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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中日词学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平安朝早期，张志和《渔歌子》就东传至日本，引起包括嵯峨天皇在内的日本宫廷文人的唱和。这五阕《渔歌子》是由谁、以怎样的方式东传至日本的呢？神田喜一郎认为：“大概是入唐的朝廷使者中有某一风流文人，他将当时在中国最新流行的作品带回到日本，天皇立即得知，政务余暇时便仿照创作。可以想象的是，当时可能连其唱腔也同时传来了；如果那样的唱腔也流传到现在，那才是十分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1]据神田氏所论，则最早的词学文献东传是由遣唐使以抄录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完成的。在千余年的中日词学交流史中，词学文献东传还有哪些途径？其历程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东传的词学文献对日本词坛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哪些词籍可作为中日词学交流的典型个案？本书尝试还原中国词学文献东传日本的图景，以书籍交流史、词学史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梳理词学文献东传的历程，考索具有典范意义的词籍个案。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近年来，域外汉籍与海外汉学研究如火如荼，域外各地珍藏之汉籍渐次进入研究者视野，海外汉学的方法与视角亦为国内学者所借鉴。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张伯伟曾从五个方面简要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即文学典籍的流传、文学人士的交往、文学读本的演变、文学观念的渗透、文学典范的确立。[2]文学典籍的流传是促成“汉字文化圈”形成的基础之一，流传至域外的中国文学典籍一方面保存了文献——其中不乏国内失传的文献；另一方面文学典籍在域外读者之间传播，形成了特有的域外传播接受史。海外汉学依赖于典籍的域外传播与接受，其观念也已经融入了当地的审美文化与文学理念。

日本是域外汉籍藏弆的一个重镇，其收藏汉籍种类繁多、数量丰富、范围广泛，这些新材料是值得深入挖掘的一座宝藏。对东传日本汉籍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仅目录类著作，可举的就有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向荣堂主人编纂的《唐本类书考》，涩江全善、森立之等编撰的《经籍访古志》等，黎庶昌、杨守敬在日本访得当时国内已失传的秘本并刻成《古逸丛书》，更是日存汉籍研究的一段佳话。汉籍流传至日本，引起了日本学人的重视，他们或仿作，或节录，或评点，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其方法也值得借鉴。陈寅恪对这种新材料和新观念的价值曾有著名的概括：“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日本所藏之汉籍可以归为“异族之故书”，日本的汉学研究即可视为“外来之观念”：两者均为域外汉籍研究的重要方面，日本汉籍是古典学研究的对象，日本汉学为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参证。

流传至日本的中国词学典籍，总体而言并不多见，历来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国，“词为小道”一说由来已久，即使在词盛极一时的宋代，很多文人仍有轻视词作之举，如陆游《〈长短句〉序》云：

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磐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4]

郑卫之音已为孔子所轻，陆游认为其后文体愈变愈薄，千余年之后的词体地位之低可想而知。陆游悔少时之作，可见他对词的鄙薄。词学研究到清代始可称大盛，但清人也有“少年绮语之悔”[5]的说法。日本人的填词历史虽然很久远，但是一直未能盛行，“在我国搞填词的人除了平安朝的嵯峨天皇和兼明亲王以外，从江户时代直到近代的明治、大正时代只有寥寥不到一百人，而且也不过是少数的一些寂寞的好事之徒；而且这些人也大多数只不过是由于一时的好奇，游戏般地尝试一下”[6]。翻刻词籍在日本也十分罕见，以沈津、卞东波所编《日本汉籍图录》为例，此书“汇集了日本各个时代翻刻的中国典籍的书影”[7]，收录日本翻刻的汉籍达1810种，却无一词曲类。毋庸讳言，中国词籍的东传并不像诗文那样有着庞大的规模，其在日本的影响也远远不及诗文。

但是东传至日本的中国词学文献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这些词学文献中，有些国内已经失传或仅保存部分，如大仓文库所藏《南词》《汲古阁未刻词》等，这类文献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有些甚至能够解决若干词籍悬而未决的版本源流问题；有些国内也存有，但日本所存为特殊版本，其中部分有名家批校，如静嘉堂文库所藏《典雅词》，乃劳权精校本；东洋文库所藏王国维旧藏刘履芬《鸥梦词》保留有勒方锜、杜文澜、潘锺瑞等人批校之语。这些批语如能够加以辑佚整理，不仅对词集有更深刻的探究，对于评校之人的学术思想亦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二是具有一定的文学与文化价值。每一部域外汉籍的流播，都反映了中外交流的一个侧面，而这些书在异域的传播接受情况，反映了不同民族在审美接受、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因此探究中国词学文献在日本的传播接受情况，有助于加深对中日文化的理解。

