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财政政策的宏观分析框架
综合上一节的总结，本节我们试图从西方公共财政百年以来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变迁中，结合当前世界经济的运行特点，提出一个关于一国财政政策的宏观分析框架。通过这样一个框架，我们试图解释财政政策在一国经济发展、经济调控中的基本模式、目标与影响因素；与此同时，由于现代财政理念中财政政策是包含目标、工具与结果“三位一体”的有机系统，我们不能忽略对政策工具所产生实际效应的关切。
一 财政政策选择的内在逻辑：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需求与供给
如前所述，现代财政政策诞生之初便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连，因而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内涵无不渗透在财政理论与政策的实践中。在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需求与供给的讨论从未终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主导或市场放任、追求效率以促进增长或保证公平以扩大社会总体福利，释放需求以刺激经济改善或强化供给以着眼长期经济调整，这三组概念为一国特定时期的经济模式选择、政策制定提供了内在的改革逻辑。财政政策也不例外。在不同的经济模式选择、经济政策制定中，财政政策往往依据其逻辑进行相应的选择与配给，因而我们分析一国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性质，便不难发现其内在的政策历史逻辑。
二 财政政策效应的短期分析：经济稳定效应
财政政策除作为一个改革目标外，也是财政工具运用与实际工具效果的统一。从政策绩效的角度，我们在分析框架中引入包括经济稳定、经济增长与改善收入分配三方面的效应，以适应近年来财政政策多重宏观经济目标并存的实际情况。三者之中，促进经济稳定的效应，主要借助于短期逆周期的财政工具应用，来获得应对外部冲击、熨平经济波动的实际效果。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上升，一国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短期经验和效应值得探讨。
三 财政政策效应的长期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如前所述，促进经济增长是一国经济政策最重要的课题。在财政政策发挥社会公共资源调配枢纽作用的同时，通过税收、支出、债务等工具调节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从而作用于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的培育和提升，是财政政策重要的实际效应。
与此同时，由于公共财政同时肩负生产与分配两个环节的资源调控，对一国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都相应地发挥调配作用，因而被视作社会福利之源泉。收入分配的改善也是一国政府财政政策可观的效应。
围绕以上理论逻辑，西方财政政策在长期实践经验中分别发展出了有关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与改善收入分配三方面效应独立、系统、完整的理论分支与实证研究，它们分别是：
（一）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如前所述，现代财政政策理论是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产生的，其最初的着眼点即在于应对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大衰退，调节失衡，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政策可以发挥调节经济周期、自动熨平经济周期产生的波动影响，对宏观经济起到稳定作用。20世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张以货币政策来稳定货币与物价，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这一首要目标。新凯恩斯主义则更进一步，将财政政策视作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以贸易为先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世界范围内新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转型与开放的过程中金融危机频发，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严重威胁了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货币主义的实践催生了各种货币规则，Mac Callum（1984）提出了通过名义收入的规则来执行货币政策，基础货币增长率依据名义GDP增长率以及先前设定的目标之间的差距进行相应的变动；Talor（1993）则根据美国货币政策的实际经验，保持实际短期利率稳定和中性政策立场，这种继承单一货币增长规则且兼具灵活性的规则被各中央银行采用和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则纷纷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调整以及规则的建立应对危机。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90年代逐步实行了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操作框架，同时加强了财政纪律。2009 年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陷入高财政赤字泥潭，在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能否成功应对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稳定宏观经济，成为短期内各国宏观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协调运用，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在短期内维持宏观经济稳定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课题。
有关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包括：Sargent和Wallace（1981）关于“非合意货币主义算法”理论以及 Woodford （1995）关于价格层面的财政理论都认为，不被约束的财政政策会给货币当局加大赤字货币化的可能性。Bernanke（1999）则认为，巨额赤字会阻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形成。Minshkin（2004）认为，以提高政府透明度和控制政府赤字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有利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形成。Agenor（2013）认为，财政不平衡是继金融危机之后中等收入国家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研究方法方面，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和西方经济学家广泛采用DS-GE[3]模型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分析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其中众多学者如 Woodford（1996，2001）、Kim（2003）、Daving 和 Leeper （2005）通过使用DSGE模型检验美国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之后得出财政政策在稳定价格和控制通货膨胀两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Montiel等在文献中（1996）提出，泰国、巴西和韩国呈现正相关，其他5 国相关关系较弱；历史经验研究表明，尽管美国2001年提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独立，但是历届政府在多年实践中成功实现了两种政策的协调配合，其中克林顿时代尤为典型。成功克服危机，实现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有赖于适宜的财政政策，以及与货币政策合理地配合使用。
（二）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研究时间最长的命题之一，经济增长也是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古典经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即为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对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发端于20世纪。早在3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为主流的时期，哈罗德—多马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储蓄、投资和国民收入的关系，认为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影响增长，这一模型虽然把增长问题高度简化，但其关于利用财政政策促进增长的基本主张很有价值；20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内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规模都在不断扩大，GDP占比也有明显提高，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公共支出与增长的关系。
同一时期，以索洛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打破了宏观经济学长期关注波动问题忽略增长问题的趋势，经济增长的动因以及影响因素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的外生增长模型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这个新因素，其认为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主张采用财政政策影响储蓄率，接着就是影响资本积累的生产能力，从而使经济以最佳增长路径运行，但是如果不讨论外生因素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依然难以解释；新古典综合派的托宾提出增长性财政政策，主要内容是以充分就业和国内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长期预算赤字政策。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则反对新古典学派，发展了李嘉图关于工资与利润消长的思想，更加注重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 世纪80 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再次兴起，各国都开始对公共财政支出进行控制，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必须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经济学家开始着眼于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Lucas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的递减或不变的假设，构筑了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为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趋势两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该理论认为一国经济长期的增长是由于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的存在，也是内生变量的存在使物质资本收益递增，经济增长率决定内生化；该学派还认为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政策，可以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以及知识外溢效应等问题，并且加大在人力资本、研发等方面的投入，进而有效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但它不仅较好地解释了经济发展事实，同时也为分析财政政策和长期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使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重新定义，依据该理论，财政政策是政府可以利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20世纪，美国、日本等国家就是通过对这个理论的合理运用迈上了一条新的经济增长道路。
