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贵州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上述对贵州省区域经济差异走势进行分析，发现总体走势表现为倒“U”形走势，但就贵州的实际情况，省内区域经济差异还处于扩大趋势，换句话说，倒“U”形走势的最高点还没有到，到底最高点什么时候能到暂时无法定量，那什么时候可以对贵州省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调节和控制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需要把对贵州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清楚，这些因素是如何变动的？这些变动又如何对贵州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影响？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研究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十分重要。因此，本节首先对贵州省区域天然要素禀赋、区域城市等级和城市数量、城市体系空间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资本要素、区域发展政策和人力资本七个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其次对这些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期能够确定相关影响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是存在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以便为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提供有力的政策依据。

一 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一）区域天然要素禀赋与区域经济差异

区域天然要素禀赋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和重要初始条件，其主要包括地理区位和天然资源。天然资源具有一个非流动的特殊性质，由此它导致的各区域间经济差异具有不可逆转性和永久性。地理区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处位置的气候状况、水文条件等先天因素；二是所处位置交通便利是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战略位置或者各地区战略发展要地的后天优势。贵州省区域经济产生差异甚至扩大的趋势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存在质的差异，安顺市和遵义市的经济发展较好，主要是这些地区农业条件和旅游资源都具有相对优势，六盘水地区所处位置基础设施良好具有资源优势利于工业发展。地理区位因素还会通过交通因素来影响企业运输成本、企业利润从而导致贵州交通不便的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与其他区域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差异，贵州的铜仁地区和黔西南地区由于远离中心城市而交通不便，发展较为缓慢。

（二）产业格局与区域经济差异

从上一节的产业分解可以看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和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每个产业的结构效应、集中效应和综合效应对于基尼系数的变动的贡献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产业格局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影响。产业格局的转变会带动资源配置的转变，从而对区域经济的转化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影响其转化速度。区域产业结构是否具有优势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增长部门，拥有增长部门则具有速度优势；反之则不具有速度优势。通常情况下，经济效益的大小按照这几种方式排列：轻工业高于重工业、工业高于农业、制造业高于原料采掘业。由此可见，工业在经济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区域的轻工业程度高，就越容易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贵州省目前的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十个中有八个区域经济都呈现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最快的现象，这也成为六盘水、遵义和贵阳经济普遍高于其他区域的原因。尤其是贵阳，通过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实现了贵阳经济的飞速增长。因此，对于贵州省来说，产业结构的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资本要素与区域经济差异

这里提到的资本指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要的经济推动力量，在社会投资中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近些年来，随着市场条件的改善，管理机制的更新，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供给方转变为需求方，这个过程中资本发挥着重要的中间作用，成为带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中心力量。由此可见，资本投资的差异性是造成区域间资本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14年的数据可以发现，贵阳和遵义接受的固定资产投资量是最高的，分别达到总量的27.12%和15.7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2336.06万元和1365.27万元，但贵阳和黔西南的人均固定投资达到51274元和24743.88元，贵州省的其他地区，如安顺、黔东南、毕节、铜仁等地区的投资量就很低，人均固定资产分别是18513元、14985元、17256元、19177元。

（四）区域发展政策与区域经济差异

不管是宏观区域性政策、区域性政策或宏观政策，它们的共同点都是通过外在的控制力量对区域经济产生促进或抑制的转化作用，这种转化的表现形式通常是相应政策的效用，通过影响或改变经济主体的决策观念或行为，对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每一种经济政策，尤其是具有差异性的经济政策，对不同区域所带来的机遇和造成的经济效益都是不同的，甚至差异性较大。这也是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差异化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变化，在提高经济效率的目标下，由传统的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区域非均衡发展，发展区域也逐渐转移至经济基础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一大经济环境中，贵州省适时地对发展战略做出了调整，把投资主要集中到贵阳，为其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相对于在“三线”时期得到大量资金或政策支持建立起来的城市（遵义、安顺、六盘水、都匀），在发展战略发生改变以后，发展都逐渐放缓，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2）贵阳市是贵州省第一个由国务院在1992年7月实行沿海开放政策的地区，也是贵州省开放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城市。贵阳市不断地吸引外来投资、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加强对外贸易，使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相对而言，贵州的其他8个市（州），开放时间较晚，力度也远远不够。

