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魏晋《诗经》学与四言诗研究回顾
相对于经学成就辉煌的汉、宋两代，魏晋是一个经学“中衰时代”，其《诗经》学成就也不能与汉、宋等量齐观。然而，这一时期《诗经》学成就依然不可忽视。从研究数量上看，研究学者众多，研究著作蔚然可观；从研究对象上看，以古文经学《毛诗》为主；从研究方法上看，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与融合仍在持续，尤其以郑王之争最为显著；从研究内容上看，出现了不少《诗经》博物学和释音的著作，其研究范围、层次、方法都较前代有所发展。由此可见，魏晋《诗经》学并非真正衰落消歇。
然而，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原始文献散佚，后代无法窥其全貌，使得魏晋《诗经》学研究困难重重。因此，在以往的经学史研究著作中，魏晋《诗经》学往往仅占极少的篇幅，甚至一带而过。如清代皮锡瑞《经学历史》[1]、《经学通论》[2]中对魏晋《诗经》学的相关介绍极为简单。胡朴安《诗经学》[3]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研究《诗经》学的专著，演述《诗经》的大旨、历代《诗经》学的变迁，以及依类分析《诗经》，博辑综述，时有创获，然从“三国南北朝隋唐诗经学”小节题目便可看出，所涉及魏晋《诗经》学内容甚少。夏传才《〈诗经〉 研究史概要》[4]，其中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介绍也仅占两小节（全书共十四章）。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是《诗经》学的衰落时期，因此在他著作中也仅简要地介绍了郑王之争以及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发端的博物学研究。戴维《〈诗经〉 研究史》[5]中单列一章介绍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研究，从分量和比例上看，都较其他《诗经》研究史著作更为重视，但未曾全面梳理魏晋《诗经》学的作家和著作。洪湛侯的《〈诗经〉 学史》[6]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突出的一部《诗经》学史的力著，对魏晋《诗经》学史的介绍只占两节，仅就魏晋《诗经》学中的几个焦点问题如“郑王之争”“博物学研究”等作简要介绍。
近年来，学界对魏晋《诗经》学研究方兴未艾，出现一些颇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在文献整理方面，台湾地区学者简博贤《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7]可谓用功至深，涵括了至今所能目见的魏晋《诗经》学著作的介绍、考证与评述。刘毓庆《历代 〈诗经〉 著述考》（先秦—元代）[8]，著录了先秦至元代的《诗经》学著作共664种，其中三国两晋南北朝著述110种，并对现存著述的作者、版本、内容等进行细致考证；对于佚书，他也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做细致地辨析。简、刘两位先生之爬罗剔抉，功不可没，但二者仅做文献上的梳理，未结合史料对魏晋《诗经》学的发展演变及其对思想、文化、文学的影响作更深一步的探讨。在探讨魏晋经学与其他学术之关系方面，仅有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9]。其中关于魏晋经学与玄学、诗学之关系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上编。第一章专论魏晋经学，从钩稽经学史料入手，考镜学术源流，在揭示其发展概貌、学术渊源、学风特点及其成因的同时，也揭示学术与时代的关系、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关系等重要的且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第二章从文化与思想史角度论述魏晋玄学，主要考察魏晋玄学对魏晋士大夫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第三章论魏晋哲学蕴含的审美理念，涉及魏晋诗学理论、魏晋玄学与诗学的关系探讨等问题。这种以探讨经学为起点，进而探讨经学与其他学术及文学关系的研究思路，值得关注与借鉴。
（一）魏晋《诗经》学研究及得失
单篇论文研究可以分为四类。
（1）从经学整体的视野上考察魏晋《诗经》学，将魏晋《诗经》学研究视为六朝经学或《诗经》学研究的一部分进行探讨。如李金河《魏晋南北朝经学述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按时间顺序分段研究概括经学的发展情况，其中涉及了魏晋《诗经》学“郑王之争”的解析。佘斯大、陆理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诗经〉 审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特别注意文学上的抒情特点，而不再过分地强调秦汉时的“诗言志”，并从经学家、文学批评家以及其他三个方面人群的审视角度进行论述。陆理原另有《魏晋南北朝 〈诗经〉 研究论》（《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 〈诗经〉 研究论（二）》（《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从经学到文学——魏晋南北朝 〈诗经〉 研究角度的转变》（《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三篇论文。