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亘古绵延的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积淀生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与弘扬，离不开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与实施。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的一贯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瓜瓞绵绵、繁荣昌盛的重要保障，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重大法宝，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大课题。爱国主义教育的顺利开展实施有赖于系统内主体、客体、载体、环体等构成要素的统筹协调、共同作用。其中，载体是爱国主义教育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维，而文化载体是爱国主义教育载体的重要形式并占据爱国主义教育载体体系的关键地位。因此按照由古至今、由外及内、由现象到本质的逻辑顺序，全面探究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系统中的文化载体，是一项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 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一）选题缘由
确立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这一研究课题，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文化载体始终占据爱国主义教育系统的重要地位。依据系统论的观点，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相对独立的系统其正常有序运转依赖于系统内各构成要素的力量耦合。其中，载体作为负载特定教育内容、传播一定思想价值、连接爱国主义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桥梁，始终占据爱国主义教育系统的关键地位，是统治阶级加强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是学界普遍关注并持续展开探讨的重要研究议题。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蕴含着大量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纵观阶级社会世界各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社会实践，统治阶级皆高度重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将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内容渗透于文化建设、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中，使其承担一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因此，全面深入探究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一系列问题，是一个兼具历史与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愈演愈烈的文化之争。世界各民族国家力争通过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的强劲发展争夺国际社会的主导权、话语权之时，文化一直贯穿其中，但只是处于从属地位，扮演着非重要的角色。自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正式提出“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以来，引起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对文化价值、文化研究、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激烈，各民族国家皆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积极传输、宣传、出口本国文化以期实现涵濡他国文化、增强本国文化影响力的目的，全球正在上演日益激烈的文化竞赛。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形式，毋庸置疑具有深刻的阶级属性与民族文化烙印，而异质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入中华民族文化，必然严重影响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高度重视并严格把控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建设与发展尤为必要且重要。
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深层探究。爱国主义教育是统治阶级对内教化民众巩固阶级统治，对外强化公民“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并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爱国主义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实效性缺失与功能式微等已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这是多方诱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归根结底在于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内容传播过程中文化内核的缺失，公民无从建构其文化身份，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遭遇消解。爱国主义教育是政治意义上的爱国家政权教育，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爱国爱家教育。换言之，爱国主义教育是政治教育更是文化教育，植根于本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伴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发展。公民爱国主义教育不可能也不能斩断文化之根，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深层探究必须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立足文化之基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选题意义
以文化为切入点把爱国主义教育载体从爱国主义教育系统中抽离出来进行全面探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书对于丰富与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目前学界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载体的内涵、特征、功能、分类、挑战、建构等，极少就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深入探究。本书力图冲破已有研究成果的研究范式，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借鉴应用了大量文化学及其相关理论，开辟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研究的新视角，增强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研究的理论厚度，使其由表象叙事走向深度解析，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爱国主义教育载体理论。
本书对于推动与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高效开展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爱国主义教育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其根源在于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文化的缺场。文化建设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如何利用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增强实效即工作发生机制等仍处于初步探究阶段。通过系统深入地研究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主体与文化建设者深刻认识、理解文化载体的突出作用，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活动中自觉地建设、利用、保护文化载体，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底蕴，保障教育的良好效果。
本书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爱国主义教育的阶级性决定其文化载体的本质特性、选择范畴、使用界限、价值功能等。我国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基源持续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独特标识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因此，全面探究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有利于进一步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与发扬中国革命文化，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从而增强抵御他者文化入侵的能力，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顺利开展以及教育的实效性。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一）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研究，依据CNKI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分布情况如下：以“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为检索词分别进行“主题”“篇名”“关键词”查询，时间设置为“不限”，依次显示的“模糊查询”与“精确查询”结果为（507，0）、（3，0）、（0，0）。所搜集的已有研究成果及其相关资料显示，学术界还没有学术专著、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就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进行系统研究，大多数已有研究成果仅就某种特定文化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载体进行阐述，但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研究成果颇丰。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与相似性，因此首先系统梳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已有研究成果，为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提供重要参考。
