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71年，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翰·罗尔斯出版了他的划时代名著《正义论》，引发了政治哲学、社会伦理等各个领域围绕社会公正问题的广泛讨论，迄今已有五千余部著作问世，也成为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关注的热点。罗尔斯的《正义论》触发了笔者对美国历史长期思考并时常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即美国建国之父们所标榜的社会公正在不同时期的美国人心中是如何演化的，其适用范围是怎样形成的，依据在哪里。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在2010年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社会公正观念的演变”，并获得立项，本书即是在该项目结项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包括前期准备和结项后的补充完善，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和写作历时近十年之久，其间有些部分作为阶段性成果修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和《南开学报》等重要期刊，但大部分内容还是在本书中呈现。由于公正与正义的运用涉及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其所做的历史性考察会更加复杂，本书只能选择一些对美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最为突出的主题加以重点探索，因此在结构上不求面面俱到，只希望通过局部的切入反映一个存在于美国历史上的相对普遍的社会问题。

本书的第一章实际上是全书的概论，着重分析了何以美国建国之初所标榜的人人生而平等原则只是在一小部分人中实现，大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充分的政治权利，而且这种局面延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纵观这段历史中美国人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及其适用的社会群体，可以看出其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主流社会内部公正与平等意识的演进；二是主流社会认可的共同体范围的扩展。早期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是按照清教徒理想建立起来的，公正与怜悯的道德要求只适用于少数教会成员，只是在殖民地世俗化的过程中才变成整个主流社会的理想追求。美国独立以后，其社会公正观念的演变有时体现为主流社会内部的自我更新，但更多的时候则体现为社会公正作为一种文明标准，其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即由早期清教徒到其他少数民族和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新移民。

第二章则从以马萨诸塞为核心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入手，阐释了清教殖民地建立之初的排他性。在这个被称为“山巅之城”或“上帝之城”的共同体中，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教会成员，即所谓上帝选民。敢于对这一制度提出异议的宗教反对派不是被驱逐就是遭迫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宗教热情在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身上已经淡化，而清教教义和实践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也为逐步世俗化的殖民地社会中民主思想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欧洲启蒙思想的涌入和各殖民地之间交流的增多，源于宗教热忱的选民观逐步为基于理性的公民观所取代，新英格兰殖民地也由早期的清教社会转变为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公民社会。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美国建国的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公正的意义和范围。首先是自治能力的养成，其基础是在各殖民地起到宪法作用的特许状和部分殖民地自己制定的基本法，在此基础上，接受了启蒙思想洗礼的殖民地精英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谋划未来的共和政府，17世纪和18世纪的殖民地经验培养了他们的参与意识和契约精神。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勾画合众国蓝图的历史关头恰好具备了启蒙思想和殖民地经验两方面知识。如果说《独立宣言》只是建国之父们向世人昭示他们拥抱启蒙思想和现代观念的立场，体现了他们为启蒙思想所激发的理想主义的一面，那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制定就意味着他们决心把这些思想融汇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中去，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考量。尽管《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布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但美国宪法却并没有给妇女、黑人和贫穷的白人提供基本的政治权利。

第四章关注的是工业化浪潮中失意的农民。美国在19世纪内战前后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规模较小，影响也不是很大；真正推动了美国社会转型，也就是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的，是内战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果说美国农民还能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农业机械化和运输蒸汽化中获益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所伴随的工业和金融垄断的出现给农民带来的更多的是灾难。开发商们制造的西进运动的凯歌遮蔽了困苦农民的哀叹，最终引发了农民的反抗。发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平民党运动，是以农场主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针对大银行、大公司等垄断企业以及支持和包庇它们的联邦政府发起的一场民众抗议运动。在工业革命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农业居民发现他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土地投机和价格垄断都让农民损失惨重，而铁路和金融巨头又趁火打劫，迫使农民组织起来，在互助合作的同时，也向政府和社会表达了他们的改革诉求。

