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后期南方地区社会阶层的变动

随着王朝统一，旧有的士族逐渐离开江南本土，向政治中心转移，以致逐渐衰亡，此即学界熟知的士族“中央化”。[2]在旧士族离开本土的同时，人口流动的增速，促使江南本土社会构成发生一些变化。地方主要势力逐渐由士族变为地方豪强大姓，而这些大姓就是唐代后期江南地区主要的地方势力。

（一）“安史之乱”后北方士人的大量南迁

“安史之乱”爆发，中原沦为战场，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所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3]，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但“安史之乱”后人口南迁的过程、分布和影响极为复杂，这一移民过程，差不多持续200余年。[4]“安史之乱”引起北方人口南迁。当时长安陷没，玄宗为避难逃亡四川，士人和百姓们纷纷南迁江南地域。不过“安史之乱”平静以后相当数量士人归还北方。藩镇割据时期、“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时代发生了大小规模战乱，中原变成战乱地域，为避难北方人口南迁。唐末黄巢起兵后中原和淮河一带变为战场，大规模人口向南方移动。五代十国时期也同样引起北方人口南迁，而且有些十国君主积极欢迎从中原地域来的士人。[5]

1.“安史之乱”时的南迁

长江下游地区由于远离战事中心，加之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因而也成为这次北人南迁，特别是士人避乱的重要地区。此即“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6]，“时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7]。

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北人南迁最多的地区是苏州。“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8]“自艰难以来，军士得以气加之，商贾得以财侮之，不能自奋者多栖于吴土。”[9]就具体的士族而言，“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10]。杨遗直，同州冯翊人，遇安史之乱南迁，“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11]。殷怿一家亦因战乱“徙居吴郡”[12]。迁居苏州的北方士人又以吴县为多。“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13]浙东越州是北人南迁长江下游区的又一重要之地。吴筠“字贞节，鲁中儒士也。……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常于天台剡中往来……终越中”[14]。齐抗“少值天宝乱，奉母夫人隐会稽”[15]。所以唐朝人说，“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16]。“安史之乱”造成了黄河流域大量人口南迁，致使长江中下游的人口流动加速。

2.藩镇割据后的南迁

自德宗建中元年（780）起，在局部的藩镇之间争夺地盘和藩镇与朝廷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有时还发生唐军将领叛变事件。一方面，战乱之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发生频繁的人口迁徙。由于河北、山东等不服从朝廷的藩镇牢牢控制自己统治区内的人民，不允许人民往外迁移。另一方面，朝廷与藩镇作战的主要战场在今河南一带，在此期间关中因灾荒和江南漕粮不继常闹饥荒，关中和河南就成为主要的移民迁出地。如长庆元年（821）的淮西战争便引起这些地区的一些人民向南迁移。“岁次辛丑（即长庆元年）春正月，东诸侯之师有事于淮西。是役也，以蜂虿窃发，华夷震惊，执事者匪遑启居，亦既播越。”[17]

据黄玫茵研究，唐代南方在藩镇割据阶段长期和平，经济日益发展，遂成为移民的主要迁入地。长江中游的江西、湖南遵循交通线开发而渐兴，北人南下者到达湖北石首、东抵浔阳，南行穿越江西，由鄱阳可达五岭；若不东行，而西入湖南，循湘江穿越湖南，亦可抵岭南。沿交通线或近交通线的区域，开发程度早于其他地区，也高于其他地区。唐代后期北方政治混乱，自安史之乱至黄巢之乱，长江中游皆受侵扰。唐宋间，相对地北乱南安，过岭交通线渐以江西路线为主，带动吉、信、洪州兴起；湖南南部也渐渐繁荣。[18]

为了躲避赋役和战争，不少官僚士大夫在南方任满之后于任官之州或其他州占田置产寄住，称为寄庄户、寄住户或衣冠户。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的一篇赦文说他们：“或因宦游，遂轻土著，户籍既减，征徭难均。……或本州百姓、子弟才沾一官，及官满后移住邻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广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其本乡家业渐自典卖，以破户籍。”[19]对于许多官僚士大夫来说，寄庄必然导致在故乡以外的地方定居。在晚唐的江陵，“境内多有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20]。这已经成为实际上的移民。众多士庶避乱之后不再全数返回两京故乡，间或留部分族人经营退路。北宋王禹偁在讨论东南文化发达的原因时，追溯到唐代大批南迁的北方士大夫。他说：“有唐以武戡乱，以文化人，自宰辅公卿至方伯连帅，皆用儒者为之……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21]