前两篇文章系统探讨了经学研究向文学研究的过渡；对《诗经》文学因素的认知和探索；博物学研究的成果。后一篇则探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后，传统的《诗经》研究如何受到时代变化的影响，而开始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田汉云《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之一》（《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系统梳理了六朝经学由复苏到拓展的历程。郝桂敏《魏晋南北朝 〈诗经〉 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认为，在这一阶段《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毛诗》派崛起、注重名物阐释、古文学派内部论争激烈、从文学角度解释与接受《诗经》是魏晋《诗经》学的显著特点。
（2）专论魏晋《诗经》学。这又可以分成两小类：第一小类是文献考述与《诗经》学特点的抽象。如张可礼《三国时期 〈诗经〉 学者著述叙录及其启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比较全面地分类叙录了三国时期有关《诗经》的学者和著述，并且探讨了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特点：以《毛诗》为主；传播以学校、家学和师法为主；地域上，前期以荆州为中心，后期转移到曹魏统治的北方；王学盛行，但未完全取代郑学；解经仍用训诂之法，尚未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李秀芳《魏晋南北朝 〈诗经〉 学文献特点述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通过分析保存下来的史料，总结出六朝《诗经》学文献七个方面的特点：解《毛诗》的著作占绝大多数；“义疏”体出现并盛行；帝王解《诗经》的独特现象；以图解《诗经》盛行；佛、道、玄学人物解《诗经》；出现解《诗经》的博物学著作；为《诗经》释音著作出现；著作大都亡佚。第二小类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除张可礼上文有所涉及外，还有蒋方《魏晋时期的 〈诗经〉 解读》（《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认为魏晋时期的《诗经》研究因儒学的独尊地位的丧失而发生了变化，其政治功利性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注重文本和感情色彩的解读，通过个性鲜明的解读方式来张扬情性，标举才学，因而对于《诗经》的理解更加贴近现实人生。张可礼《〈诗经〉 在东晋的传播和影响》（《文史哲》1994年第2期）研究了《诗经》在东晋时期传播的几种方式：学校讲经、日常交谈和书面引用、注释；并在探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对《诗经》作为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互融，以及其在政治伦理、审美趣味、博物知识层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3）魏晋《诗经》学个案研究。王肃是魏晋《诗经》学大家，“郑王之争”一直是经学界关注的焦点。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记录了王肃经学的特色，此后宋代欧阳修《诗本义》、明代冯复京《诗六家名物疏》、清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中都有对王肃《诗经》学的评价。清代皮锡瑞《经学历史》评辨了“郑王之争”及王肃经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提出了王肃经学的评价问题。近年来，王肃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出现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刘运好《王肃行状与著述考论》（《文献》2002年第2期）、《王肃经学理论形态考论》（加拿大《文化中国》2003年3月号），文章详细地考论了王肃的主要行迹、经学著作、经学理论形态、经学学术渊源、与魏经学门户之争关系五个方面的内容，认为魏虽玄学鼎盛，但经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依然存在；两汉经学的门户之争，在魏也依然存在，只不过由今古文经学之争，转变为荆州学派和青州学派之争；王肃没有混淆今古文的家法，在魏经学的门户之争中，他是恪守古文经学而激烈地反对郑学。王肃不仅是这一时代的经学大家，而且他的经学也体现了魏官方经学的特点。郝虹《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东岳论丛》2001年第1期）认为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儒士，受汉魏之际黄老名法思潮的影响，其文化性格及学术思想渗入了较多的崇理性、尚利己的因素，史称“礼法之士”。凭借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王肃经学被立为官学，构成魏晋官方儒学的主体，在政治实践中是儒家礼教与黄老名法结合的魏晋“礼法之治”。