这是本人在撰写本文时最常用到的一种研究方法。根据本文的需要，通过到新华书店、购书中心、书刊资料中心进行采购和查阅，到学校图书馆借阅相关资料，向老师和专家求助，借助CNKI、维普、方正等数据库和网上搜索引擎进行免费查阅、下载，又或是在BBS论坛发求助帖子，请别人帮忙等方式充分地占有资料，多角度、全方位地正确了解所要探讨的内容，在认真调研相关文献资料、把握国内外研究动态的基础上，找出事实本质，发掘可能隐藏的新内容、新观点，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使文章的内容更加充实、科学。
2.描述性研究法。这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可以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而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的例证方法也很多，可以是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调查、可以是对于案例的详细描述、也可以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等等。
3.语义场归纳法。在进行分析研究的时候，首先将运用分类归纳法，将《说文》中与衣食住行的生活造物设计相关的文字进行整理，依照衣、食、住、行、工具、农具、兵器、乐器的顺序，对文字中包含的造物设计内容划分类别，联系造物的用途、性质、形式、意义等方面加以有条理的设计解读，以形成结构完善、层次清晰的上古造物设计研究体系，从多重角度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艺术表现意味、技术意味、思想文化意味，甚至吸取设计的养分，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来设计提供某种启发。
4.据形系联法。《说文》本身的编排方式即决定了文字之间的系联关系是按照部首的指向类别进行划分，隶属每一字系的各个文字都多多少少受到其形符约束，而反映在字义的理解与运用上。因此，在分析衣、食、住、行、用各类的相关造物设计词的时候，时不时都需要将部首与所属文字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5.同源词义素分析法。将语义相同或相近的一系列文字集中起来构成语义场进行分析是本文运用的一个主要研究方法。其中，义素即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也称语义成分。每个词都有共同义素（共同语义特征）和区别义素（不同语义特征）两部分组成。一组同源词的区别义素或许并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共同义素总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依据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上古社会先民造物的源初情况。
6.比较分析法。通过从文字的同义词构形变化、同源字部首的变形特点、近音字的含义系联等方面的比较，从而对衣、食、住、行等各类造物设计的起源与发展有个较为完整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7.音义关照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文字的形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从而模糊了造字之初的本意表达和联系。但从字音和字义两方面出发，比较文字之间的发音和历时、共时语义的变化，也会透析出文字中隐藏的上古设计信息。
五 研究对象概念界定及主要研究范围
1.对象时间界定：自史前时期至两汉王朝。
《说文》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书中文字以小篆为主，兼收部分籀文，这些文字都是援引自上古典籍中书写的文字，因此，《说文》中所囊括的社会时间区域以商周为主，兼及史前及至两汉，是一段十分古老神秘而波荡起伏的岁月。这一时间线跨越了三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类发展时代，即：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中轴时代，追溯过去是遥远难觅的神话时代，放眼未来是人性解放的世俗王权社会。而这种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来物质形态、功能、意义上的巨大变革。
2.研究内容界定：本文以《说文》为特殊的设计文献，佐以先秦两汉典籍和后世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分类研究。
许慎所撰《说文》以谈字、解经的形式将上古社会史“莫不毕载”其中，亦成为“经艺之本”。当中所录小篆和籀文之“笔意”构形均直接取自真实社会生活景象，以使“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说文·第十五上》，并“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说文·第十五下》中国汉字源自图画的构形表意为后人研究上古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其内在的部首体系、暗藏的音义关联及流变也为探索上古时期造物源头和功能转型建立了研究平台。而解释古文典籍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河南大学《许慎研究》曾对《说文》引用典籍数目做过统计：《易》79条、《书》159条，《诗》442条，《礼》139条，《春秋左氏传》181条，《春秋公羊传》若干条，《国语》20条，《论语》31条，《逸论语》2条，《孝经》3条，《尔雅》28条，《孟子》8条，总计引经1305条；引群书：《天老》1条，《山海经》1条，《伊尹》2条，《史篇》3条，《师旷》1条，《老子》1条，《墨子》2条，《司马法》11条……共计78条；此外还有引经籍而不著经籍名者，又有隐括原文而为说解者。[5]许书中所包含的这些自古传承下来的文史典籍，无疑于一面镜子，将上古社会先民们的造物设计与活动以书面的形式拓印下来。并通过“以字证经，以经证字”的方式使镜中影像更为真实、可信。
3.解读范围界定：本文以衣、食、住、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工具、农具、兵器、乐器，从造物起源、形式、功能、材料工艺和设计规范五个方面对这些设计进行有条理的分析梳理，从而尽力还原上古社会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造物内容的真实设计状况，试图透析出这种原生态设计中所渗透着的宝贵的造物思想与观念。
本文从《说文》字书这一新的角度来展现上古时期我国的造物设计活动画卷，把书中涉及造物内容的汉字作系统性、多角度、定性定量分类考析，从字的形音义方面考察《说文》字系中上古社会先民在“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工具、农具、兵器、乐器”等生产生活方面的设计内容。“衣”章包含从《说文》中解读出的关于衣饰最初材料的发展与演变，丝织品制作工艺和品种花色的类别演进，重点分析服饰形态的表现与拓展，并从各种传统服饰中解析社会礼仪的制约因素，以及规范设计在衣饰设计中的反映。“食”章主要针对《说文》中饮具、食具和炊具三大类器具的设计解读。当中包括饮食炊具的产生背景；形态分类；制作工艺，以陶器、金属器和竹木制作工艺为主；功能演变，如：生活功用、原始崇拜、等级差异、美感追求；祭祀和宴饮的礼仪规范。“住”章也是从五个方面对《说文》内容梳理后的设计解读：先民居住观念与建筑的起源；传统建筑的分类，包括房屋的类型、空间构成、用途、形制规模，非房屋的类型，建筑构件和室内陈设装饰；建造所需的土木材料与工艺；功能的延展，像：基本生活功能、祭祀功能和政教功能；最后是建造的规范与禁忌，当中涉及到先民在宇宙自然、社会等级、宗族礼法等复杂问题上的观念认识对设计的影响。“行”的设计解读主要源自《说文》中对“车”系与“舟”系字的归纳分析。从交通工具的产生背景说起，对水陆交通工具品类和功能进行系统性梳理，对其材料的选用、基本构件的组成、工艺技术的进步作细致研究，并单辟出一节专门对交通工具的设计规范和标准进行讨论。最后一章“其他类设计解读”从工具、农具、兵器、乐器四个方面对造物设计进行简要分析、梳理与论证，不做重点讨论。
[1]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6页。
[2]章太炎：1902年8月18日《致吴君遂书》,《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3]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