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一）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差异是多年来阻碍全球各国经济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长期致力于消除区域经济差异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改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从而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该问题也成为区域经济学家科研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但是，我国也面临着严峻的区域发展差异的形势。经济发展的地域性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我国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差异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并且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不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而且在一省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高于我国三大地区间的差异，故而各省内部的经济发展均衡问题慢慢地开始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腹地，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之一，省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1978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政策的指引下，贵州省开始走上了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直至全省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这些年虽然小有成效，但区域间的自然地域差异和脆弱的生态使城乡差距、省边缘和内部差异以及民族发展差异越来越大，严重阻碍了贵州经济的均衡发展。据统计，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2003年为1∶3.23,2015年为1∶2.91；贵州省2003年为1∶4.2,2015年为1∶3.8。从数据可以看出，2003—2015年，贵州省的差异虽然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1∶3的界限。2015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四成多。到2015年12月底，贵州省仍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有493万，贫困依然是贵州省发展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会使市场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各地经济发展需要的方针政策，让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地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平稳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气候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气候，是指地球上某一地区长期的、稳定的天气变化状况。近年来，以气候变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气候变化对生态、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影响，已经成为科学界和公众高度重视的全球性问题。尽管各国科学家对温室气体浓度增加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及其成因、气候变化历史演变的过程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还存在很多争论，但气候变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世界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生活。1996年，日本代表在气候变化日内瓦会议上发布了他们对气候变化研究的相关结果，表示如果不及时采取遏制全球变暖的相关对策，全球气温在2010—2020年这十年间将升高0.2℃左右。2014年，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价报告指出，1880—2012年，全球年均气温升高了0.85℃;2003—2012年与1850—1900年相比，平均气温总升幅度为0.78℃;1901—2010年，因全球气候变暖，海水融化，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9厘米。2015年12月14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上近200个缔约方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定——《巴黎协定》。这项协定得到了参会各方的普遍认可，并将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巴黎大会被认为是气候谈判的历史性转折点。同时也充分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科学事实。这种变化已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同步的。近年来，中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统计，1986—2006年连续出现了21个全国性暖冬，2011—2015年是史上最暖的五年。1951—2010年的50年间，中国年平均增温速率为0.23℃—0.27℃/10年，相比年均最高气温的变化，年均最低气温表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和高变化率。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2.5厘米，预计到2100年，华南海平面的上升范围可达60—74厘米。年降水量空间变化特征表现为由西北向东南递增，南方大部分地区降雨日数将明显增加，特别是福建和江西西部。此外，暴雨、暴雪、冰雹等极端强降水事件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也与之前有了明显的差异。贵州、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出现局地强降水时间可能增加。近百年，东部地区气候没有呈现明显的干湿变化趋势，而是呈现出旱涝交替态势。区域性干旱趋于严重，以北方干旱加重趋势最明显。全国大部分地区霜冻日数都有减少趋势。
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显著的，同时还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在加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50—2010年，我国农作物受旱灾的面积增长了1倍。另外，极端气候出现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以极端干旱事件为例，20世纪50年代，干旱主要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目前，干旱事件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东北、西北内陆和西南地区。提高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预防能力和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贵州作为全国典型的农业省份，更是如此。
（三）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与人民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在2004年起至2017年的十四年内，中央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均以“三农”问题为主题内容，将处理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核心任务。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必须同农村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然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整体存在供需结构性失调的情况，农业在科技人才培养、技术转换、推广服务平台等方面问题日益凸显。而旅游业凭借着高度关联性及带动性，成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切入点，在此背景下，推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是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从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方向看，党中央、国务院、农村农业部以及国家旅游局对推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十分重视，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意见。