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代中国的历史，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而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文化样貌。在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西学东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德国的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德意志民族走向现代文明之路，既受惠的同时亦受制于其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在其艰难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始终交织着民族文化主体性与西方文明总体性之间的矛盾。因而，自18世纪以降的德国历史，不仅激荡着启蒙主义的理性、浪漫主义的激情、社会主义的澎湃，同时也充斥着保守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抗争、纳粹主义的灾难。通过重新审视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几组关键词：启蒙与反启蒙、理性与非理性、审美与现代性、市民社会与风险社会，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德意志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民族命运的思想史路径。这么一段丰富而复杂、深刻而跌宕的思想历史，无疑将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个“迟到的民族”意欲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无疑是十分艰难的。它不仅仅意味着器物层面的变革，更意味着思想、价值、文化、传统的深层次变革。对德国来说，这种文明转型或者文化转型显得尤为艰难。自身民族文化母体所孕育出来的思想，同外来思想文化之间的强大张力，恰恰构筑出了一个转型民族独特而复杂的历史语境。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来看，走向现代世界，是一个强劲的“祛魅”过程。启蒙运动所引发的世俗化的过程，代表着意义的虚空和重构。在上帝与信仰退位，真理虚空的“荒原”般的现代世界中，重建信仰与价值体系是极为迫切的任务。宗教的复苏与理性神话的潮涨潮落，只是在历史不同周期中重复着形而上学的建构。如何在“具体性”“现实性”的实践维度上彻底变革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础构成，在真正意义上促进“自由全面”的人的形成，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历史成就。当然，伴随着战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德意志民族的现代性探索，依然在不同的理论思潮中行进。但是，启蒙、理性、现代性、审美、社会主义……这些重要的关键词，始终在其理论探索之路上闪耀着光芒。他们所思考、所处理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在中国重新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之后，强劲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商品化浪潮，将中国迅速拉入一个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及后工业时代同时并置的复杂时代景观之中。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的文化场域亦出现了一股解构神圣的世俗化运动，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信号，同时也表明了崛起中的市民阶层在文化需求、文化消费层面的冲动。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层面的变革也逐渐波及了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一个更加现代、更加“文明”的中国逐渐站立在了世界舞台之上。但是，这个变革中的社会内部却面临着剧烈转型所带来的重重问题，不论是制度性的权力制衡之缺失，还是日益加剧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都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对于陡然进入一个现代社会的茫然无措。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物质与商品宰制下的精神与价值的缺失？如何全面推进理性的重建与社会的转型？也就是说，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我们要面对和解决的同样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传统的国度，如何进入到一个新的现代社会的语境的问题。也就是，新旧传统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框架内交相缠绕的复杂状况。如何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中，会通中西、熔铸古今，进而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最为基础的价值皈依、信念理想，重新焕发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已经成为超越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新旧之争的普遍共识。这不仅仅是学术思想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同时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实践层面从未消退的热点，它不仅指涉着中国近世以来的总体遭际，更关联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具体方向。如果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来重新梳理德意志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德国的知识界精英对于德国所处的现代性困境进行了持续而深刻的审视与批判，他们当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丰富与开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从根本上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并非一个严密、紧实、系统化的学术实体，而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学术组织，其成员不仅形成了跨地域，更形成了跨学科、跨专业的多元格局。但是，它在西方思想史上持续至今的重大影响，恰恰来源于其超越外在庞杂形式的核心精神传承——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持续而深入的批判。这种批判并非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理性批判，而是将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结合起来、将经验性研究与规范性反思结合起来，对社会经济生活、个人心理发展和思想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性考察的社会—政治批判。这从根本上体现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转向政治生活的强大思潮。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资源，在其发展流变的过程中，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壮大，其对于现实社会发展的批判性意义亦在不断得以积极展现。在其创立与形成阶段的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以“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为题的就职演说，重新确认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从而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突破纯哲学研究范式，开启社会哲学批判理论的崭新路径；1945年—20世纪60年代末，法兰克福学派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早已转战美国的社会研究所，在霍克海默的带领之下，以《社会研究杂志》为中心，吸引了包括波洛克、本雅明、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弗洛姆、阿多诺等知名社会批判学者的加盟。通过沉痛反思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文明的衰败，以及极权主义掌权的历史教训，这一批学者重新考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经验，不仅对法西斯主义、更对美国的实证主义、技术官僚统治、文化工业等主题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由于其批判视域的广阔、批判工具的丰富、批判反思的深度，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1970—1989年间，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的相继辞世，法兰克福学派面临着一个历史的转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凭借自身孜孜不倦的研究，以及与国际学界的历次激烈交锋，对传统批判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他援引了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语言学的成果以丰富批判理论的学术资源，在对现代性辩证分析的基础上，以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突破抽象的工具理性批判，试图应对现代性复杂社会的种种挑战，从而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力持续扩大；1990年至今，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批判理论家逐渐走上历史舞台。面对当下复杂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多元的后现代语境，霍耐特（Axel Honneth）在黑格尔的主体间性以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交往理性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了一套极具规范意义的“承认”概念，试图推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全面复兴。这一承认理论的转向，不仅大大开拓了批判理论的路径，更吸引了一大批来自英美学界的批判学者的加盟，其中包括弗雷泽、本哈比、凯尔纳、布隆纳、阿雷托等人。经由他们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逐渐成了应对当下全球化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有力工具，激发了其在新时代的理论生命力。