日本各藏书机构保存有不少词籍，如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等，已有不少学者就这些词籍展开研究。笔者深深敬佩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开拓，也想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于是决定以东传至日本的中国词学文献为中心，对日本所藏词籍作一系统的梳理。《词学文献东传与日藏词籍》以东传日本的中国词学文献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词学文献东传的途径与历程、价值与影响等，对若干具有重要价值的日藏词籍作全面、细致的考索。

总之，这一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以往对日藏汉籍的关注，多集中在经、史、子三部，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云：“日本古钞本以经部为最”,“医籍尤收罗靡遗”,“高山寺、法隆寺二藏所储唐经生书佛经不下万卷，即经史古本亦多出其中”。[8]这固然是由于收藏于日本的集部文献相对较少，也与传统的经史为正统的观念密切相关。集部词曲类文献中的词籍则更是寥寥无几，论文以此为切入点，可以进一步挖掘这些域外词籍的价值，对探索东亚古典文学的交流亦有着参照意义。

二相关概念界说

论文的关键词是词学文献、东传、日藏词籍、日本词学。日本乃政治上、地域上的限定，“日藏词籍”指出了词籍所存之地为日本。但书籍常处于流动的状态，尤其是近几十年公私藏书机构、藏书家等常常带来“当下”的书籍流动。如本文所涉及的“大仓文库”所藏《南词》《汲古阁未刻词》等，就于2013年回归中国，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两种词籍丛编实际是“日本曾经收藏之词籍”，但本文仍以日藏词籍视之。日本词学文献则采用《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目录》的界定，其《凡例》云：“本稿收录明治元年（1868）以来在日本刊行的词学相关的文献目录，包括一部分在中国刊行的日本人的著作。”[9]由此可见，日本词学文献既包括在日本产生的相关文献，也包括日本人在世界各地（主要指中国）的词学著作。本文下编作为个案考察的词籍，尤其注重东传词学文献与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的区别，但也关注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此外，还有必要对两个概念进行界说，这也是确定研究范围的前提。

（一）词学文献与词籍

词学文献（Ci-poetry Literature）采用广义的概念，即指一切与词学相关的材料，包含词作、词论、词乐、词谱、词人纪事等词学诸方面资料的文献，也包括各总集、别集、类书、韵书等典籍中录存的词作与词论，这些均在本论文的考察范围之内。“词学”概念的界定，有自己的历史。徐珂在《清代词学概论》中将词学分为派别、选本、评语、词谱、词韵、词话六个方面[10]，此后词学大师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将词学研究分为词乐之学、词韵之学、图谱之学、声调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词史之学、批评之学八个方面[11]，指出词学研究的基本范围。1981年，唐圭璋、金启华在《词学》第一辑上联合发表《历代词学研究述略》[12]，将词学研究范围界定为：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等十个方面。王兆鹏在《词学史料学》一书绪论《词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13]中，将词学研究范围分为词体、词人、词集、词论、词史和词学史六个方面。可以说，前辈学人界定的词学每一个方面所存有的文献都属于词学文献的范畴。词产生早期，词体并未独立，词作多依附于总集、别集等，词论多附录于诗话、类书等著作中。这一类材料庞大却又零散，钩稽不易。因此，本书对一些只见东传而受容不广的词学文献略而不论，只能尽量勾勒对日本词作和词论产生影响的词学文献，挂一漏万也势所难免，最终目的是梳理词学文献东传及受容与日本历代词作和词论产生、发展的密切关系。

相较于词学文献，词籍（Ci-poetry Books）的概念要小得多。“籍”，释义为“书，书册”，因此词籍指关于词的独立成册的典籍。日藏词籍的主体部分，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词集。由于受到词体发展的限制，唐代文人词作大多未独立成书，五代时期赵崇祚所编《花间集》长期以来被视为最早的词集[14]；宋代词体兴盛，单行本词集逐渐增多；明清时期传抄、刻印的宋人词集更多，甚至出现了词集丛编，日藏《典雅词》《南词》《汲古阁未刻词》是较为稀见的词集丛编。二是词话。词话在唐代已经产生，但独立的词话著作诞生于北宋，南宋迎来了词话著作的繁荣，至清代、近代达到高峰。[15]为避免分类的繁杂，本书将词调、词律、词谱类著作归入词话。村上哲见《日本收藏词籍善本解题》中所列词籍，都可以归入这两类。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国内词学文献中的专著部分，不纳入日藏词籍的范围，其主要包括词学译介、词学研究著作，前者如中田勇次郎译注的张惠言《词选》、花崎采琰译注的《新译漱玉词》等，后者如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村上哲见《宋词》等。这些译介、研究著作都收录于松尾肇子编、宋词研究会补编的《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目录》中。因考虑到与“东传”的关系，本文择取的作为个案研究的词籍源头都来自中国，日本学者以日语撰写的词学著作仅作为研究的参照。