郝虹的《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探讨王肃的经学理论形态，认为王肃经学作为魏晋经学的代表，直接师承于荆州学派。荆州学派和王肃继续沿着“郑学”融合经今古文的道路前进，但却坚决反对谶纬，解经尚简约。正是站在这一角度，可以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郝桂敏《王肃对郑玄 〈诗〉 学的反动、原因及学术史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则探讨了魏晋《诗经》学史上郑王之争的具体内容，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后客观评价了王肃的学术史意义。户瑞奇《王肃反郑的历史原因及其意义》[《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3期]从郑学本身存在的义理不安与违错现象、王肃的师承和郑王二人的政治理念三方面对王肃反郑的原因作了全面的分析，并简要阐述了王肃反郑的不当之处和王肃的积极意义，力求给予王肃反郑以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其次是对陆玑之研究。关于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自唐代至近代，就对作者姓名、成书形态等问题争论未歇。“五四”以后，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简博贤《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洪湛侯《〈诗经〉 学史》等著述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单篇论文很少，仅有颜慧萍《陆玑及其学术考述》[《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8年第2期] 一文是全篇探讨陆玑《诗经》学，文章认为作者为“陆玑”是正确的，并综述了陆玑的学术成就。黄世瑞《〈蚕桑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作者考辨》（《中国农史》2006年第1期）探讨了《诗疏》的作者问题。另外，朱渊清《魏晋博物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对陆玑成就亦有介绍。而曾昭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 中的词源探讨述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华学诚《论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的名物方言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两篇文章，是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的。总体来讲，对魏晋《诗经》学家的个案研究尚不充分，关注的重点仅有王肃一人，对陆玑的关注较少，而对孙毓这样的经学大家，竟然没有一篇论文专篇论述。
（4）魏晋《诗经》学与文学、文论关系研究。由于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经学传统并未断开，探讨经学与文学及文论之关系，便成为学界研究的一种新思路。谭德兴《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北方论丛》2004年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的关系，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从文学的视角进行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这种探讨经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学术理路，为我们研究经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黄黎星《魏晋南北朝文论与经学关系之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亦是沿此理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的发展流变状况进行宏观考察。文章围绕文论与经学，尤其是《诗经》学之间既有疏离又有牵合、既有逃逸又趋复归的变动关系进行探析，认为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学自觉的时代”，乃是整个文学与经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整合阶段。蒋方先生《魏晋时期的 〈诗经〉 解读》（《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在研究当时文人对《诗经》解读的特色时，重点分析了王肃、孙毓等经学大家对《诗经》的解读，并且提到古代诗论与《诗经》解读的关系。这些研究扩大了经学研究的外围，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学术研究理路。但是这些论文多是宏观而论，缺少全面细致深入的个例解析。