1.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界开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90年代中期已经陆续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1998年陈万柏发表论文《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重点就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及几种新载体进行讨论；稍后，韩玉芳、林泉在其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一书中，将载体纳入其中进行深入研究；2006年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编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就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进行专题式的系统论述，并赋予其定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充分利用各种文化产品，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于各项文化建设之中，让各种文化活动承担一定的思想教育功能”[1]。1999年张澍军出版《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这是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的第一部专著；2003年，陈万柏撰写出版《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并发表了系列相关论文，在《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特征和功能》（陈万柏，《求索》2005年第5期）一文中认定文化载体即“以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系统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理论。2004年贺才乐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一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进行了深入透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及其文化载体已然取得广泛认同，此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研究趋于稳定化与平缓化。近年来伴随文化发展的优势地位、强劲之势以及价值功能的凸显，学界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研究又呈现出积极态势：博士学位论文如《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研究》（王景云，哈尔滨工程大学，2012）、《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融入研究》（吴广庆，中共中央党校，2013）等；硕士学位论文如《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运用现状及其开发的措施研究》（肖娜，西南大学，2010）、《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建设》（廖金香，吉首大学，2010）、《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研究》（刘美娜，长沙理工大学，2013）等；2013年姚迎春出版专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文艺载体》、2014年王景云撰写出版《文化安全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建设研究》一书，全面论述了文化载体的系列重要问题，与此同时更有大量学术论文层出不穷。综合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囊括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概念、特征、功能、问题、建设举措等内容，为全面系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丰富素材。
2.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具体形态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具体形式进行了较为精细的阐述。吴潜涛认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要利用好文化载体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主要包括“‘五讲四美三热爱’、‘志愿者服务’、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月、爱国主义主题电影回顾周等活动形式，而且还利用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和‘七一’党的生日、‘十一’国庆节等节日庆典活动以及举办纪念五四运动、‘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抗战胜利、‘一二·九’学生运动等活动”[2]。朱炳元说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情感，陶冶爱国情操必须要利用“升国旗、唱国歌、爱国主义的文艺汇演、电影展、报告会、知识竞赛、团日活动、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等文化载体[3]。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可做如下分类。
第一，文艺。运用音乐、体育、美术、电影、绘画、舞蹈、雕塑等艺术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或爱国主义教育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例如，《爱国主义电影的时代发展须“以人为本”》一文中提出，“爱国主义题材的影片，抑或是贯穿了国家精神、意识形态的电影，作为一种杰出的宣传媒体，承担起电影事业的先驱们不曾预料到的重大职责——教化民众，团结人民，实施爱国主义教育”[4]。此外，学术论文《音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模式与心理机制》（白英，《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影视音乐与爱国主义教育》（刘莉萍，《电影评介》2007年第14期）、《主旋律影视与爱国主义教育》（郭国强、刘莉萍，《电影评介》2009年第19期）、《论红色电影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赵勇，《电影文学》2009年第20期）等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系统阐述了具象的文艺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的运用及其相关问题。
第二，场馆建筑。重视利用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档案馆等富含文化价值的场馆建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学者们论述的焦点之一：刘玮在《发挥博物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一文中谈道，“博物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场所，利用丰富的文物资源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生动、直观、真实、形象等特点，易于被人们接受和理解”[5]；林江在《浅谈如何使名人故居成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平台》中认为：“名人故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6]学术论文《发挥高校图书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邓玲，《图书馆论坛》1995年第6期）、《关于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情况的调查报告》（陈安吉、颜一平，《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与爱国主义教育》（林瑞荣，《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发挥档案馆的文化功能》（张景珍，《兰台世界》2005年第8期）、《浅谈公共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孙丽霞，《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推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陈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让基地教育成为学生爱国情感培养的源头活水》（郑斌，《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第2期下）等学术成果对建筑场馆这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形式进行了详细论述。
第三，民俗节日。风俗民情、节庆假日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载体形式，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王霄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传统节日、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舒开智，《天府新论》2008年第2期）、《节日的功能及其社会学隐喻》（李峰，《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传统节日文化对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罗韬，《学术交流》2010年第1期）、《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传承》[于会歌，《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将乡土情感教育寓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程启平，《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5期）、《民俗文化视域下的爱国主义教育》（李小玲，《求实》2012年第12期）等。学者们一致认为民俗节日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与生活化的重要文化载体。
第四，红色资源。“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具有资政育人意义的历史遗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教育资源。”[7]“红色文化彰显出强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为强化人们的爱国之识、涵养人们的爱国之情、培育人们的爱国之志、引导人们的爱国之行，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持。”[8]学术界有关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井冈山精神的物质载体及其教育价值与功能》（黄细嘉，《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与《红色资源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熊来平，《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认为井冈山精神的物质载体对爱国主义教育与集体主义教育具有显著价值；《进一步发挥红色歌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朱凯，《北京教育》（高教版）2009年第12期]一文把红色歌曲比喻为青少年的“精神氧吧”，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载体；孙莹认为，红色旅游是党中央加强大学生德育重大战略部署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大学生德育载体和范式的创新等。[9]此外，广义的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动力[10]，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文化载体。