总的来说，词学文献包含了词籍，词籍是词学文献的一部分。之所以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因为早期中日词学交流中只有零星的词作、词论东传，词籍的东传要晚得多，目前可以确考的传入日本的词籍到南宋时才出现。而日本填词、词学的萌芽并不依赖于词籍的东传，而是依赖于零星的词作、词论的东传与接受。在梳理中国词学对日本词学的影响、日本词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时，就不得不采用广义的词学文献概念。另一方面，词籍是词学文献中最集中、最重要的部分。日本江户时代开始有大量的东传词籍，这些词籍对日本词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带来了日本词学的飞跃。因此自东传的第二阶段开始，重点关注词籍。但这并不意味着散落于其他书籍的词作、词论就没有东传，而是这些零星的词学资料的影响远远小于词籍。词籍对日本词学的影响显著，因此作为个案研究也是最为合适的。

（二）东传

虽说文化典籍的交流是双向传播、互为影响的，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中日的典籍交流也同样以中国的输出为主。东传指书籍传入日本的路径，主要包括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以及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当然也包括极少数以西方为中介传入日本的情况。当然，日本汉籍西传中国也已有千余年历史，同样不能忽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明治维新以前的千余年间，中国文化的滔滔东泻固然是其主体趋向，但也不能忽略涓涓西流的日本文化；反之，明治维新以降，日本文化（包括以日本为中介的西方文化）逆转传统的流向而大量西渐，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并未猝然而止。”[16]也有学者指出“东传”或“西传”不能完整呈现东亚汉籍流动的图景，进而提出了东亚汉籍“环流”的概念。“无论曰 ‘东传’或 ‘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 ‘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 ‘表象’，而 ‘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 ‘心象’。”[17]就东亚汉籍流动的实态而言，“环流”当然能更充分地展现书籍传播接受的真实图景。但就本书所限定的词学文献而言，“东传”这种单向的输出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仍然以“东传”为题。这并非忽略日本向中国的西传，也不是忽略词籍的阅读与接受，而是在近代中日词学的现代转型以前，日本词籍回传的现象寥寥无几。总之，在中日词学交流史中，“东传”能更直观地反映中日词学文献流动的方向和实态。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代中日之间典籍的东传与回流更为复杂多样。随着科技的进步，中日文人之间的往来极为频繁，这其中带来的词学典籍流动无法详尽描述。仅日本词学大家中田勇次郎、村上哲见收藏的当代中国的词学研究著作就已包罗万象、汗牛充栋。因此，本书所研究的时间下限设定为日本结束战争混乱状态的1955年，这也是日本史学界划分近现代与当代的分界线。

三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中日关系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关于日本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大庭修、松浦章曾加以梳理。[18]中国方面，20世纪80年代有叶昌纲《建国以来我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述评》，从综合性研究、科技交流史、文学艺术交流史、语言文字交流史、佛教交流史、儒学交流史、革命运动与维新思想的研究、留学生问题的研究、有关书籍的研究等九个方面加以概括。[19]21世纪伊始，《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20]出版，该书梳理了中国历代对日本、对中日关系的研究，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梳理提供了重要参照。刘岳兵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21]十分详细地梳理了民国时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21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情况，在期刊出版、研究丛书汇集、文化交流通史、史料整理、文献学研究、各种比较研究与专题研究等诸方面对研究现状和课题作了翔实梳理与细致归纳，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这一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以上著述梳理了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研究成果之丰富，让人眼花缭乱，难以作出面面俱到的论述。本研究属于文化交流中的文学典籍交流，是一个专题性质的研究，涉及中日文学交流、日藏汉籍研究、日本词学等领域，因此这里仅就这三个方面的研究现状作出梳理与归纳。因学识所限，遗漏也在所难免。

（一）中日文学交流

中日之间的文学交流主要通过“人的接触”[22]和文献典籍的流动才得以进行。早期的文学交流主要依赖于“人的接触”, 8世纪日本开始有了书面文学，因为初期的日本文学需要借助汉字表现，“注定了它与中国文学之间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23]。千余年的中日文学交流既是一段确定的历史事实，也是后人研究的对象。今依时间先后，就民国以来中日文学交流的研究历程加以概述。