（3）价格“剪刀差”。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于工业品和农业品实行价格“剪刀差”，使城乡经济呈现出农村支持城市的局面。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安顺市等地区在工业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在与其他地区进行竞争时，能抢占先机，率先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

（五）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差异

人口的急速增长将会带来大量的生活消费支出与非生产性的建设投资的增长，这些增长将会减少生产性建设资金，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贵州省的贵阳市具备较高的经济水平，社会福利在农村地区落实得较好，基本建立起救济金、社会保险和养老金等基本基础保障体系，这对于人们的生育观念有很大的改善，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且经济水平落后的铜仁、毕节、黔东南等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低的限制，生育观念也非常落后，“养儿防老”根深蒂固，使人们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人口的膨胀使毕节、遵义、铜仁等地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用于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大大降低了资本的利用率，同时降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不管是古典理论、新古典理论或者是现代增长理论，都把资本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都把资本累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这些理论也存在不同点，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假定增长条件方面，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观点，对于资本的解释也存在差异。对资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在新经济理论产生之前，资本的范围仅限于物质形态存在的东西，如厂房、设备和原材料等。一直到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建立，资本被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形态，其中，非物质资本又被细分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扩大了资本的含义，同时更加增强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人类社会呈阶梯状不断上升时期，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反映表现也不同。在经济落后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的增长，形成物质资本依赖型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成为主导性的因素。在经济发达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的产品与服务的变化中可以体现，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变化，为经济增长的变化提供了依据。在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增速存在差异性，一般来说，人力资本快于物质资本的增速。现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与进步，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弹性具有很高的要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人力资本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根据2014年贵州省的相关统计数据，我们将会把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变量，贵阳市、遵义市的人力资本程度较高，因而其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截至2014年，贵阳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毕节为8.5年，全省平均水平为8.75年，这表明人力资本越充足，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差异性也是造成贵州省各区域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的影响因素之一。生产要素的差异性，如人才、资金、技术、信息和资源等的差异性，也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二 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区域经济差异是一种受众多因素影响而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上一节已经从区域天然要素禀赋、区域城市等级和城市数量、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定性分析，本节将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从历史角度看，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主要可以划分两类：一类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因素，另一类是经济增长所需要素的供给因素。由此可以总结为先天基础影响因素和后天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对于有些先天基础影响因素难以量化，只能进行定性分析，上一节已经做了研究，而经济增长因素大多是可以量化的，为了弄清楚经济增长因素怎样影响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存在巨大差异。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指标的可量化性，本节将选择投资因素、制度因素、工业因素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见图2-9），从多方面考虑贵州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从图2-9可以看出，制度因素方面主要选择财政收入和第三产业产值，财政收入是衡量GNP的初次分配情况，主要考察分配制度状况；第三产业产值考察产业结构因素和市场经济发展活力；工业因素选择第二产业产值来衡量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通过教育指数来衡量；投资因素和消费因素分别通过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衡量地区资本数量和消费活跃度。为了消除地区人口因素的影响了都取人均值。

出于考虑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本节选择2000—201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其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5年《贵州统计年鉴》。

（二）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面板数据模型，考虑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是一种考虑时间因素的地域空间上的分析或者时间序列分析考虑了时间因素的二维结构的数据分析。面板数据模型不仅能反映个体数据的规律，还能具体表现每个时间变化的规律性，把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优点相结合，快速有效地解决了遗漏变量和个体异质性的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数据信息、更多的变量选择、更大的自由度，减少了线性问题，提高了估计效率。

考虑到面板数据模型的很多优势，本节将贵州9个市（州）的人均GDP（agdp）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afin）、人均第三产业产值（aindu3）、人均第二产业产值（aindu2）、人力资本（aedu）、人均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acap）和人均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acon），构造面板数据模型，模型的回归方程为：

