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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李埏（1914—2008），字子沂，号幼舟，彝族，云南路南县（今石林县）人，1935年7月，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由省教育厅保送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事变后，转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陈寅恪等史学大师，深得其史学真传。1940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旋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42年任教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43年后一直任教于云南大学，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后，历任云南大学教授会第一任主席、云南大学筹捐委主委、云南大学工会筹委会主席、昆明市教育工会筹委会主委、云南省图书馆馆长；曾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曾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经济史学会理事长等学术职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创建者、博士生导师。在唐宋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商品经济史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被学术界誉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主要著作

《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滇云历年传点校》,（清）倪蜕辑，李埏校点，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宋金楮币史系年》，与林文勋合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与武建国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史记·货殖列传〉研究》，合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学者》，与李伯重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走出书斋的史学》，与李伯重、李伯杰合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李埏文集》五卷本，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李埏教授学术述略[1]

李埏教授，1914年生于云南省路南县（今石林县）,1940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旋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四十年代初期曾任教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后一直任教于云南大学至今，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封建经济史、唐宋经济史等课程，主要著作有《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滇云历年传点校》、合著《〈史记·货殖列传〉研究》《宋金楮币史系年》以及学术论著选集《不自小斋文存》等。在唐宋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商品经济史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被学术界誉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曾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经济史学会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为系统总结李埏教授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就，在访谈李埏教授和较为全面地研读李先生论著的基础上，特撰此文。

一

李埏先生对史学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5年7月，先生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夺得云南省教育厅保送入北京师范大学公费生第一名，经北师大复试，入历史系学习。1936年秋冬，北大著名教授钱穆先生受聘到北师大讲授“秦汉史”。课余，先生常主动向钱先生请疑问学，得钱先生教诲，从此定下了立志史学的决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先生不得不离开北平，转道回滇。在回滇的途中，先生巧遇吴晗教授，从此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1938年8月，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先生转学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学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学。名师汇集，学术气氛浓厚，选课制度灵活。先生倍加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除学好历史课程外，大量选习经济学、古文字学、英语、日语、地质学等课程，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学术基础。先生常常撰写学习心得，向吴晗、钱穆、张荫麟三位大师求教。在三位大师的指教下，先生逐步掌握了史学的治学门径和研究方法，并走上了研究经济史和宋史的道路。短短几年内便撰写和发表了《北宋楮币起源考》《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宋代交子发展史》等论文，深得学术界好评。吴晗、张荫麟两位大师见先生才华横溢，勤学刻苦，遂介绍加入“中国史学会”，成为该会当时仅有的两名学生会员之一，先生学术研究的基石即奠定于此。

1940年7月，先生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旋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42年夏，张荫麟先生在浙江大学病重，召先生前往扶持，先生立即赶往贵州遵义，任教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当年十月下旬，张荫麟教授辞世，先生悲痛不已。但不幸中万幸的是，1943年春，钱穆教授应浙江大学之聘前往遵义作短期讲学，先生在这偏僻小城又与恩师重逢。在钱先生讲学的日子里，先生随侍左右，认真记录，为钱先生后来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著作提供了方便，同时自己也增益了不少新知新见。钱先生讲学毕，临别之际，手书杜工部《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五律相赠，既寄托他对先生的厚望，也纪念他们之间的忘年之情。诗云：“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钱先生的这幅手书，先生一直悬于书斋壁间。不幸，十年浩劫中因被抄家失去。四十年代末，在先生先后执教浙江大学、云南大学期间，撰写发表了《元昊和宋》《高平学案》等十数篇读史札记，并完成了《路南县沿革大事系年要录》上下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李埏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进入新阶段，迎来了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50年，先生奉命接管云南省图书馆，旋任馆长。1951年，参加云南武定地区的土改工作，并任工作大队秘书、罗次北厂乡和武定乌龙乡工作点点长。1953年冬，先生为了专心治史，力辞省图书馆馆长之职，回云南大学执教。之后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上发表了《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先生参加了多次上山下乡运动和边疆民族大调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先生充分利用与农民“三同”的机会，对农村中的社会阶级结构、小农经济的构成、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以及农业“八字宪法”的实际运用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在此前后所发表的《龙崇拜的起源》《〈水浒传〉中的庄园和矛盾》《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等文都明显地反映着这一特点。1960年，先生参加了云南大学组织的四川大凉山彝族社会调查，在与翻身奴隶的“三同”和对奴隶制亲见亲闻的过程中，先生认为西周社会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相去甚远，而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领主制近似，因此从持西周奴隶社会观点改宗西周领主制社会观点，并写成《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在这些论文中，先生对土地所有制、古史分期、商品经济史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探讨，逐渐形成一家之说。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被错误地定为云大“三家村”和“四家店”的骨干，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打断了整个研究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春天到来，先生也迎来了又一个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在五六十年代的基础上，先生对中国土地制度史、商品经济史、唐宋经济史等领域作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除发表了大量论文外，先生先后出版了《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宋金楮币史系年》《〈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等专著。更为可贵的是，先生痛感岁月的流逝，他考虑得最多的是要利用有生之年，培育更多的人才，发展云南大学乃至云南省的经济史学科，促进祖国学术文化的繁荣。1980年先生招收培养硕士生，1982年创建了云南大学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1983年参与发起并组织了《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云南大学历史系等单位，以及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1986年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并联合云南大学研治经济史的同人，共同组建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旋即被批准为首批省级重点学科。同年12月，先生还前往河北廊坊参加了“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顾问。会上，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回昆不久，先生便联合云南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于1987年3月成立了云南省经济史学会，先生被选为理事长，他号召全体会员共同努力，开创云南经济史研究的全新局面。

