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西夏档案的版本状况_西夏档案及其管理制度研究-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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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西夏档案的版本状况

人们一旦说起版本问题，一般会想到雕版印刷品，而且只可能会想到书籍，也许不会或者不可能会想到单份的文书档案。因为雕版印刷品的版本要素比较齐全，版式也十分规范，这也是版本学上讲到的知识，而且主要以书籍为主。古代的文书档案大多或基本上是写本。我们以为，写本也是古代制版方式之一，虽说不如刻本书籍那么要素齐全和规范，但一些基本的版本内容还是具备的。无论是西夏雕版印刷的书籍还是单份书写的文书档案，基本上涵盖了中国版本的相关内容，如用纸状况、版式结构、装帧形式、文字及字体、制版方式等，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西夏文书档案的版本状况，为学界提供一些尝试。

一西夏文书档案的用纸状况

（一）西夏档案纸张的颜色

1.古代档案用纸颜色概述

古代对纸张的颜色是十分重视也很讲究。

史籍记载，自晋安帝元兴三年（404），“桓玄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恭。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41] 从此以后，竹简基本上被纸代替，这也是古代文书档案书写材料的重要进步，以后各朝都对纸张的使用十分重视，不仅讲究纸张的大小，纸张的颜色也是古代人们用纸很讲究的内容之一。古代人们就有注重正色、轻视间色的传统。何为正色和间色？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间色是指以上五种颜色之外的红、绿、碧、紫等颜色。[42]

正色纸中的黑纸到目前为止，在文书档案中未出现过，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古代写字用墨汁，用墨汁写在黑纸上是无法显现文字的。其他四种纸色在古代文书档案中均有留存或记载，如晋代的诏书书写在青纸上，“晋时为诏以青纸紫泥”；[43] 唐时，制敕类文书用黄纸书写，“贞观中，始用黄纸写制敕。高宗上元二年诏曰，‘诏敕施行，既为永式，此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司诸州县并宜用黄纸’”，[44] 但敕书、德音、立后、建储、任命三公和宰相等则用白纸[45]；元代时，六品至九品官员的封赠文书用赤纸，“一品至五品为宣，色以白；六至九品为敕，色以赤”。[46] 至于间色纸一般则使用于民间的文人、骚客之中。

从唐开始，为什么书写制敕类的文书用黄纸，而且被确定为尊色并被以后各朝代沿用呢？因为黄纸是一种用黄柏汁浸染过的纸，色黄，故名黄纸。黄柏中含有小柏碱，小柏碱可防虫害，这样一来，黄纸就能够比较长久地保存下来，其目的就是有利于档案的保存。唐代，皇帝发布的诏敕文书必须使用黄纸，以显示皇帝的威严和尊贵。唐代的黄纸也有不同的类别，如黄麻纸、黄藤纸等，史载：“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47] 可见，唐代时黄麻纸的质量就高于黄藤纸。宋朝叶梦得也在史籍中记载：“今制不复以纸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日敕’，盖今手诏之类；而敕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48] 看来，自宋朝以来，使用白麻纸者多起来，但白色纸只能用于文武百官上报皇帝的奏状，而皇帝颁布制敕、赦书、德音等文书则必须用黄纸。[49] 明代的皇帝对国内发布诏令文书也必须是黄纸，而发布外国的诏令文书则用酒金纸，因为酒金纸比一般纸成本高、贵重，以表敬重。[50] 清代黄色成为皇帝专用色，即诏书只能使用硬黄纸，文武百官上报皇帝的文书则可使用白色纸。[51]

2.西夏档案用纸颜色

通过西夏学专家学者的考证，西夏纸张的原料以大麻为主，“黑水城和宁夏方塔出土的西夏纸都证明它们的原料多是大麻、苎麻布和棉布，当然也有的直接用植物纤维造纸”。[52] 西夏纸的颜色也有很多种，“依据色彩、表面光洁度和帘纹，可将西夏纸分作白纸、黄纸、染成黄色的普通纸、红砖色红纸、薄灰纸、浅褐色纸、带浆液的厚纸等”。[53]“西夏的纸张原未加工的纸多是白色，西夏文‘纸’字是由‘白’和‘净’两个字合成的。现在所见的西夏纸张由于历经七八百年而逐渐发黄。”[54] 从目前所见西夏文书档案用纸颜色情况来看，主要有未染麻纸、白麻纸、黄薄麻纸、浅黄色麻纸、土黄色麻纸等几种。可见，目前发现的西夏各种颜色的纸张大多是加工过的纸张，这些纸张制作精良、质量上乘，比纯白色的纸张要好得多，所以，主要用于西夏各官府颁布文书，还可用来抄写佛经。由于目前并未完全看到西夏皇帝发布的诏制文书实物，所以，无法得知西夏皇帝颁布文书的纸张颜色。

