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者》
——克拉考尔的启蒙现代性批判路径[50]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仅将克拉考尔（Siegfied Kracauer）视为一个二流的纪实电影理论家，并没有注意到他对现代性理论的贡献，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对其魏玛时期作品的忽视。虽然克拉考尔的思想生涯可以分为魏玛时期、流亡法国时期和流亡美国时期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是，奠立其现代性理论大厦基石的无疑是其魏玛时期的写作。当时，克拉考尔供职于一家自由主义报纸《法兰克福报》。这份报纸因其对德国社会文化的独到解析与深入探究，而在知识界享有极高的声誉。立足这一平台，克拉考尔对魏玛现代性的诸多症候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批判性解读。这不仅是理解魏玛思想文化的独特视角，同时也是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有益视角，因而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与启发意义。本篇以克拉考尔早期的重要作品《等待者》为例，具体阐发其对魏玛现代性困境的批判性反思、和探寻历史真实意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以此管窥其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建构。
一 魏玛现代性困境的生成
魏玛现代性是德国“一战”结束后的一个异常混杂的时代景观。它虽然带来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却在短暂的十四年之后倒向了纳粹主义的怀抱；它虽然依靠道威斯计划的援助，迎来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却在极致的繁荣之后迅速跌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它虽然创造了难得一见的文化与艺术的“黄金时代”，却在泡沫破碎之后再度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悲观主义的泥潭。
从政治上来看，魏玛宪法的通过为德国第一个共和国奠定了基础。但是，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却始终如阴云笼罩。煽动民众发泄屈辱与愤怒的民族主义者，更是在共和国的机体内躁动不安。他们不断鼓动民众相信，这个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并非德国自身的产物，而是被外国军火挟持、被各种阴谋合力暗算的产物。事实上也是如此，自其诞生之初，它就置身于国外死敌的监视以及国内势力的拉锯之中。威廉帝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阶层，依旧寄生在这个“新”的共和国体制中，其内部运作的方式始终摆脱不了旧日的阴影。标榜民主的执政党，非但没能实现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反倒借助各种反民主的力量，进行血淋淋的镇压与暗地里的刺杀。“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士兵岗哨，皮带上挂着手榴弹，步枪上绑着刺刀。在战略重地，大炮或自动机关枪被安放在桥上……”[51]暴力剿灭与抗争示威，邪恶阴谋与歃血复仇，弥漫在初生共和国的空气之中。与此同时，民众对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与和平，对德意志民族再度复兴的渴望，亦在同样的空间中蓄势待发。摆脱民主舶来品的压抑和束缚，摆脱国外力量的压制与监视，成了这个徒有虚名的共和国内部的突破性力量。来自历史深处的阴影——宣扬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殊性、种族特殊性的纳粹主义，正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潜滋暗长。
从经济上来看，为了应对战后几乎是一片废墟的经济局势，更为了偿还高额的战争赔款，魏玛政府只能依靠疯狂地印刷钞票来渡过难关。不过，其结果必然带来高通货膨胀，使得德国马克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抗议涌动不息，整个社会呈现出了高度不稳定的状况。对于刚刚经历战争的民众来说，新生的共和国非但没能切实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困苦和骚乱，尤其是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几乎将德国推到了灾难的边缘。1923年，濒临绝境的魏玛政府尝试发放地产马克，暂时稳定了物价。随后，在道威斯计划的帮助下，德国的国家财政终于得以稳定。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德国的工业企业纷纷开始效法美国的生产经营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泰勒式的生产流水线。从资源的合理化利用到管理的合理化开展，一股经济合理化浪潮在德国迅速波及开来。跟随着经济合理化的步伐，大批美国文化工业产品也相继涌入德国，一派繁荣昌盛的“美景”开始在德国民众面前铺展开来。人人歌颂快速工业化的流水线，也在各种新式的休闲娱乐中享受生活，却没有多少人看到这场繁华背后可能包含的风险。很快，一场波及整个西方的经济危机扑面而来，霎时摧毁了无数小市民、小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摧毁了中间阶层用以炫耀的身份标志。失业、贫困、饥饿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劫掠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度——民众陷入了深重的苦难。