（二）魏晋四言诗的研究及其得失
魏晋是“五言腾涌”的时期，五言诗的发展得到突飞猛进的进步，四言诗被其光芒所掩盖。实际上，魏晋四言诗是继秦汉四言诗沉寂后的复兴，是《诗经》之后四言诗的又一次发展高峰。并且，在这次四言诗辉煌过后，四言诗就真正慢慢地沉寂下去了。因此，探讨魏晋四言诗的发展情况，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探究四言诗重新繁荣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但是对于魏晋四言诗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从各种文学史来看，显然对魏晋四言诗关注不够。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几部中国古代文学通史中，都没有对魏晋四言诗繁荣的现象做整体介绍，仅介绍诸如曹操、嵇康等人的四言诗佳作。而在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葛晓音《八代诗史》几种断代文学史中，也仅仅提到一些重要作家的四言诗创作，并未对这一现象做深入分析与探讨。
目前研究魏晋四言诗的专著只有一部，韩国学者崔宇锡《魏晋四言诗研究》。全书除去首尾两章绪论和结论，中间分五章，按照魏晋以前、建安、正始、西晋、东晋的时间顺序，探讨各个时期的四言诗发展状况，内容较全面，但较为疏浅。在分析诗歌时，多是点到为止的表面介绍，缺少对诗歌的细致深入的分析和对魏晋四言诗风发展嬗变轨迹的描述。
关于魏晋四言诗的研究单篇论文，主要论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要诗人的四言诗研究。其中，对曹操、嵇康与陶渊明等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如汤效纯《试探曹操四言诗的异彩》[《湘潭大学学报》（中国古典文学论集）1986年第S1期]，认为曹操的四言诗歌成就卓著，在《诗经》之后独放异彩，主要表现在：利用旧形式，谱写新篇章；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以诗歌为武器，表现其人才、政治思想。王富仁《四言诗与曹操的 〈短歌行〉 （其一）》 （《名作欣赏》1995年第3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四言诗，是属于曹操一个人的。他的《观沧海》《龟虽寿》，都位于中国古代四言诗之冠，使在歌、舞、诗三位一体的《诗经》中的四言形式获得了独立的诗的品格。刘剑、王魁星《嵇康四言诗象征艺术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从观念、艺术层面探讨嵇康四言诗的象征内涵、意象，并认为在文人四言诗发展史上真正成熟的象征艺术始于也终于嵇康。昝风华《“餐霞人”·五弦琴·四言诗——嵇康四言诗新论》,（《牡丹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嵇康偏爱并专擅四言诗，与其气质、性情、对雅乐的爱好及四言诗体制上的某些特点非常契合有关，他的四言诗，冲破了说教、颂美、模拟、应酬的藩篱，风格清雅高旷，突出体现在人物形象和诗歌意境上。皮元珍《璀璨的余晖——论嵇康四言诗》,（《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认为在魏晋文坛上，嵇康可谓是继往开来、雄视一代的人物，有着独特的人生和不同凡响的艺术追求。他既重视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更注重创作上的开拓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文备众体，成就卓著。其四言诗尤独步当时，无论表现手法还是语言的运用，都显示出对《诗经》传统的继承与嬗变。孙婠《阮籍四言 〈咏怀诗〉 十三首浅议》（《龙岩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分析了阮籍四言《咏怀诗》，对其诗的源出及对四言诗的发展，以及对四言、五言《咏怀诗》的异同，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农作丰《陶渊明四言诗的特色及晋宋四言诗的衰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认为四言诗在魏晋的繁荣复兴与玄学清谈造成的崇尚简约务求古雅的社会风尚有关。陶渊明的四言诗在形式上变魏晋的冗长呆滞为精短灵活，在内容上变魏晋的玄虚飘忽为真情感悟，风格上变魏晋的古质典雅为清淳淡远，这些特色体现了陶四言诗在诗史上的转折意义：随着魏晋玄学清谈风尚在晋宋后的逐渐衰退，四言诗的衰微命运已不可避免。郭全芝《陶渊明四言诗探》[《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从内容和艺术方面探讨陶渊明的四言诗，内容分为四类：思念亲友、抒写隐居之乐、渴望建功立业、重视农业劳动，共同体现了作者的儒家思想。艺术的独到之处在于：增加篇幅，以扩大内容蕴含量；借鉴《诗经》的抒情方式，并有所更新。认为陶渊明的四言诗独树一帜，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与其五言诗一致的成就。徐声扬《陶渊明四言诗特色及义疏举隅——兼说多种 〈陶渊明集〉 的注释》（《九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认为陶渊明四言诗的特色在于继承《诗经》的语言和形式，并在继承中求发展。後藤秋正《挚虞诗小议——西晋四言诗——侧面》（《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从挚虞的四言诗谈起，考察他的交游关系、思想背景和实践创作。
