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秋根
2010年宋燕鹏同学以“南宋士人与地方公益事业之研究”为题的毕业论文，通过审查及答辩，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经过数年修改、提高，同名的学术专著即将出版，命我写序。推脱不能，写了与书的内容无关的三千字，不知能应命否？
指导博士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自己研究的、十分熟悉的领域，在自己非常有把握的课题上，让研究生入手；二是在自己没有多少研究，但又觉得很有学术发展潜力的领域，让学生独立探讨。我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至今已有17年，如果从研究领域上分，前期研究生选题以宋元社会经济史、传统金融借贷为主，近十年以来逐渐转向民间契约文书、碑刻资料整理及问题研究，研究内容也扩展到商业、商人、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方向，总体来说，虽以社会经济史为主，但进入了不少我不太熟悉的领域。[1]宋燕鹏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上说的第二种情况，是一个我觉得有发展潜力，但研究还很薄弱的问题，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宋燕鹏同学却很好地达到了我的要求，完成了一篇研究时段较长，内容相当丰富的博士毕业论文。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加以修改、增补的同名专著马上就出版了。
由此书所论可见：唐代开始，江南士族开始“中央化”的进程，逐渐离开本土，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安史之乱到五代之间，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南迁士人对南方文化的变迁有重要影响。在唐末战乱的情势下，江南地方势力开始崛起。
科举制带来社会阶层一定程度上的流动，在唐代中期开始形成以科举为业的阶层，这个阶层覆盖到江南地区。北宋发展科举制，在地方推广官学教育，致使社会知识群体继续膨胀。南宋士人的身份的自我认同比较一致，士人的形成方式开始趋同，出现了基本的社会分层。
作为南宋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因士人自身社会地位的优势，富民对士人地位的追捧，以及地方官员对士人的礼遇和互动，士人进而在参与公益事业过程中通过与政府官员及富民等阶层的互动，获得一定的“文化权力”。士人“文化权力”所控制的范围从家庭到宗族，再超越宗族到邻里，然后进入乡里“公共领域”。而地方官员首先所面对的是这一“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内士人与官员发生互动。士人参与的公益事业领域众多，如：经济救助活动，包括社仓、赈济、义役；公共工程修建，如桥梁修建、水利工程；文化设施如官学修建、祠庙修建等活动。
从长时段来看，唐代以降至明清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参与公益事业的地方势力除了宗教势力外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唐后期主要是庶民地主，南宋是士人和富民，明清是士绅和富民。北宋与元代可说是过渡期。南宋士人奠定了近八百年政府之外知识群体（士人与士绅）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的实施模式。同时，南宋“士人社会”形成，士人成为“士族”与“士绅”之间的过渡阶段。
此书水平怎么样？这里不做评论。这里仅就作者的学术历程及历史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方法论问题谈一点看法。
2010年至今已有八年，如果加上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可谓十年磨一剑。这十年，可以说是宋燕鹏同志学术走向成熟的十年，可能也是他最为忙碌的十年。先是拿下了博士学位，后来又找工作，做了两届博士后。除了比较繁重的出版工作，学术研究也没有落下，甚至可以说成果还相当丰硕。这当然反映出他学术触角敏锐、精力充沛，但是否也可以说，这是他在学术的道路上方法恰当、路径准确的结果呢？
这一点由其专著便可见其一端，他的专著已有数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2011年出版的《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2016年出版的《北朝社会文化史研究》，还有即将出版的这本 《南宋士人与地方公益事业之研究》。二是于2015年出版的《南部太行山区祠神信仰研究：618—1368》与《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