第五，网络文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已经成为事物发展的新模式，与时俱进地运用互联网开展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形式的创新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热点：《互联网时代的高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林伯海，《中青年学者论坛》2002年第1期）、《网络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审视》[孟静雅，《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试论信息化背景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理念创新》（林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现代网络文化中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李玉华、唐朝义，《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创新研究》（张晓萌，《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等系列研究成果就运用互联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六，仪式、历史、文物等。有学者认为仪式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国家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蕴藏着丰富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培养的重要契机”[11]；“仪式行为与社会成员国家观念的塑造具有密切的相关性，研究和分析德育仪式的现实作用对于加强大学生的国家观念教育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12]，《文化、仪式与文化记忆》（王霄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仪式教育与大学生国家观念塑造探赜》（王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年第4期）等文章也论述了仪式承载文化记忆形塑理想社会公民的重要性。除节庆仪式外，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文物等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载体形式，代表文献有《中华民族形成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袁定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让校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周襄楠、蒋耘中，《北京教育》（高教版）2008年第12期]、《文物：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张立安，《理论与实践》1995年第1期）、《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与爱国主义教育》（宋晶，《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等。
3.不同文化视角下的爱国主义教育
已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文化视角论述爱国主义教育，为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第一，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如《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教育比较研究》（曲士英，《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年第5期）、《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比较研究》（侯旭平，《求索》2003年第6期）、《经济全球化、文化霸权与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刘莉，《思想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等论文从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比较视野论述不同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对我国的启示。第二，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爱国主义的根与魂，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学界涌现出大量相关成果。《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翟林东，《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2期）、《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意义》[陈慧兰、陈法祥，《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0期]、《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崔乃林、黄宝先，《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传统“家国同构”文化与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郭绍生，《福建理论学习》2007年第2期）等。第三，现代网络文化视角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学界对网络空间中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是一个时代趋势：《现代网络文化中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严炜、肖坤，《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现代网络文化中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李玉华、唐朝义，《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等学术成果重点论述了网络文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教育。此外，已有研究成果还有从校园文化、民俗文化、家庭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等不同文化视角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阐释。
4.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议题：认同
爱国主义教育在本质上就是寻求国民国家认同的教育。学界一般将国家认同划分为政治性国家认同与文化性国家认同，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爱国主义教育也理应立足于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13]；还有学者认为，“国家认同作为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对于一国之民而言，便意味着需要同时涵盖‘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三个层面”[14]；而国家认同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文化认同，因此有的学者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教育在本质上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认同教育”[15]；“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心理、文化认同”[16]。此外，《全球化场域中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刘莉，《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论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张建军、李乐，《前沿》2013年第7期）、《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论域》（韦诗业，《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马得勇，《世界民族》2012年第3期）等学术论文就爱国主义教育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同时，有关认同的学术专著层出不穷：《认同的力量》（[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和认同》（[英]麦克·费瑟斯通著，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民族文化认同论》（詹小美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学术成果，为我们研究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探寻其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价值功能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国外研究现状
截至2019年12月，笔者没有搜集到国外有关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研究的相关成果，但世界各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过程中皆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如“美国举行国家庆典时，人人都要背诵‘我爱这个国家，保卫这个国家’的誓词。俄罗斯每5年就要专门颁布《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要》，引导人们坚定热爱祖国、建设国家的决心和信心。