另外，也有关注束皙《补亡诗》与兰亭四言诗的文章，如刘成学《〈补亡诗〉 不是束皙的作品——关于 〈诗经〉 佚诗 〈白华〉 〈南陔〉 篇原始传承形式的调查》（《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6期），认为《补亡诗》不应是束皙的作品，而应是他奉命从出土的残篇断简中整理出来的古代作品，至少《白华》《南陔》篇是这样。曹辛华《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 〈文选〉 补亡诗为例》（《文史哲》2004年第3期），认为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文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兰亭诗中的四言诗也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张廷银《〈兰亭序〉 真伪及 〈兰亭诗〉 创作的文化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4期）认为兰亭诗现存41首，基本围绕沐春、赏景、散怀、体玄的思路展开，表现了主体洗濯祓除、流觞曲水、一觞一咏的活动过程。兰亭诗既有四言也有五言，但一人同时所写的四言诗和五言诗，往往表现为四言诗提出基本的思想，而五言诗则加以展开和阐释，具体说，就是四言诗写理思，五言诗写春景，以理思来引导春景，以春景去验证理思。因此，兰亭诗会的创作规则可概括为：规定主题，并要求同时运用四言诗和五言诗来写作，而且用四言诗来引导五言诗，以五言诗来进一步阐发四言诗。这种做法，其实也表现了他们对诗歌体式的探索与体会。
第二，四言诗发展流变及其与其他文体、学术之关系研究。高华平《论魏晋玄学与四言诗的盛衰流变》（《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认为魏晋玄学既影响到五言诗和赋体，也影响到当时古老的四言体诗。在题材内容上，玄学促使四言诗改易了它千百年来的题材定式，实现了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变；在艺术表现上，玄学迫使四言诗一反过去的比兴美刺传统，极力打破赋比兴的界限，在中国诗歌史上开始了探索表现理趣方法的首次大规模尝试。但当玄风衰歇后，四言诗也随之消亡，五言诗却极度兴盛起来。其中原因，除玄学思想的影响外，还与四言、五言两种诗体本身所具有的不同艺术品性及其在新的时代的适应性相关。汤化《四言诗兴衰探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着重探讨四言诗兴衰变化的原因，认为由于诗歌是政治工具、具有和乐而歌的性质和特征，一方面促使诗歌在当时语言条件下自然发展而形成四言体；另一方面又限制其发展。葛晓音《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方式，认为早期诗文具有某些共通之处，早期诗歌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即《诗经》中的某些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从而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四言的诗化主要是通过建构一批典型的句式来完成的，而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四言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只要把这些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即可构成楚辞句式，而四言的赋化趋势也与辞赋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葛晓音《论 〈诗经〉 比兴的联想方式及其与四言体式的关系》（《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试图将诗人的联想方式和《诗经》的体式联系起来考察比兴的内在原理，认为比兴在《诗经》里作为最基本的两种构思方式出现，与初民的思维方式及四言体的特殊结构有关。并通过对兴句和应句之间关系的全面分析，指出从《毛诗》开始的传统诗解和以闻一多为代表的隐语说虽然各有其合理之处，但都失之于穿凿附会，而且混淆了比和兴的差别。兴的联想基本上属于感觉、经验和逻辑相因的简单直观的层面。四言诗体式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比兴常用的章句对应结构最有利于强化其节奏感，因此它和比兴之间关系的密切超过了后世的各种诗体。葛晓音《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认为四言诗随着语言的发展实字化以后，由于单句语法意义的独立，失去了诗经体四言丰富多变的富有节奏感的句序。而在汉魏到两晋长达四百年的重构体式的探索中，实字四言所找到的新句序主要是与二二节奏最相配的对偶及排比句的连缀。对偶的单调性和高密度造成了使用单音节虚字和连接词的困难，使四言诗最适合于需要罗列堆砌的内容，自然就成为颂圣述德应酬说理之首选。于是，向《诗经》的风诗和小雅寻求减少对偶、自然承接的句式，就成为必然趋势。但陶渊明复归《诗经》体的成功，却说明实字四言重构体式的失败。这是东晋以后四言诗衰亡的内在原因。赵雷《四言诗衰落的原因》（《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认为先秦至东晋，四言诗在持续了约一千五百年后最终归于沉寂，诗与乐的逐渐分离应该是导致其盛衰升降的根本原因之一。