民国时期的中日文学交流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加上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对抗凸显，对两国文学交流的研究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成果并不多见。但也产生了极少数优秀之作，如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24]。该书对若干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名人作了考述，如晁衡、空海、圆仁、李竹隐、邵元、朱舜水、戴笠、陈元赟、隐元隆琦、山井鼎、梁启超等，发掘、考证了围绕这些名人的相关文献。[25]当然这一著作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交流的范围，其中包含了文物、思想、文化等研究话题。

1949年后国内的中日文学交流研究进入低谷期，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研究的繁荣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出现了不少论述中日文学交流、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单篇论文。20世纪70年代末曹汾《唐代中日文学艺术交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张步云《试论唐代中日来往诗》（《学术月刊》1979年第11期）等文章发表。曹汾文章介绍了遣唐使入唐购书、中国汉籍在日本传播接受、日本汉文学的发展与唐朝关系、佛教交流、艺术交流等内容。张步云文章则以诗学交流为主题，完全属于文学交流层面。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些文章预示着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热潮的到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日关系友好期，这一时期有关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发展，进入21世纪，中日文化交流仍然是一个热门的话题。[26]文学交流属于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文化交流热潮也必然带动文学交流的繁荣。正如叶渭渠指出的那样：“纵观中日文学交流的发展，似乎可以预料，继古代和近代两次中日文学交流高潮之后，即将迎来第三次高潮。”[27]这里虽然是针对文学创作的交流而言，但文学交流的频繁也必带动文学交流研究的兴盛。20世纪80年代，严绍璗先后发表《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国外文学》1982年第2期）、《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等系列文章，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大致依照时间先后，选取个案贯穿全书。该书八章分别研究了日本“记纪神话”、古代短歌、上古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和日本文学的西渐、日本古代小说、白居易文学在日本的影响、日本女性文学、中近世日本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明清俗文学的东渐和日本江户时代小说关系等，既有史料的挖掘整理，又有日本汉文学是“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的核心观念贯穿其中。严绍璗是较早的中日比较文学领域的大家，其成果多能高屋建瓴，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研究风气。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是系统考察近代中日文学关系演变历程的一部力作。该书虽然题为近代，实际上起始比一般意义的鸦片战争或明治维新的年代更早，“日本学者写日本近代史都不抛开相当于中国鸦片战争前后的那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状况，总要追溯江户末期流行的 ‘戏作’和维新志士的汉诗文，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弄清近代文学的源流和变迁。本书根据两国近两百年文学交流的特点和叙述的方便，大体和通常认为的中国近代文学的断限相近，而起始要较1840年略早。”[28]该书共有二十章之多，内容涉及日本诗学批评、小说批评等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关系，也包括日本汉诗、日本政治小说、明治翻译文学、日本新派剧、日本汉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这部书脉络清晰、自成体系，“对研究和了解中日近代文学交流，乃至对了解日本近代文学具有极大意义”[29]。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起，有关中日文学关系的学会陆续成立，1985年成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日文学关系是这个学会的重要议题之一；1988年成立了“中国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这些学会的成立，大大推动了中日文学交流研究的进程。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以“中日文学关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8月，吉林大学中文系主办全国首届中日文学关系学术研讨会，以研讨会形式带动中日文学关系之研究。从这次研讨会参会人员来看，这次会议侧重近现代文学与日本之关系。[30]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日文学交流研究方兴未艾。

20世纪90年代，严绍璗、王晓平又推出《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以时间为序，勾勒了中国文学东渐日本的轨迹，就日本早期汉诗集、“翻案”文学、“物语”“和歌”与中国文学之关系，以及鲁迅作品东传与日本诸学派评论、人民文艺在战后日本的传播、当代的两国文学交流等作了概括和归纳，材料翔实，观点新颖，为中日比较文学的展开提供了良好范例。此后，关于中日文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不断，如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马兴国《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一些以日本汉文学、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等为名的研究著作，也同样有大量篇幅论述中日文学交流，如肖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勇《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等。