这样一个思想团体及其理论资源对于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而言，带来了哪些富有意义的学术视野呢？改革开放之初，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反思与清算极“左”路线、挣脱教条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专制主义，成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政治立场与文化诉求。随着大量西方思潮涌入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由于其反抗极权的历史遭际，以及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向度，一举应和了当时中国思想界质疑权威、追求多元的文化期待与想象。此时，中国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接受主要集中于其第一代代表人物作品的译介与评述，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历史大背景下，马尔库塞、弗洛姆的作品大行其道。当然，此时法兰克福学派整体的社会批判乃至现代性批判并未引起关注，更加吸引国人目光的是来自于马尔库塞基于新感性的审美革命，可以说，诗性接受大于哲学反思，情愫的象征高过思想的姿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路线的正式确立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文化走出了政治权威的钳制，转而进入了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在文化商业化、庸俗化的消费性热潮中，精神价值与审美追求逐渐淡出，为了对抗这一“灵魂出窍”的文化趋势，知识分子们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中找到了可利用的重要资源。霍克海默与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作品开始成为研究的重点。当然，在这一阶段中，已经有一些学者洞察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之间的错位。毕竟，这一批判理论脱胎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审视，而非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方案尚在启动的复杂转型社会。此外，就中国多元时态共存的时代景观而言，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消解一元意识形态、推进政治、社会与文化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意义。无论如何，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大众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放异彩的阶段。虽然中国学界尚未从整体上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的全部内涵，但是，通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众文化景观的反思与审视，中国的批判话语开始逐步融入国际学术话语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开始不断涌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家累积了大量财富，社会阶层的利益开始不断分化；政治文化层面的改革始终没有能够搭上经济的快速列车，呈现出一种迟滞与板结的状态，使得缺乏制度性监督的权力腐败丛生，地区发展与城乡发展失衡加剧，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则导致利益冲突不断，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开始不断彰显。就此，中国知识界开始反思和突破此前审美批判与文化批判的狭隘路径，力图为中国寻找一种能够应对现代性复杂社会问题的总体性批判理论，以及一种能够重塑规范性价值体系的总体性思路，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野。随着哈贝马斯著作的大规模系统性译介，尤其是他2001年的访华之旅过后，中国学界掀起了一场“哈贝马斯热”。中国学人从哈贝马斯所代表的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找到的，恰好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总体反思，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之分化进程，最为全面、深刻的思想资源。一时之间，“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中国学界最为热门的词汇。2013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掌门人霍奈特来到中国，带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新理论成果，即应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批判性理论，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学界立足于本国主体性，同时放眼世界学术主潮的崭新契机。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绝不仅仅是其自身理论资源的内在节奏使然，而更多的是在中国重新启动近代以来一度被搁置的现代化设计的历史大背景中，不断被卷入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波涛中使然。正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理解这样一个知识社会学的思想语境，是我们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中国之意义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说，中国当代思想文化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资源的不断敞开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关涉、相互推进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在荡除“左”倾思潮、反思“文化大革命”、走出僵化马克思主义体系、寻求国家重启现代化方案等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在现代性理论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伴随西潮涌入国内。这一学派成员历经纳粹迫害游离美国，时刻提防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性理论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应和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质疑威权体制、渴望多元自由的集体心理。因此，此时法兰克福学派的反极权理论视域成了中国突破文化专制的理想投射。改革开放的启动，同时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启，当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之时，一度被战火所中断的启蒙呼声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文化场域，一场寻求中国文化自主性的“新启蒙运动”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舞台上的重要景观。此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也借由“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引发了巨大关注。这样，压抑在僵化制度性背后的文化、审美、人性、诗意开始破土而出，以文化现代性、审美反思批判为代表的“美学热”席卷全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审美之维，即文学、艺术、心理层面的批判资源，亦借由这一热潮，成了当时中国风头最健的理论话语，传达了文化层面解禁、开放的讯息。20世纪90年代之后，强劲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商品化浪潮，将中国迅速拉入一个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及后工业时代同时并置的复杂时代景观之中。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的文化场域亦出现了一股解构神圣的世俗化运动，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信号，同时也表明了崛起中的市民阶层在文化需求、文化消费层面的冲动。但是，快速的商业化、市场化也带来了人文精神与审美追求的滑坡，于此，法兰克福学派针对美国文化工业的理论批判，就成了知识分子借以对抗大众文化的有力武器，这为中国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层面的变革也逐渐波及了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演展开的过程中，中国被更快地吸纳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之中。一个更加现代、更加“文明”的中国逐渐站立在了世界舞台之上。但是，这个变革中的社会内部却面临着剧烈转型所带来的重重问题，不论是制度性的权力制衡之缺失，还是日益加剧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都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对于陡然进入一个现代社会的茫然无措。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物质与商品宰制下的精神与价值的缺失？如何全面推进理性的重建与社会的转型？这一系列问题激发中国知识界，将目光投向法兰克福学派整全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深刻的审视与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丰富与开拓，对中国这样一个“新”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为中国提前揭示了步入现代社会所可能面临的诸多陷阱与难题，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对策，从而为推进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现代化转型的平稳过渡做好了理论准备。