四言诗在产生之初原本与雅乐共存。春秋以来，雅乐逐渐为俗乐所代替，而俗乐在格调节奏上跟四言诗很难相和。一旦失去了音乐，四言诗在节奏、韵律上的单调就显露出来；况且它还处在一个语言发生了新变的时代，一个感情开始在文学中放任的时代。这些因素都扩大了四言诗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从而最终导致四言诗淡出文坛。孙立尧《四言诗虚字中心说》（《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4期），认为四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独特的诗体，从四言诗的节奏与句式、四言诗的“传统”、四言诗衰亡的原因以及四言诗与初期五言诗的关系等几方面来看，四言诗有其独特的价值。《诗经》中四言诗的节奏变化造成了其风格的顿挫，这是其不同于后世箴、铭、诔、赞等文体的根本所在；四言诗的传统则与远古的句式及套语、套语结构有莫大关联，传统的逸失也宣告了四言诗的终结；四言、五言交替之际，五言诗在其形式上延续了四言诗的格调，从而形成早期五言诗的一种特殊风格。事实上，这一切都与四言诗中的虚字密切相关，而其核心则在于其独有的虚字及虚字结构的运用。舒韶雄《浅论四言诗》（《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通过对四言诗的发展脉络、各个时期代表作家的分析，探讨了四言诗始盛终衰的三方面原因：句式字数过少，典重有余而变化不足；创作过程中，“伤渊雅之致”，失去了四言诗的本色；古代诗体演变和进化规律的结果。
第三，四言诗的基本特征研究。周唯一《魏晋赠答诗的基本模式及艺术文化特征》[《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认为魏晋赠答诗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存在于魏晋诗坛，创作之富，不亚于其他类型的诗。它有自己的写作模式和特征。其抒情诗写得情真意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颂美诗写得雍容典雅，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张廷银《论西晋诗歌的雅化现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认为西晋诗人在现实人生中以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意识标准来对待自己的内心与外在，是非模糊，善恶含混，心灵无激荡，思想无波澜。诗人人格的雅化直接导致了西晋诗歌的雅化现象。四言句式的大量复现、诗意的平整古朴，一方面使诗歌技艺精雕细琢，另一方面也使诗歌内容越来越贫乏。
第四，对钟嵘《诗品》四言诗论的研究。王今晖《钟嵘四言诗论解析》[《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指出，对于钟嵘四言诗论的理解，学界意见不一，而种种解说似乎均未参透钟氏本意。事实上，若改变长期以来对四言诗简单肤浅的认识，结合先秦至魏晋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四言诗的盛衰流变，就会发现钟氏对四言诗本质的把握还是非常深刻的。陈应鸾《论钟嵘对四言诗的态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则认为钟嵘对“四言”的评论是对《诗经》体的体制提出的批评，既“文约意广”，又“文繁而意少”。《诗经》体四言诗不如五言诗优越，不如五言诗有滋味。
此外有几篇学位论文也值得关注。2004年山东师范大学昝风华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魏晋四言诗探论》主要探讨了两汉与魏晋两个时期四言诗的发展情况，并且分析四言诗复兴的原因，并对曹操、嵇康、陶渊明作个案研究。论文对四言诗复兴原因的探讨较为深入，但是未曾细致梳理四言诗从两汉至东晋的嬗变。2007年暨南大学王婷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魏晋四言诗研究》分“两汉魏晋四言诗创作情况概述”、“两汉魏晋四言诗对《诗经》的继承与创新”、“两汉魏晋四言诗向其他文体的转化”三部分论述。后两部分的论述角度较新，但第一部分显然用力不够，没能对魏晋四言诗做全面深入的研究。2007年贵州大学徐丹的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四言诗分类研究》主要对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四个时期的四言诗进行分类研究，探讨乐府诗、咏怀诗、赠答诗、应诏献酬诗和山水玄言诗五种类型的诗歌。分类探讨角度较新，但仍旧存在深度不够的问题。2007年哈佛大学David Zebulon Raft的博士论文Four-syllable Verse in Medieval China（《中古四言诗研究》）主要从语言、文化、政治、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古四言诗歌，偏重政治与民俗方面的考察。论文中有一章“The four-syllable zengda”（“presentation and response”tradition）（《四言赠答诗的传统》）中单辟一小节对魏晋时期的四言赠答诗进行分析，有参考价值。对魏晋四言诗作较为全面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当属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郭乐的《魏晋四言诗探究》，论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文学自觉时代与四言诗的新转机，从慷慨明朗到愤世忧生的曹魏四言诗，从典雅铺陈到平淡简远的两晋四言诗。论文脉络清晰，结论中肯，唯一不足是分析不够深入和充分，有深入挖掘的空间。