2009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提出，要求推进旅游业与文化、农业、工业等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互动，是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手段；之后国家致力于拓展农业的多样化功能，探索产业融合发展；2016年发布的《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推进农业与旅游、文教、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开发观光、体验、创意农业等新型业态；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产业兴旺，需要突破传统农林牧渔第一产业的发展格局，注重向农产品精深加工的第二产业与推动农产品销售的第三产业进行延伸，最终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因此，在国家政策支持与指导下，如何正确地认识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现象并推动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高效持续的发展成为当前的热门研究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更新，传统的观光旅游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已不如从前，更因为生活节奏加快，精神压力过大，人们更多地开始追求能够在短期、近距离的范围内达到身心放松与享受的目的，对旅游业层次丰富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更多要求。同时，传统观光旅游主要是对我国的山川大河、名胜古迹等进行大规模开发，过多地影响了地区生态平衡，不仅限制了旅游业的再发展，景区承载力超负荷、自然资源被人为破坏等问题不断暴露，也使社会发展处于生态高度破坏阶段，环境、资源、人口与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挑战。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能最大限度地给予农业发展的可能性，也能满足消费者原生态、低碳环保的旅游需求。一方面，在丰富旅游资源类型、拓宽旅游产品体系的同时，可以减轻旅游开发对环境资源造成的伤害，提高当地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实现了农业向新型产业化模式转变，有效地提高当地农副产品的销量，增加农民收入。与此同时，通过对农业与旅游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带动农村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还能促进当地加工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效地调节农村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四）城市竞争力与生态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生态、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完善了市内和周边的交通基础设施，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的加入。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高度集中，加大了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需求。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同时，人类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城市竞争力和生态建设方面的研究则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不仅关乎城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同时也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密切相关，一个健康发展的城市必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进行的模式。
近些年，国家的发展逐渐向国际化看齐，对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的认识和衡量必将上升至国际战略的高度，一套完善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能够使人民大众清晰地认识到我国当代城市的发展水平以及和全球其他发达城市之间的差距，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城市竞争力指标也得到不断扩充和完善。各类指标的完善为我国的城市竞争力衡量提供了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标尺，通过这一标尺的衡量，能够明晰自身经济发展的优劣，扬长避短，提升城市发展的整体素质，发挥国内城市竞争力强的优势，改进国内城市的短处，优化城市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营造发展好、生活好、幸福感足的城市氛围，促进人地和谐，创造人与自然共生协调的发展循环模式。
我国自迈入21世纪以来，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城市化进程正在高速前进。国内大多数城市本着因地制宜、协调发展的理念在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来不断探索和发现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开拓进取。“十三五”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正在逐渐向国际化、一体化和特色化的方向迈进，虽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许多诸如能源、资金与技术的问题，但是，城市发展战略的转型是必需的。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理念来看，中国坚持“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其中生态文明的发展在近十年来逐渐在各类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现阶段城市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逐步与生态建设相协调。并渐渐融合成为生态文明城市的发展模式，城市的发展以经济的发展为原动力，经济的发展则需要环境的保护作为其续航的保障，因此，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生态城市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城市竞争力衡量的时代指标，也是国内各个城市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砥砺前行的最终目标。
2013年12月，在我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试验区中，贵州赫然在列。贵州被列入生态文明试验区第一批名单，一方面展现出了贵州省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成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贵州省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所具有的无限潜能和源源不断的动力。遵义市作为贵州省颇具代表性的几个大城市之一，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性对于全省而言不言而喻，发展好遵义市的经济就等于为贵州省经济的发展做贡献。遵义市在2015年的中国GDP增长率百强名单中，以14.6%的增长速度夺魁，这表示遵义市在近几年的发展中经济提升了几个档次。不仅如此，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带动了遵义市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在经济总量增长的时期内，遵义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相比于以前都有了质的飞跃。在生态建设方面，遵义市政府以“发展与生态两条线”并行的发展理念，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平时的工作中，重视生态建设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作用。在产业发面，加大投入和引进环保产业，减少重污染高排放产业的企业数量，将这些污染企业搬离市中心和居民生活区，以人为本规划工业布局，将重污染高消耗的大企业远离居民区和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在具体的措施方面，遵义市政府以思想开化与惩处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并行处置污染企业。经济要发展，生态环境也需要保护，健康良好发展的城市应当是一个具有强有力并且高效的竞争力水平的城市，遵义市虽然历史上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其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竞争力差，但是，在党中央大力支持和贵州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近些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减轻了工业发展给城市环境带来的大量弊端。因此，将遵义市建设成经济发展水平高、生态环境好、人民生活幸福快乐的城市不仅对进一步提高遵义市城市竞争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够促使整个城市将积累的生态发展转化为强大城市生态建设的基础。
（五）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同时城镇化率也迅速提高。到2016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40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提高了人民收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但城镇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城镇化的成果大多造福了城镇居民而造成了城乡之间差距的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长期存在将引发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对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因素，贵州省一直是我国欠发达地区的代表。虽然贵州省的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升，2017年达到44%的水平，但是，与全国57%的城镇化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要关注到城镇化中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贵州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较大，2016年，贵州省城乡收入的比值为3.31，相比于全国2.72的平均水平还存在明显的差距。推进城镇化进程，要改变思路，在城镇化率快速提高的同时，要重视农村和城镇的协调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改变以往的收入分配方式，促进城乡和谐稳定发展。