（1）未染麻纸。这种纸张可能是加工以后并未进行染色等处理，就直接进入交易而被官府或个人使用了，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本色麻纸。西夏的文书档案用纸绝大多数为未染麻纸。通过仔细审读和统计《俄藏》第六册《附录·叙录》和第十四册《附录·叙录》，以及《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第二章《中国藏西夏文献叙录》等记载，发现无论是西夏汉文档案还是西夏文档案，绝大多数是在未染麻纸书写或直接记载为麻纸书写。有学者还专门对《英藏》的用纸颜色作过统计，认为《英藏》的用纸同样“主要是麻纸”。[55] 西夏学专家经过考证后还说：“麻纸，很少有虫蛀现象，‘因麻纸纤维纯，所含醣类成分极少，说麻纸有纸寿千年是名实相符的’。麻纸多为北方所产，南方不多。……西夏纸之所以能够完好保存至今，或许与其多为麻纸有关。”[56] 由以上材料记载看来，西夏官府的文书档案用纸以麻纸或未染麻纸为主。

（2）白麻纸。按目前所见，这种颜色的纸张相对于未染麻纸来说，数量就少一些，而且与未染麻纸比较可得知，可能是经过漂白处理的纸张，质量可能不如未染麻纸好。通过认真检查《俄藏》《中藏》《英藏》等书叙录和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发现有数量不少的白麻纸书写的文书档案，如中藏G21·004医方，西夏文写本，白麻纸。[57] 英0044天盛律令，西夏文印本，线装白麻纸。[58] 根据史金波的考证，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军籍档案的用纸为白麻纸，“西夏黑水城军籍的用纸为白麻纸，因年代久远有些泛黄。纸高一般在20厘米上下，长度则依该首领所辖军抄的多少、占用篇幅大小而不同”。[59] 例如，俄ИНB.No.4196《应天丙寅元年军抄人马装备账》，俄 ИНB.No.4926—4《应天丁卯二年军抄人马装备账》，[60] 俄ИНB.No.5944—1《天庆乙丑十二年军抄人马装备账》，俄ИНB.No.8371《天庆戊午五年军抄人马装备账》[61] 等西夏文军籍档案，都用白麻纸书写。西夏汉文文书档案也多用白麻纸书写，如 Дх2957 Дх10280 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62]等。

（3）黄薄麻纸。这是将未染麻纸经过黄柏汁浸泡而形成的一种更好一些的纸张，防止虫蛀。正因为质量比较好，还要多一道工序处理，所以，这种纸在目前所发现的西夏文书档案中的数量并不多。通过检查西夏文书档案，发现只有几份用黄薄麻纸书写，如中藏B11·010—1P、B11·010—9P军抄人员装备文书，共两件，是西夏文写本，属黄薄麻纸。[63]

（4）浅黄色麻纸。这种颜色的纸张在浸泡过程中所用黄柏汁的数量可能相对少一些，或是一种用黄柏汁染色的纸，故而导致麻纸的颜色浅一些，或有褪色之现象，但染色的目的也是防止虫蛀。浅黄色麻纸书写文书的数量相对来说较多一些，主要用于民间私人的契约、账单等。例如，中藏G31·002西夏文《乾定戌年卖驴契及账》、中藏G31·003—1P～3P西夏文《乾定酉年卖牛契》、中藏G31·004西夏文《乾定申年典糜契》、中藏G31·006 西夏文《文书残页》、中藏G31·007PV西夏文《文书残页》，这5份文书均属单页，均用浅黄色麻纸。[64]

（5）土黄色麻纸。这也可能是一种用黄柏汁染色的纸，由于时间太久而稍有变色，如中藏G31·005—1P～2P西夏文《乾定酉年文书》写本，为单页，属土黄色麻纸。[65]