Barro（1990）提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有一个“最优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在这个规模形成之前，政府应当扩大公共财政支出，确保其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一旦超过这一规模，就要减少公共财政支出，并在研究中提供了一个标准理论框架来分析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Devarajan和Zou（1996）也运用“AK”模型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将公共支出一分为二，分为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经过详细的研究分析得出，资本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常性支出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从外生增长模型到内生增长模型、从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到结构效应几个不同的方面对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效应这个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进而探讨了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特定时段经济的增长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产生机理和实现路径，并且得出了不同的一些结论。
Aschauer（1989）对美国1949—1985 年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考察，将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得出结论：公共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而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只有微小的正面影响；Heng-fu Zou等在文献中（1993）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近二十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显示公共支出条件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这里的支出不仅包括公共投资的产出能力，而且包括对这些公共投资的分配。在其所考察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公共投资都是超量的，这一现象反而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过量的支出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如果公共投资过多，反而会使其产出能力下降甚至变为负。Paul Ev-ans等在文献中（1994）实证研究分析表明政府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研究结果显示，政府除了在教育上的支出是有效的，其他方面的支出都是无效的。Miller和Russek（1997）针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发现所有的样本国家都出现了统一的现象：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增加国债使财政支出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一现象表明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取决于其资金的来源。Richard Kneller等在文献中（1999）提出，不正常的税收会阻碍经济增长，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出政府支出只要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就会促进经济增长，投资于非生产性部门则会阻碍经济增长。Robert J.Barro （1996）通过实践论证的方法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对研究结果分析得出了基础教育、寿命、生育率、法律的完善程度、贸易的自由度等与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以及政府消费与通货膨胀率成正比，与增长速度成反比的结论。S.Russek等在文献中（2001）通过选取的跨国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征税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负债则会提高政府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发达国家的实证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财政支出类别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债务融资来支付国防、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等会减缓经济的增长；但是对发达国家来说通过债务融资来支付教育支出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财政政策与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进程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分配理论的基础，李嘉图进而把收入分配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而开始注重分配对生产的影响。20世纪以后，分配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发展经济学总体上倾向认为经济增长自然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然而更多的实践经验则表明，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及贫困的增加却并未得到缓解；70 年代以后，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主张在不损害资本积累和国民收入总量的前提下加大国家干预力度，促进收入均等化，至此西方发达国家正式明确了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包含财政在内的国内政策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平衡“公平”与“效率”两大重要政策目标。
初次分配环节与生产过程直接关联，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适当对个人的分配拉开差距，再分配环节，政府介入干预发挥主体作用，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4] 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扩大税基、加大税收力度和提高税率等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从而提高国家对社会财力的支出，在税收结构上不断进行优化，合理配比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比重，依据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合理的累进性或累退性来进一步干预再分配调节；另外通过财政支出多投向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健康等民生领域来缓解福利赤字。
国内外关于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正是聚焦于对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分析上。相关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A.Harding （1993）强调“税收—转移支付系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的调整，可以看作将一部分社会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平衡和社会相对稳定。但是这种系统在长期执行过程中的效果却不如短期的明显，还有不利影响。Ramos等（2008）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英国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分析，他们指出政府在收支分配方面的规律，如增加政府公共支出能够减少收支不平衡现象；直接税、间接税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不会随着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而发生较大变化；增加税收会造成收支不平衡状况的突出。Wolff等（2007）以家为单位研究政府净支情况来总结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不同财政政策工具在进行调整前后计算的基尼系数说明政府支出较之税收更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的不良影响，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公共消费更加有利于减少分配不均现象的发生，但效果不如前者，至于税收，其作用较小甚至会在某些情况下造成不良影响。Warr等（2006）针对税收及公共支出，泰国减贫仅靠保持税收总量却不调整税收体系结构的影响是未降低贫困率及其影响。
[1]成琳瑜：《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