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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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运动,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的努力,每一代社会主义者都有自身的历史任务。我们以这样的思路,追寻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而走过的道路,缅怀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作出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0] 毛泽东写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的这段话,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那一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是怎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也阐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那个时候诞生、起步的。所谓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而定下“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什么路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的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探索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中国的第一代社会主义者。

历史昭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诞生和最初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时就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优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不同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那里的社会主义者先于共产党人产生,二者之间相隔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造成那里的社会主义流派纷杂,深深地影响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贡献之一,是把“中国的先进分子”、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团结并吸收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运动保持了团结和统一。

中国的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也即中国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所以下定了“走俄国人的路”这样的信念,是因为俄国人走过的这条路即十月革命的道路,不仅是被实践证实的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而且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下的一条胜利之路,一条既有成功的实践,又有科学的理论汇合成的蕴含丰富历史经验的道路。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是同对列宁主义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指导下,通过走十月革命之路开始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它起步时,就摒弃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选票里面出政权”的议会道路理念,坚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任何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带进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带进中国共产党的企图,都遭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即共产党人的坚决抵制,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统一性。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历史贡献。无疑,任何无视、割裂甚至否定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任何无视、贬低乃至否定创造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列宁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及其伟大影响的观点,都是无视或否定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道路和历史经验,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起步时,中国人民正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身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开启阶段即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是那个历史阶段的共产党人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他们不容回避和推卸的历史责任。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小,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高低,是与他们能否正确地提出这一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把这一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直接启发和教导了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不仅正确地提出了问题,而且回答并谋划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当时社会阶段的历史任务及其发展前途:中国革命是“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211]“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212] 有了毛泽东这样深厚的革命智慧和战略远见,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叛变和屠杀,不论是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是血腥的“皖南事变”,都没有混淆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任务,没有动摇中国革命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确地理解和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不仅正确地回答,而且完满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责任。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之一。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起步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开辟者和主要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圆满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首先是由此确立的,他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崇高历史地位也是由此确立的。

历史表明,民主主义者不一定能够成为社会主义者,而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可以同时是一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便是恩格斯曾指出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分出现的……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213]。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段,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而且成功地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衔接,贯通了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这一连接和贯通两种革命的探索中,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创立了导向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一革命理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成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旗帜和向导。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贡献。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即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及其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表现,要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就必须把握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因而这一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无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紧密联系的观点,都是片面和有害的,都不可能正确认识和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任何倡导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都是逆历史前进的潮流,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圆满地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这一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进行了无数的历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迪。

毛泽东曾担任中国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坚定地学习和实践俄国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经验,实行革命的统一战线,坚决而广泛地联系和团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共同发动了从“五卅”反帝运动到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大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积极参加并推动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走向高潮,从而也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它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和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特点。在这一高潮中,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理解,躬身实践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以清醒的思维、明晰的笔触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率先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应以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贫苦劳动农民为主体、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转型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19世纪有二三十年斗争经历的法国和德国的工人政党,未能对农村和农民作阶级分析,轻视农民,走一条只把农民当作选民来获取国家政权的道路。恩格斯认为,“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214]。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历经一二十年的斗争,因自身力量单薄而联合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夺取政权。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起步的短短几年里,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农村考察,认识并把握了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即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历史文献。历史昭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谁掌握了农民,谁就把握了中国革命及其未来。这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中率先成熟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它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和优点。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坚持了这一优点,并将其发扬光大,结出了丰硕的历史成果。

尽管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在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中失败了,但是他们得到了锻炼,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了秋收起义。他们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响亮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215] 他们深入农村,扎根农村,广泛地发动和团结农民,以农村为革命的主要战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人民军队,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独立探索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获得了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信任,建立起牢固的工农联盟,从而取得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为中国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初,在江西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标志着以农民、农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个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转型成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但它却是未来新中国诞生的先声,是新中国破土而出的伟大预演。它如同夜空的闪电和雷鸣,在风雨如磐的黑暗中国,使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即将诞生的曙光。