从文化上来看，这是一个极富激情与创造性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绝望而空虚的时代。在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的1925年，德国掀起了一场波涛汹涌的表现主义运动。在绘画领域，以康定斯基（Kandinsky）为代表的艺术家，以极富抽象性的点、线、面与强烈的色彩组合，打破了传统模仿论、反映论的艺术规则，大胆地表达内在的情感、灵魂的渴望。在文学领域，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通过巨大的隐喻意象，揭示了整个欧洲文明在死亡泥淖中的痛苦挣扎与对蓬勃生命力的热烈向往。在电影领域，《吸血鬼诺斯费拉图》和《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以其怪诞、悖谬和极致的夸张，引发了世界电影史上的表现主义风潮；在音乐领域，勋伯格（Arnold Schonberg）的十二音阶前卫音乐突破了传统藩篱，创造了新的神话。表现主义者在艺术上的激进反动，表征着他们对旧世界的决绝背离，亦表征着他们对新世界的热切渴盼。因此，在这股艺术风潮所创造的繁荣背后，其实隐藏着极大的紧张和焦虑——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对新的完整性的苦苦追寻。然而，魏玛共和国的先天孱弱与后天动荡，却无力解决他们在精神上的这种深刻的苦楚。对他们来说，帝制时代的信仰体系已经陷落，而新生的整合力量却始终无以降生。即便是在所谓的“黄金时代”中，这个崭新的共和国所能够提供的，也只是虚无的美国文化工业产品——爵士乐、电影、娱乐厅、歌舞剧、周末时尚……一时之间，以柏林为代表的新兴大都市，变成了夜宴欢歌、摩登刺激的舞台，甚至被称为永不散场的晚会。当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降临之时，这些虚假的文化避难营也在一夜之间风吹云散。魏玛共和国开始陷入意义匮乏的真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成了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二 克拉考尔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路径
如上所述，对于原本就先天不足的魏玛共和国来说，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频繁动荡，不仅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更加剧了信仰的坍塌与意义的匮乏。失去了形而上学意义的庇护，魏玛时代的人群变成了无所依傍的流民。面对这样一个现代性困境，如何才能找寻失落的意义，重建社会的秩序呢？一些人采取了退缩姿态，一心向往回到过去那个运用神话建构出来的美好时代；另一些人为技术解放的前景欢呼雀跃，赞颂旧有秩序的灭亡。除此之外，还有这么一群人，试图从虚无主义的废墟中拯救出一些意义的碎片。克拉考尔就属于最后一种类型。作为《法兰克福报》的编辑，他在伴随魏玛现代化进程出现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中，看到了意义匮乏的空虚、看到了真实性与“整体性的消亡”[52]——曾经完满的总体断裂成孤立分离的个体和众声喧哗的多样性。但是，他认为，急切地投入悲观的回返主义或者狂热的进步主义的怀抱，并非解决之道，而应当直面现代性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当然，克拉考尔在这里所倡导的面对，并非对当下困境的盲目接受，而是采取一种更加复杂而审慎的方式加以应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碎片化和去主体化的视角，从逃脱了形而上束缚的“形式化共同体”[53]的视角出发，对这个“完全合理性化、文明化的社会”[54]及其蕴含解放性力量的“表面现象” （Oberflächenäuβerungen）[55]进行考察，进而“在这其中，追寻到一些意义存在的碎片”[56]。这种置身其中、面向现实、回归具体文化现象批判的唯物主义立场，是其早期重要作品《等待者》的主题，亦是贯穿其魏玛写作的标志性特征。
（一）对意义的渴盼——“中间领域”的等待者
这篇名为“等待者”（Die Wartenden）的文章，发表在1922年的《法兰克福报》上。其中，克拉考尔描绘了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在一个缺乏更高意义的现代世界中承受形而上学之痛苦的过程。应该说，克拉考尔对他们所做的社会学诊断只是一个伪装，他想要借此表达的是，“人究竟应该如何在一个虚空的时代中重新找到意义之所在”[57]。
在文章开头，克拉考尔为我们展现了这么一批“背负着共同命运的人”在现代都市中的生活场景：
现在有一大批人，虽然互不相识，却由于共同的命运而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时代，任何一种特定的思想教条都已然失落。他们这批人接受了当下最普遍的高等教育，他们还亲身感受着这个时代的矛盾与分裂。在现代都市中，他们日复一日地过着机械的生活。不论是在办公抑或是在学习，都无法令其摆脱孤独感、疏离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忘记了自身本质存在的齿轮转动的声音。然而，当他们从生活的表面回返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之时，突然就会被一种深刻的悲伤所袭击，这种在特定精神状况中成长出来的悲伤，是一种由于缺乏更高意义而产生的形而上学的痛苦。他们存在于一个空虚的世界中……因为他们没有更高的信仰空间来支持自身的此在。[58]