（二）西夏文书档案的纸张有些是佛经衬背或封套衬纸

通过对《中藏》第二章所载《中国西夏文献叙录》的统计，《中藏》中的18件西夏文文书档案的用纸是佛经衬背用纸，而且全部为麻纸。例如，中藏B11· 001《瓜州审案记录》、中藏 B11·005—03P《天盛律令》、中藏 B11·010—9P《军抄人员装备文书》等。[66] 据对《俄藏》第六册《附录·叙录》的统计，西夏汉文文书档案有18件也是佛经封套衬纸，如俄ИНB.No.307《收取酒五斤等榷场贸易税申状》、俄ИНB.No.308《收税呈状》等。以下是对《俄藏》第十四册《附录·叙录》的统计：第十二册有 215 件档案书写在封套衬纸上，如俄ИНB.No.296—7《文书残页》、俄ИНB.No.324—3《告牒残页》等；第十三册有250件档案书写在封套衬纸上，如俄 ИНB.No.2007—1—5《户耕地租庸草账》、俄ИНB.No.2007—6—10《耕地账》、俄ИНB.No.2007—11—13《乾祐酉年告牒》等、俄ИНB.No.2007—14—17《文书》等、俄ИНB.No.2171—1—15《天庆卯年告牒》等；第十四册有29件档案属封套衬纸，如俄ИНB.No.7994—21《文书残页》、俄ИНB.No.W9《告牒残页》等。

西夏文书档案用纸为什么多为佛经衬背或封套衬纸？我们以为，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西夏文书档案具有时效性，一旦其失去了时效性，那么，它的功能就基本上不存在了。一些不懂得文书档案价值的人就会将这些文书档案弃之不用，或用来衬背佛经，或用作封套衬纸。因为西夏是一个信奉佛教的社会，不仅雕印的佛经数量多，大部分佛经还被佛教信徒经常手持诵读，这样就会容易损毁佛经。为了让佛经能比较长久地在信徒中保留并被经常诵读，于是对佛经进行裱背或装封套衬纸，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正如史金波所说：“俄罗斯所藏大量西夏文献多从黑水地一佛塔中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佛教文献，有少部分世俗文献。为什么在佛塔中出现世俗文献，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我们发现很多西夏文经册的封面和封底，皆用多层纸张作为衬纸粘贴成为厚纸板，目的是使护封牢固、厚实，起到保护内中经文的作用。而所用粘贴封面的纸张并非新纸，而是废弃的佛经或世俗文献。在封面、封底中发现有刻本《天盛律令》《音同》《类林》等书籍的残片，也有写本户籍、契约等社会文书的残片。由此也可见西夏纸张的不足和用纸的节省。很可能当时寺庙为制作佛经封面、封底，需要大量衬纸，为节省纸张，就搜罗废弃的佛经和世俗文献作为衬纸。”[67] 二是对西夏佛教信众来说，佛经与文书档案相比，文书档案的重要性不如佛经。也可以说，佛经能够长时期起到麻痹人民大众的作用，而文书档案只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挥作用，所以就将已经发挥完现时效用的文书档案用作佛经裱背或封套衬纸。也正是因为如此，为了很好地保护佛经内文而使西夏的文书档案也被保护了下来，才成为西夏为后人保留下来的最好的精神文化财富，也才有可能成为我们了解、研究西夏文书档案的种类、体式及制度等的重要、珍贵档案资料。否则的话，这些文书档案也可能会被损毁殆尽。

（三）西夏文书档案的用纸也有一些是两面书写的纸张

这种两面书写的纸张被西夏学专家称为“反故纸”。[68] 通过审读和统计西夏文书档案的用纸情况，我们发现，有部分档案则是两面书写文字的纸张，这种档案的弊端是透墨现象比较严重，给识读某些文书带来了麻烦。例如，《俄藏》第十三册中的俄 ИНB.No.2547—1—12《军抄正军辅主账》、俄 ИНB.No.2547—13—16《纳税告牒》、俄 ИНB.No.2568—1～9《粮账》等均为背面书写佛经。《中藏》中也有两面书写文字的文书档案，如中藏G31·005《乾定酉年文书》，“两面均有西夏文字。正面2 行……；背面8 行，一处画押”；中藏 G31·007《文书残页》，“两面均有西夏文字。正面2行，有4字西夏文朱印一方；背面2行，并有大小不等的几处签字画押”。[69]

