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宋的历史背景与心学的勃兴

一 宋金对峙的政治局面

北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时在公元1127年初），金军攻入汴梁，次年二月，金军俘获宋钦宗和已是太上皇的宋徽宗。由于占领区的宋朝百姓和军队自发而起的激烈抵抗，金军一时难以立足，遂于靖康二年四月初撤兵北去。占领期间，金军四处大肆搜刮劫掠，临走时携带着巨额的金帛财物和数千名身份特殊的俘虏，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宗室、后妃和朝官等人。至此，由宋太祖赵匡胤创立的北宋王朝，享国167年，屈辱地宣告结束。

二帝被俘后，原是宋徽宗第九子的康王赵构幸运地逃脱了被俘的命运。他在一批朝臣的拥戴下，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建炎，从此揭开南宋王朝的序幕。此后，宋金之间进入战与和交替的漫长对峙时期。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之间第一次“和议”达成，条件是：南宋对金称臣，每年岁贡二十五万两白银和二十五万匹绢。后来，尽管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取得抗金斗争的一系列胜利，可是，害怕迎回二圣、自己失掉皇位的宋高宗利用秦桧，重新秘密地开展对金的媾和活动。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初，宋金再次订立和议，史称“绍兴和议”。双方以淮河为界，南宋仍对金称臣，并“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6] 最为可鄙的是，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让金人相信自己的诚意，于同年十二月，唆使奸人诬陷岳飞企图谋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这位抗金名将秘密杀害，令忠臣寒心、壮士扼腕。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年事已高的宋高宗传位给太子赵眘（音shèn），第二年改元隆兴。赵眘是一位励精图治、有志北伐的君主，他起用张浚为枢密使，积极筹划伐金事宜。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张浚任命李显忠、邵宏渊为将，率军渡淮北上，开始北伐之役。孰料开战不久，宋军即被金军打得大败，金军随之兵锋南下，一度攻取淮南诸地，兵临长江北岸。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预下，宋孝宗只好同意与金朝媾和，于是，隆兴元年十二月，宋金双方订立和议，内容大致是：宋金疆界保持不变，仍以淮南中流为界；金宋之间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岁币减为二十万两银和二十万匹绢，史称“隆兴和议”。与“绍兴和议”相比，“隆兴和议”对南宋的屈辱程度有所降低。“隆兴和议”之后，南宋王朝又一次保住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得以继续苟安。

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模仿宋高宗之例，禅位给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改元绍熙。宋光宗在位仅六年，依然保持与金对峙的局面，国内政局基本稳定。绍熙五年（1194年），宋孝宗病逝，素与其不睦的光宗夫妇，竟然借口疾病，不肯参加孝宗的葬礼。在这种情形之下，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一起，发动政变，迫使光宗退位，下旨由嘉王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改元庆元，赵汝愚升任右丞相。不久，赵汝愚在韩侂胄的陷害下，罢相遭贬，身死异乡，韩侂胄成为继秦桧之后南宋第二位长期独揽朝纲的权相。为抬升自己的威望，韩侂胄利用朝野抗金主战派的呼声，又筹备新的北伐事宜。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韩侂胄命令各路宋军北上进攻金国。不料，此时的宋军大多战斗力低下，被金军打得一败涂地，这一场战争，史称“开禧北伐”。由于草率出兵，致北伐失利，韩侂胄的威望严重受挫，以礼部侍郎史弥远为首的主和派，秘密策划政变，矫诏杀死韩侂胄。史弥远由此掌握朝廷重权，主持求和活动。嘉定元年（1208年）三月，宋金两国再次达成和议，条件是：改宋金为伯侄关系；岁币增为每年银、绢各三十万两。另外，宋朝还要向金国一次性支付“犒军费”三百万两。与以往的几次和议相比，史弥远所主持的这次和议是宋金之间最屈辱的一次，宋朝的妥协再次换来较长时间的苟安。随后，史弥远竟然升为右丞相，挟持暗弱的宋宁宗，独揽朝纲达二十六年，直至1233年十月病死。