这段文字为我们揭示了个体在现代性状况中的两难境遇：一方面，现代社会剥夺了世界的更高意义，造成了普通个体的无所归依；而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诡诈的欺骗，让个体融入消磨时间的日常工作之中，借此来掩盖自身无力再次建构意义的本质。在机械化的职业活动中，个体暂时忘却了内在的空虚，也就丧失了重新找寻意义的思考能力。只有当个体从表面的生活抽身而出，才能意识到现代性的欺骗伎俩，感受到自身本质上的空虚。但是，现代社会却无力回应他们对形而上学意义的渴望，无法提供真正的救赎。对此，克拉考尔回顾了此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普遍的、充满张力的“去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59]过程。在往昔岁月中，神话或者宗教曾一度被建构出来，帮助人类对抗强大的自然力，但同时也成了限制人类自由与独立的绝对性存在。正是由于理性与其所展开的斗争，才帮助人类解除了束缚已久的链条，重获自由。这一过程使得宗教或者神话丧失了统治权，也使得许多传统价值被扫入历史的尘埃。理性接掌了宗教的功能，同时也接掌了大多数的人类事务。但是，这样一个表征着历史进步的“理性空间”，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内在矛盾的。从一个方面来看，建立在抽象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理性，确实战胜了人类幼年时代的宗教与神学、神话话语，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理性却可能带来一种新的风险，那就是——“运用错误的抽象性来取代错误的神话具体性 ，从而造就了新的抽象性神话 ”[60]。也就是说，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抽象理性的“再度神话化”。因此，这种片面的抽象理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理性（Vernunft），而只是一种单向度、工具化的理性（Ratio）[61]，或者说追求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它非但无法为这个世界重新赋予意义，甚至可能使得一度被解放出来的个体化的“人”，转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生产链条中机械化、物化的零件，从而彻底丧失其主体性。正是因为如此，克拉考尔笔下的现代个体，才会承受着如此深重的形而上学之痛苦。他们渴望着获取一种全新的绝对性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但是，在经受了现代科学理性的洗礼之后，他们却失去了再度信仰的能力，只能在一扇想要走进，却永远无法向他们开启的门前等待。这个悬隔在虚空与真理之间的“中间领域”（der Zwischenreich），集中体现了现代性自身无法调和的矛盾——极度渴望着意义，却因为资本主义抽象理性所给出的科学神话而无法实现意义。但是，在克拉考尔看来，这批在“中间领域”的“等待者”其实是突破现代性困境的潜在力量，他们虽则时刻承受着无法再度信仰的折磨，被迫接受现代性困境的驱策，却始终怀抱希望，耐心等待、寻求突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克拉考尔在1922年写就的《等待者》是其真理探寻之旅的开端。
（二）意义救赎的可能方案
如前所述，由于“意义充沛”世界的解体，信仰体系的崩塌，魏玛社会呈现出了意义空虚的现代性困境，对意义的重新获取成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之救赎？克拉考尔在《等待者》中，首先谈到了当时盛行的相对主义思潮：
传统对他们的束缚已经解除了，所谓的共同体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事实，而仅仅只是一个概念，他们身处任何形式和法律之外，就像是一些被撕裂的碎片，在不断流逝的时间中，随波逐流……由于失去了和绝对性之间的联系，这种个体化趋势就造就了一种相对主义。[62]
在他看来，造成相对主义的本质原因是“去神话化”进程的中断，或者说是理性任务的中断。克拉考尔认为，理性的任务是双重的：一重是破坏，破坏神话宗教对人类的重重束缚，给人类带来自由和独立；而另外一重是建构，在破坏原有神话体系的同时，重新为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带来真理。但是，在魏玛现代性语境中，启蒙理性的任务，即“去神话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旧有的神话或许已经被清除，但是，资本主义抽象的合理性，却没有带来人们渴盼的真理，反而造就了空洞的新神话。整个社会如同伫立在荒原的一间屋舍，破烂家具已被彻底抛弃，重新装修和整饬的工程却尚未开启。居于其中的人们只能像艾略特（Thoms Stearns Eliot）笔下的宾客，“蜷缩在一家四处漏风的旅馆，睁着双眼忍受漫漫长夜的煎熬”[63]。在这种境况下，相对主义便应运而生。它承诺让人逃离任何形式和法律的约束，拥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开放性选择。但是，这种开放性所带来的，并非充实的内在体验，而是四处飘荡、随波逐流的空虚。正像克拉考尔所写的：