史金波经过考证，认为在西夏文书档案中也有两面书写的情况，“如西夏文《瓜州审判记录》的背面是西夏文《六祖坛经》。西夏文诗歌的两面一面是刻本，一面是写本。西夏文刻本《文海宝韵》的另一面是宋朝边境军政文书。《文海宝韵》的页面是完整的，而宋朝文书往往被裁断，证明宋朝文书是第一次使用，印《文海宝韵》是第二次使用。这说明西夏的纸张缺乏，有时不得不利用得自宋朝用过的纸张。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有多种习字纸，大都是一行中重复写一个字，这种习字也都是利用正面已使用过的纸。有的纸背面透墨较深，在书写时还要写在两行中间才能看清字迹”。[70]

西夏文书档案为什么会出现两面写字的现象呢？我们推测，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西夏缺乏纸张。如果西夏书籍或文书档案不两面书写的话，就没有很多纸张供人们使用。正因为西夏缺乏纸张，所以，西夏还于法律中有所规定，即严禁无谓损耗纸张并实行限量用纸。《天盛律令》规定，西夏要好好保护纸张，严禁存放在纸工院库中的纸张有无谓的损耗，即只允许“纸大小一律百卷中可耗减十卷”，[71] 即10%以内的损耗率，若超出此损耗率，其纸工院纸库的小监等官吏则要被惩治。不仅如此，西夏对纸张还实行限量使用，“诸院主簿、司吏每年纳簿时，写簿用纸，按簿上所有抄数，各自当取纸钱二十钱，由大小首领各自收取，当交主簿、司吏，不得超予。若违律超敛，则敛者以枉法贪赃判断，所超敛者应还原主”。[72] 由这则法律看出，连官府撰写文书的用纸都有数量上的法律规定，可见西夏纸张的缺乏。为了弥补纸张之缺乏，西夏还通过其他途径向周边王朝，特别是宋朝进口纸张，“西夏因纸张不足需要，可能部分来自宋朝。宋朝孙沔在并州为官时，‘私役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卖纱、绢、棉、纸、药物’。麟州靠近西夏，上述物品多为西夏所缺，可能从麟州转卖至西夏。孙沔曾在宋夏边界为官，三次知庆州，并任陕西转运使，知西夏所缺物品，纸是其中之一”。[73]二是反映了西夏用纸的节约意识。西夏为了节约用纸，将某些一面已经用完并过时的文书档案的另一面作他用，即抄写佛经或练习写字，这样既可以诵读佛经或练习写字，又不浪费纸张，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一行为对我们现代也有一定的启发或借鉴意义。

二西夏文书档案的装帧形式

从西夏境内出土的文书档案来看，其装帧形式也是较为齐全的，即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在西夏文书档案上都有所反映，主要有单页（单张）、线装（线订册页装）、卷装（卷子装）、缝缋装等几种形式。

（一）单页（单张）

西夏的文书档案是实用性的应用文，其撰写大多一文一事，简单明了、措辞到位就行，因此，单页（单张）的装帧形式也十分常见。在《俄藏》《中藏》等资料中也多有收录，如俄ИНB.No.4195《天庆午年换畜契》，西夏文写本，残页；[74] 俄ИНB.No.5910—1—4《律条》等，西夏文写本，残页，麻纸；[75] 中藏B11·001《瓜州审案记录》，西夏文写本，单页；[76] 中藏B21·001—003《瓜州审案记录》，西夏文写本，三张单页；[77] 中藏G21·003《天庆寅年会款单》，西夏文写本，单页；[78] 英Or.12380—3344《卖畜契》，1纸单页[79]。