总体看来，学界对于魏晋四言诗的研究，多集中在个别重要作家的研究和四言诗内容、题材、体式流变等方面的研究上，而全面系统且有深度的论述尚在期待中。
（三）《诗经》学与魏晋四言诗关系研究及其得失
从经学角度探讨《诗经》对魏晋四言诗影响的论文有：黄卓颖《论晋人对毛诗的认识及其与西晋诗歌创作的关系》（《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认为在魏晋时代，士人们很少将《毛诗》看作一种经学科目，在大多场合下，它被士人们看成一种基础的、普及的文化教本。作为对《毛诗》经学意义上的阐释的反动，士人们消释了附着于其身的政治功利和道德教化的解说，常从《毛诗》的文本出发，发掘或发挥其表情达意的功能，并最终发掘出其独立的文学审美功能。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起《毛诗》作为文学的经典性文本的地位，不但在衡文论诗时以之作为判断诗文高低的标准，而且在创作中以《毛诗》为典范加以模仿，这最终使西晋的诗人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了“文章之中兴”的地位。
从整体上探究《诗经》对魏晋诗歌影响的论文有：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单辟一节论及建安文学对《诗经》的借鉴，认为建安文学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建安诗歌尤其建安四言诗化用《诗经》原句、运用比兴手法，更多地显示了对《诗经》艺术手法的借鉴。洪湛侯《〈诗经〉 学史》单设一章“四言诗的余风遗韵”，探讨《诗经》对四言诗的影响，主要通过曹操、嵇康、束皙三个个案进行分析论述。李伯齐《〈诗经〉 与魏晋诗歌》（《第三届 〈诗经〉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探讨了《诗经》对魏晋诗歌创作的影响：第一，四言仍为魏晋诗歌的重要形式。魏晋时期的文人四言诗，与《诗经》只是在诗句形式上相同，而在篇制、艺术表现等方面都有新的面貌。第二，《诗经》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抒情艺术、语言艺术、表现手法都对魏晋诗歌产生重要影响。另外《第四届 〈诗经〉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收录的两篇文章：王巍《〈诗经〉 与建安文学》、缪军《建安诗歌与 〈诗经〉》也都谈到了建安文学对《诗经》题材、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诗经〉 研究丛刊》（第九辑）收录了周晓琳《魏晋诗人对 〈诗经〉 的接受》一文，文章从魏晋诗人对《诗经》体式的沿袭使用、魏晋诗歌对《诗经》文本的吸收改造、魏晋诗人对《诗经》社会功能的认同继承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探讨魏晋诗人与《诗经》的关系，颇有新意。另外还有2010年华中师范大学李梦境的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诗经〉 解读》，文中既介绍了经学家的解读，又介绍了文论家的解读以及作家的解读，从不同角度还原了魏晋文士眼中的《诗经》。
探讨个别作家的四言诗创作与《诗经》承继关系的论文有：梁秀锋《试论曹操四言诗 〈诗经〉 的借鉴及其突破创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从三个方面探讨其借鉴：一是对《诗经》的借鉴，曹操四言诗在诗歌的形式、语句、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受到《诗经》的影响；二是曹操四言诗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传统四言体的突破与创新，曹操创造性运用口语化的语汇、散句化的诗行结构，形成了自己四言诗独特的艺术蕴含和魅力；三是曹操四言诗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和文学意义。章原《曹操对 〈诗经〉 的接受与创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曹操对《诗经》既有接受，又有创新。他对《诗经》的接受具有经学和文学双重性，这两种因素在不同的语境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化用《诗经》诗句、四言诗体和现实主义精神三个方面，曹操在吸收《诗经》养分的同时，予以大胆创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学风格。田金甫《陶渊明四言诗的特点——兼与 〈诗经〉 比较》（《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论述了陶渊明的九首四言诗，认为陶渊明的四言诗在结构上有重章式写法，语言为纯四言，词句借用《诗经》者较多，这些四言诗在创作精神上也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咏物抒怀，记录着陶渊明的生活轨迹。但缺乏音乐性，总体而言，陶渊明的四言诗不如五言诗成就高。