他们可以无忧无虑、轻而易举地让自己沉落在任何一种本质上。再也没有什么信仰能够捆绑他们的灵魂，也就无从阻碍他们……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认识是最终的，那么同样的，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深刻的。当他们无法向任何一个深度继续走下去时，他们也就不能渴望从中获取什么本质。[64]
因此，相对主义空洞的自由，给现代个体所带来的只是不断增强的漂泊感，无助于真实意义的获取。那么，其他方式呢？
克拉考尔提到，有一类人非常聪明，他们避开了相对主义设下的圈套，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不落入其他陷阱。这类人的特点是，热切渴望得到精神与情感上的安抚与慰藉，因而被诱惑着走入曾被启蒙理性抛弃的形式——走向再度建立起来的宗教。这些新的宗教给他们描绘了一个愿景，即终结无所凭依的状态，实现精神的满足。
这些绝对性的力量清除了疏离和个体化，用一种虔诚的知识让人从一种漫无目的的飘荡中解放出来。[65]
但是，在克拉考尔看来，这些绝对性的新宗教，不论是布洛赫（Ernst Bloch）的弥赛亚共产主义、鲁道夫·斯坦纳（Rudolph Steiner）[66]的人智学教条，还是格奥尔格圈子[67]的共同体信念，虽然能够暂时发挥一定的整合作用，却无法真正解决现代个体在精神与思想层面所遭遇的危机。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理念体系中并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应对伴随着现代性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复杂问题。更进一步来说，这些理念所对应的终极解决方案，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那就是颠覆启蒙“去神话化”的理性成果，把人重新带入前现代、前生产的神话时代。正如克拉考尔所言：
他们所找到的与更高领域之间的联系，并非通过对当今世界中尚未实现的理性的挖掘，而是通过重新投身于充满意义的神话结构中来实现的。[68]
这无疑是非现实，并且是反历史潮流的行动。可以说，这种重新遁入神话世界的行为，是克拉考尔最为反对的现代性解决方案。
与文化相对主义者或者宗教复兴主义者不同，魏玛时代的另一批人，坚定地站在捍卫“去神话化”成果这一阵营。在他们看来，急迫而随意地寻找意义填补空虚，或者遁入前现代空间慰藉心灵的渴求，都抛弃了启蒙理性的历史成果。现代性的合理化力量是荡平蒙昧、带领人们走向自由和理性的唯一选择。因此，救赎的希望不在于远方的真理，而在于合理化进程的展开，在于技术理性的进步以及社会持续的向前发展。但是，克拉考尔认为，这批人只顾坚持理性的片面化功用，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最终只会沦为“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69]。他们所选择的怀疑、否定的态度，虽可能为他们营造出一种崇高之感，但这不过是在其浅薄的思想上涂抹一层虚伪的深刻之光而已。一旦这层荣光消退，他们还是要去承受那种虽被压抑却难以止息的寻求意义的痛苦。换句话说，如果理性只限于无止境的否定与破坏，那么历史虚无主义将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因为，他们之所以将去往真理的道路完全封堵，正是出于自身的虚无，这种虚无导向了无所不在的怀疑。
总体而言，不论是文化相对主义、宗教复兴主义还是彻底怀疑主义，在克拉考尔眼中，都是为了摆脱时代困境而做出的“盲目”选择。
这些短视者，急于采摘一些尚未成熟的果实。出于对空虚的绝望，一旦他们嗅到任何一丝有意味的东西，就会马上蜂拥而至，根本不做反思。对他们来说，一个希望意味着能够让他们不必承受那始终折磨他们的空虚的痛苦……而这种希望正是阻隔他们接近真正希望的绊脚石。[70]
对克拉考尔来说，真正的救赎希望，存在于现代性困境所生长的具体现实中。
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一头扎进大众装饰的核心地带，而非绕道而行。[71]
（三）返归具体现实的“等待”——克拉考尔的批判路径
克拉考尔认为，通往真理或者说真实意义的道路必定是艰辛而布满荆棘的。只有返归具体现实，直面现代性的各种矛盾张力，真正的意义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承受“中间领域”的痛苦折磨，避免盲目不智的终极方案，坚韧而怀抱希望地耐心“等待”——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等待意味着一个开放的存在，这是一种自己已经做好准备的紧张行动。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或者说，一个需要漫长时间才能成功的跨越。[72]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的作品对克拉考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非常清楚，人在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时间与永恒之间的绝望性存在，是无休无止的。因此，除了直面这种绝望之外，没有一劳永逸的超越方式。每一时刻都必须在此间挣扎奋斗。因此，克拉考尔的“等待”，就隐含着同样一种内在意义——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脚步。引文中所提及的跨越意象，同样也回荡着克尔凯郭尔之“信仰跳跃”的影子。在克拉考尔看来，这一“跃入深渊”的意象，是最初且最有必要的一次跳跃，是超越空虚，去往救赎的关键步骤。因此，我们可以将克拉考尔所说的“等待”，视为一种怀抱对真理之向往，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先验性理论，始终面对现实之艰难，投身其中、寻求突破的批判态度。从根本上来说，“等待”并不像其他信仰教条那样，为现代个体提供逃离现实的出路——