1.理性批判。如何认识现代性？现代性内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必须要在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段中才能得以揭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的现代国家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承续了自卢卡奇、马克思以来的异化理论，通过启蒙辩证法、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一系列理论言说，为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物质、商品、技术、工具之宰制，为重启社会批判、重建社会理性提供了丰富的思路。

2.社会批判。如何认识共同体？在清理了理性层面的异化与宰制之后，我们要关注的是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如何可能？首先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最为基本的遵循程序性规范的法治构架。当然，这一构架的建立，必须依靠理性协商而非独断专制，才能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转型。除了法治共同体之外，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还需要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建立。因此，我们还必须思考这个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之中的个人生活应该如何得以合理运转？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必须思考在一个陌生化的现代社会中，共同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交往、彼此承认？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给出了具体回答。

3.文化批判。如何认识文化与信仰？在一个后世俗的现代社会中，理性层面的反思、法治层面的建构、社会层面的交往为我们划定了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界限，但是我们在精神信仰、心灵情感层面的问题却无以解决，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我们不仅面临着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与新的文化价值尚未建立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面临着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现代西方思想文化之间的冲击，故而道德规范、理想信念的重建显得尤为迫切。面对这一境况，法兰克福学派在后形而上学层面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

近几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活跃。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日益显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断撼动旧有的“丛林法则”，成为新时代的发展主流。不过，由于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激化了全球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态势，导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地区冲突日益增多。“逆全球化”的思潮开始抬头，恐怖主义、核弹危机、难民潮等亦在不断威胁世界和平、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对德国而言，如何面对难民危机引发的主权与道义之间的矛盾，如何面对新的文明冲突下的共同体的生活……已经成为考量其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生命力与实践性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文化领域，因而显示出了更为强劲的向现实政治、社会、文化层面靠近的趋势。德国思想家们也开始以更广阔的视野批判、反思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系统中所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力图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之相应，2013年以来，面对当今世界政治文化领域的这一公共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整套“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大放异彩。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代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哲学范畴与思想理念——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博弈、共享而非独霸、共赢而非零和。这样一种广阔的现实关怀、社会关怀，对于中国未来思想文化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指导性的方向。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必定是一个立足于中国现实，同时放眼世界的开放性文化体系：这将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而非短视的、抽象的、概念化的思想文化；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而非简单的、封闭的、独断的思想文化；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有机的而非支离的、局部的、机械的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