目前，虽然李埏先生已近望九之年，但他仍笔耕不辍。现正带领一批年轻学者对《盐铁论》作全面系统研究，以期继《〈史记·货殖列传〉研究》全面探讨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的开始之后，对第一个高峰的终结作深入系统研究。同时，正在组织力量对《唐宋商品经济史》进行修订，完成对商品经济第二个高峰的全面研究。

二

李埏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多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这是贯穿李埏先生整个学术研究的两条主线，也是他学术研究的两块基石。

作为中国土地所有制形式大讨论的重要参加者，李埏先生从理论上对土地国有制、大土地私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作了科学的区分，进而追溯了土地国有制的源头，并揭示了土地国有制和北方地理环境、农民大起义以及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关系。他不同意单纯地依据地租来判定土地所有权，指出判断土地所有权的根本标准应该是看能不能将土地当作“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排他地、独占地去支配它。据此来看，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土地所有权上。此外，小农土地所有制和残余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也同时存在。

在此基础上，李埏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发展以及地主阶级的产生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经营方式作了深入的揭示。他指出：农村公社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二重性”的社会结构，它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必经阶段，农村公社的解体或者延续是由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决定的。西周时期，农村公社就是井田制。它是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社会形态，是古代土地占有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不可或缺的产物，并非孟子向壁虚构。井田制之所以长期存在，原因在于那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对井田制形不成破坏和瓦解力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渗入井田内部，逐渐引发土地买卖，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只不过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不小的局限性，井田制便有一些“活生生的残余”延续下来。井田制解体后，原来生活在农村公社里的人们摆脱了村社的束缚，但也同时失去了它的保护。士、农、工、商各在自己的道路上，为占有土地、获得财富而奔波劳碌，于是“齐民”不齐了。贫富分化如丸走坂似地不断扩大和加深，新的阶级、新的社会矛盾产生并发展起来。整个社会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封建地主制时代。在整个封建地主制时代，庄园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经营的重要方式，宋代庄园不过是其中的一段而已。《水浒传》有那么多的庄园，说明庄园制是存在的。

商品经济是李埏先生又一重要学术研究领域。先生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强调指出：生产和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而“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经济曲线”，代表着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在商品经济存在的古代社会中，在战国以后的封建时期里，商品经济始终是一个进步因素和力量。每当它有所发展的时候，社会就相应地向前进展，战国时代和汉初、唐宋时代都是显著的例子。反之，每当它衰落的时候，社会就停滞甚至后退，例如魏晋时代就是这样。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长期并存的两种经济形式，二者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此进彼退、此消彼长。就这两种经济形式的对立运动来看，假如舍去曲折反复，只就总趋势而论，自然经济由绝对的统治地位逐渐削弱，趋于消亡，而商品经济则是由萌芽状态逐渐增长，最后取得全面统治地位。针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不重视商品经济的旧观念、旧传统，他主张把商品经济问题放在经济史研究的头等重要位置，号召更多的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