前面三部，可以说是传统史学方法的代表，它们是伏案多年、呕心沥血写成的，用的是传世文献所提供的材料；但是后面两种，虽然也使用传世文献材料，但显然是以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获得的碑刻等类民间文献为主体写成的，如关于南部太行山区祠神的研究，就是他在对河北、山西相关地区庙宇、碑刻文献做了大量调查基础上写就的。至于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就更是如此了，据他两次认真的聊天告诉我，这是他去马来西亚访问，看到大量反映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中文碑刻资料无人利用时，才临时决定要做的研究。没想到短短数年，他在工作忙碌的前提下，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成果，甚至可以说成了这一领域的专家，对华人华商历史做出了不少新的研究。
我没有细听宋燕鹏同志详谈过他选定这些研究领域的详细原因及过程，只从表面上看，就能发现，他的研究一会儿在魏晋南北朝，一会儿又到了唐宋，今天在中国，明天到了马来西亚，而这又与西方各国一些中国历史研究者颇有相似之处。时常听说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与中国学者似乎很不相同：一是经常做非常宏观、时段也很长、地域也非常广阔的研究，甚或中西比较研究。二是研究课题跳跃性很大。今天在做文化史研究，也许明天做起了经济史研究，后天可能思索起哲学课题了；也许今年写古代史论文，过两年却见到了他写的近现代史专著。
总而言之，宋燕鹏同志似乎有点三心二意，很不专心，有点“这山望着那山高”，或者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如果依传统史学研究路径，似乎不是做学问的正途。
但我并没有说他什么，因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发展到今天，此又有说焉。我们可以就中国历史研究的宏观趋势做一点考察。
我们这一代是新旧转换的一代，也就是说，是大规模电子技术应用，使各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工具大大进步的一代是多学科交叉运用于史学的时代，是国际交流大为便利频繁的一代。但受到的教育却是相当传统的，前辈对我们的告诫是：作为历史学者，尤其是古代史，要谨守一个朝代，甚至要谨守一个课题，以宋史为例，就要谨守两宋一朝，甚至是要谨守官职史、经济史、王安石研究、朱熹研究等，孜孜矻矻，皓首多年。我们当然可以恪守传统，在一个朝代史中讨生活，这样应该也是可能推动历史学进步，使之能够穷尽一代之史料，对自己选定的课题做出更为微观的研究、深入的发掘。但是，既然有了以上所述这样的学术研究条件的变革，传统的方法应该可以做一些改变了，或者说，是要做出深刻的变革了。
我们可以从宋燕鹏同志转换这么快的原因说起，当然这与他个人勤奋、思想敏锐，对历史研究有着强烈兴趣有关系，但也与新历史条件下，历史研究材料的获取因为电子索引的发达，大批史籍报纸杂志及档案、民间文书材料的出版而节省了时间精力有关，原来需要80%以上的精力来搜集资料，现在可能只需20%的精力了。加上研究文献索引及学术交流的便利化，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大为提高。这样，有意无意之间，我们能发现新的材料，也就有可能跟着个人感觉走、跟着个人内心走，也就是说跟着个人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走，即跟着新材料[2]走，即：根据材料安排个人的学术路径，从而能够更正确地解读材料，直接从材料中概括出反映历史真实、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性的问题，做出更创新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时代，我想这样的路子是正确的。
此书现已入选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在等待出版，接到燕鹏同志写序之命，迟迟许久才“交卷”，写了这么几段文字，愿与燕鹏同志共勉，以便知天命之年的我不要太落后，至少还能跟得上时代，还能做点什么。
2019年3月9日于保定市七一路迎宾小区宅
[1] 尤其是有些学生前期有研究基础，他要选一个你不甚熟悉的领域，你也只能由他，因为如果要硬掰过来，代价可能更大，也不符合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原则。
[2] 所谓“新材料”，有些是现有的常人所能见到的材料，但有了新的思路、新的理论，这些材料也被发掘出了新的意蕴，于是做出了新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或21世纪以来的二十年，随着工业化的接近完成，民间及政界的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民间材料、档案材料、稀见传世文献材料，还有碑刻、考古材料海量涌现，大量历史发展的微观世界显现出来。史学界所谓的“新材料”，即是指此；而所谓的“跟着新材料走”，就是要跟着这样的新材料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