如果客观地看待宋金几次战争之后所签订的和议，应该承认，每次和议之后都有二十多年甚至长达四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这种和平状态的存在，满足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心理，但也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南方的社会经济。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各种学派的产生、思想学术的繁荣才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无论是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的婺学，还是慈湖心学，如果处在过于动荡离乱的时代，都是不可能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二 宽松的文化环境与思想学术的繁荣

史学家一谈起北宋王朝，往往会用强干弱枝、重文抑武、冗官冗兵、积贫积弱等词语来描绘，诚然，这是对北宋王朝建立伊始就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及其负面效果的客观评价。直至南宋建立，这些弊端丛生的制度大多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而是一直延续下来，与南宋王朝相伴始终。不过，宋代的整个政治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有些开明的统治方略长期实施，成为习俗和惯例，使得宋朝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思想学术的繁荣。

首先，“重文抑武”的国策使得南宋王朝武力不强，而文人儒者的社会作用却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最突出的表现是科举制度和教育事业的长期兴盛。宋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之初，深鉴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行政权都收归中央朝廷，由朝廷派出有任职期限的知州、通判等文官前往各地治理一方。与此同时，宋朝历代君主十分注重选拔和任用大批文官来充实朝廷和地方官僚队伍。在宋朝皇帝的心中，文官毕竟文化素质较高，熟读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君爱民之说，加上又不熟悉兵事，使用起来更加放心可靠。为了保证统治集团有大批素质较高的文人充实队伍，宋朝空前地扩大了科举考试的规模。科举制度虽然在隋唐已经出现，但是，在门阀士族制度残存的时代，它所选拔人才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以唐代为例，进士科三年一试，每次考中的进士不过三十人左右，还要等待吏部的第二次考试，才能正式步入仕途。到了宋代，门阀士族制度早已荡然无存，不存在阻挠科举考试的利益集团，严格而公平的科举考试十分有利于统治阶级选拔所需要的人才。为此，统治阶级大幅度扩充了科举选才的规模，三年一科，每次所考中的进士多达三百人左右，而且，考中之后立即授官，不需要再到吏部候职待选。宋代的科举制度使得一大批寒素出身的读书人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到了南宋，这种制度继续发挥它不拘门第、选拔人才的积极作用。以南宋著名的思想家为例，杨万里、张九成、朱熹、吕祖谦、陆九渊、杨简、叶适、陈亮……这些儒者原本出身布衣，都因高中进士而声名鹊起，进而在政坛或士林中赢得大名。由于宋代科举制度主要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依据，因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这批获得进士资格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共识。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宋代出现了一批文化层次颇高的社会精英阶层，尽管两宋的政治制度弊端甚多，但是，由这样一大批精英阶层支撑，使一个强干弱枝、积贫积弱的王朝在风雨摧折中垂而不倒，竟然奇迹般地延续了三百余年。

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宋代的教育事业也较汉唐时代有了空前的发展。从中央的太学，到地方的书院、乡学，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非常重视教育，各类学校一时蔚为大观，史载：“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7] 在两宋的教育事业中，有一项新生事物的出现非常有利于儒学的振兴，那就是书院讲学的兴起。书院在唐代已经出现，原为私人的藏书、校书之所，到了宋代，书院（有的称为“精舍”）将教学育才和学术研究两种功能结合起来，成为新型“大学之教”的重要场所。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曾建立起自己的书院（如陆九渊创建象山精舍），在那里聚徒讲学，四方好学之士裹粮前往、朝夕相从。数百年间，书院成为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就是依凭书院栖身，在这里沉思天人之际、性命之原的诸多哲学问题，然后再向门徒宣讲、传播。