法国中小学都开设了爱国主义课程，法国作家都德的一篇弘扬爱国主义的《最后一课》更是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17]冯都在《国外爱国主义教育一瞥》（冯都，《福建党史月刊》1995年第1期）中对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十个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论析，《爱国主义教育比较研究及其借鉴》（吴建新、陈永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对美国、日本、韩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进行了详细论述，《东西方爱国主义教育比较》（郑志发、宋发庆，《江西教育科研》2006年第8期）一文以比较视野论述了东西方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目标、内容以及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的差异性，《俄罗斯“二战”老战士与公民爱国主义教育》（李世辉，《比较教育研究》2015年第5期）一文阐述了俄罗斯重视围绕“卫国战争老战士”举行一系列活动，以此为载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外，刘沧山撰写出版的《中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刘沧山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就欧美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亚洲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非洲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系统的对比论述，并全面呈列出不同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载体，苏振芳所著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苏振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也在比较视域下系统地论述了国外的爱国主义教育，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顺利高效地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20世纪90年代，哈佛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之后，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世界各民族国家高度重视发展的国家力量。国外学者长期对文化进行了宽领域、多维度以及纵深化的研究与探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皆涌现出丰富的学术成果，形成了经典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文化理论，与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这一研究课题具有较大关联的文化理论主要有：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开创的集体记忆理论，西方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在继承与借鉴集体记忆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森提出并逐步广泛运用于政治、社会、历史等领域的文化认同理论以及公民文化身份理论等，为深度研究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研究现状评述
综合以上分析，首先，有关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大部分已有研究成果只是就某种特定的、具象的文化形态来阐述其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系列问题，没有学术专著以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就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做全面系统地论述。其次，缺乏创新性研究思维。已有研究成果一般固守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无法摆脱传统思维、传统话语体系的深刻影响，呈现出内容重复，表述老套等突出问题。最后，缺少理论厚度。一部分研究成果只是现象性的描述而缺乏由现象到本质、由表面到深层、由经验到理论的深入解读，内容浅薄，缺乏深度与质感。国外利用文化载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所呈现出的良好实效，为我国开展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借鉴，同时，国外成熟、丰富的文化理论为我们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是，借鉴国外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理论与实践开展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研究工作，必须要契合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警惕西方文化霸权，避免“拿来主义”。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书的内容结构设计分为绪论和六个篇章。绪论对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阐述。第一章是对文化、爱国主义教育载体与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等基本概念的厘定，并深入阐释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生成发展。首先就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内外契合来阐述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历史生成；其次对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发展的动力、发展的基本形态、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全面论述。第三章是对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典型样式的重点论述。按照不同事物呈现形式以及发生作用机制的差异性，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划分为三大体系：符号体系、组织体系与仪式体系。其中符号体系主要包括语言文字与建筑场馆；组织体系主要包括大众传媒、规章制度与榜样人物；仪式体系主要包括文艺与民俗节日。第四章主要探讨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价值功能。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价值有内在价值与外在功能之分，并对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价值实现的逻辑前提与坚持的原则进行了深入的解读。第五章阐述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发展现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文化全球化、社会主义市场化、信息科技化的时代语境下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严重挑战。第六章从实践层面积极探索我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建设的现实路径与对策，主要包括辩证处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建设进程中的关系；加强家庭文化、学校文化、单位文化、朋辈群体文化以及精英群体文化建设从而建构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与此同时要持续构建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独特标识并建立健全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建设的长效机制。
（二）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紧紧围绕“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这一核心主题，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springer、读秀等电子资源搜索、筛选、下载了多篇切合主题、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电子书籍，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之上给予分类。并且利用学校图书馆、其他高校图书馆以及其他教育资源选取并阅读了相关的学术专著，为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支持。调查法。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相关问题是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理论研究必须要立足于现实生活，围绕现实问题展开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价值旨归，为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提供可行性对策方案。本研究课题不仅系统搜集了大量相关的理论成果，而且通过走访、座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调查研究，确保第一手珍贵资料的获取与掌握，从而增强课题研究的真实性与说服力。系统分析法。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文化载体是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本研究课题将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对其概念、特征、产生发展、功能价值、问题挑战以及建设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
[1]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1页。
[2] 吴潜涛、杨丽坤：《改革开放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回顾与思考》，《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
[3] 朱炳元：《关于爱国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4] 李林、姚书志：《爱国主义电影的时代发展须“以人为本”》，《电影文学》2010年第21期。
[5] 刘玮：《发挥博物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学习月刊》2012年第5期。
[6] 林江：《浅谈如何使名人故居成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平台》，《海峡科学》2008年第9期。
[7] 张泰城：《红色资源是优质教育资源》，《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8] 刘玉标、马静：《试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文化支持》，《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
[9] 孙莹：《基于红色旅游视角的高校德育载体创新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3期。
[10] 秦洁：《革命文化：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红旗文稿》2016年第17期。
[11] 胡国胜：《试析国家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与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2] 王宇：《仪式教育与大学生国家观念塑造探赜》，《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年第4期。
[13] 谢佳：《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理念：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1期。
[14] 郑航：《国家认同教育：培养理性的爱国者》，《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年第3期。
[15] 朱桂莲：《关于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审视》，《社科纵横》2008年第1期。
[16] 杨玉玲：《文化认同：爱国主义教育的战略工程》，《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年第7期。
[17] 李绍元、杨平：《新时代的新爱国主义》，《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