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秦巴山区的开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亟待改善的生活，亟待开发的山区经济，秦巴山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生产建设中来。他们坚持自力更生，全民动员，共同发力，使秦巴山区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改观，为此后的减贫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1.待开发的山区经济

1949年中国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 元，年人均粮食只有209 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布料只有3.49 米，年人均棉花只有0.82 公斤，[9] 极其严重的贫困问题威胁着大部分国人的生活乃至生命。1949年，秦巴山区内主要地级市年国民生产总值普遍处于极低水平（见表1）。陕西汉中市人均GDP在1949年仅为96元。四川巴中市1949年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额仅为3.1 元，农村居民消费额的绝对值仅为3元。甘肃陇南地区194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39元。[10]

经历战火考验迎来解放的秦巴山区面临着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消减贫困的巨大考验。如何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有效挖掘其区域资源，因地制宜开发山区经济，带领广大群众发展生产，解决山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严重影响，解决广大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是党和人民所面临的课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秦巴山区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表1 秦巴山区1949年主要地级市国民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省市级党报和网站整理。

为便于阅读，地级市均采取目前的官方名称。

2.动员群众大搞生产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浪潮中，秦巴山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群众生产生活有所改善。川北[11]大生产和商洛“每户种一升核桃”的生产运动就是其中的代表。

（1）川北大搞生产，改善群众生活。为了推进农业生产，1950年2—8月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工程，依靠全国新修及修复渠道塘坝水车水井等项工程，共计恢复和增加农田受益面积816万亩，同时还完成了灌溉面积1.238 万亩的岁修及整理工程[12]。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川北笋子沟灌溉工程等得到有效修缮，为川北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持。到1951年6月，南充市郊及南充、遂宁、南部、阆中、三台、岳池6 个县，达县、广元、巴中、江油县的4个区，共380个乡完成了土地改革。占当地农村人口50%以上的贫雇农，每人分得1 亩左右土地（亩产量约400斤粮食）和一定金额的人民币。这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升，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遂蓬勃地发展起来。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川北区全区新筑和修复的大小塘堰达24000余口，可灌田503460 余亩；垦荒15 万余亩；植树5000 余万株。[13] 为解决西南地区土产销售问题，西南地区派干部到全国各主要城市调查土产供求情况，宣传介绍西南区的土产以扩大外销，并在西南地区省与省之间，通过相互订立土产运销合同的具体办法以扩大内销。

同时，川北地区动员群众发展卫生和教育事业。中央卫生部“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大规模开展霍乱、伤寒混合疫苗的预防注射，1950年川北中江曾发现细菌性痢疾，在当地政府和卫生机关的大力防治下被迅速扑灭。[14] 川北广大农村在实行土地改革和减租后，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当地群众从减租和土地改革所得的胜利果实中，抽出一部分资财兴办学校，建筑校舍、添设校具。农村小学和学生人数大大增加。据川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厅统计，1951年春川北全区共有小学15622 所（其中民办小学有13900 余所），学生达119.76 万余人。[15] 1978年巴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9元，农村居民消费达63元。

（2）商洛动员群众，发展山区产业。核桃在商洛的种植已经有了2000余年的历史。唐代以后，商洛核桃已有相当规模。中共商洛地委和商洛行政公署通过总结群众生产经验，分析地方生产条件，发起了“每户种一升核桃”运动。1957年9月20日，中共商洛地委扩大会议上正式作出“每户种一升核桃”的决定。当地群众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核桃种植的群众运动在全区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到当年年底，“每户种一升核桃”的任务超额完成。1958年中共商洛地委号召每户再种两升核桃；据统计，全区共种核桃9.3万升，按当时全区3.2万户计算，户均近3升。[16]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上批示：“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1958年2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关于推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经验的通知》，号召全省人民行动起来，积极学习，推广商洛的先进经验。同年9月，核桃生产现场会在专区丹凤县武关公社八一林场召开，全国16省（市）代表与会。会议号召在全国适宜生长核桃的地区推广商洛专区的经验。[17] 1962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踏实的步伐——记商洛专区 ‘每户种一升核桃’ 运动的前前后后”的长篇报道。1962年商洛专区已有大小核桃树800 多万株，较1957年前增加了近23倍。[18] 到20世纪70年代末，商洛成为全国有名的核桃外贸出口基地，核桃总产量占全国的1/10，外贸出口量更是达到全国的1/6。

3.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开发建设的特点与品质

1949—197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秦巴山区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搞生产，改善生产生活状况。这种减贫实践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1）宁愿苦干，不愿苦熬。当时的秦巴山区面临的是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生产条件严重缺乏的环境。广大人民群众面对重重困难，以坚定的意志与贫困战斗，进行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共同修建学校，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寻找山区发展的出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正是这种“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精神与意志，让极度贫困落后的秦巴山区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让群众改善生活的愿望能够一步步实现。这种与贫困抗争的坚定决心是任何时期减贫实践都需要坚持的。

（2）自力更生，努力探索。商洛“每户种一升核桃”的行动是商洛专区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与山区群众深入交谈，从而形成的发展山区经济的认识，是对商洛既有核桃种植基础的有效把握。西南地区实行土产代销也是不断积累经验教训，在积极探索中找到的解决销售问题的好办法。面对生产中的大量困难，秦巴山区干部群众，坚持自力更生，挖掘本地区可以依靠的资源与生产基础，不断探索可以发挥作用的好方法、好经验，这是在减贫中克服实际问题的重要法宝。

（3）全民动员，共同发力。川北大生产与商洛核桃种植成功的取得依靠的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参与，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传染病问题等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面对巨大的困难与挑战，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决、坚定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只有凝聚起广大群众的合力，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巨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