基于这些认识，李埏先生还对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他认为，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两次高峰，两次高峰之间是一个低落时期，呈“马鞍形”发展态势，形成一条升降起伏的经济曲线。第一个高峰是《史记·货殖列传》所传人物生存的那个时代，约自春秋末至西汉前期。中间阶段是魏晋南北朝的低谷，人们所熟悉的《桃花源记》《山居赋》等作品，都是自然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曲折反映。进入唐代，商品经济否极泰来，又向前发展了。经唐至宋，出现了第二个高峰。这个高峰，比第一个高峰更高。虽然封建统治者仍然实施管榷政策，但时移势异，商品经济发展之势已不可能逆转了。所以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好像在高原平台上移动一样，一直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李埏先生还对唐宋货币经济作了深入的分析与阐释。他说，“唐代‘钱帛兼行’是唐以前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铜钱是小生产者的货币。唐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作为小生产者的货币，单位细小的贱金属铜钱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出现了飞钱。飞钱的出现，使“认票不认人”的信用票据树立起更大的权威，为后来楮币的产生准备了历史条件。关于楮币的产生和流通，《宋史·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可谓直溯其源，最能得其演进之实。交子率先起源于四川，主要是因为宋廷规定四川专行铁钱，引起交换不便而又缺乏贵金属作为货币，交子便借信用业的发展而产生。交子产生的时间，说它出现于公元10世纪末应是最为恰当的。交子的界制前后有很大变化，凡有五期之不同。

最为独到的是，李埏先生还创造性地将土地制度史与商品经济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去考察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盛衰变化。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等多种形态交织在一起，互为消长盈缩，构成一条曲折起伏的经济曲线，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规定秦汉以后社会性质的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什么原因导致各种土地所有制之间互为消长盈缩呢？李埏先生认为，主要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曲线“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存亡盛衰的关键”。以此为出发点，李埏先生分析了整个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发展，以及商品经济与地主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关系。他强调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地主阶级产生的历史前提。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冲击着农村公社，引起农村公社内部齐民的贫富分化。富者必然要剥削穷者，但由于双方均为齐民，同属一个等级，封建王法禁止隐占王民，不许抑良为贱，因而只能借助于租佃这种手段，这样就产生了地主和佃农，产生了封建地主制生产关系。这比之于把地主阶级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的观点，显然更具说服力。地主有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庶民地主之分，决定地主阶级性质和动向的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与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商贾之间，不仅没有等级界线的障碍，反而有商品经济这一经济通道。商品经济使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经常处于贫富分化之中，身份不断发生转化，从而使地主阶级获得不断更新。这是导致地主阶级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此外，作为一位云南籍并且一生执教桑梓的学者，李埏先生还十分重视云南地方经济史的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编写了10余万字的《路南县沿革大事系年》,90年代出版了《滇云历年传》点校，并发表了《重视云南经济史的研究》《汉宋间云南的冶金业》《马援安宁立铜柱辨》等一系列论文，成功地解决了云南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

三

司马迁撰《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成为后世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大指导思想。李埏先生早年随钱穆先生问学，钱先生一再教导他要有中国通史的全局观念，能够上下相承，左右相连，不可以见其一端，以偏概全。李埏先生认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应该力求做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数十年来，他一直以此为努力的目标。

李埏先生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既要详细占有史料，又要充分重视理论的学习，二者不可偏废。要善于用理论分析史料，透过现象认识来把握历史的本质。所以，先生非常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据他自己的回顾：“解放前，我于历史唯物主义毫无所知。而时常以不明历史发展之所以然而苦恼。解放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真是指路明灯，一接触就令人欲罢不能。50年代初那几年，我把过去所读的古籍全收起来，尽读马列之书及许多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研究中国史学的著作。”（《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序言，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几十年来，他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清晨，起床后擦一下脸，第一件事就是攻读马列，少则半小时，多则四五十分钟，一本又一本马列原著被他通读了一遍又一遍。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从来都是力求从深层次把握其精神实质，加以灵活运用。五六十年代直至7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严重地教条化、口号化。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先生也没有盲从和轻信，没有脱离把握其精神实质的轨道。