（二）线装（线订册页装）

西夏学专家杜建录等在编纂《中藏》时说过，“一般说法，线装书是产生于明朝中叶。但是，专家们经过对敦煌遗书的研究，认为线装书起源于唐末宋初，盛于明清。而西夏的佚名《诗集》《修持仪轨》《众经集要》等文献证明西夏王朝亦曾使用线来装订书册”。[80] 李致忠经过对藏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的装订形式考证以后，认为“唐末已经出现了线装”。[81] 由此可以确知，西夏文书档案有用线来装订的形式，即线装，那么《俄藏》《中藏》等叙录所云为线订册页装则不奇怪。关于此，出土的西夏文书档案的装帧形式给予了很好的证明，如俄ИНB.No.6867《敕赐紫苑丸方》，西夏汉文写本，线订册页装，未梁麻纸，共三个半页，高宽不等；[82] 俄ИНB.No.2545《租户粮账与皇建辛未年告牒》，西夏文写本，册页，麻纸；[83] 英0044《天盛律令》，西夏文印本，“线装白麻纸，墨色中，印本。背面无字，本号共3件，为同一厚纸中揭裱出的正、反文字面和中间空白夹层。左侧有装订穿线针眼。为线装书完整一叶的上半部分，中有书口，写有书名，已非蝴蝶装之素口，是十分成熟的线装书”。[84] 可见，线装文书档案在西夏已普遍盛行。

（三）卷装（卷子装）

卷装或卷子装是将一张尺幅较长的纸或若干张纸粘连成长幅，以木棍等作轴，从左至右卷起来保存。西夏文书档案也有卷装或卷子装，但并未见到文字记载有用木或其他载体做轴而成卷装的，也就是说，西夏文书档案也可能是直接从左至右卷起来保存的。《俄藏》《中藏》等中收录有卷装或卷子装形式的西夏文书档案，如西夏的部分医方为卷子装，“《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编号为俄ИНB.No.4384的西夏文医方共公布9 页，从内容看，各页内容并无关联。编号为俄ИНB.No.4894的西夏文手抄本医书，存1页，经比定，4384号第8页可与4984号缀合（另文讨论），缀合后从文献形态来看应为卷子装，草书，存41行，行17字左右”。[85] 俄ИНB.No.2736《乾定申年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西夏文写本，卷子，麻纸，存字18 行，以及俄 ИНB.No.5949—7～8《民事告牒》、俄ИНB.No.5949—10～12《谷物告牒》等、俄 ИНB.No.5949—14《告牒》、俄ИНB.No.5949—19～24《光定申年贷粮契》等、俄ИНB.No.5949—26～32《贷粮契》等、俄ИНB.No.5949—36～37《耕地账》、俄ИНB.No.5949—40《还贷契》、俄ИНB.No.5949—42～50《人员账》，西夏文写本，卷子或残卷，麻纸，高宽各自不等；[86] 俄ИНB.No.7629—1《户籍手实》，西夏文写本，卷子，麻纸，存字27 行；俄ИНB.No.7887—1《律条》，西夏文写本，卷子，麻纸，存字19行；俄ИНB.No.7893—11《户籍账》，西夏文写本，卷子，麻纸，存字22 行；俄ИНB.No.8185《乾定酉年黑水城副统上书》，西夏文写本，卷子，麻纸，存字19行。[87] 散见于《中藏》之外的一些西夏文书档案也有卷子装，如编号K2：97，K2：356，K2：92的《化缘账单》，卷子装，西夏文写本，宁夏贺兰山山嘴沟西夏窟2号窟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行书，有头无尾[88]。由此可知，西夏文书档案卷子装形式十分普遍。

有的文书档案中使用的表格也采取卷子装形式，如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这些长卷都是由一张张裁好的纸按顺序粘连而成，有很多现在还保存着完好的长卷形式，有的则因年代久远，粘连处脱落而变成一页一页的单张。有的卷装书有细轴，有的则没有轴。有些写本世俗著作也有卷装形式，如西夏文写本《孙子兵法三注》、西夏文写本《诗歌选》、草书医方，以及《音同文海宝韵合编》等几种。有的户籍账册也是卷装形式。”[89] 由此可知，西夏不仅有卷装或卷子装的文书档案，数量还不少。

（四）缝缋装

缝缋装形式的文书档案在中国中古时期，除西夏之外的朝代比较少用。西夏不仅各类书籍使用缝缋装，西夏的文书档案也大量采用缝缋装形式。何为缝缋装形式？关于此，史金波给出了答案，“缝缋装是一种写本的装帧形式。先把单页纸左右对折再上下对折，或上下对折再左右对折，将若干折叠好的单页在中缝线订成迭，然后再根据需要将数迭缝缀成册。装订后再书写。这种装订形式只能是单面书写”。[90] 例如，俄ИНB.No.2547—1—20《正军辅主账及告牒》等，西夏文写本，缝缋装，麻纸；俄ИНB.No.2858—1—12《天庆丑年卖畜契与光定申年告牒》，西夏文写本，缝缋装，麻纸；[91] 俄 ИНB.No.5404—1—16《告牒》等，西夏文写本，缝缋装，麻纸；[92] 俄ИНB.No.6373—1—2《天庆癸亥年卖地契及纳税告牒》等，西夏文写本，缝缋装，麻纸。[93] 除此之外，《中藏》《英藏》等也收录有少量的缝缋装形式的西夏文书档案。