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日文学交流研究最高水平的是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中的“文学卷”与“典籍卷”。《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严绍璗、中西进主编。严绍璗在《序论：中日文学交流的历程与我们的研究》中梳理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指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学，虽然两千余年来绵亘不断，但是，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却并未对这一辉煌的文学现象进行过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更没有进行学术性的定位”[31]，该序文还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中日文学关系研究进入迅速发展的时代，在研究论著发表、研究队伍结成、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该书依时间先后，分别就中日神话的文化融合，日本诗歌、物语、戏剧、小说等不同文体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中国作家的留日体验等展开论述，较为全面地就中日文学交流的各个领域展开了论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王勇、大庭修主编。该书的《序论：汉籍与汉字文化圈》已经就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与萎缩、汉籍定义、中国汉籍在域外传播等议题展开讨论，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第二章“江户时代的中日典籍交流”、第三章“日本汉籍西传中国的历程”与第四章“佚存书与 ‘华刻本’”，大致按时间先后梳理了汉籍东传日本的历程与日本汉籍西传中国的历程。大庭修在此之前，已有《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版）、《江户时代中国文学受容研究》（同朋舍1984年版）等著作。陆坚、王勇编有《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勇编有《中日汉籍交流史论》等。

20世纪末，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该书导论部分就“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轨迹”“日本古代文学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论述，表明作者从历史角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探究。全书分大和时代、平安时代、镰仓·室町时代、江户时代等四个时期，就神话、汉文学、物语等文学类型以及圣德太子、空海、菅原道真、中岩圆月、朱舜水、陈元赟等文学家展开论述，全方位、系统地对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这一课题进行拓展，“是一部国内首家系统评述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影响的优秀学术著作，亦不失为可资借鉴、参考的理想工具书”[32]。

进入21世纪，中日文学交流研究依然是中日关系研究的热点之一。试以“中日文学”“中日—文学”为词条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自2000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其结果如下表。

以上检索结果，大部分都以中日文学交流或中日文学比较作为论题，此外还有很多不以“中日文学”为题但涉及中日文学交流的论著论文。从这些论文的研究时段来看，自上古以至当代，涵盖中日文学交流的各个时期；而从这些论文的内容来看，有的对文学创作者的交游展开论述，有的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传播影响进行分析，也有的从文体角度就某一文体的关联进行探讨，覆盖了中日文学交流的方方面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杭州召开了“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会议正式代表达百余人。王勇将部分会议论文编成《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收录的论文涉及古代、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也有图书版本的文献考证等，契合了“‘书籍之路’跨学科的特点”[33]。

总之，文学交流与典籍流动是相互关联的，文学交流包含文学典籍的流动，而典籍流动中的一部分是文学典籍。因此在梳理文学交流研究现状时，也将典籍流动研究现状作了简略的梳理。

（二）日藏汉籍研究

与文学交流、典籍流动密切相关的另一个侧面是域外汉籍研究。汉籍广义上可以理解为汉文典籍，除了包括中国典籍外，其“外延应当涵盖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汉文载籍，甚至包括近代来华西人的汉文著述”[34]。一般而言，先有文学交流、典籍流动，才有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和接受，才有汉文典籍的产生。文学交流与典籍流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域外汉籍研究则侧重典籍本身的文献学研究，属于静态研究。从地域上说，日藏汉籍研究属于域外汉籍研究的一部分。

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已经注意到日本典籍的价值，唐代已经出现了日本汉籍的西渐。[35]宋代更积极主动地求取域外典籍，在宋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神宗求《东观汉记》而不得，死后方从高丽获得此本，到元祐年间向高丽大规模征求汉籍。[36]元明时期汉籍西渐也未中断，而清代成为日本典籍西传的全盛期，“清代传入中国的日本典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遥遥超越以往的任何时代”[37]。如鲍廷博父子所编《知不足斋丛书》就收录有多种日本典籍，如日本学者市河世宁所辑《全唐诗逸》，从淡海竺常所作序言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亡乎彼而存乎我”[38]的典籍是颇为自信的。至晚清时期，日藏汉籍得到重视，杨守敬、黎庶昌到日本访书、购书，刻成《古逸丛书》，所收多为日本所得国内佚失的珍稀典籍。其后方功惠、傅云龙、董康、孙楷第等人都到日本访书。以上十分粗略地梳理了自唐以迄民国的日本汉籍西渐历程。可以看出，对日本汉籍的研究是以书籍回传为主，侧重寻访、输入、刊刻等，这为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

1949年后，域外汉籍研究一时冷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域外汉籍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关于21世纪以来中国域外汉籍研究的综述，以下三篇文章已作了较翔实的归纳。金程宇《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文对2000—2009年中国的域外汉籍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归纳，在域外汉籍的影印、整理与回流，域外汉籍的相关论著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梳理，足资参考。巢彦婷《近十年域外汉籍与唐代文学研究综述》[《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就近十年域外汉籍研究中的唐代文学部分作了梳理。刘泰延《中国近五年域外汉籍研究述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期）以金程宇文为体例标准，梳理了2010—2014年的研究成果。这里也略作总结，对三篇文章已经提及的部分则从简从略，总体上从学术会议、研究机构建设、论文论著等几个方面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域外汉籍研究动态。