范学新《陶渊明四言诗与 〈诗经〉 的传承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从四言形式这一角度分析了陶渊明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提出：在陶渊明以前，诗人们以《诗经》为摹本创作四言诗，往往出现两种情况——不是“太离”就是“太肖”。而陶渊明学习《诗经》可谓“不即不离”、形神兼备，从而得出结论：陶渊明对《诗经》的四言诗是全面的继承，陶诗与《诗经》之间具有渊源关系。李金坤《陶渊明四言诗探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探讨了陶诗对《诗经》的取法与借鉴：既继承《诗经》现实主义创作的优良传统，又成功地运用了《诗经》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张学君《陶渊明怀古的二元性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探讨陶渊明对儒家典章文化的珍视态度，使其具有了古雅的儒家式怀古，形成了陶渊明古雅四言诗。赵新华《〈诗经〉 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认为在陶渊明的诗作中，“诗三百”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通过对二者对比可发现，陶渊明作品从形式到题材对《诗经》都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诗经》对陶渊明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巨大成就的获得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杨素萍《从 〈诗经〉 到陶诗看田园诗的发展与成熟》（《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比《诗经》中的田园诗成熟，其表现为：第一，由无名氏创作的四言诗到诗人创作的五言诗；第二，由叙事性的田园诗到抒情性的田园诗；第三，由理想田园生活的笼统概念到优美的文学蓝图。皮元珍《〈诗经〉 传统的开拓与嬗变——论嵇康四言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认为，作为魏晋“正始之音”的代表，嵇康可谓是继往开来、雄视一代的人物，有着独特的人生，不同凡响的艺术追求。他既重视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更注重创作上的开拓创新。他文备众体，成就卓著。其四言诗尤独步当时。无论表现手法还是语言的运用，都显示出对《诗经》传统的继承与嬗变，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王成《试论嵇康四言诗对 〈诗经〉 的取法借鉴》[《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着重从形式、语汇、句法、章句、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了嵇康四言诗对《诗经》的取法借鉴。
综上所述，这些单篇论文涉及了魏晋《诗经》研究的各个方面，如思想学派、学者著作、研究方法、传播途径、地域特征、接受特点、文献特点等等，但是对魏晋几位著名的《诗经》学家的个案研究还不充分，且关于全面梳理文献，深入探讨其地域特点、基本内容以及与相关学术之间联系的自成系统的著作尚未出现。论及魏晋四言诗与《诗经》关系时，学界多探讨内容、题材、形式、语汇、句法、表现手法等细而微的方面，而未曾将二者关系放在魏晋《诗经》学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诗经》学与魏晋文学思想之关系、经义阐释与四言诗之关系、名物训诂与四言诗之关系等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书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先从纵横两个维度深入、细致地展开对魏晋《诗经》学的研究，再拓展开来，探讨魏晋《诗经》学与文论及诗歌创作之关系。纵向上，系统考论魏晋时期的治《诗经》学者及《诗经》学著作，全景式勾勒出魏晋《诗经》学的基本概况。横向上，具体研究王肃、孙毓、陆玑三位经学大家的《诗经》学著作，探讨他们各自的《诗经》学成就，深化个案分析。再探讨魏晋《诗经》学与诗学及诗歌创作之关系。重点考察王肃的《诗经》学理论与“比兴”理论的关系，并且指出其在“诗言志”向“诗缘情”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探讨束皙《诗经》学思想及其《补亡诗》创作的内在影响。并选取魏晋四言诗成就卓著的几位大家曹操、嵇康、陆云、郭璞、陶渊明等进行四言诗的专题研究。本书试图架构一个以魏晋《诗经》学研究为核心，兼顾探讨与文学、文论之关系的宏观与微观、总体概括与个案并立的体系，力求对魏晋《诗经》学、魏晋四言诗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3]雪克编校：《胡朴安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夏传才：《〈诗经〉 研究史概要（增注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戴维：《〈诗经〉 研究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简博贤：《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