三西夏文书档案的版式结构

从西夏汉文或西夏文写本文书档案的整体情况来看，其版式结构基本上保持了从上往下、自右向左的书写习惯，偶有栏线行格，但文面简洁，多数只有文字而已。

（一）栏线

栏线，也叫边栏，是指围成版面的四周线框。从古代写本书籍或文书档案的栏线来看，有四周单边、四周双线、上下单栏等形式。栏线的存在，“不仅规范了书籍的行格，也美化了页面。西夏的边栏和界格的形式也很丰富，与宋朝的书籍一脉相承。由于它的种类很多，丰富了我们对中古时期书籍边栏和界格的认识”。[94] 目前，从西夏文书档案的考查来看，其大多无栏线行格，但有少量的西夏文书档案则有上下单栏或上单栏等形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书档案，如俄ИНB.No.6867《敕赐紫苑丸方》，汉文写本，上下左右单边；俄ИНB.No.7156《律条》，上下单栏，栏高17.8 厘米，每面有西夏文7 行。有5 整页，5 半页，草书；[95] 俄ИНB.No.7466V《某月初十日赵猪狗捍纱文书》，西夏汉文写本，未染麻纸，单栏，行楷；[96] 中藏G21·004 西夏文《医方》，写本，单页，白麻纸。上有墨线单栏，下部残损。残存8 行，行22 字。楷书，每方以圆圈隔开，共三方；[97] 中藏M1·1289汉文《历书残页》，写本，有墨线单栏划分，残存“安床沐浴”“忌登高履险”等字。[98]

（二）行格

行格又称行款，即版面中的行数与字数，通常按半个版面计算，称半页几行，行多少字。西夏偶有双行书写的，但数量十分有限，如俄 ИНB.No.6867《敕赐紫苑丸方》，汉文写本，“有双行小字注出用法”。[99] 也有在汉文旁边注有西夏文字的，但数量十分稀少，如Дх2957 Дх10280《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100] 西夏文书档案基本以写本为主，写本的行款、规格并不完全统一，其原因可能很多，正如史金波所说：“这些书是依据其性质、用途、纸张的大小，甚至抄写者的财力而定的。”[101] 例如，Дх2957 Дх10280《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汉文写本，共18行，行13字；俄ИНB.No.6867《敕赐紫苑丸方》，汉文写本，半页6—7 行，行12 字；[102] 俄ИНB.No.6268、160 3582、8082、4179 8083 8090、2351、181、4171 4791 8084a《天盛律令》（乙种本）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西夏文写本，行格同甲种本，即半页9行，行16—18字不等；俄ИНB.No.7767《天盛律令》（戊种本）第八，西夏文写本，半页7 行，行14 字；俄ИНB.No.6374《法典》（甲种本）第二至第五，西夏文写本，半页6行，行14—16字不等；[103] 俄ИНB.No.736《黑水守将告近禀帖》，西夏文写本，原纸一页，楷书，有字共18行，正文16行，行20—36字不等；俄ИНB.No.8185《黑水副将上书》，西夏文写本，原纸一页，楷书，有字共19行，正文17行，行约15 字。[104] 由上可知，西夏文书档案的行款的确不统一，基本上是率性而为。

（三）天头、地脚

在西夏文书档案的纸页中，版面（文字部分）之外的部分，其上者为天头，其下者称地脚。而且天头、地脚的空白部分的大小也不完全一致，但一般情况下天头比地脚要宽一些，如俄ИНB.No.6867《敕赐紫苑丸方》，汉文写本，天头2.2厘米，地脚1.1厘米。[105] 由于西夏文书档案大多数为残卷或残片，或者是佛经的裱背或封套衬纸，所以，大多数文书档案很难确定其天头、地脚的大小。