正是在这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型中,毛泽东经过艰苦探索,找到了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道路。形成于1929年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是毛泽东为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一重大问题而锻造的一把金钥匙。毛泽东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不曾解决的,在农村的社会环境和小农的世界里,如何把小农、小资产阶级教育和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难题:“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216] 这其中,“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句话,是古田会议决议的“眼”,这句话的极端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只有弄清楚了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谁,以及这个对象有哪些问题,党的建设及其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将无从下手,连“门”也进不去;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家,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把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战士,改造和培养成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政治、政党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属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范畴。如果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立场,特别是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自觉而明确地思考和从事党的建设及其政治思想工作,那么同样连“门”也进不去。无疑,只有明确并解决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及其问题,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成为教育人、改造人的手段,才能成为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工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讲明了红四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任务和目的,实际上也就是阐明了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因而它的作用、影响和意义,超出了红四军的范围,而是成就了整个红军的党的建设,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成就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历史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20世纪30年代末,在陕北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领导的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抗日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延续与转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创立“三三制”形式和特点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根据地政府,是未来新中国的政治雏形,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个高潮。这次高潮与前两次相比,特点在于它的广泛性和延续性。所谓广泛性,是指与前两次高潮相比,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国和全民族的;所谓延续性,表现为运动兴起之后没有从高潮跌落下来,而是继续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台阶,与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直接进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二个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次高潮里,毛泽东全面掌握了制胜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217] 毛泽东把“三大法宝”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218]“三大法宝”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是毛泽东在探索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圆满地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后,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进,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衔接,从而打开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高瞻远瞩,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的主张。由此,毛泽东调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把早已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营垒的、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官僚资本主义也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219],社会主义的革命因素凸显了出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20],从而彰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要求他们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949年6月底,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向中国和世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主张:“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221] 这段话明确地提醒并严肃地告诫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即第一代共产党人,28年的革命仅仅是在战场上打败了拿枪的敌人,革命战争和战场之外的中国革命的一系列事情还没有做呢!从这时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即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在革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推广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思想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理解毛泽东这段话的精神,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运动,从而深深地触及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民主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全民识字运动,等等,席卷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旧中国留下的污泥浊水。其总纲和总目标,便是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22]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轰轰烈烈又紧密衔接的群众性、全民性政治运动,尽管存在一定失误,但总体上构成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环环相扣的链条,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继续,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和展开,两个革命即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就这样衔接了、融合了、贯通了,并为1955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直接促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和成功。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伟大贡献。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成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又带动了1958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社会主义阶段第一个高潮的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和社会性,它席卷了全国城乡各地,全国各族人民豪情壮志、意气风发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总的说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的主要贡献有:一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打通了,在中国找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和方法;二是用和平的方法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三是用和平的方法成功地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四是创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国家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五是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性转型,在中国人民中培养出了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毛泽东作出的历史贡献更具有根本性和历史性影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消灭了剥削和压迫,遭受帝国主义长期欺压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劳动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人民开始走上低水准的共同富裕的道路,绝大多数中国人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重大发展。当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梦而共同奋斗!这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1]参见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5]参见陈硕颖《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以希共与美共主席萨姆·韦伯之间的辩论为例》,《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5期。

[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11]知识界一般描述的“鸽派”与“鹰派”并不准确。准确地说,为了有效地维护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是“鸽”、“鹰”统一体,也就是说,应“鸽”即“鸽”、应“鹰”即“鹰”,不是一成不变的“鸽派”与“鹰派”,也不能充当视而不见或一味忍让的“鸵派”,更不能充当美国霸权主义的“狈派”(即狼狈为奸)。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

[1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22]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2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2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28]《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29]《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3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3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09页。

[3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3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0页。

[3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396页。

[37]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3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3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41]《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4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4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44]《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45]《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46]《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

[49]《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51]《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页。

[58]《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5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7页。

[60]《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61]《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6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6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64]《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65]《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67]《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6页。

[68]《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

[7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285页。

[7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75]《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76]《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

[7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467页。

[7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7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8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8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8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8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8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8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8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8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8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8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06页。

[9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9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92]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93]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94]叶庆丰:《马列主义“老祖宗”哪些不能丢,哪些需要发展?》,《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95]司徒锡钧:《谈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96]赵兴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辩证统一》,《求实》2012年第10期。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98]王伟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99]高凤敏:《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体系》,《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100]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10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07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9页。

[105]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106]叶庆丰:《马列主义“老祖宗”哪些不能丢,哪些需要发展?》,《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107]司徒锡钧:《谈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0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109]黄佶:《资本异论》,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

[1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111]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112]叶庆丰:《马列主义“老祖宗”哪些不能丢,哪些需要发展?》,《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113]高凤敏:《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体系》,《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114]程恩富:《怎样认识 〈资本论〉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1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

[1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119]《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120]《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1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

[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2页。

[1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26]《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1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3页。

[12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8页。

[1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1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31]郑国玺:《再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

[1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页。

[133]司徒锡钧:《谈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页。

[1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1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5页。

[13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1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1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141]《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142]陈先达、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另见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143]参见克拉夫《科学史学导论》,任定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页。

[1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1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14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147]《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14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年版,第368页。

[1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1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1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1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153]参见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173页。

[15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15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15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69页。

[15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158]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159]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160]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话,简称《二月讲话》。

[161]转引自刘世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年7月1日。

[1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163]《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146页。

[16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165][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166][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167][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16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1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1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7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9页。

[17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7页。

[17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3页。

[17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1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1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1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1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1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18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1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83]刘召峰:《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考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184]刘召峰:《拜物教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

[18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97页。

[18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9—60页。

[1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18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7页。

[19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3页。

[192]刘召峰:《〈资本论〉 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

[193]刘召峰:《拜物教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

[1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19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3—1000页。

[1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19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9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19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0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2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20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2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2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2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20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9—60页。

[20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20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2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2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2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页。

[2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1页。

[2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6页。

[2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613页。

[2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2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1317页。

[2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2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2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