3.五代时期的南迁

自唐中期开始，中国北方出现极大的动荡与不安，探究其原因，不可忽视黄河流域所发生的变化，黄河自此成为水患而难以治理，当时许多灾害的发生，都因于这条河流的溃决；而因黄河所引起的祸患，也一直延续到北宋。[22]除了天灾，最重要的是人祸。战争的频发使得战争发生地人口大量外逃。

由于唐末五代时中原之战乱，部分原籍北方的士人迁徙至南方江浙一带。[23]又关中地区为唐朝政治中心，在唐朝末年也遭到极大破坏，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当地居民往往迁往四川盆地避难。如黄巢攻入长安后，许多原住在京兆地区的居民，乃纷纷举家随着唐僖宗逃至四川。[24]因北方乱事，也有不少人避地江淮一带。[25]有自洛阳迁徙至广陵者[26]，还有部分官员文士至江西地区定居。[27]五代后期，后周与南唐交战，有部分人因此随后主自金陵南迁。[28]由于时代的局限，文献大多只提到官员和士大夫的迁徙，很少提及普通民众，但他们却是迁徙浪潮的主体部分。因此“自幽蓟兵兴”以后，便出现“人无土著，士者、农者迁徙不常，慕政化则来，苦苛暴则去”[29]的局面。这些人都成为当时社会变动的主要驱动力。

（二）唐后期南方文化的初步普及

盛唐以来，社会风气开始尊崇进士科，书生士子往往学诗学文，以应进士科举。同时，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华而不实，亟须加以改革。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人掀起一场古文运动，倡导古代散文体，反对骈文。这场古文运动最突出的是它的政治目的——文以“传道”“明道”。古文运动所提倡的“道”，是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这样，韩、柳等人就把教育以明道的政治目的扩大到文学领域，把文学当成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政治伦理的重要手段，使崇圣尊儒文教政策在文学教育中体现出来。[30]唐代南方文化得到普及的表现主要是南方学校的基本建立，科举制度的推动，以及士人流动所带来的文化冲击。

地方各级各类学校是唐代官学教育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兴衰与唐代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唐朝统一天下后，武德七年（624）二月，李渊诏令“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咸以名闻；州县及乡皆置学”。这是唐代普遍、大规模开展地方教育的开始，并且在其后几十年内陆续发布学校设置的诏书。[31]《唐会要》卷三五《学校》记：“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比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可以说，从武德初到开元末，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唐代的地方教育形成了州、县、乡、里四级制和经学、医学双轨制的完整制度。

唐代地方官学教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内地与边州、中央辖区与藩镇割据地区的教育发展程度有很大差别。[32]并且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经济独立，唐中央集权制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削弱。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一样，由于政治动荡、经济窘迫和文化心理的迁移而渐至颓衰。[33]

唐代私学亦有大幅度的发展，并且南方私学比北方更盛，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更大。据吴霓的研究，唐代，私学的发展已逐渐达到一定规模，出现日后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私学高级形式——书院。不过，这一时期的书院，发展规模都还比较小。但至少已具有了藏书、讲学等功能。[34]“安史之乱”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北盛南衰的态势被打破。之后，南方得以从被动到主动的迅速、飞跃的发展，到唐末，南方经济明显盛于北方，而文化上，则呈现出相对平衡，南方稍具优势的形势。

对于北方南迁士人对南方文化的具体影响，研究者甚多，不拟详述。[35]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修养的人才的南迁，提高了南方的人才数量和诗文与艺术水平。有的移民以诗书治家，子孙走读书当官之路，甚至成为著名的仕宦之家。北方文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名望，迁入以后一般都得到迁入地人民的尊敬，在他们的影响下地方上的重文读书之风和文化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北宋的晁说之尝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仁宗）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锴、铉以儒学，二杨叔侄紘、亿以词章，刁衍、杜镐以明习典故，而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之风度。庆历间人材彬彬，号称众多，不减武、宣者，盖诸公实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36]虽然此说有些夸张，但也能反映当时南方人才之盛的现状。这与唐末五代北方文士南迁有重要关系。

同时，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戴显群先生认为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37]