四西夏文书档案的文字及字体

西夏文书档案的文字主要有西夏文、汉文、夏汉合璧文字、汉藏合璧文字四种，其撰写字体有草书、行书、行楷、楷书等几种。

（一）西夏文书档案的文字

1.西夏文。西夏文书档案的文字以西夏文为主。据粗略统计，以西夏文撰写的文书档案数量大约占西夏文书档案数量的90%以上，单就《俄藏》第十二—十四4 册来看，收录的全是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000 余号，1500 余件”。[106] 如《俄藏》第十二册的俄ИНB.No.31—3《辰年告牒》、俄ИНB.No.162—14《信函》等，第十三册中的俄 ИНB.No.2851—26《黑水副统告牒》、俄ИНB.No.4525《黑水监军司告牒》等，第十四册中的俄ИНB.No.5009《守护势信函》、俄ИНB.No.5910—1《律条》等。另外，《英藏》《中藏》等也收录有数量较大的西夏文文书档案。

2.汉文。在西夏文书档案中以汉文书写的数量仅次于西夏文，占8%—9%，主要收录于《俄藏》第一—六册之中，如俄ИНB.No.307、308 等15 件西夏与金《榷场贸易文书》[107] 档案等。此外，还有西夏汉文史籍中收录的夏与宋和金等的往来文书档案。[108]

3.夏汉合璧文字。在西夏国境内，还有用夏汉合璧文字书写的文书档案，如俄ДX2957 ДX10280《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文书档案用汉字书写，只在几个姓名的右边标注了西夏字；[109] 还有俄 ИНB.No.3777 夏汉文合璧《粮账》、俄 ИНB.No.1782 夏汉文合璧《钱粮账》；[110] 俄 ИНB.No.4761—10—10V夏汉文合璧《粮账及户口手实》。[111]

4.汉藏合璧文字。西夏还有十分珍稀的用汉藏文合璧书写的文书档案，如中藏G42·001《黑水建桥敕碑》或《告黑水河诸神敕》，[112] 其碑现藏张掖博物馆。该碑阳面是汉文，楷书13 行，满行30 字。阴面是藏文，21 列，已漫漶过半。

综上所述，撰写西夏文书档案所用文字种类之多，充分证明了西夏境内以党项族为主，还兼有汉族、藏族等多民族聚居这一事实，也说明西夏境内多民族语言文字共同存在、共同使用的状况。

（二）西夏文书档案的字体

西夏文书档案的书写字体也十分丰富，主要有草书、行书、行楷、楷书等。

1.草书。通过对西夏故地黑水城及甘肃、宁夏等地出土的西夏文书档案撰写字体进行统计，发现这些档案多以草书写成，而且数量比较巨大，其草书既有西夏文也有汉文。单就《俄藏》第十二—十四册中收录的西夏文文书档案来看，主要以草书为主。例如，俄ИНB.No.2568—1—9《粮账》，西夏文写本，草书；俄ИНB.No.5401—1—16《告牒》等，西夏文写本，草书。[113]《中藏》中也收录有数量较多的西夏文草书，如中藏M21·012《文书残页》，草书；中藏M21·016《文书残页》、M21·017《文书残页》、M21·020《文书残页》、[114] G21·003《天庆寅年会款单》、G21·005～006《占卜辞》等，均为草书写就。也有少量的汉文草书，如中藏G21·024《经略司文书》，汉文写本，草书；中藏G21·027《光定二年公文》，汉文写本，草书。[115]

2.行书。西夏文书档案还用行书撰写，既有汉文行书，也有西夏文行书。例如，俄 ИНB.No.4991《刑房状告案》，汉文写本，未染麻纸，行书；俄ИНB.No.951B《账目》，汉文写本，行书，墨色浓匀；[116] 中藏M21·011《辰年文书》，西夏文写本，行书；中藏M21·015《文书残页》，西夏文写本，行书。[117]

3.行楷。西夏文书档案还用行楷撰写，如俄ИНB.No.307《收取酒五斤等榷场贸易税申状》、俄ИНB.No.308《收税呈状》、俄ИНB.No.316《本府住户席智囗等申状》、俄 ИНB.No.352A《收取本府住户榷场贸易税申状》、俄ИНB.No.353《收取镇夷郡住户榷场贸易税申状》、俄ИНB.No.354《南边榷场使申状》等，汉文写本，未染麻纸，行楷；俄ИНB.No.2208《乾祐十四年安推官文书》，汉文写本，未染麻纸，行楷。[118]