第五章侧重于分析美国工人阶级的构成特点。美国建国之初，数量有限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工匠，因此美国著名史学家尚·威兰茨将1825年以前的纽约称为“工匠共和国”。然而，经历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的工匠阶层开始分化，一部分条件优越的师傅逐步上升为资本家，而大部分条件较差的下层工匠就沦落为雇佣工人，他们构成了美国早期的熟练工人。曾经比邻而居的工匠们在阶级分化中由睦邻变为仇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大批以新移民为主力的产业工人的加入让劳资冲突越演越烈，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以熟练工人的为主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和以产业工人和新移民为主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世界产联）在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上分别代表了美国劳工运动中保守与激进的两个方向。

第六章进一步探讨了美国劳工队伍内部的分歧和劳工运动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是本土主义影响下的早期移民对新移民、非熟练工人的排斥。19世纪后期美国劳工组织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战后大批新移民的加入。然而到19世纪末，劳工组织却成为排斥新移民的主要政治力量。同处于社会底层的新老移民劳工之间形成同根相煎的局面：新移民为了生存的需要纷纷加入劳工队伍，而以较早移民为主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等劳工组织，却为了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对后者力加排斥，并参与、推动了《排华法案》等限制移民立法的出台，从而形成延续至今的美国劳工组织排斥新移民的传统。这一传统掺杂了文化、种族、阶级等多种因素，也反映了美国劳工运动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第七章以城市为场景，全面分析了19世纪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公平现象。迅速扩张的城市中集中了文化背景各异、社会地位悬殊的各色人等，上演着光怪陆离的明争暗斗。城市化改变了人们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重新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来自不同族群、不同环境的新老移民在城市相遇，制造出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对旧秩序构成挑战；另一方面，迅速增加的社会财富，冲击着建国后形成的相对简单的市政管理系统，让很多城市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多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除了制度上的原因之外，种族与阶级界限的经常性重合也是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根源之一。

第八章选取了身处美国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媒体工作者为考察对象，力图透视他们对上述不公正现象的个人感受和群体反应。知识分子经常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对于19世纪后期也就是所谓“镀金时代”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敏感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被触动的阶层之一。他们通过自身所掌握的媒体，一方面保持着对各种社会不公和社会疾苦的敏感度，另一方面积极揭露社会阴暗面，发出改革的呼声。但知识分子只能从舆论上影响政府和社会，实际的改革还要依靠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面对不断上演的文化冲突、种族对立和阶级矛盾，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情和舆论压力，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公平施政”和威斯康星政府的民主试验，多少缓解了社会矛盾，增进了社会公正度。

第九章聚焦于美国社会转型中妇女权利的变化，尤其是从建国初期开始，中产阶级妇女为女性权利而进行的抗争。本章选取了不同时期的美国女权运动的几位代表人物，包括弗兰西斯·赖特、卢克丽霞·莫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等，通过分析她们的背景、生平、经历和主张，比较不同时期美国女权运动的特点。一向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标杆的美国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却相对滞后，对妇女选举权的认可甚至比英国还落后了两年，足以说明男权文化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冲破性别藩篱的妇女选举权抗争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才最终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是几代美国女权主义者接力奋斗的结果。

第十章揭示的是美国人民追求社会公正努力中最为悲壮的一幕，也就是黑人权利和地位问题，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建国后是怎样在制度设计和国家机器运转上忽视甚至践踏黑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的；二是美国从精英到一般民众是怎样看待奴隶制问题和黑人权利问题的，前后有什么样的变化。本章讨论的焦点问题是为什么进步时代已经在内战后获得解放的美国黑人处境更加恶化，一直高举改革旗帜的许多进步派知识分子面对黑人的灾难忽然变得麻木不仁，纷纷服膺于主导着主流文化的科学、进步和理性。科学主义的甚嚣尘上让主张社会、种族和文化平等的改革派哑口无言，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才引发了学者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重新认识。

本书将进步与公正看作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一对矛盾组合。公正有益于社会稳定，暗示着一种静态关系；而进步意味着打破原来的稳定体系，是动态的。历史上很多进步是通过牺牲公正而取得的；但需要追问的是，牺牲公正的进步是否还有意义。历史发展的目标到底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公正社会还是追求科学技术、管理水平和物质生活上的不断进步？这是贯穿于本书的思考，也是希望通过相关讨论加以解决的问题。