针对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试图通过新的发展方式来解决城乡问题。新型城镇化打破了以往以人口转移为主的城镇化进程，更加注重转移人口的发展问题，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质量的提升。为了实现均衡发展，就必须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把新型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从而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力求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使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可以得到同等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使城乡居民得到同等条件的发展，不同生活环境的居民都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平等分配，城乡之间可以统筹发展，农民收入会得到提高。收入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高的保障，是农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的前提条件。新型城镇化坚持只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得以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才算是真正实现。
（六）基于产业支撑的城乡一体化
当前摆在我国面前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城乡居民平等共享经济建设成果。就贵州而言，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起点低，且起步晚。与此同时，我国的中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在国际工业进步和产业转移的影响下，城镇化建设飞速发展，因此，贵州的城镇化发展与我国平均水平还有差距。即使在贵州范围内，各市（州）的发展也不平衡，不同市（州）城市规模发展差异巨大，工业化发展不平衡，主导产业也有传统手工劳作与现代化之分。因此，如何消除城乡差异和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贵州省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城乡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以此作为切入点之一。因此，深入讨论城乡三次产业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具体联系，有助于因地制宜地构建贵州特定区域的城乡产业支撑体系，从而实现城乡经济一元化方向发展。
贵州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已经初具成果，形成了功能相对完善、结构相对合理的城镇体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乡村产业和投资规模也在不断上升。然而，从横向比较来看，贵州的城镇化水平还有所欠缺，且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主要不足体现在城市规模普遍较小，城镇的数量相对于贵州人口来说尚且不足（曾珊，2012），城乡关联程度低，城乡产业层次低，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协调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贵州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将陷入困境。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更应该积极探讨如何利用产业支撑城乡一体化建设，使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能够平等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真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二 研究目的及意义
（一）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
研究目的在于以探究贵州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阶段特征以及历史的变化形态为出发点，深入剖析贵州省区域发展差异形成的具体原因，制定适合贵州省经济发展的策略，实现贵州全省各个地区的协调发展。
首先，有利于形成对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从科学的角度研究分析区域内部差异情况，摒弃传统的区域内部无差异的前提假设，真实了解区域变迁的现状。
其次，有利于加强对西部开发战略作用的认识。贵州省地处我国西部，该省的经济发展代表着我国相当一部分西部地区的发展真实情况，贵州的发展对西部开发战略的深入影响重大。学术界对贵州省区域内部差异的研究，显著少于东部沿海地区。笔者选取贵州省9个市（州）和88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贵州经济发展的深入研究和考察，以期推动国家西部开发的战略步伐。
再次，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奋斗目标，通过对贵州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研究，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民族团结和统一，以最终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最后，有利于贵州省各级政府统一进行地区管理和控制。以贵州的县域为基础单位进行实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考察，结合理论经验和实际情况，为各地方政府开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使地级政府的决策合理化、科学化。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加强决策的严谨性，改变经验决策的传统思想，使决策真正地作用于各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
（二）气候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各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由于全球气候异常而引起的洪涝、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的情况下。迄今为止，气候异常已经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随着政治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这种影响也会随之加深。
气象因素是众多制约农业布局因素中的决定因素。农作物分布和布局基本上是由农业自然条件的地理差异决定的，而农业自然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是气候因素，特别是光、温、水这三个大因素。因此，气候要素的变化必将对农业的生产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是不可逆的全球尺度的气候系统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是益处还是灾难现在还不能确定。目前，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局部干旱高温危害严重，因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而加大早春冻害，草原产量和质量有所下降，霜冻、风暴、冰雹等气象灾害发生频率的增加而造成的农牧业损失增大，主要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等产量均可能下降，农业生产布局和种植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的种类、发生的范围以及危害程度都可能扩大；草地潜在荒漠化趋势加剧，草原和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增加，家畜、禽类的免疫能力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并导致发生疫情的概率增加；等等。总的来说，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