4.楷书。西夏文书档案也有用楷书撰写的情况，既有西夏文楷书，也有汉文楷书。例如，俄ИНB.No.1381A《乾祐五年验伤单》、B《书信》，汉文写本，未染麻纸，楷书；俄ИНB.No.3775《光定七年祭文》，汉文写本，未染麻纸，共两块残片，楷书；[119] 中藏M21·014《文书残页》，西夏文写本，楷书；中藏M21· 018《文书残页》，西夏文写本，楷书；[120] 中藏G21·004《医文》，西夏文写本，楷书。[121]

五西夏文书档案的制版方式

西夏文书档案的制版方式有写本和刻本两种。

（一）写本

西夏文书档案的制版方式总体来说是写本的天下，即基本上可以认为99%的文书档案是写本。中国的文书档案从古到今基本是写本，因为文书档案是实用性文章，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政务活动紧密相连，时效性很强。文书档案的现实使命完成之后，大部分文书档案就转化成为有待查考利用的史料，被保存了下来，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真实记录和原始凭证。因此，文书档案一般只写一份，至多也再抄一份或多份作为副本保存或分发而已，一般没有必要印刷若干份，这就是文书档案和文学作品、佛教经典等文章的最大区别。从《俄藏》《中藏》《英藏》等收录的西夏文书档案来看，几乎全是写本。

（二）刻本

虽然说西夏文书档案几乎全是写本，但通过对《英藏》和《中藏》的调查统计得知，西夏有4份刻本文书档案。

一是英2349V《天盛二十年刻版填字文书》，西夏文刻本。[122] 关于这份刻本文书档案，史金波进行了考证，他认为“西夏有填字刻本文书。2349V 定为残本，应是刻本，但残留文字太少，且字迹浅淡。仔细揣摩，仍可见：第一行‘今自……’；第二行（刻本文字不清）墨书填写‘利限……’；第三行刻本文字‘天盛’，墨书填写‘二十……’；第三行刻本文字‘司吏耶和……’。此文书或与公家放贷有关，惟其有刻版文书，只需填写数量、利限和时间即可。若如是，则此残片为首见此类文书。因残损过甚，尚难做确切解释”。史金波将该残片重新定名为“天盛二十年刻版填字文书”，而且认为是“首次发现”。[123]

二是中藏G21·023《布告残页》，汉文雕版印本。[124]

三和四分别是中藏G31·005和中藏G31·007西夏文《乾定酉年增纳草捆文书》。[125] 这两份文书都有楷书印字和草书手写字，而且草书手写字都是后填上去的，可见，这是之前雕印好的纸页，只是根据需要填写相关的内容而已。[126]

西夏为什么会有雕版文书档案呢？我们以为，西夏也有一些经常要重复发布有关日常性工作事项的文书档案，这类文书档案若每次重新撰写，可以说数量既大，又增加工作任务。为了避免重复性劳动，减少工作压力，所以，个别的一些文书档案提前刻印成形，只需在发布时填写部分变动的内容，这样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减少了工作量。

但不管怎样，这不仅是西夏仅有的刻本文书档案，也是目前国内首次发现的单份文书的刻本，可以说填补了中国文书档案无刻本之空白，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127]

[1]注：这里所谓的其他官府文书档案指的是西夏故地出土、现已收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中，因潦草而暂时无法识别或残损严重又无法拼凑在一起的西夏文官府文书档案。

[2]注：这里所谓的其他契约指的是无法识别或残损严重的西夏文档案。

[3]胡玉冰：《汉文西夏地图文献述要》，《文献》2005年第1期。

[4]注：摩崖有3处，因其碎小而无法具体统计件数，故不统计在275件之中。

[5]赵彦龙：《西夏文书档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页。

[6]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 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7]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175页。

[8]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9册收录有《天盛律令》乙种本残件，只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7卷；还收录有其丙种本第八共一卷，丁种本第八共一卷，戊种本第八共一卷，己种本第十四共一卷。

[9]孙寿岭：《西夏文水陆法会祭祀文考析》，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90页。

[10]于光建、徐玉萍：《武威西夏墓出土冥契研究》，《西夏研究》2010年第3期。

[11]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