式中，i代表贵州省各市（州）,t表示年份，随机误差项uit满足零均值、同方差的相互独立分布。

本节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其中包含指标因素、时间因素和个体，对于指标因素需要进行相关分析，同时为了设定正确的模型，需要进行冗余固定效应检验，即F检验：

式中，S1、S2分别表示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数据个数；K为解释变量个数；T为时期数。如果F大于临界值，则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选择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又分为个体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模型，因此，还需进行豪斯曼检验（Hausman），其统计量为：

式中，和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和标准差，和分别表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和标准差。若H值在临界值之上，表明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三）结果与分析

由于贵州省地区间差异比较大，由此将贵州省划分为黔中、黔南、黔北和黔西四大区域进行分析，黔中包括贵阳市和安顺市，黔南包括黔南州、黔西南州和黔东南州，黔北包括遵义市和铜仁市，黔西包括毕节市和六盘水市，鉴于贵州省实际情况，可能这样划分和地理区位有一点出入，但不影响分析。

本节在进行分析时，首先对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通过对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1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大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2，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变量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相关关系。其次，对回归模型进行冗余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其结果见表2-12。从表中F检验结果可以发现，P值均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拒绝了原假设，贵州省、黔中、黔南、黔北和黔西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不能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在对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从P值可以发现，贵州省、黔中、黔南、黔北和黔西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P值大于5%，拒绝原假设，说明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加合适。由此，选择随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2-13。

根据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2-13），分别对各个变量对贵州省整体、黔中、黔北、黔南以及黔西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

综观贵州全省，制度、工业化、投资、消费、基础设施、教育程度等因素都对贵州省、黔中、前辈、黔南和黔西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说服力。

第三产业对贵州全省、黔中、黔北、黔南和黔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第三产业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大小排序是黔中＞黔北＞全省＞黔南＞黔西，说明黔中和黔北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金融、仓储等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而黔南和黔西虽然具有正效应，但其影响力还是存在不足，其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民俗风情来带动，第三产业的结构不合理，数量可观、质量堪忧。

第二产业对于全省、黔南和黔西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于黔中和黔北具有正效应但不显著，反映贵州省区域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起关键性作用。就影响系数来看，第二产业对于贵州省整体的影响最大，黔南和黔西依次降低，说明黔西的第二产业发展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第二产业中的现代工业、重工业要产生规模效应对于地区的基础设施要求比较高。黔中和黔北由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相对于第三产业较少，因此，第二产业的发展虽然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被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所掩盖，表现不明显。

人力资本对于全省、黔中、黔北、黔南和黔西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各地区的劳动力每增长1个百分点，全省、黔中、黔北、黔南和黔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39个、0.290个、0.532个、0.248个、0.576个百分点，这表明提高教育水平，或者增强就业人员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对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黔中和黔南劳动产出弹性相对较小，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人力资本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相对小些。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于全省、黔中和黔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其各地区的消费品零售额每增加1%，全省、黔中和黔南地区的人均GDP就会分别增加0.560个、0.767个、0.570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黔北和黔西地区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并不显著，表明在这两个地区居民消费因素不是它们的主要影响因素，消费因素还没有达到可以显著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

财政收入对全省和黔北没有显著性，而对于黔南和黔西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于黔中地区造成显著的负效应。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黔南和黔西两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对于政府投入依存度高，尤其是在通信、基建等公共品上，从而也反映该地区缺乏民间资本的投入，同时黔南和黔西地区经济发展得益于物质资本的推动，即其财政收入越丰厚，公共品的供给越充分，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就更加显著。财政收入对于黔中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负效应，说明此时经济发展削弱了分配上的公平性，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的分配比例过高会挫败其他经济体积极参与经济建设，从而抑制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全省、黔北、黔南和黔西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黔北地区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其中，黔西地区对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需求最高，具体表现为每增加1个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经济将提升0.498个百分点，黔北、黔南的弹性依次减少。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才造成了上述的差异，黔北、黔南和黔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物质资本的投入的依赖度高，仍然处于物质资本投入为主要推动阶段。黔中地区的基础设施配备得较为完善，具备较为成熟的物质资本，已经迈向科技进步转变的道路。因此，增加社会的固定投资对于贵州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