贵州省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土地资源的62%是喀斯特地貌，而贵州又是一个传统农业省，农业人口比重大，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突出，因水土流失面积底数大对其治理的成效甚微，土地的石漠化也在不断侵蚀着耕地面积。低水平教育直接影响着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素质，外加贫困面广，农业可持续和农村经济发展都陷入重重困难的局面。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贵州省的农业气候条件也将受到一定的影响。本书将主要针对气候因子对贵州农业生产的影响，探索气候变化背景下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由于气候变化已经对我国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是负面影响，并且其危害将会逐渐加深。气候是农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环境资源，且影响着农作物产量的高低。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其中农业受冲击最直接、最大。因此，增强气候意识，顺应气候变化规律，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一步合理利用并开发气候资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气候变化会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气候生产潜力以及农作物产量都有影响。2015年，贵州省年均气温和日照时数都较往年增加10%左右，降水量反而减少约14.6%，这种气温高降水少的趋势加剧了干旱的严重程度，给贵州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条件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分析研究贵州省的气候变化特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做好监测、预警，防患于未然，这对保证贵州经济健康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认清气候变化影响下的贵州农业生产态势，以及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受到的影响程度，对于农业技术措施的改进、适应气候变化、更合理地利用农业气候资源、促进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三）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从理论上看，我国关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即“农旅融合”的研究尚不成熟，对贵州省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对两者的互动机制与关联性的研究较为少见。笔者基于产业融合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及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对贵州农业与旅游业的资源概述、产业现状、发展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贵州省农业与旅游业的关联度与县域典型进行探索，根据分析对两者融合发展提出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在一定范围内补充完善贵州省对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从现实来看，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作为促进地方农业转型、实现地区经济增收的重要手段，是我国政策发布与执行的热门关注点之一，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相应策略，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在我国2017年划分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贵州省有65个县分布在3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同时贵州省山地和丘陵占地面积广，在农业方面，存在耕地质量差、科技支撑能力低、传统农业投入大且收益低等问题，而富集的旅游资源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是推动贵州省旅游业良性发展的原因。因此，贵州省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产业升级与旅游业多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正确认识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机制及相互关系，是推动两种产业持续良性发展的关键。
（四）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建设
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生态建设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王琳，2008）。不同竞争力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其意义不同，因此，对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建设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参阅了大量国内外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建设方面的文献，发现把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建设放在一起研究的文献并不多，对遵义市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建设进行研究的文献就更少。因此，对它的研究很有必要。
评价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水平，不能单看城市的GDP总量、财政总收入、人均收入水平等经济指标，还需要考虑社会、制度、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生态环境恶化的城市，它的发展将不会长久。只有生态环境良好，才能使城市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重发展、轻保护，先污染、再治理，是落后城市发展的突出特征。例如，我国的山西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发展经济的时候，过度开采资源，造成了诸如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使现在的发展落后于许多东部沿海地区。而城市竞争力水平高的城市通常会把生态建设考虑进去，政府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及人力、物力。致力于建设绿色生态型城市，把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作为提升竞争力的手段（李红柳，2011）。竞争力尚不高的遵义，接下来的发展战略如何选择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带来经济效益，但是造成了生态失衡；绿色健康产业虽说成长得相对较慢，没有那么多眼前利益，但是具有长远持久性。贵州工业化中生态建设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有以生态作为贵州发展的主旋律，才能实现贵州的可持续发展（潘建，2012）。
（五）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已有的对于城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通常只选取一些单一研究对象或者较少的因素分析，而忽视了城乡经济发展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和区域政策存在的差异性，本书在使用指标体系方面，考虑到贵州省新型城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贵州省1980—2016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以期对贵州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有一个科学的评价，再通过实证分析找出各解释变量，对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用因素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根据检验和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传统城镇化虽然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在收入分配上有失公允、过于偏向城镇居民，由此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城乡发展之间不协调问题。笔者通过关注新型城镇化对以往的问题加以研究和改善，抓住此次契机改变以往的收入分配观念，使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通过新型城镇化理念的转变，既注重城镇化率的提高，也将城镇化的质量作为首要的目标。本书通过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有针对性地找出原有城镇化进程当中存在的矛盾，通过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理念，解决在城镇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使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
（六）基于产业支撑的城乡一体化
“十三五”规划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最大障碍和难题。基于此，本书在产业支撑方面寻找贵州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且可行的方法和路径，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逐渐消除城乡差异，最终实现全体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学者经过对城乡一体化的多年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农业工业化或是从政府角度出发提出补给农业的各种优惠政策以促进农业发展。无论哪一种，若是从单一角度考虑城乡协调发展问题，都是不可行的。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多范畴问题，包括社会伦理、文化和经济各个方面。本书选取经济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探讨贵州三次产业发展与城乡一体化水平提高之间的一般关系，从产业支撑角度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扩充理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