1.学术会议。早在1986年，第一届中国域外汉籍学术研讨会就在日本明治大学召开，此后约每年一次在不同地区连续召开，截至1993年，已举办了七届。[39]前五届会议发表论文的情况，可参见陈捷《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述略》。正如陈捷总结的那样：“域外汉籍的发掘研究是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应予重视、甚有前途的一个方面。”[40]大陆的域外汉籍起步稍晚，但进入21世纪已有超越之势。大陆的域外汉籍学术研讨会以高频度召开，如2007年举办“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再次举办。此外，以“域外汉籍整理、研究与出版”“日藏汉籍”“东亚汉籍”“域外汉学汉籍研究”“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等为名的学术会议不断，几乎每年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域外汉籍研讨会，呈现出一片繁荣、热闹的研究动态。

2.研究机构建设。1989年杭州大学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重点定位于“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这是大陆地区较早的以中日书籍交流为研究重心的研究机构。南京大学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也走在前列，于2000年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随着这一研究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各地区、各学校也成立了研究机构。台湾大学在2002年成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东亚文献。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目前在小说、汉诗研究领域成就突出。复旦大学于2007年成立“文史研究院”，研究包括“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2011年，浙江工商大学在“日本文化研究所”基础上组建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并成立院级“书籍之路研究所”，日藏典籍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2014年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建立“东亚汉籍研究工作坊”，将东亚汉籍的整理与研究列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武汉大学于2016年成立“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中心”，荟萃文学院、外语学院、国学院一批中青年教师，致力于倡导、推进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随着近几年有关域外汉籍研究课题获得立项，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域外汉籍研究机构随之建立。

3.论文论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产生了一大批论文论著。“上世纪的域外汉籍研究，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域外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从地域来说，也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发展颇为不平衡。”[41]其实国内学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日本汉籍目录、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布与影响等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严绍璗在八九十年代的相关成果即是代表。进入21世纪，域外汉籍研究的论文论著显著增加，专业的刊物《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也于2005年创刊，并持续出版至今；而文献研究的重要刊物《文献》也开辟有“域外汉籍研究”专栏。在论著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目前该丛书已出至第三辑。试看已出版著作之目。

第一辑：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蔡毅《日本汉诗论稿》，左江《李植杜诗批解研究》，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

第二辑：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李庆《海外典籍与日本汉学论丛》，陈益源《越南汉籍文献述论》，静永健、陈翀《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王晓平《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陈捷《人物往来与书籍流转》。

第三辑：张伯伟《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俞士玲《性别、身份和文本：朝鲜女性文学文献研究》，郑墡谟《北宋文学东传之研究》，金程宇《东亚汉籍新探》，左江《此子生中国——朝鲜文人许筠研究》，卞东波《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童岭《六朝隋唐旧钞本研究》，耿慧玲《越南史论丛——历史文献与碑铭资料之综合研究》，崔溶澈《〈红楼梦〉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

以上书籍，有的从理论上提出构建汉文化圈的设想和方法，有的梳理汉籍的环流，有的勾勒人物的往来，有的考察专门文献的传播与接受，有的专注文献学研究。可以说已经涉及域外汉籍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体而言，日藏汉籍的研究占了很大的比重，反映出日藏汉籍在域外汉籍中的重要位置。虽然以上都是以著作形式呈现的成果，但绝大多数实际上是论文集。以单篇论文而言，论题已具有相当的广度。由论文结集而成的著作还有刘玉才、潘建国主编的《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査屏球主编的《梯航集》。《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收录论文多围绕中国典籍的日藏古钞本展开，涉及典籍有《尚书》《春秋经传集解》《文镜秘府论》《玉海》《群书治要》《弘决外典钞》等，可见日藏汉籍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和领域广度是非常惊人的；《梯航集》收录有中日学者研究日藏汉籍的多篇论文，例如傅刚《日本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考论》、甲斐雄一《关于日本所藏〈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杜晓勤《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明黄用中注〈骆丞集〉十卷本考》、査屏球《日传〈白氏文集〉古抄卷六十五卷考异》、汪超《日藏朝鲜刊五卷本〈欧苏手简〉考》、奥野新太郎《日藏吴正子笺注刘辰翁评点〈李长吉诗歌〉简论》、顾永新《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写本〈七经孟子考文〉发微》、黄冬柏《日本内阁文库藏〈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考》等。这些论文选题多种多样，再次证实日藏汉籍是一座巨大的宝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很多重要的汉籍典藏机构既是藏书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且往往有定期出版的期刊，如《东洋文库书报》《斯道文库论集》等。研究汉籍的日本学者大多有自己的专攻领域，对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日藏汉籍都有着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如收录在蒋寅主编的《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中的芳村弘道对蓬左文库《选诗演义》有深入研究，收录在王水照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中的东英寿对天理图书馆藏《欧阳文忠公集》有详细考辨等。