任何一个无视我们的历史语境而想要重建一种形式王国、一种共同体的尝试——都无法超越大众装饰的空虚及其表面的肤浅，而只是从当下现实逃离出去的行动而已。[73]
毋宁说，“等待”要人们做的是真正地投入到现实之中：
总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所指的人，尝试着将重点从抽象概念中的“我”转变成总体人类基础上的“我”，从那由未知的力量与丧失的意义所构成的、已经原子化的虚假世界中走出来，重新回到真实的世界以及她四周所包围的领域中来。[74]
投入现实、回归现实，以此作为基点，面向未来，承受现代性的痛苦分裂。这正是那些在“中间领域”的“等待者”们所抱持的信念。一方面，他们仍旧渴望着更高的意义；而另一方面，他们知道依靠漂泊无根的相对主义信念或者早已失效的宗教秩序以及怀疑一切的抽象理论，都是无法成功的。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意义只有通过回到具体的现实中才能获取。正如克拉考尔所言：
理论思考的不堪重负，已经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让我们完全远离了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中充满了许多具体化的事物和人类，这要求我们用一种具体化的方式来看待他们。对这种现实进行了解和把握，就能够指引我们，逐渐改变立场，不断摸索，到达此前从来没有能够到达的地方。[75]
就此而言，尽管无意义和碎片化表明了现代性的真实境况，但是，克拉考尔在《等待者》这篇文章中所给出的方案，并非逃离，而是再度进入这个表面空虚的物质世界当中，去找寻救赎的希望。这种返归具体现实的努力，其实与他理性批判的立场息息相关。在克拉考尔那里，理性通过对自然暴力的拆解，将人从各种有机的自然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这是启蒙理性在“去神话化”过程中的历史功绩。只是资本主义理性没有继续向前推进，而是“从真正的理性（Vernuft）中逃了出来，并且把抽象性当作了避难所”[76]，沉醉于它所带来的科技进步的眩晕，使得被解放出来的人重新“异化”；同时也架空了真理的空间，导致意义的虚无。但是，要解救资本主义片面理性所造就的现代性危机，并不意味着要从这个空虚的现实中逃离出来，回到充满有机关联的共同体时代，或是否定理性的进步意义，变成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者。因为：
（他们）其实没能抓住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理性化的进程压根没有得以最为充分地展开，而不是太过理性化了。[77]
也就是说，理性为人类重新赋予意义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理性内在的自反性力量、解放性力量还需要被进一步挖掘。因此，要想继续推进理性的发展，必须克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资本主义的抽象性。克拉考尔认为，“抽象性，其实是一种僵化的理性……只有克服了这些抽象性的障碍，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理性洞见”[78]。
对于抽象性的克服，必然要求对现实具体性的重新复归——
真理不可能通过知识形式来转换，而只能通过具体的生活和体验才能获取。[79]
围绕这一思想信念，克拉考尔在其魏玛写作中，时刻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层面所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对他来说，这些表面现象是对时代状况的真实表达，亦是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忠实反映。在他们之中，蕴含着解析这一时代本质的东西。在克拉考尔看来，现代性世界中的本质性存在、人类生存的意义，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完整地保存于各种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之中，而是降落到了各种具体鲜活、平淡无奇、甚至易被人忽视的事物当中。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意义无涉，形态上的微小琐碎，却以巨大的穿透力打碎了严整规范的社会结构，为我们指引出了破解现代性危机的可能。换言之，这些具体而微的时代景观与表面化的意义碎片，如同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密码。掌握了解码技术，意即保持理性批判之态度，对其进行文化唯物主义的分析，就能够挣脱资本主义空虚而抽象的理性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获取通往真理之门的钥匙。
总之，克拉考尔在《等待者》中，为我们展示了魏玛现代性的困境，以及当时应对的诸多文化思潮。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克服现代性危机，重新找寻失落意义的可能途径——坚持理性的“去神话化”成果，以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抽象学理的概念，回归到具体现实的文化批判中来。这为我们理解克拉考尔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