60年代初，先生在撰写《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一文时，文末曾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句话，原中译文为：“生产越是发展，货币财产就越是集中在商人的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特别形态。”联系前后文马克思的分析，先生认为“生产越是发展”一语应为“生产越是不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此问题极容易与篡改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为此，先生请教了一位研究《资本论》的资深教授和一位外语系的老专家，他们均不置可否。但尽管如此，先生仍相信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并在引文中大胆加上了这个重要的“不”字，并对翻译的错误加注说明。论文在《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刊出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立即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指出先生的见解是对的，证实中译本确实漏了一个“不”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会“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并建议中译本出版处重视这个字，加以改正。这既说明了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同时也显示出他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通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和钻研，先生确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的序言中，先生说道：“我笃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力图正确地运用它去解决我所接触的问题。”对理论的深刻把握，使先生在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常能洞悉窍要。著名历史学家、理论家苏双碧先生评论说：“李埏先生很熟悉马克思主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很自如，这是他的学术著作见解深刻、新颖的重要原因之一。”（苏双碧：《渊博·严谨·求实——为李埏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而写》，云南大学历史系编：《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在学术界，同人常说李埏先生是一位“两头熟”的专家，即理论熟、史料熟。他认为，占有史料、精心求证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历史本质的基本前提和有效途径。在史料的具体运用上，先生强调一方面要详细占有材料，另一方面要能从人们熟知的史料中发人之所未发。举例言之，在《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一文中，先生继承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方法，以白居易《卖炭翁》印证历史，精辟地分析了唐代小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指出与市场联系最为紧密的是那些朝不保夕的小生产者，而非达官贵人。在《〈水浒传〉中的庄园和矛盾》一文中，先生独辟蹊径，以《水浒传》这部小说为范本，深刻地解剖了宋代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认为各种矛盾有主次之分，不搞清这一点，很难对宋代社会的特点作出准确的分析。

四

李埏先生特别强调，科学研究需要一种献身和牺牲精神。他常常对学生说：“科学研究必须坐冷板凳，啃冷猪头肉。”还说：“一个人处逆境的时候容易动摇，但处顺境的时候恐怕更易动摇，因为功名利禄等等是很容易诱惑人的。”这既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鞭策。五六十年代，李先生取笔名为“二冷”“敖冷”，意即自己甘愿坐冷板凳，甘愿啃冷猪头肉。

在科学研究上，是以多、快为道，还是以少、精为功呢？先生主张文不贵多，贵工。《汉书》卷51《枚乘传》载：“乘子皋，武帝时为郎，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早年，李埏先生就手录这段话置诸座右，并自加按语说：“自后世相如盛名观之，皋不逮相如远矣。由是可知，文章贵质不贵量。苟质不佳，虽多亦奚以为，疾则更无论矣。”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文不贵多”条云：“二汉文人所著皆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首。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不必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该条之下，注说：“杨氏曰：‘今之文集与今之时艺，若不拉杂摧烧，将伊于何底！'”80年代，当李埏先生读到这段记载时，他又亲手抄录，作为自己立身治学的准则。正因如此，李埏先生惜墨如金，从不轻易着笔。凡有所论，无不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他的稿子写就，不仅常常请同事们看，请他们提出意见、批评，还经常请学生看，请他们提意见和批评。即使到90年代，他仍坚持这样做而没有丝毫的松懈。以1997年底发表于《思想战线》的《夏、商、周——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一文来说，初稿在1993年前后就已写成，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李埏先生对稿子作了多达七八次的修改。其间，有一次，稿子已被一家杂志社拿去排印即将发表，他感到其中一个地方论述尚不够完备，当即请学生到杂志社将稿子撤下拿回，又作了长达数页的修改补充。先生治学的严谨和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李埏先生认为，要做好学问，一定要处理好博和精的关系。早在60年代初，先生就应有关报刊之约，相继发表了《博和精》《读书和灌园》《读书必有得力之书》《文章的眼睛》等十余篇杂文，以后又发表多篇有关专文，谈论自己的治学感受和为学之道。他指出：一方面学要有所专，另一方面不可片面只求专约，孤立地研究问题。“读书为学，既要广博，又要专约，二者缺一不可”,“重此忽彼，都是读书为学的偏向”。几十年来，先生涉及中国经济史的诸多方面，但始终以唐宋经济史为重点，贯穿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商品经济史这两根主线，二者兼容互补，相得益彰，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