从学界的研究述评及以上的简略梳理可以看出，域外汉籍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书籍电子化时代的到来，研究者得到域外汉籍更为便捷，因此近年来屡屡有新的域外汉籍研究成果见诸期刊，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

（三）日本词学研究

日本词学研究包括对日本填词与词论的研究、日本学者的词学研究、日藏词籍的研究等几个方面。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说十分有限，且又与本课题关系最为紧密，因此这里分别述评。

日本填词与词论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一领域开山的研究者是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关注了日本人填词这一课题，在《日本填词史话》后记中，他写道：“我开始注意到日本人的填词是在大正、昭和之际，因某一意外发现开始详细调查，并把其中的一部分以《本邦人的诗余》为题分两回发表在《艺文》杂志上。”[42]他的论文还被翻译刊载于《同声月刊》，这也是国内期刊揭载的最早的关于日本人填词的论文。神田喜一郎对此感到惊喜，他说：“现在看来是极为粗糙的研究，却意外地得到国内外的注目。最让我吃惊的是，这其中的一部分由李圭海翻译，登载在杂志《同声月刊》上。这杂志是中国知名的词学专家龙榆生教授主宰刊行的，在他的眼光看来日本人的填词还算可以的话，多么地坚定我的信心，这比什么都值得高兴。”[43]登载在《同声月刊》里的是《高野竹隐与森槐南之词学》及《槐南竹隐二家之角逐》[44]，翻译的来源是由“台北帝大短歌会”办的《台大文学》第7卷第3号、第5号，原题为《本邦填词史话八》《日本填词史话九》。此后神田喜一郎又进一步钻研，在1965年出版了《日本填词史话上》。而中国方面，密切关注日本人填词的是夏承焘。[45]他在1965年就收到神田喜一郎寄赠的《日本填词史话上》，此后细心阅读。在20世纪70年代写了域外论词绝句，如论日本填词开山鼻祖嵯峨天皇的“樱边觱篥迸风雷，一脉嵯峨孕霸才。并世温馗应色喜，桃花泛鳜上蓬莱”写于1973年2月。[46]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日本填词研究渐成风气，先后产生了两部日本词选：夏承焘选校，张珍怀、胡树淼注释《域外词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彭黎明、罗姗选注《日本词选》（岳麓书社1985年版）。2009年，张珍怀笺注《日本三家词笺注》出版，从该书附录可知它的完成时间在1981年。[47]以上日本词选的范围大抵未出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的范围。夏承焘、彭黎明、张珍怀等学者对日本词人作了中肯的评价，成为日本填词在中国传播接受的例证。2010年，萩原正树发表《关于芜城秋雪的〈香草墨缘〉》，对《日本填词史话》已经论及的“香草社”作了翔实的补充，考订了芜城秋雪的生平、词作，揭载了《香草墨缘》的全部88首词作。[48]关于日本词论的研究，除了《日本填词史话》已提及的高野竹隐《论词绝句》、森槐南词话之外，萩原正树关注到森川竹磎的《词律大成》《词法小笺》等[49]，除此之外，关注日本词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关于日本学者的词学研究成果，1986年松尾肇子发表《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目录初稿》，较完整地呈现了日本学者词学研究成果。该目录分单行的专著、论文两大类，门类下再细分类别，详细罗列相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初王水照、保苅佳昭编选《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也关注日本学界的词学研究状态。该书选录村上哲见、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目加田诚、青山宏、田森襄、中原健二、宇野直人、清水茂、保苅佳昭、小川环树、萩原正树、松尾肇子、伊藤虎丸、宫内保、吉川幸次郎等日本学者的词学论文，其中的一些学者如萩原正树、松尾肇子、保苅佳昭等在今天仍然是日本词学界的中坚人物。王水照的《前言》指出日本学者在词学选题方面具有全面性和多样性，形成了日本学者独特的研究视角并由此展开研究视野，在研究方法上则讲究实证方法上的多元；附录的《日本词学文献目录索引（1868—1988）》较详细地梳理了日本词学的研究成果。此后，林玫仪编《词学论著总目》（台湾地区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中的“域外词学”部分以及松尾肇子编、宋词研究会补编的《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目录》[50]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梳理，从这些研究成果的目录索引，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在词学研究的各领域成果斐然。