其次，在宋代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最高统治者坚持广开言路、一般不对士大夫进行杀戮的开明作风。据《宋史》记载：宋徽宗被掳至北方后，密遣随臣武义大夫曹勋遁归南方，带来了写在衣领上的密诏，同时令曹勋转告宋高宗：“见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又言：“艺祖（即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8] 笔者认为，《宋史》这一记载是可信的。宋太祖虽然出身军旅，但是深谙治国之道，由元代统治集团所编撰的《宋史》评价他：“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9]因此，他留下“不许杀害言事官员”的遗训，并以誓约的形式藏之太庙，是完全可能的。从两宋士大夫敢于倡言国事、公开评议朝政的一贯风气来看，这一誓约的存在也是一种潜在的支持。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文字狱是庆元元年（1195年）由韩侂胄一手制造的“伪学逆党籍”案。韩侂胄将赵汝愚、朱熹、杨简、叶适、蔡元定等五十九人列入“伪学逆党”的名单，罢官者有之，流放者有之，但是，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人施以极刑。宋代唯一杀害过上书言事之读书人的皇帝只有宋高宗赵构，南宋建炎元年，太学生陈东和布衣欧阳澈大胆上书，建言议政，由于言辞激烈，恼怒的宋高宗下令将二人逮捕问斩。事后，追悔不已，遣人祭吊陈东之墓，数次诏令“恤其家”[10]。由是可见，由于“祖制”之约束，宋代君王实施开放言路、不杀士大夫的开明政策，使得士大夫阶层敢于直抒己见甚至犯颜进谏，成为两宋时期政治生活中的特殊景观。

再次，宋孝宗的“乾淳之治”直接推动了思想学术的繁荣。隆兴元年的北伐失败后，宋孝宗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从此消沉，转而把精力放在处理内政方面。在执政的乾道和淳熙年间（合计二十七年），他始终保持着励精图治的清醒头脑，所推行的治理措施大多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南宋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史称“乾淳之治”。概括而言，宋孝宗实施的清明政治措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慎选官员，改良吏治；二，减免赋税，纾解民困；三，兴修水利，劝导农耕；四，稳定发行纸币，促进商品流通；五，包容百家思想，活跃学术氛围。关于第五点，在此需要略加分析。北宋中后期，与政治斗争的复杂形势基本同步，思想界逐渐形成三大学术派别，分别是：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理学）、苏轼的蜀学。到了南宋时期，这三个学派依然存在，而新学和理学的影响力较大。其中，理学一脉发展势头尤为强劲，出生于福建武夷山的朱熹绍述前辈程颐的思想，最终形成程朱理学；同为理学后裔的陆九渊，则继孔孟千载不续之绝学，创立心学一派，时称“江西之学”；婺州（金华）的吕祖谦，精于“中原文献之传”，形成了婺学；注重涵养、重在力行的张栻创立了湖湘学派；喜好谈兵、崇尚事功的陈亮，创立了永康学派；价值观相近的叶适，也创立了永嘉学派。不同的学派之间，就学术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和激烈的争鸣。最为著名的事例，莫过于1175年的鹅湖之会，当时，吕祖谦为调和朱熹、陆九渊二人的观点分歧，在信州铅山县的鹅湖寺召开学术辩论会，孰料，会议辩论的结果是将朱陆二人的学术分歧公诸天下，明确形成了心学和理学分庭抗礼的格局。众所周知，杨简的思想直承陆九渊，如果没有象山心学的前奏，也不可能有慈湖心学后来在浙东的兴盛局面。对于乾淳之际的学术环境，南宋晚期的思想家黄震（1213—1280）评价道：“乾、淳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11] 宋孝宗之后的几个皇帝，虽然平庸暗弱，但并未改变这种文化统治方略，因此，南宋时代思想学术的繁荣与争鸣，长期存在，蔚为大观。

本节所述，表明南宋虽然是一个偏安一隅的王朝，但是，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并不压抑各学派思想锋芒的展露，故此，能否成为思想界的一代翘楚，就要看其人本身的禀赋和后天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