南方诸国统治者大力招揽士人，不仅为北方南下士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而且影响了整个南方地区的士人博取功名的愿望。科举制度是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唐前朝，活动在科举舞台的士人主要以北方士人为主，他们对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趋之若鹜，当时多少北方政治家都是通过科场登上了政治舞台。而当时的南方仍处在南选地区，虽然有一些南方士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原参加北选，但为数甚少，且主要是接近中原的江淮地区士人。唐后期，这种局面开始有所变化，但总体来看，北方士人在科场上仍占有一定的优势。在唐末五代北方南迁士人的构成中，主要就是那些中原衣冠旧族和已取得功名的士人，他们是南方各政权的急需人才和延揽对象。南方各政权或称王或称帝，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机构和典章制度，开科取士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由于南下北方士人的直接参与，南方诸国的科举制度“如唐故事，岁以为常”。应该说，南方诸国的科举事业是在北方南迁士人的积极参与和指导下得以正常实行。它为南方地区选拔和造就了一大批经国济事人才。而更重要的是，南迁士人在推动南方科举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南方士风，改变了汉唐以来多数南方士人闭塞保守、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从而增强了南方士人对仕途积极进取的精神。

（三）唐后期江南地方新兴势力的崛起

有唐一代，士人多流向南方，而江淮地区更是北方南迁士人的聚集之地。他们或者以亲民之官的身份为政一方，或者乐于南方山水而留居江淮，更多的则是因迫于战乱，背井离乡，迁居江南。在他们中间，不仅有著名的音乐家、画家，还有成就斐然的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众多的中原士人移居江淮后，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地域构成，也极大地改变了当地文化圈的文化构成，又一次形成了对吴越文化的冲击波。在南迁士人的影响下，北方的一些风俗习惯在江淮地区开始渐趋流行，而南方的一些陈风陋习在北来士人的革除下也在慢慢地消亡，从而逐渐改变了当地的民风习俗，进一步减轻了儒家文化在江淮地区传播的阻力。南徙士人在当地读书习文的活动，不仅刺激了当地学风的兴盛，而且其作品在当地广为流布，更对当地的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8]

唐末、五代至宋初这段时间，时局的混乱，加速了当时社会流动，明显例子之一，便是人口因战乱影响而大量迁徙。前已言及，许多人因南方较为安定故而向南发展，这股自北南来的力量，其性质往往与武力有关，如前文谈及迁徙者之类别时，就曾论及武夫军人及盗匪流寇，其往南方发展所凭借者，就是暴力与武力。当时南方因承平日久，少有武备，在面对此一力量冲击，自然也有所回应与挑战。其中最明显也最成功之例子，应属在南方立国之吴及吴越两王国，此两国之创建者，皆出身抵抗来自北方盗贼的地方民军领袖。尤其是黄巢等横行南方时，当地居民为保卫家园，往往也成立所谓的团练、土团等民兵组织与之对抗，这些地方团练军，最后有不少皆坐大成为割据一方之军阀，如钱镠、杜洪、钟传、雷满及危全讽等。危全讽，“临川南越人。世为农夫。……豪勇任气。乾符末，所在寇乱，乃招合同县少年，即其居为军营，乡里赖焉。……贼帅黄天感据龙安乡，朱从立据石牛洞，皆窃称名号，官军屡败。……全讽讨之，期年悉平”[39]。原有的士族社会瓦解后，地方土豪接手成为新的地方势力，甚至更进一步成为地方官，如前述江西抚州危全讽、鄂岳鄂州杜洪，豫章钟传、福建建州陈岩亦然。[40]这些地方势力虽在初期皆能在南方某地雄霸一时，取得一定之成果，但最终结果仍属失败（钱镠为例外）。

唐宋之际，是中国社会史上之转折点，士族社会一去不返。严格说来，此类在地方上盘根错节数百年以上之士族，尤其以北方为重。中国南方，尤其是越往南，似乎就越少有这类大士族存在。而社会上则有一批新的豪强之家出现，他们不似士族，可以在地方存在数十年甚至百年以上之久，这些人或许只是因开垦或经商致富而雄踞一方，也可能就是当地土著民族领袖[41]，而因社会流动加速，其在地方之替代变动较士族快速许多。唐宋之际，南方这些由北方移民家族所建立之政权，其与当地豪强间，有着不少政治及经济利益上之纠葛及冲突，若无外力支持，在争斗中土豪往往可能是较劣势的一边，他们不似中古时代的士族，在地方上拥有较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