日藏词籍也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唐圭璋编《全宋词》时已经注重利用日藏词籍，如利用赵万里从静嘉堂文库影照的《梅苑》。1949年后，国内学者较难利用庋藏于日本的词籍，反而是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积极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1976年，日本学者榎一雄发表《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东洋文库书报》1976年第8号），考订了东洋文库所藏王国维旧藏词曲书流传至日本的经过。1983年，日本同朋舍出版了《京都大学汉籍善本丛书》，其中有《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钦定词谱》两种词籍，清水茂为作解说，考订出《钦定词谱》乃为奕绘旧藏之物。较早对日本所存词籍进行全面清理的是村上哲见。日本立命馆大学藏有村上哲见所捐赠词学书及相关研究的手稿本，其中《日本收藏词籍善本解题》是研究日本所存词籍善本的重要篇章，该手稿罗列日本所存词籍善本，详述卷次、作者、序跋情况、版本、藏馆等，其中《日本收藏词籍善本解题丛编类》已发表在台湾地区《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地区“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版），介绍了收藏于日本的三种词籍丛编：《典雅词》《南词》《汲古阁未刻词》。

21世纪以来，日藏词籍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考订成果频出。萩原正树《国内所藏稀见〈诗余图谱〉三种考》（《风絮》2013年第9号）介绍了日本所存的《诗余图谱》“朝鲜本”、即川子抄本、伊藤东涯抄本等三种，探索了张《诗余图谱》传入日本之后的抄阅流传情况；《〈词律〉康熙刊本考辨》（《2016年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则考察了日本所存几种康熙年间的《词律》刻本。江合友《关于张〈诗余图谱〉的日藏抄本》（《文献》2014年第5期）介绍了日本所存的即川子、伊藤东涯两种抄本。姚道生《钞本〈南词〉考述》（《词学》第二十七辑，2012年）考订了“大仓文库”本《南词》的递藏等基本情况。邓子勉《静嘉堂藏毛扆等手批〈宋名家词〉》（《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介绍了毛扆、陆贻典等人批校的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松尾肇子《词论的成立与发展——以张炎为中心》（东方书店2008年版）将《词源》的各种版本汇集一处，其中藏于日本静嘉堂的乾隆影元钞本为珍稀之本，价值极大。立命馆大学靳春雨博士近年来也致力于日藏词籍的研究，已发表《〈典雅詞〉及び〈燕喜詞〉諸本》（《立命馆文学》2019年第664号），并以《典雅词》的相关研究获得博士学位。

以上所述为东传至日本的中国词籍，此外还有和刻本，如田能村竹田《填词图谱》，詹杭伦《论日本田能村竹田的〈填词图谱〉及其词作》[《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对此书以及田能村竹田的词创作有详细的考述；张宏生《田能村孝宪〈填词图谱〉及其时代特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从该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它对明代词学之弊的批判，以及对日本词学建构起到的关键作用。又如森川竹磎的《词律大成》，萩原正树的《森川竹磎〈词律大成〉文本与解题》（风间书房2016年版）对该书的成书过程、残存情况等均有详细的论述。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述评可以看出，虽然中日文学交流、域外汉籍、日本词学等领域都已取得众多研究成果，且仍然是今天学界研究的热点，但以词学为切入点从总体上就中日书籍交流及日藏词籍作出探讨的成果尚付阙如。本书与以上三个方面有交叉关系，尝试以词学为切入点将三者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说是对前贤研究成果的一次细化、深入和扩展。

[1][日]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程郁缀、高野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2]张伯伟：《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4]（宋）陆游：《陆游全集校注9》，涂小马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页。

[5]如（清）俞樾《太素斋词序》云：“而少仲以斫轮老手，密尔自娱，不出一字，殆有少年绮语之悔乎。”参见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9页。

[6][日]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第3页。

[7]沈津：《日本汉籍图录序》，沈津、卞东波编著《日本汉籍图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8]参见（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收录于贾贵荣辑《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9—13页。

[9][日]松尾肇子：《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目录·凡例》，松尾肇子编、宋词研究会补编《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目录》, http: //www.ritsumei.ac.jp/ ～hagiwara/scyjh.html。

[10]（清）徐珂：《清代词学概论》，大东书局1926年版。

[11]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词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4号。

[12]唐圭璋、金启华：《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词学》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